■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下册) 1地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第1页========== ■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下册) 有战地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第2页==========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本书编写组 一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4 ISBN978-988—77056-6-6 I.①武…II.②本…III.文革一纪实一武汉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本书编写组 责任编辑：钟逸封面设计：水清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8.75 字数：926千字 印数：2000 ISBN978-988-77056-6-6 2020年4月第一版2020年4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AII rights reserved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20 香港新世界粉岭安全街33号丰盈工贸中心5字楼G座 Unit G 5/F,GOOD HARVEST CENTRE,33 ON CHUEN STREET,ON LOK TSUEN,FANLING,NEW TERRITORIES,HONGKONG Te1:00852-39216033 Fax:00852-25285333 定价：180.00元（上下册） ==========第3页========== 目录 目录 第三编 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474第一节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及其处境/474第二节武汉造反派全国“支左”/483第三节“武装左派”/486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491第一节造反派的大联合/491 一、周恩来指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道路/491 二、周恩来说：“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495 三、大联合中的工总/501 四、大联合中的工总和九一三/506 五、大联合中的新派/508 六、大联合中的当权派/513第二节成立三代会/515 一、成立工代会/516 二、成立红代会、农代会/518 第三节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520第四节造反派掌权的基层革委会/529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536第一节钢新两派和军区提出不同斗争目标/536 1 ==========第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二节钢新之争达到顶点/543第三节批判李迎希/547 第四编 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552第一节工宣队进校，学生退出文革舞台/554 一、工宣队在大专院校/557 二、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559 三、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562第二节清理阶级队伍：清算造反派/565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573第一节反复旧运动的兴起/573第二节中央五二七指示的形成/579第三节贯彻五二七指示/587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590 第一节疑点重重的中央九二七指示/590 第二节省革委会扩大会：造反派头头唯求自保/598第三节北京学习班：从“一清”到“两清”/602第四节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609第五节林彪事件后“两清一批”继续/623 第五编 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632 2 ==========第5页========== 目录 第一节曾、刘失势/632 第二节从五不准学习班到座谈会/635第三节造反派开始又一次抗争/639第四节原百万雄师成员开始公开活动/644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646第一节“小人物”·“街头派”/646第二节1973年的“反潮流派”/652 第三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潮流派”/660第四节1975年至1976年的“反潮流派”/667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680第一节省市委对待群众运动的新姿态/680第二节“放、平、补、提、纳”/689第三节从省委“七条”到省委“六条”/700第四节“党委造反”/705 第五节“攻三办，促省委”/710第六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写作组/720 第七节沿袭“百万雄师”而来的“工农兵”/724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734 第一节“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734第二节安排造反派头头下放“挂职锻炼”/737第三节基层单位的“治理整顿”/741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45第一节造反派的“帮促班子”/745第二节“寒城牛”、“工农兵”/761 3 ==========第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9月一)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770第一节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武汉/770第二节“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武汉/777第三节“工农兵”先行出手抓人/787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794 第一节“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794第二节遍设“五不准”学习班/798第三节改组湖北省委/812第四节真理标准讨论/816第五节平反“冤假错案”/820 第六节为七二O事件平反/824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836 第一节审判“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836第二节“帮派骨干”在狱中/853第三节处理未判刑的“帮派骨干”/863 第四节“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868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880 第一节打击“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880第二节争取“生活费”/884 第三节文革结束后的百万雄师成员/889 参考资料/896 后记/909 4 ==========第7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 (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第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第十七章七二O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第一节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及其处境① 7月25日围攻武汉测绘学院受阻后，百万雄师公开的活动停止了。7月26日下午，百万雄师总站用六辆大客车装载着工作人员及物资，由一辆吉普车带路，准备转移到市郊东西湖额头湾。因未联系上，又转到古田三路武汉市公安学校和姑嫂树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总站观察了解情况，新组建的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 26日晚，留守东风中学的人员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上百斤一捆的袖章堆在教室里，武器全部丢进一个大水塘，人员转移到附近湖中央的养鸡场。三天后，二套班子的李清绍与陈秀华没有得到总站头头的消息，判断可能被抓，决定去额头湾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他们认为蔡俊善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在常委中受排挤，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只有他才能带领百万雄师应付目前的局势。29日下午，李清绍等人步行十几个小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去了东西湖柏泉农场，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人会合。李清绍带来百万雄师总站公章，王××带来六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等转移到沔阳县（现仙桃市）长埫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于是招来一大批骨干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定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百万雄师成员、“逆用特情”朱长春和陈秀华带领公安联司人员乘卡车来到长埫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一个据点拔除。 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到武汉军区，与军区领导联系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助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27日上午，百万雄师总站一行五人从三五O六工厂出来，乘一辆苏 ①本节关于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活动的记述，参考了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及本书撰稿者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谢敏华、章迪杰、刘敬胜等人的多次访谈。 474 ==========第9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式吉普，由杨道安开车来到武昌洪山宾馆内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军区叶明、夏夔等在洪山宾馆二楼会议室接见了俞文斌等五人。 军区领导问：中央己经表态，你们怎么办？俞文斌答：既然中央表了态，我们服从。百万雄师的责任，我们总站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但是，我们要求对我们的广大成员，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让他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夏夔又问：你们具体有哪些打算？俞文斌答：我们想发表一个上述态度的声明。但是现在我们的组织己经解散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们要求军区给我们印刷声明，以便散发。夏夔说：我们研究一下。接见结束后宿洪山宾馆，由章迪杰起草了一个声明。后来军区没能帮助他们印刷这份声明。 第二天俞文斌等五人从洪山宾馆开车去华工，找新华工司令郭保安。他们认为新华工理解中央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帮他们印发声明。一行人先到武汉空军司令部接待室说明去向，留下各人的姓名、单位。同时决定孙德洲、李本富两人留下，以便向其他人告知俞文斌等人的去向。 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三人在新华工受到冷遇。7月30日晚，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群带着解放军战士将三人从华工住地押到市公安局，8月6日转到湖北省第二监狱。 武昌实验中学二司成员李乾因持枪打死两个“流氓”学生，当时也转押到二监狱。他看到：这些百万雄师头头“出现在外劳的队伍中。外劳是待处理的在押人员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首先远离了饥饿，其次家人可以见面，送吃的送喝的只要家里有。仅这两样，同在里面忍饥挨饿，饱受思念亲人之苦，还随时可能镣铐上身相比，是从地狱进了天堂。从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到基层单位杀死造反派的凶手，他们全部从地狱到了天堂，看守所没事也要找些事给他们混，实在没事干，就在外面坐着晒太阳，这当 然不是看守所所能决定的事，只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而已”①。 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联络站的9位负责人（俞文斌、杨道安、谢敏华、孙德洲、纪登清、刘敬胜、章迪杰和李树春、汪仕奇)于1967年7月底、8月初先后被捕，1972年3月解除监禁。纪登清（约生于1935年）因患重病，1969年下半年回家治病，1970年3月去世。蔡俊善当时也被捕，一两个月后就被单位要回去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百万雄师常委说： ①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本，2007年）第117页。 475 ==========第1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蔡俊善可能是反戈一击有功。有一次我们八人被押出去批斗，批斗会上 看见蔡俊善坐在台下，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本。1978年七二O事件平反， 市里的文件上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平反通知书是市公安局出的。1972年3月我们出狱后，他要求参加原百万雄师成员的一些活动，老俞叫他不要参加。” 七二○事件后，中央多次要求武汉造反派对百万雄师成员不要“乘机报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7月31日发布《紧急通告》说：“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漫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紧急通告》。 所有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分别公开表明类似的态度。绝大多数造反派成员没有“乘机报复” 省直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创作的宣传画（载8月27日湖北日报） 476 ==========第11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武汉锅炉厂工总负责人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七二O后如何对待保守 派： 阀门车间的复员军人、厂百万雄师头头邢好林师傅，我们就热情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促其转化，小有进步，大力表扬。军品生产的关键工序，仍然安排他上机操作。邢师傅很快甩掉了思想包袱，并且带动一些人转变过来了，根据他们的愿望，吸收他们参加了工人战斗队。检查科的老工人王道义，是厂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我主动找他谈心、交心，要他放下沉重的思想负担，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继续革命的理论，提高认识，转变立场。在交心谈心时，不以势压人，不强加于人，展开思想交锋，立足以理服人。我向他郑重承诺：绝对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苕事，绝对保证人身安全，决不违背政策。请他转告逃到厂外的同志们，让他们尽快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全厂开会斗争王道义，会前我对他讲：思想批判是应该的，不搞人身攻击和伤害，你大可放心。会议是我主持的，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会议中，有年轻人上台要打他，我一边制止，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他倒是安全了，我却很挨了几下。事后，当然责令这个年轻人所在车间的战斗队负责人狠狠批评了他一通。我及造反司令部的勤务员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对不同观，点的工人，一律以诚相待，立足思想交锋，各摆各的理由。记得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只能用思想意识上的道理解决，仗势压人是压不服的。我的这种信念贯穿文革全过程，是我持之以恒的处事原则。厂里职工，不分派别，都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王道义后来与我成了朋友。叶圣华先生文革后任《武汉晚报》副总编，当年他是厂里对立派的笔杆子。七二○后，他转变很快，愿意尽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同张桂申、孟运通达成共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安排他参加《新武锅》厂报的编辑工作，发挥他的专长。那时他经常拿着报纸的清样征询我的意见，我总是热情地讲：相信你的能力和水平。你觉得怎么妥当，就大胆地搞，只要不出大纰漏就行。 全市各个造反派组织以及基层组织，就我所知，至今仍然找不到哪一家做出伤人、打人、迫害对立派人员的决议、决定。我厂二车间发生打人的事，我与沈复礼知道后急忙赶去制止，向被打的人员赔礼道歉，当面承认了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负有领导责任。其后狠狠批评了二车间战斗队的 477 ==========第1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负责人，警告他不得继续违犯政策。对这次事件必须在全车间公开进行深刻检讨、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再犯，坚决开除出战斗队。请二车间战斗队一把手、老工人熊时运监督执行，并把结果报上来①。 新一冶负责人曹承义在回忆录中写道： 七二○事件后，我主持对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分化、瓦解工作。按照毛主席“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的指示，我下令造反派一律不准揪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不准贴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大字报、不准指名道姓地说谁是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我们不仅没有去伤害过他们，而且连我都一直不知道百万雄师一治的头头是谁。和百万雄师始终把矛头对准造反派不同，我们在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当权派身上，从来没有把保守派当作自己的政治对手。1976年八九月间，一冶机关工会工人宋恩厚找过我一次，想和我谈百万雄师和我们造反派联合的事，我才知道他是百万雄师的一位头头。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一治党委一位领导在讨论落实造反派头头进入一冶革委会和党委领导班子时，曾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将一冶企业公司技术员李彦文也同时进行安排补台。我愣了 一下，问李彦文是谁，这位领导说，就是你们的对立面、一冶百万雄师的头头。他说如果造反派和保守派头头同时补台，阻力会小得多，领导层容易通过。此人今生与我仅一面之交，那就是1976年10月底，李彦文组织了对我的非法揪斗、殴打和监禁，将我打伤，此是后话。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遭受屠杀的一治造反派立即从北京等外地和武汉的几所避难的大学回到生产、施工岗位。以新一治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本单位七二○以后迅速膨胀起来的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工造总司等其他小组织，召开了批斗一治走资派的大会。造反派声势浩大，组织大发展。一冶造反派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60%，达17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0%都参加造反派，干部中的保守派主要是原来的政工千部。… 七二○事件发生前，一冶百万雄师中有人拿过长矛，参加过屠杀造反派的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备受欺压的造反派翻身后，确实有少数人有报复打人的过激行为。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当天，一冶小车班司机姚登生开车到新华工来接我回一冶，有人说姚登生是老保，要打姚登生，我立即用身体阻挡打他的人们，我趴在姚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6一117页。 478 ==========第13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登生的身上，大声加以制止。姚登生被我保护后回到一冶，到处对人讲我救了他，造反派执行政策很好。这事很快在一冶传播开来。后来，我们团结受蒙蔽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多年以来，姚登生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 8月初，我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冶负责抓生产的保守派观，点的领导干部亓道科，他向我反映说：“最近，施工处有个造反派头头凶狠地威胁我，说我不老实，小心挨打！”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工地好好抓生产，我立即给施工处打招呼，绝不允许发生殴打干部的事情。”这位工人出身的老千部很受感动，从此一直坚持在施工一线指挥生产。一治革委会成立时，我还提议让他当上一治革委会副主任，专门负责抓生产。施工科科长王明焕（后来提拔为一治副经理）也是偏保守派观，点的干部，是我文革前的老上级。他向我反映，施工处有个姓丁的技术员要打人，他很害怕，希望我出面制止。我立即通知机关造反派头头刘本孝（一冶施工处技术员)，制止了施工处可能发生的两起打人事件。 我通知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干扰你们生产指挥，如果有人来找麻烦，你叫他来找我。这两人后来长期主持领导 一治的生产、施工工作，使一治的“抓革命，促生产”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和桂大庆等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十分注意做好一冶站错队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团结他们一道革命。七二○事件后，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科级以上千部的座谈会，让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组织的千部与他们一起座谈，让他们“站过来”，并大胆解放他们，在工作中加以使用，团结干部工作做得卓有成效。我们还根据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反映的情况，召集了多次各级造反组织头头的会议，严令一律不许打人，一冶绝大多数单位都严格执行了这一纪律。这成为以后我们与省、市当权派作斗争时能在 一冶一呼百应、遇到阻力较小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我们按党的政策做好了团结广大千部和工人的工作，我们才在一治深得人心①。 百万雄师骨干特别是武斗参与者被通缉、关押、批斗、殴打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也有被殴打致死的。在一治，工安公司的百万雄师成员、武斗骨干王荣炎被打死。 支持百万雄师的各级当权派都被批斗，没有见到被打死的记载，当时也很少听说。这种情况与当权派武斗时一般不直接上阵有关。 ①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86一88页。 479 ==========第1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1967年8月，九一三武钢分团批斗支持百万雄师的武钢经理沈因洛等（载8月28日《钢 九一三》报) 陈再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武汉“七二O”事件始末》（载《革 命史资料》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又载《中国老年》杂志总1-5期，第1期1983年10月出版)一文中说：“据湖北省委统 计，全省在‘七二O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 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 人。”1989年7月出版的陈再道著《浩劫中的一幕一一武汉七二O事件亲 历记》一书，再次写下这一段文字。 陈再道所言“湖北省委统计”的确切出处没能查到，所查到的数字，不同时间不同当政者有不尽相同的说法，甚至同一当政者的说法也前后不 一。1970年3月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八（个地）区（按：不包括武汉市、黄石市）被打死打伤18万多人，打死逼死的4千3百人。”①1970年6月曾思玉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全省挨打18万多人”，“打残一万多人，打死四千多人”。同一会上刘丰说：“根据八个地区和黄石市（按：不包括武汉市）统计…遭到毒打的有十六万多人，打伤约有八万多人，打残的有一万四千多人，打死的有四千多人。”®1971年1月17日曾思玉在省“两代会”（湖北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首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 ①马学礼1970年3月20日听传达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所做的记录，载彭维俊《马学礼：永远的劳动模范》（未刊稿，2019年）。 ②刘德光《回眸一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自印本，2015年)第210页。 480 ==========第15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会)上说：“全省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无法统计。”1978年9月18日武 汉市委“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的情况报告”说：“据统计，在处理 武汉‘七·二O’事件中，全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无辜群众总计18.4 万余人（主要是武汉的干部群众），其中被打成重伤的6.5万余人，被打成残废的1.1万余人，被打死的4000余人。”① 这些数字互相矛盾，同一会上曾刘二人竟然说法不一，所有不同说法都有明显的夸大。1973年10月湖北省委在省二招举办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会上强烈要求澄清1970年曾思玉的那一段讲话，武汉军区原支左办公室主任、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信俊杰1974年2月17日在座谈会上说：哪有什么十八万四千，零头都没有®。朱鸿霞1974年3月说：“说什么打死 十八万七千人，我最近问了一下信俊杰，信俊杰说零头也没有。”® 徐正全（一治工安公司造反派头头，因百万雄师成员王荣炎被打致死 一案被判死缓)的反驳比较能代表武汉造反派的看法： 七二○后武汉造反派确实报复打死了百万雄师成员，但绝对没有六百多人。当权派绝不会放过一件造反派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案子，以我们一冶打死王荣炎一案为例，打死一人判了四人，全市岂不是要判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都在哪儿呢？我二十一年内蹲过四处监狱，所知因报复打死百万雄师成员而判刑的除了我们四人，只有五个人：湖北柴油机厂的陈汉寿、武汉铁路技校的董恒松、国棉一厂的董光清、省戏校的李希安、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一造反派。 我或许是坐井观天，这个算不得证据。还有一件事，作为佐证应该是可信的。几年前，经过无数次的奔波交涉，省政府同意给两案（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武汉市共有九十人左右，其中犯人命案的十余人（除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还包括钢新两派矛盾致死人命、非派性致死人命的)。就算这十余人全是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就算这类人百分之九十因去世或其他缘故未能接受补助，离陈再道所说的“被打死六百多人”也差得太远。旧社会讲良心，新社会讲道德，这样良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②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2条。 ③《朱鸿霞同志在长航反潮流战士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3月18日）》，武汉市纺织品公司批林批孔座谈会翻印，1974年3月23日，油印传单。 481 ==========第1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心丧尽、道德全无的谎言竟敢堂而皇之地大讲，目的无非是往造反派身上泼污水，在群众中散布仇恨，同时掩盖自己的罪恶。 曾思玉要弄清楚七二○后到底有多少百万雄师成员被打死非常容易。他讲那番话的时候，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造反派早已被判刑，一个都不会少，到公检法机关一查就知道了。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造反派当时的大字报、传单报道过信俊杰的这句话，至今健在的多位会议参加者也可以作证。信俊杰都知道的事，曾思玉会不知道？只有一个解释：别有用心。 那么百万雄师杀人的有没有被判刑呢？据我了解，勉强有一个。我们一队有个叫朱启发的，据别的犯人讲他是百万雄师成员，杀过人，据说百万雄师六二四血洗工造总司，他杀死了十五岁的小女孩朱庆芳，那位广播员。朱启发被判刑十五年，但是1977年上半年就被突然释放了，就算他是1967年底被判刑，服刑不到十年，而且据说还平反了①。 李乾回忆： 同监号有一个江汉区汽车油箱厂的党支部书记，伙同保卫科长和几个凶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抓起来活活打死，几天前被军管会喊出去谈了一回话，回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我，他的问题可能快了。几天后被叫出去外劳，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没见他的人了，据说放了。外劳的队伍清一色的百万雄师，并且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明放一个，不动声色的已放得差不多了®。 1967年8月底，对百万雄师骨干成员的报复行为逐渐停止，此时王力倒台，百万雄师的一些骨干开始串连，举行小型聚会。1968年春节期间，百万雄师江岸分站李务金（江岸起重站职工）等人在李家聚会，决定 写材料为七二O事件、为百万雄师翻案，要求平反，同时在全市串连。 1968年初春，夏少卿（东风纺织厂工人）、余少卿（武汉市粮食系统职工)、徐金荣（硚口区汉水桥街办事处编外人员）等组织“上京翻案联络网”，开展为百万雄师翻案活动，被百万雄师成员称为“翻案中心”“翻案司令”。9月1日，黄传耀、汪扬、刘长安、刘天喜等写出巨幅标语， “坚决为七二O事件翻案”“坚决为百万雄师翻案”“彻底砸烂省、市派 委会”“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百万雄师领导人”，从硚口百货大楼四楼垂到 ①徐正全《雪地足迹 -一个文革死刑犯的回忆》第172一173页。 ②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本，2007年)第117一118页。 482 ==========第17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楼，并在汉口闹市张贴同类标语。夜晚将传单塞进居民家门缝，在大街小巷张贴①。 同时，刘长安、刘天喜、汪洋、彭爱洲、王金木等8人组成为百万雄师翻案的“独立大队”，他们暗中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一张口号报： 1.彻底为“百万雄师”翻案！ 2.彻底砸烂省市革委会！ 3.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4.彻底为“七二○”平反翻案！5“七二○”革命精神万岁②！ 1972年3月百万雄师头头释放，重新聚集人马，1974年批林批孔中公开打出“工农兵”旗号，1976年批邓中除“工农兵”外出现“寒城牛”旗号，专与造反派对着干。 第二节武汉造反派全国“支左” 七二○事件平息后，在中央级的报刊、电台、电影的鼓动下，武汉造反派获得极高荣耀。全国各地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声援武汉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邀请武汉造反派作报告，武汉造反派普通成员都能登上高级别的会议主席台。受伤的武汉造反派成员去上海等地治疗，待若上宾，一律免费。 8月6日，长江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署名“钢二司新武大农奴戟兵团”的文章《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同时配发社论《这个问题提得好！》。这篇文章及社论，集中反映了武汉造反派的感激之情，但并没有号召到全国各地去支持左派。8月18日，长江日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公告：“从本周起，每星期六下午七点在红旗大楼前召开群众性形势分析辩论大会，本周举行‘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的讨论。” 8月10日晚，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和水院二司井冈山兵团在水院体育场召开“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讨论大会，本地和全国各地在汉的造反派上万人参加。会上的倾向性意见是武汉的造反派翻身以后，应该到全国各地去支持那些仍然受到压迫的造反派战友。 ①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16一117页。 ②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31页。 483 ==========第1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军队介入文革运动，正如毛泽东1967年8月4日致江青信所说，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刚从武汉军区及其操控的百万雄师的高压下解脱出来的武汉造反派，认为文革当前要解决军内走资派问题了，同时有感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对一些地区造反派依然受压制的境遇感同身受，纷纷自发跑到各地“支左”“揪军内一小撮”。 三中红岩“赴东北支左小分队”在沈阳支持辽联。他们参加辽联“打倒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火烧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大游行，打着“武汉钢二司”旗帜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谢保安应邀到东北局干部学习班作报告。谢保安回忆：“我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介绍武汉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对抗‘带枪的刘邓路线’、英勇抗暴的情况。联系自身实际讲得声情并茂，在东北局老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我那时才刚满18岁，毫无政治经验和阅历，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社会氛围和自己的切身感受，让我口无遮拦，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得台上台下群情激动，多次被掌声打断。讲完后，多名老干部找我了解湖北文革的情况。”离开沈阳后，他们还去了丹东、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对当地造反派表示支持①。 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武汉造反派组织的总部有过动员和号召赴外地“支左”的文件。8月中旬召开的钢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武汉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因此，目前仍以搞好武汉为主，兼顾（本省）专县农村。全国在支援武汉，我们要虚心地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彻底地搞好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七二O事件后，杨道远在北京与蒯大富、韩爱晶等座谈，“谈到七二 ○以后的全国形势时，蒯大富说，下一步是不是转向军内，揪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中央是不是有这个意思，要我们搞第二次大串联？蒯大富的想法得到与会者认同，运动的下一步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 7月27日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武汉造反派，有个军内造反派拿了个本子要谢富治题字，谢富治把本子推给了杨道远，杨写：“把军内无产 ①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78一179页。 484 ==========第19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谢副总理之意题。杨道远”。那人把本子递给谢富治看，谢笑而不言。 在全国“支左”的武汉造反派成员，更多的是七二○前跑出去避难的学生和工人，他们在各地支持“反军”的一派，所起作用不小，使得中央多次批评武汉造反派这一行为。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等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时，谢富治说：你们不要到全国去，不要把香牌子搞臭了。江青在1967年9月5日讲话中说：武汉有个钢二司，一翻身就到处跑。 二司司令杨道远回忆： 在中央批评以后，钢二司司令部向到全国各地串联的钢二司战士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限期回武汉，从组织上结束了“全国支左”的活动。 1967年11月，武汉钢工总举行武汉毛泽东思想工人总部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全国各地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差不多都派人来了武汉，其间我参加过几次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交流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外地的特别是还在受压的组织，发言激动，言词激烈，控诉走资派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往往对武汉的造反派说：你们解放了，日子好过了，不要忘记我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要帮帮我们。胜利冲昏头脑的武汉造反派，到全国支左何止钢二司一家①。 当时在各地“支左”的主要是学生，也有少数工人。武汉国棉一厂工总负责人王屏回忆：厂里面有人要拿10支枪（保卫科有枪）到黄石去搞武装支左，我坚决不同意，结果被堵在厂俱乐部里一天一夜。我坚决不让步，说只有解放军支左，没有工人支左。 武汉造反派并不是全体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武汉支持全国”的高潮中，8月14日，长江日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集中主要力量搞好武汉革命大批判一一钢二司革命小将建议加强组织纪律不要随便外出串联”。 此时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和刘丰对此没讲过一句话，听之任之。谢保安和三中红岩一批人去东北“支左”，二司政参部给他们出具了介绍信，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刘海江带谢保安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绍信上加盖了公章®。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99页。 ②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485 ==========第2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第三节“武装左派” 1967年8月，中央部署“武装左派”。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中说到“应大量武装左派”。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同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八八纪要》里中央领导明确对武汉造反派头头说：“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①8月14日，曾思玉在二司第三届红代会上致辞说：一定要贯彻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8月19日，在有造反派头头参加的武汉警备区成立大会上方铭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武装造反派。” 武汉造反派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得到枪支的。其途径有三个，一是发给的，二是受到指示去拿的，三是自行去拿的。从1969年“两清一批”直到文革后，此事一直受到严厉追究。多位以“抢夺枪支”作为罪名之一被判刑的武汉造反派头头说：所谓抢枪，一是发的，二是允许我们拿的，真要是去抢解放军的枪，抢得到吗？毛泽东主席早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多次说：抢枪，我看大多数是发的。1974年4月武汉军区三办徐健揭发：“六七年的所谓抢枪，方铭有电话指示，给造反派发枪，要我们订计划，发三万条枪，后来没有直接发，派人引着到纸坊仓库去搞，两清中又说造反派抢枪乱军。”② 发枪之一例： 1967年8月，经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批准，武汉锅炉厂民兵师成立，厂工总头头王光照任师长，发下厂武装部的二百余支步枪和几挺机枪。成立大会上，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武汉军区各级支左办公室送贺信，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张绪、8199部队师长赵奋、武汉军区代表刘海江、军区三办成员邵宏基、驻厂部队邓副营长出席。张绪、赵奋讲话，对武锅民兵师成立表示祝贺。张绪代表上级机关向王光照授旗、授枪。 ①《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年8月9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成员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486 ==========第21页========== 第十七章七二○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受到指示去拿枪的几例： 1.杨道远回忆二司得到枪支的经过： 钢二司司令部的一班人，根据中央文件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去了部队设在武汉测绘学院图书馆的支左办公室。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等人，找到了支左办公室负责人、7252部队政委康星火，说明了来意。我们问，钢二司是不是左派，武装左派钢二司该不该武装？既然中央已经发了文，有了精神，就应该紧跟照办，立即行动，要武装我们，要求给我们发枪。康星火说，我们支持钢二司，武装左派肯定应该武装钢二司，但是发枪是件大事，我们做不了主，要请示上级领导，没有指示，不能发枪。 最后，要钢二司的人先回去，等他们请示后再答复。 隔了一天，他们就答复了。支左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孙树仁）来到了钢二司司令部找到我。他首先做自我批评，说，我们还是没有小将们政治敏感，形势跟得不紧。武装左派，钢二司肯定是应该武装的，但是不能直接发枪给你们，因为武汉群众组织比较多，给钢二司发了枪，别的组织要是也来要枪，就很难办，要钢二司体凉部队的难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孙树仁说，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他们代表“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守卫仓库的解放军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立即开门表示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紧跟着开了进去。在我们的要求下，值勤的解放军把各个库门都为我们打开了，…。守卫部队看到钢二司搞枪，当即给上面打电话，8199部队去了很多人，他们到达的时候，我们装着枪的第一辆汽车已经出来了，正好拦住，我就在这辆车上。我下了车，同前来的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他们认准是钢二司之后就放行了。部队还派战士持枪封锁路口，保证钢二司的车辆通行①。 2.工总二七办事处去总参127部队搞枪，是二七区支左办公室主任余耀东带他们去的。参与者说，余主任表现得很积极②。 3.水院二司到市人武部搞枪，人武部的干部讲，人武部的武器早给人拿走了，你们可以到汉阳赫山武器库看看。驻水院部队的岳团长派一个班的武装解放军同车前往，赫山武器库管仓库的人指引搬运。一千多枝枪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1一202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26页。 487 ==========第2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和很多子弹运回水院，都放入院人武部武器库，由解放军把守①。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军区三办成员朱章与我们朝夕相处，有一天他的工作手册掉在工总总部办公室。我好心地帮他收起来，随便翻了一下，上面记满了什么地方、什么仓库有多少枪。这很可能是故意把点（告诉门径）。我将本子锁在抽屉里，然后向朱鸿霞汇报。老朱嘱咐 我注意保密，不要到处乱讲，以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烦。”② 二司得到支左办公室同意可以去拿枪，其他组织纷纷效仿，自行探寻目标，自行前往搬取，基本没有受到阻拦。 各组织得到枪械，部队到大中学校组织军事训练。杨道远回忆： 枪运回武测以后，钢二司成立了“军政训练办公室”，由方保林直接负责，军政训练都是请部队帮助搞的。这个办公室的技术指导都是部队派来的。清理枪支、配枪栓、校正、试射，都是部队干部帮助完成。钢二司组织民兵队伍，发放枪支、组织训练、打靶，都是部队干部领着干的。红武测成立了钢一连、钢二连，8199部队派了两个编制连驻进武测，同民兵连搞“一帮一、一对红”，一起训练，一起打靶。当时《解放军报》还报道过③。 二司红水院总部头头张建成回忆当时“军训”： 枪支经解放军检验维护后，组织全院师生进行军训，由部队组织实施，教官认真负责，学员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新华社记者来院采访，拍了师生军训的照片，并发了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专题报导。军训的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实弹射击，我们组织师生进行实弹打靶，每人 打三发子弹④… 1967年9月5日中央发布“九五命令”，武汉所有造反派组织都执行了。 二司在部队的参与下，封存枪械库，发下去的枪支收上来，由钢二司军政训练办公室按发枪时所造账册核对无误后上交。 张建成称水院是全市第一个全数上交武器的单位：“我们组织队伍，敲锣打鼓，一路步行到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对此十分满意，表扬红水院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2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26页。 ③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2页。 ④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2一203页。 488 ==========第23页========== 第十七章七二O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关于槍枝彈藥問題的紧 急 命 战学003号 为了更好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搞好草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根据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据军及民运动的号召”精种：“关于武装草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莽清情况，通过协陌，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又根据中央首长八月二十六日接见 三钢、新华工、新湖大代表时的指示精种，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座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窝间，混水摸鱼。毛主席批发的指示，我钢二司坚决照办！为此，我钢二司司合部特发出命合： 一、各总（分）部所有怆枝，除当地驻军同志军训留川外，必须立即清点数目，就地封存，交司各部军训办公室备案。弹药应立即集巾，专人保管，任何人不得动用。（特殊情况必须由当地驻军与司合部批谁)如有私自分做、隐藏枪枝弹药者，一经查出，严肃处强。 二、除值勒人员（持有证件）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携带武器外出。否则，值勤人员有权清查、沒收，并严加追究。 三、除军训打钯（经解放军批准）外，任何人不得乱放枪。 四、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指挥机关、军事驻地、军事仓库，不得侵犯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等。不谁孔抢枪支、弹药、军事装备。 五、以上各条，如有违者，严加处班。 以上各条，希各总（分）部广泛宜传，认：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汇报司合部军训办公室。 此 令 武汉钢二司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口 载9月14日《武汉钢二司通讯》 的革命师生最听毛主席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贡献，这次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又带了个好头。”0王光照回忆： 我厂做出决定，坚决执行命令，委托何华清负责收回下发的武器，集中存放在办公大楼地下室，择日敲锣打鼓送到了汉口万松园路武汉警备司令部。由于我们行动迅速，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警备区领导多次在会上表扬我们，肯定我们在全市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了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的本色，不愧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970年在北京办学习班期间，张昭剑指责杨道远搞“反革命武装”，杨道远回答：“你们派人帮助组织训练，是你（张昭剑是8199部队政委）派部队去同我们搞‘一帮一、一对红’，我们怎么成了反革命武装了呢？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3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27页。 489 ==========第2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那你们算什么呢？”① 1983年1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审理杨道远抢夺枪支弹药、抢夺公文一案，杨道远在法庭上说：“抢是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们赤手空拳，仓库有一个排还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着，我们如何抢得了？更何况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何以定我抢夺枪支罪！”®1月18日法院判决“判处被告人杨道远抢夺枪支弹药罪有期徒刑十年；判处抢夺公文罪有期徒刑 三年，合并有期徒刑十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4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4页。 490 ==========第25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第一节造反派的大联合 一、周恩来指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道路 七二○事件后，中央关于武汉文革运动的部署，就是在钢新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成立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然后建立三结合的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文革时期的中国，省级政权一一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规定必须以群众组织的联合为基础，群众组织代表在政权中占有相当比例(1968年2月5日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37人，群众组织代表15人、农民代表2人；主任、副主任9人，群众组织代表3人、农民代表1人)。 从7月23日到整个8月，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一系列报刊文章、文件、讲话，反复提到武汉钢新两派的大联合问题。特别是1967年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细致： 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而“七二O”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O”。过去的账 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491 ==========第2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纪要》所谓“联合指挥部”，是指1967年6月22日成立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前身是1967年5月16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大联指”是由5月5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5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是新湖大的张维荣。这个总指挥部包括了钢新两派所有组织，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代表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于总参招待所 签署八八纪要的各组织代表合影 492 ==========第27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在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对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对七二○事件表态后，钢新两派没人再提这个总指挥部，都是以各个组织的名义活动。 七二O后大联指在北京办《武汉烈火》报，不久工造总司龙梅生等退出另 办《新武汉》。《八八纪要》要求以联合指挥部作为成立革筹小组的过渡，这个精神后来没有落实，新武汉军区没有进行这样的推动工作，钢派也没有拿联合指挥部当一回事。 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北农机东方红支队写于1967年8月的一张大字报说：联合指挥部“压制工总翻案，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①。8月中旬吴焱金向朱鸿霞提出以“大联指”作为“大联合的基础”，“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朱鸿霞说：“‘大联指’ 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② 二八声明问题是钢新两派的宿怨，它导致武汉造反派公开分裂。《八八纪要》对二八声明作了一个结论：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 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凉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 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 ①参见武汉钢二司新华农总部主编《新华农战报》第四期(1967年9月8日)。 ②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72页。 493 ==========第2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而“七二○”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 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中央首长关于二八声明的这一结论，新派很多人是不能全部接受的，只是不便公开表露。 这次中央首长接见，王力在周恩来到场前批评新派说：“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三新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要深刻检讨的，要向二司道歉的。”周恩来到场后批评王力：“你们懂得什么叫机会主义，历史上毛主席有几次都被打成机会主义，结果还是毛主席挽救了革命。说好要一起谈的，不要单独讲嘛。”①此后开始的钢新之争中，钢派主要攻击新派是“机会主义”，一些新派头头被称为“×老机”， 二司一些中学生写得最多的标语是“杀鸡（机）喝汤”。 《八八纪要》提到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新武汉军区没有着手进行组建，倒是孟夫唐、刘真、毛远耀等支持钢派的老干部搞了一个“省革筹”，并且开展了工作，曾经通知省内各地市群众组织头头来汉开会，商讨筹备省革委会事宜。对这个“省革筹”，新派是反对的，三钢也不热心。1968年6月周恩来、陈伯达点名批评孟夫唐后，钢新两派都指责孟夫唐是对方的“黑手”，指责对方参与了“伪省革筹”。 周恩来1967年10月来武汉期间，对大联合、三结合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部署。他没有再提成立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求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实现大联合，进而分别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然后议定省市革委会组成人员，成立省市革委会。周恩来1967年10月8日对造反派头头说：不以钢派为主成立钢工代会，也不以新派为主成立新工代会，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代会。武汉后来的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大致是按这条路线实施。 周恩来10月8日在武汉说12月前或次年春节前全国省级革委会要全部建立，于是湖北省革委会赶在1968年2月5日成立，武汉市革委会于1968年1月20日成立。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于分别于1968年1月15日、17日成立，与市革委会成立日期相距5天、3天。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限制，钢新两派的争 ①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494 ==========第29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吵还会继续。工代会、红代会成立时，国务院、中央文革都发来贺电。 二、周恩来说：“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7月27日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是这样表述的：“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提到：“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 武汉地区众多造反派组织中没有被这封信提到的组织，自称“等”派。吴焱金说“对（中央）这一提法，当时新派的人普遍有意见”。他回忆：意见较大的是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和省、市机关红司。因为揪武老谭、抗暴都是这些组织顶着风险干的，新派组织对中央点名三钢、三新没有意见，但对三司革联被，点名意见很大，因为未被点名的几家新派组织都是坚定的老造反派，其中任何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资历、影响、人数都是三司革联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大家议论，中央是否只肯定工人总部一派，其他的群众组织就不用点名了，有工人总部作代表就行了，不需再点工造总司及众多工人造反组织革司、联司的名。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中有几名北航红旗的成员，北航红旗是在《二八声明》中签字的仅有的3个外地大专院校之一，一直是支持钢派的。新派组织与来汉的北航红旗及中央文革没有什么联系，仅仅只是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人有联系，而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的，在一·二六夺权的讨论会上，北京矿院的张立三公开指责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中真正了解武汉文革运动历史的人就是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而他们从来不跟新派打交道，估计中央最后，点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起了关键作用①。当时被较多议论的还有“新华农”。这些议论当时被称为“中央点名”问题。 新派中的工人组织除了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外，大多是立足本单位、实现本单位造反派联合的组织，遵照1967年3月中央提倡的贵阳棉纺厂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71页。 495 ==========第3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按行政部门实行大联合的经验，在“反逆流”中成立，名称多为某单位“革司”“联司”，多能控制本单位局势。中学红联下属各中学革司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革司”“联司”如新一冶革代会、长办联司、武船联司、新汽配联司、公安联司、新一中革司，在1967年4一7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组织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工总已被军区解散，二司受压，这些单位里坚持造反的工总、二司成员参加了本单位的“革司”“联司”。 七二O事件后，钢派一些人指责“革司联司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在 “反逆流”中分散了工总、二司的力量，应该“一律解散”。 1967年8月8日，中央召集七大组织头头进京座谈大联合等问题。参加座谈的新湖大临委会一号头头谢邦柱回忆：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时，我看着与会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代表，对彭勋说，我觉得这些组织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如果有工造总司、中学红联等组织的代表参加就更好了。但当时中央“点名”己成定局，我也没有那个胆量在会上跟中央首长讲①。 新华工的张立国回忆：1967年8月在北京时，总理对我有交代，有问题找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我向周荣鑫反映：武汉有一批群众组织在抗暴斗争中立了大功，比如中学红联、工造总司、新一治、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公安联司、武船联司等等。10月中央对武汉群众组织重新“点名”，实际上是更正以前“点名”的失误®。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来武汉访问。此时“钢风”刮得正猛，满街都是“钢化江城”“不钢则康”一类的大字报、大标语。周恩来在汉三天，就大联合问题多次与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头头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七大组织头头外，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组织的头头也参加了。 杨道远回忆：10月8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七个组织的七个代表奉命前往机场欢迎。周恩来先期到达，在休息室等待谢胡专机的时间里，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周恩来问曾思玉、刘丰，晚宴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③。 ①2019年10月杜先荣电话采访谢邦柱的记录。 ②2016年11月杜先荣、田力为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③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4页。 496 ==========第31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临时找人不是容易的事。因周恩来决定座谈会、宴会范围扩大才得以出席的各组织头头都成为“迟到者”。吴焱金回忆：“据说周总理下飞机以后，问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同志来了没有，武汉警备区派人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找了几个小时才把我找到。”① 有代表出席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座谈会和宴会的组织，除七大组织外，增加了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省直红司、市机关红司、新中原、公安联司、交通联司、湖北日报捍总等二十多个组织。 座谈会上，朱鸿霞、李想玉发言后，周恩来说“请工造的同志发言”。吴焱金发言后，周恩来说：“你们三个组织可以搞个工代会。”®。 曹承义回忆：总理对新一治也有了解。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说：‘总理，我是新一治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戴的红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周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周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周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周恩来对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的长办的文革情况有所了解。1966年12月他在一次群众大会讲话，称赞长办造反派“造反精神很强”，“把林 一山揪出来了”；1967年6月，他对长办联司准备动用枪支的要求亲自作出指示。顾建棠在这次宴会上与周恩来有过接触，他回忆：“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作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④ 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机关红司下属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一号头头魏绳武，也是按周恩来指示，临时被接去参加座谈会的。去接他的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78页。 ②《中央首长及阿尔巴尼亚谢胡同志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纪要》(1967年10月8日)，载1967年10月17日《新武重》《新一治战报》合刊。 ③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6页。 ④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50一51、106、146页。 497 ==========第3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司机告诉他：“大概是首长们向总理汇报时，说到你们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与众不同，叫‘人民勤务员’。总理一听很高兴：人民勤务员好啊！就是要当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头头来了没有？这样，首长就派我来接你。”魏绳武回忆：宴会开始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宴会厅摆了约二十席，周总理来到我所在的第十七席敬酒，“我首先站起身，端起酒杯，恭恭敬敬地对总理说：‘我是市委机关的，叫魏绳武。’总理马上说：‘哦，你们就是“人民勤务员”？’我连忙回答：‘是！是！’”⊙ 顾建棠认为：总理说晚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也就是“弥补了七二O后中央只点出七个武汉造反组织的不足，同时示意 曾思玉、刘丰和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中‘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10月9日上午，周恩来陪同谢胡等访问了武汉锅炉厂后，来到设在武测的二司司令部。杨道远回忆：“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 10月9日上午，周恩来等访问二司司令部。右一为谢胡，右二为杨道远 ①参见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27一128页。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46页。 498 ==========第33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①柳英发回忆总理当时问我对武汉实现大联合的方式有什么想法，我说“工人参加工总，学生参加二司，实现大联合。”总理说：“你年纪小，派性大。” 10月9日下午，周恩来等访问新湖大 0855 10月9日晚，周恩来等访问新华工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7一218页。 499 ==========第3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访问二司司令部后，周恩来陪同谢胡等又访问了新湖大、新华工。在湖北大学，周恩来戴上了“新湖大”袖章。当年八月底另树一帜的新湖大红八月公社二号头头贾培培向周恩来献上“红八月公社”的袖章，周恩来指了指左臂上戴着的袖章，没有接受。目睹这一情景的红八月公社骨干杨胜利说：“我知道周总理的意思，一定是让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指示，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① 10月10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到机场送行的群众组织代表除七大组织代表外，还有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省直红司等组织的代表。周恩来讲话后，与送行者合影。 11日，人民日报及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刊登大标题为“周总理在汉接见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新华社武汉十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武汉接见了“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接见后，周总理和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 就这样，为中央所正式“点名”的群众组织由七个扩大到十个。时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周总理对武汉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最实质的就是在原来中央点名的七个组织外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组织参 ①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 500 ==========第35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加大联合，如工造总司和很多单位的联司。这样，中央原点名的工人组织只有钢派一派，这次重新点名就增加了新派。周总理走后，曾、刘就以总 理具体指示指导武汉地区的大联合。”① 吴焱金说：“这些中央表态时没有被点名的造反派组织，通过周总理的接见得到了肯定，为这些新派组织在湖北、武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打 下了基础。”② 在武汉军区主持下，10月13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成立，由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代表组成；24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由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各派代表三名组成。此后，十个组织以外的重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工代会和省市革委会中都得到安排。 还是有一些组织没能参与大联合和三结合，例如赤总工二司。这个组织主要由临时工、合同工等组成，反对政治上歧视、反对同工不同酬是它的宗旨之一。按照中央精神，这类问题应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文革进行中提出来就是“搞经济主义”。早在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就规定：“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后来又多次重申这一规定，而1966年11月成立的赤总工二司一直没有解散。虽然他们造反很早，为工总翻案表现得非常坚决，从一号头头薛海澄到基层成员都戴上工总的袖章显示决心，而1967年一月夺权、1968年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他们都被当局排除在外，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表示异议。商议大联合时，薛海澄和朱鸿霞发生过肢体冲突®。 赤总工二司的头头和很多骨干，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三、大联合中的工总 《纪要》所谓“上海道路”，就是上海全市所有工人造反派统一于工总司，这是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极力鼓吹并全力推进的武汉大联合之路。他的思路是“三个一” 一个有权威的领导干部（如上海的张春桥），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19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78页。 ③2014年8月杜先荣访谈文行礼、郑汉卿、黄银苟、彭云汉的记录。 501 ==========第3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统一的组织（如上海工总司），一张报纸（如《文汇报》），统一组织的名称就是钢工总。省市革委会成立前，“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不钢则康”一类的大字报、文章和标语口号，贴满街头，占据工总总部及其基层组织的报纸传单。街头还出现这样的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钢工总，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二八声明”。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二司司令部批评“工人参加工总，学生参加二司”的联合方式是“派性大”，指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10日，对各群众组织头头明确指示：不是钢工代会，不是新工代会，而是革命的工代会。11日《武汉钢工总》报评论员文章《武汉钢工总战旗林立，威震大江南北》依然说：“‘钢工总’是属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左派为核心，在市内以‘钢工总’为基础，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地联合起来，建立全市性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工人大联合。这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七二O前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干部组织一一武汉市“革干联”也于1967 年9月1日分裂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左翼）”(简称“左翼革干联”)，勤务组组长杨友山（市电信局副局长），副组长屠公博（市文化局副局长）、宋洛（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9月4日，钢派成立“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指挥部”，实际是湖北省革干联和大专院校革干联部分人主导的，主要成员有孟夫唐、刘真、张华、毛远耀等。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说：“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中央在点名次序上是树立‘工总’的威信”。省委副秘书长刘真说：“大联合必须以‘三钢’为核心”，“三钢’是柱子，顶住了。没有‘三钢’，天就塌下来了”。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毛远耀说：“不钢则康，树不树‘工总’的威信，是承不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问题”。“三新的概念要变了，新华工就是指‘新华工敢死队’，新湖大是指‘红八月公社’，新华农是钢二司（华农总部）”。 胡厚民是“钢化江城”最有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新派力量比较强的 二七区（江岸区）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军区、警司给予肯定，本地报纸、电台作了报道。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一号头头胡巍去征求胡厚民的意见，胡厚民说：你这个联合没有以我们钢工总为核心，你出卖了工总，你是工总 502 ==========第37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的叛徒。此后，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二号头头武齐骅为首的一些人在办事处内外贴满大字报，要求“右倾头头滚出工总”“滚出办事处”，胡巍“怕当右倾头头”，联合失败①。当时有消息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决定9月25日播送武汉二七区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后来取消®。 10月，阿尔巴尼亚谢胡一行访汉，街头出现了大量“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尼亚战友”之类的大标语；电影院放映阿尔巴利亚影片，银幕显示“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出品”字样时，观众中就会发出一阵叫好声。 钢派控制的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各单位的大联合，标题用语与街头标语完全一致：8月12日，社论标题是《大树特树钢工总的大旗》，四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新武机五个革命组织破私立公统一认识团结对敌树钢工 总大旗实现大联合》《新武锅各革命组织参加钢工总》《三五一O厂“红 司”加入钢工总》《三六O四厂树钢工总大旗》。8月19日两篇报道的标 题分别是《武汉冷冻机厂等四厂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分别建立了钢工总战斗兵团》《新电车红司等革命派组织破“私”立“公”，加入钢工总》。8月21日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新省船实现以钢工总为核心的大联合》。8月27日刊登首都红代会赴宜学习队、钢二司驻宜联络站文章《祝贺宜昌钢工联加入武汉钢工总》。进入9月，这类用语渐渐减少。 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同期也有这类报道，但只提各组织联合，不提某某组织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表明了新派的态度。 1967年8月15日，钢工总邀请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代表举行大团结座谈会，并于16、17、19日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同时发表三个公报，一致认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要以钢工总和钢九一三为核心”。新派是承认工总地位的，但不同意大联合以后的组织名称叫“钢工总”，认为那不是平等的联合，是“收编”“吞并”。 钢新两派在大联合问题上争斗不己之际，基层却出现不少顺利实现联合的事例。 武汉锅炉厂工总一家独大，工总外还有老工人战斗队、红学员、红卫军等五个小组织。七二。后工总武锅分部务组认为大家在反逆流斗争中历尽艰辛，并肩战斗，胜利了不能分开，更应该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 ①参见《胡巍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7日)》。 ②参见钢工总武重战斗兵团《钢武重》报、新华师一附中钢革司钢四连合办《扬子江》报第二期(1967年10月5日)。 503 ==========第3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共同奋斗。各组织加入工总后，红卫军成员何华清、杨心培被安排为作战部长、生产委员会委员，成立厂革委会时，都被选为委员。红卫军成员桂美和被推荐出任工总洪山办事处一把手，1968年结合为武昌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联合搞得好，革命、生产都有成绩，多次得到军区、警备区表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屡有报道。 一治工业安装公司两千多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新一治工安分部， 七二O后出现的钢工总、钢九一三总共只有几十人。工安分部一号头头徐 正全认为三家造反派组织之间无任何利害冲突，也无任何恶感，只要我们姿态稍微高一点，联合不是问题。他在勤务组会上提出公司工代会设九名委员，新一冶五名，他们两个组织共四名；工代会设主任一人，由新一冶担任；副主任两人，由工总和九一三各出一人。有人不同意，说他们两个组织才那一点人，给四个委员就可以了，他们的头头还没有我们的一般成员造反早，凭什么当副主任。徐正全说：你甭管别人组织人多人少，作为 一个群众组织，人家跟我们是平等的。不这样也得这样，否则整死个人也搞不到一块。最后大家算是同意了。徐正全同时提出候选人各组织提名，但要经过职代会投票选举，不过半数不能当选，由该组织另提候选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分观点，按一个生产班组选两名代表参加公司职代会。又有人提出参加过百万雄师的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徐正全说，如果那样，你选出来的人包括工代会的主任就不能代表他，所以，只要是工安公司的职工，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后与工总和九一三的头头就此方案一谈，就联合了。长江日报12月23日对一治工安公司的大联合作了报道。 胡厚民四处奔走，动员三司革联加入二司，动员新一冶加入九一三，动员九一三加入工总，曾经亲自去武汉一中，动员新一中革司加入工总。笔者听见他对新一中头头说：你们是新派的观点，钢派的风格。加入二司你们肯定不愿意，那就加入工总。事后大家议论：这个胡厚民被“钢风”刮昏了头，要学生参加工人组织，亏他想得出来。 早在8月9日谢富治、王力在京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时，李想玉就表过态：“我们为了大联合，‘913’都准备加入‘工总’，成立一个工人组织”。王力当场给予肯定①。9月24日九一三加入工总庆祝大会在汉 ①《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的讲话》(1967年8月9日凌晨)，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504 ==========第39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武汉钢工总、钢九·一三实现大联合公告》说：“钢工总不是哪一个组织的钢工总，而是武汉地区工人阶级的钢工总，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钢工总，联合起来的统一革命组织的名称还是叫钢工总好！”“经过商议，一致决定，统一革命组织的名称为‘武汉钢工总’，武钢和一冶分别成立钢工总武钢九·一三兵团和一冶 九·一三兵团，在武钢一治的钢工总基层组织分别无条件地并入武钢和一治的九·一三兵团。”0武汉警备司令部不认可这个“联合”，政委张纯青说，对于钢九一三加入工总我们欢迎，但是这不能解决武汉的大联合问题。毛主席指出的两大派，在武汉就是钢派和新派。钢、新两派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上联合起来②。此后这个“联合”就无声无息了。 九一三加入工总一事周恩来都知道了。他在10月8日与武汉造反派头头的座谈会上问李想玉：“你们不是参加工总？”李回答“是的”。周再问：“为什么戴九一三袖章？”李想玉“说不出话了”③。朱鸿霞、李想玉曾策划联合工造总司的“钢工联”。 李想玉1969年10月19日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当时我和朱鸿霞、吴焱金都说好了，要成立工联，就是工人联合司令部，搞钢工联意见也不大，基本上可以说得通。赵梗同志主持会议，当天我们谈得蛮好，结果第二天朱鸿霞来谈的时候，他说胡厚民和工总的一些头头不赞成，说钢工总一个字不能掉，有的把钢工总袖章带着，说把它烧成灰也要喝了它，他说都不愿意取掉这个名字，结果还是没搞成。” 朱鸿霞在省革委会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证实，成立“钢工联”是他提出来的，不但付诸行动，而且在社会上造成影响。朱鸿霞说：“我们准备把所有工人组织都联合起来，提出成立钢工联。后来工造等提出，只要没有这个钢字，根本上可以成功的。就是一个钢字加不加的问题，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加也好，不加也好，就这么回事情。胡厚民说：钢工总一个字不能丢。人家中学红联还帮着我们造舆论，“钢工联好哇”，猛些造，结果呢，造个鬼，我们自己提出来的，自己推翻啦！” ①武汉钢工总印刷分部、武汉钢二司新水运联络组合办《长江（通讯）》第9期(1967年10月1日)。 ②参见《沈复礼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6日)》。 ③《中央首长及阿尔巴尼亚谢胡同志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纪要》(1967年10月8日)，载1967年10月17日《新武重》报、《新一冶战报》合刊。 505 ==========第4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工造总司》报第21期(1967年10月20日出版)《本报编辑部就目前武汉有关问题走访工造总司勤务组》一文也谈到：9月19日朱鸿霞、李想玉来工造司令部提议成立“钢工联”；9月22日就此进行商讨，工造方面提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联合司令部”不应简称“钢工联”，因为全称里并没有“钢”字，简称加“钢”字带有派性。就因为简称加不加“钢”字，此事未谈成。 工总在要求新派工人组织加入自身的同时，在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新派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大力发展组织。 四、大联合中的工总和九一三 联合新派的问题没有解决，工总和九一三发生冲突了。 当时九一三的头头李想玉、钟锡钢、曹佩贤、杨玉珍，都是工总的早期成员，参加了1966年11月工总上京告状。12月初，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应杨玉珍要求出具雕刻武汉工总九一三兵团公章的介绍信。12月12日， 九一三兵团在武钢剧院成立，李承弘作为总部代表参加大会并致贺词。几天后胡启生、杨玉珍在红楼找到李承弘，说武钢、一冶单位大，离市区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很多事不好办，希望独立。李承弘同意，当时形成口头协定：工总不介入武钢、一冶，但青山区其他单位仍属总部，461、471等大厂直属总部，小单位、区属企业归工总青山区办事处，九一三不在市 区其他单位发展组织。但七二O前九一三就在武钢、一冶之外发展组织。 七二O后，工总一方面动员九一三加入工总，胡厚民和二司头头方保林出 面做工作，开大会，游行，大造声势；另一方面在武钢、一治成立工总分部。李承弘在《百年寻梦》一书中说：“对此我是不赞成的，这类‘钢工总’我清楚，除了几个头面人物是造反派外，下面基本是百万雄师转过来的。但李洪荣、郭洪斌等不听我的，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① 钢派内部，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在武钢，占绝对优势的九一三和第二大组织红旗总部联合不起来；九一三自身还发生了内部分裂。 与武汉市造反派的“大联指”一样，七二O前武钢也有一个九一三、 红旗等29个组织大联合的“新武钢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主要负责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一181页。 506 ==========第41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人是九一三的邓金福。七二O后，“新武钢”的命运和“大联指”相同， 被九一三一些人指责为“出卖了九一三”，“是新派”①。 尽管“新武钢”消失，但武钢造反派大联合的进展应该是最顺利的，因为《八八纪要》明确说：“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8月12日，以陈祖坤为首的武钢东方红公社宣告不附加任何条件，集体加入九一三。公告发表后，东方红革联和红卫军革联响应，一时间加入九一三在武钢成为风潮。 九一三各级部分头头如何对待此事？运输部九一三纵队有人说：陈祖坤加入九一三是一个阴谋，是为了吃掉运输部九一三纵队。抱有这类想法的基层头头去总团找李想玉造反。总团召开了总团勤务组成员，武钢分团、 一冶分团和六十多个纵队头头参加的会议，李想玉提出：为了搞好武钢的大联合，要让集体参加九一三的各组织头头进入总团勤务组。话音未落，不知从哪里砸过来一只杯子，没打到李想玉，将站在李想玉身后的张光坤(矿石厂工人)左脸砸开，缝了十多针。参会的陈祖坤立即退出会场。后来陈祖坤被任命为九一三总团生产部长，他自称一天也未到任。此后李想玉和总团勤务组再也没人提过此事®。 在陈祖坤退出会场的这次会上，刘真说：“你们发展组织要注意，小心失了权，红旗这些人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不好对付，小心他们夺了权。工总的头头也是工人，问题不大，但是工总里面没有几个造反派”。“要工总的头头，不要工总的战士，要红旗的战士，不要红旗的头头，要解散组织， 一个一个写申请参加，不写申请就不收。”®李想玉1969年10月19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那时候只要开大联合大团结的会，就有人在会上骂人、打人，我就挨过几次打。” 东方红公社等加入九一三后，武钢还有三个组织：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一冶红旗总部、工总武钢兵团。这三个组织不但没能实现联合，反而分裂为六个组织，起因是1968年元月18日武钢支左办公室主任康星火(7252部队副政委)和三个组织代表达成的《关于建立武钢革命委员会的协议》（简称《一·一八协议》)。协议第二条说：“革命委员会中 ①参见《曹佩贤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1日)》。 ②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64页。 ③参见《曹佩贤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1日)》。 507 ==========第4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设常务委员会，由二十七人组 关于建立武钢革命委员会的协藏 成，其中军代表五人，革命干 中国人民解放单七二五二部队代表、網九·一三武铜分团代丧、 部五人，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 解工总武朝兵团代表、武網一治红旗慈部代丧于一九六入年元月十入 人十七人，（其中，钢九一三 日就建立武鲡苹命委员会达成如下协嫌， 一、武網革命委員会由六十三名委量組成，其中：罩代表十二人， 武钢分团九人，钢工总武钢兵 苹命干都十五人，苹命幕众组线的负黄人三十六人（其中，铜九·一 三武鲷分团二十人，網工总武钢兵团入人，武朝一治红族总部八人)。 团四人，武钢一治红旗总部四 二、草命委黄会中蛟带每委颤会，由二十七人組成，其中，罩代我五人，草命干部五人，草命罩众組蠓的负賁人十七人，（其中，解 人)。”协议一出台就遭到激 九·一三武铜分团九人，解工总武解兵团四人，武钢一治红族总部四 烈反对，认为是康星火策划的 人)。 三、常委会中散正付主任委员五人，其中草代表二人，苹命干部 分裂造反派的阴谋。九一三 三人，網九·一三武钢分团一人。 四、草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罩代丧或苹命干部担任。 总团和武钢分团有人认为， 五、厂极粗嫩按中央“10.17”通知在苹命大联合的菇础上建立本章位的草喻“三结会”。 九一三名额太少，比另两个组 箜字，射九·一三武解分团，缘道基周学勘王如卵王福律 织仅多一人。总团头头杨连成 唐道禁黄俊平 解工德武解兵团，袁丁李学恒阴勇智龔国程 说：这样很危险，如果我们 武朝一怡红旗总部。杜国正 中国人民解：平七二五二部队代表，康星火 九一三的人有一个叛变了，就 一九六入年元月十八日 完了，就失权了。还有人认为工总武钢兵团贡献小，不能占 据四个名额。红旗总部、工总武钢兵团有人认为代表本组织在协议上签字的代表没有资格。于是三个组织都有人分出来，还是打原来的旗号，合称“新 三家”，另一边则称“老三家”，开始激烈争斗，并发生持枪武斗①。 五、大联合中的新派 新派力量比钢派弱，但认为自己同样是老造反派，队伍纯洁，注意政策，在高压下发起“反逆流”，为工总翻案，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抗争，作出重大贡献，付出重大牺牲。钢派应该尊重历史，以平等的姿态实现联合，联合不是“加入”“钢化” 新派也有自我批评。1967年7月28日，新华工头头聂年生当着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过去随同军区压制工总做检讨。1967年8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向三钢学习一一新一中革司核心组的检查》和《新一中》报短评《自我批评精神好》，检查在为工总彻底翻案问题上的不坚决态度，湖北日报配发社论《学习新一中革命小将自我批评精神》。8月28日出版的《新华工》 ①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73一74页。 508 ==========第43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向 三 鏘 学习 新一中革司核心组的检查 中央革对武汉题的处理是 不听广大革司士的意见了。对 商二（二）支以，二（三）支以， 由于我阴对毛主据命路镜江型 完全F纳的，必承无本件跟从，坐 “工总”問吧右纸的表态和一系列 泼探公让不仅为“工总”湖案大喊 不够，对工人阶极感情不厚，不 决照功。中央文草的正调桔的，使 作法都是西竹革司或士意顺的，我 大叫，而且法实实地干了大悬工 致于破私立公，希望广太革同乱士 歌两认品到，式們在前必段运动中 阿向同学刚本认弟兴 作。而技心組内个别同志却压制 法被炮效，垫出宝肯意见，我們决 犯有严的。二·八西明 四、对“工总”的問题所犯的 了鲜众的积设性，使新一中对“工 心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对语工人总 清识，分折咫米，就是看不到工人 总”認察沒有起到更大的作用，对 入、我网以前对“工总”倒题 部的周题上说二司”的志度是正纳 阶领的力是，小获产欧极思想十 革命业成了一定机失，达些资 的发管宜布全部作夜，欢迎批弹、 的。我应这向三调好习。毛主眉 足。完、审内一小城走设 任在于我們。 四发。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 害怕的是“工总” “点”人、起 六、毛主婚论：“世界观的樽 九、“翔二司”为“工总”别 著铁，因为任何箭誤都是不符合于 来，就不能彻定打倒元内、巢内一小 变是一个根本的荫变。”为什三对 案最决，族织最样明，是路实苦 人民利签的。”对于向一阶段工作 提走安派，武汉文化大革命动就 工总”問，我門在前一段犯了 干的范， 我阿作如下检： 是我们学习的好护。 不能胜利前进。“羽工总”是武汉 游得呢？就是因为怕革自已的命， 向三朝学习！ 。八出明发麦们 运动的主力重，光靠学生是不能打 怕触及自已的是珀，司合部对“工 三钢好，三新好，三联好，团 后，各常你每众粗城中戏多成少地 倒文内、纸内一小提走交成的。 桔起米就延好1 存在香山头主义、风女主义 “新一中“司下战士为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干了大是的事情，游 大战斗以日示认游阅。 中学红联新一中节司按心1 风的方法只决。找西当时不問效 多支队，例如：高三（四）支队、 七、对“工总”問阻观錯與是 八月一日 架，“工总”乱女一气，无限上烟，在客观上帮了空内、厘内一小 数走资滨的仁。 档手的的今风都季 李 二、“工总”这样大的革命肝 联三 中式而 的场 众组械，在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这样或样的点加第 我序的为 烘是不足为奇的，是完全可以通过 新我 整风的方法半解决的，而我侧却把 行 树木当喜林，把技节当整体，不霜 一 纯股e入不 「的村 定月 們和其他政 忠评 “工总”朵取了一运子打死的态度，这是完会销说的。 家大 不 互相区别 有无认 三、在反击资本主义复年反草 分 命逆流开始时，找四1能识极地投出这 十中 的 大胜刊的重 征力， 评 神入故斗。但到后兴，涉及到“工 的头 总”問组，涉及到本身的利盗， 为 工”安在在吐吐，数行了 天对大地的 我秋计 个一派仅 标批 事。要革自己的命就不舒服了，也 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 文说：钢工总 “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新华工的一些同志，由于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还不是真正的十分理解，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在对待‘工人总部’的问题上，犯有严重的错误。我们诚恳地接受各革命组织的批评和帮助。”“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钢工总’，维护‘钢工总’的威信。”10月26日红司（新华工）勤务组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载《新华工》报第62期)，12月8日工造总司勤务组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工造总司》报第24期)，就批判二八声明、彻底为工总翻案等问题作了检讨。 新派的自我批评，钢派视作当然，依旧坚持大联合“以我为核心”。新派不能容忍钢派盛气凌人的姿态和分裂新派主要组织的行动。 8月18日，二司的中学生砸中学红联总部。8月27日，九一三一冶分团、工总一冶兵团宣布退出“反逆流”时一治各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的“新一冶革代会”。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一月夺权时期为“工总长办工人分部”）将组织名称改为“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计划于10月7日树旗（未果）。 509 ==========第4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新中原革命造反总部控制的中原机械厂出现工总组织。新一中内部分原二司成员于9月上旬成立二司新一中总部，立即被二司司令部委以常委。8月23日，以聂年生为首的红反团、以鲁礼安为首的敢死队在早就实现大联合的新华工重新树旗，在华工举行“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工总三千多人参会，朱鸿霞、丁家显出席。当晚，聂年生被打。8月，梅子惠重新拉起原红八月战斗队的人马，成立红八月公社，宣布脱离新湖大，28日在湖大举行成立大会，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和孟夫唐、毛远耀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梅子惠的开幕词说：“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诞生使‘三新’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诞生，新华工敢死队、红反团的英勇无畏的战斗，就是大好形势的具体表现。”他表示红八月公社要“为实现武汉地区以钢工总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重建新功”。二司代表发言说：“有人骂你们是‘夺权队’，‘分裂主义者’。我们说：对！就是要夺权！新湖大的大权就是要掌握在你们这些与陈钟之流英勇搏斗、与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抗暴英雄、真正的革命左派手中。真正的革命左派与机会主义者分裂又有什么不好呢！”①。 对同意加入工总的新派组织，工总方面的条件一般是不接受成建制加入，原头头不能再当。省交通系统造反派以新派“交通联司”为主，一号头头傅廉倾向加入工总并说服了勤务组。他设想交通联司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与系统内的工总谈判时，工总一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省交通系统工总的人少，不到500人。对此，在工总总部工作的胡秀娟（胡厚民的姐姐)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我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省交通系统的联合无果而终®。 9月22日下午，有水院二司成员游行到华工，呼喊的口号是：“解散钢二司，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总司令部！”③24日，二司红水院总部发出“最最紧急呼吁”，提出四点声明：全市学生组织立即无条件联合起来，成立全市统一组织；各革命组织负责人要带头“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带头大联合，做大联合的促进派，反对“小脚女人”的作风；全市学生铲平山头，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司令部”： ①参见武汉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编辑部《红八月公社》报（专刊）(1967年9月7日)。 ②老田2004年采访傅廉的记录。 ③参见《新华工》报第五十六期(1967年9月27日)。 510 ==========第45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总司令部领导班子选派常委学校担任，常委学校由各校代表大会协商产生。当晚在水院运动场举行大型辩论会，主题是武汉地区工人、学生组织大联合的道路。水院丁家显、雷志茂发言，主张解散钢二司，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司令部，遭到其他学校二司学生的反对。辩论没有结果。 24日深夜至次日，一些以中学生为主的二司成员破坏了全市数以千计的大批判专栏，刷上“三钢是大联合的当然核心”“省市委大权老子三钢拿定了”“不钢则康，破新立钢”“钢二司永立江城”“欢迎三新归队”之类的标语①。9月25日晚，新华工等十个新派组织设在南洋大楼的大批判联合广播站被砸。 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在回忆录中概括了大联合中新派的想法和钢新两派联合的大致过程： (《八八纪要》)回汉传达以后，我立即给钢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写了 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抗暴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遵照《八八纪要》精神，我们要“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1967年5月武汉造反派在抗暴并肩战斗中成立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应成为大联合的基础。工人总部当时被取缔，朱鸿霞、胡厚民等钢工总领导人被关押，“大联指”当时不可能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工总翻案后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使“大联指”更加完善。朱鸿霞对此如有意，请来工造总司商谈。过了几天，朱鸿霞和杨逢春（武锅工人）来到汉口友谊街16号，我和龙梅生等人接待了朱鸿霞、杨逢春。朱鸿霞首先说：“七二○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钢工总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是中央，点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以钢工总的旗号联合所有造反派比较有利，‘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朱鸿霞此议遭到龙梅生、潘宏斌、王锦铭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钢工总应当尊重历史，我们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牺牲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我个人倒是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协商，我现场起草了一个协议，即以钢工总为首，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造反派的全面联合。朱鸿霞、杨逢春表示拿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①参见钢工总武重战斗兵团《钢武重》报、新华师一附中钢革司钢四连合办《扬子江》报第二期(1967年10月5日)。 511 ==========第4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据说朱鸿霞、杨逢春把协议草案拿回去，胡厚民一看就否定了，并且说：“工造总司加入钢工总是可以的，但吴焱金必须排除在外。”此话真假无从查考，但当时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当时，我对朱鸿霞看法较好，觉得他是有口无心，挺随和的一个人，觉得胡厚民深不可测，挺难打交道的。尽管如此，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退出，如果有利于造反派的大联合，我可以马上退出，我当即写了一份声明寄给《湖北日报》社，表达以上想法。《湖北日报》的造反派看到声明大吃一惊，派三个人到汉口福建街胡瑞玲家找到我，批评我做事太欠考虑：你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对你领导的组织和群众负责，“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这种以我为核心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经过与《湖北日报》同志的长谈，大家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我们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我写的声明，…我的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钢、新之争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据《武汉大典》第一卷上刊登的多幅文革照片，早在七二○事件以前就有人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但与后来的“新武汉”没有关系。 成立“新武汉”的设想是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在1967年七二○事件以后提出的。龙梅生分析：从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来看，新派的组织应该是有相当实力的。可是组织很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各自为政，很容易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现在钢派借中央点名之机，钢风刮得很厉害。大街上贴满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标语，意图已昭告天下，用心非常明确。因此，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自的原组织名称不变，集合在“新武汉”的大旗下，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1967年8月，工造总司出面召集部分新派工人组织开会提出这个设想，记得当时比较积极支持的有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智、黄金善，没有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只是有的热情不是十分高涨。筹备“新武汉”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南京路的武汉图书馆。后来，分别在新湖大和武汉图书馆开了几次会，50多个新派组织原则上同意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 512 ==========第47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经过推选，吴焱金为新武汉总指挥，顾建棠、曹承义、傅廉、孙厚智等为副总指挥。商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龙梅生当时还印了毛体字的“新武汉”袖章，申请成立的报告送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也许是由于钢派的强烈反对，警司终于没有批准，于是“新武汉”尚未出生就胎死腹中，是一朵未现的昙花。（按：“新武汉”8月17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了成立大会。）8月26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京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时，对武汉成立“新武汉”的行动进行了批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 这件事主要反映当时大家对“钢化江城”和“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抵制，也是对中央表态许多新派组织未被，点名的一种情绪表达。其结果是“新武汉”流产，“钢化江城”也难遂其愿①。 六、大联合中的当权派 文革后钢新两派部分头头都谈到1967年七二O后大联合出现问题， 背后一定有走资派操纵，因为群众组织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符合官僚阶层的利益。 顾建棠说：七二O后在长办的堤角修配厂，长办党委第二书记、副主 任李庭序指示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成员恢复工总长办工人分部的旗号，这些成员马上行动，长办水利工会副主席董玉堂、长办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刘贺春积极参与②。 当时持钢派观点的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魏绳武说：“钢新分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刘方张等部队首长有意无意扩大、制造矛盾，有人明显倾向新派，有人做得太过而被称为‘钢司令’、‘钢政委’；地方干部钢新倾向则测更为显著，一位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私下找新派头头谈话， 封官许愿，唆使攻击对方。”® 新湖大头头谢邦柱回忆：“当时曾刘多次分别召集钢新两派头头开会，搞挑拨离间。对新派说，新派的政策水平高，顾全大局，善于团结，队伍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72一75页。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39一141页。 ③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32页。 513 ==========第4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纯洁，钢派是大杂烩。对钢派说，钢派革命性强，新派是小资产阶级。”①新派给刘丰、张昭剑起的绰号都是“钢政委”，警司参谋长赵梗被人称为“钢参谋长”。彭勋回忆：赵梗在武船两次讲话都讲到“就是要支钢”。彭勋把收集到的两个讲话稿交给曾、刘，曾、刘当着群众组织头头的面将赵梗狠批一顿②。 吴焱金写了一首打油诗指责军方，说“陶氏人物”“忽从极右到极左，有意支钢不支新”，被人抄去张贴于闹市。因这首打油诗吴焱金与刘丰、方铭发生激烈冲突。他回忆： (打油诗)被至今不知名的好事者抄写两份，一份贴在汉口水塔下的大字报墙，另一份贴在警司大门口。贴出两天后，刘丰把我叫到省革委会 一间大办公室。我一去，见张体学也在场，刘丰阴沉着脸，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刘丰把我写的打油诗的抄件向桌上一扔，问道：“这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刘丰问：“什么意思？”我答道：“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反映一下我的心情而已。”刘丰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反映心情为什么贴在警备区门口？谁抄的？谁贴的？谁指使的？”我说：“不晓得。”刘丰说：“你当面撒谎！这样的事你会不晓得？”我说：“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拿走的。”刘丰气急败坏地说：“你说，你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你含沙射影骂的是哪一个？”我说：“矛头没有指向谁，哪个支一派压一派我就指向哪一个。”刘丰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的门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警备区的负责人。”我说：“不是我指向谁的问题，社会上群众都在说钢政委、钢参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刘丰问：“你说的钢政委是谁？”我回答：“谁支派就是谁。”刘丰发火了：“你敢说钢政委不是指我？”我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刘丰把桌子一拍：“你还狡辩！”我也把桌子一拍说：“你莫以势压人！”刘丰的脸色更难看了，正准备发更大的火，这时坐在旁边一直不做声的张体学笑着说：“我说刘政委呀，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你犯不着跟小将生气。”张体学示意刘丰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让刘政委休息一会儿。”刘丰的工作人员把余怒未消的刘丰劝到其他房间去了。 ①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②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彭勋的记录。 514 ==========第49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打油诗被刘丰批评以后，我回到市革委会，参加市革委会正、副主任碰头会。会议休息时吃西瓜，方铭一边吃西瓜，一边问我：“前几天刘政委跟你谈得怎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门口，是不是也有说我们警司支一派、压一派的意思？”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以后在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就行了。”方铭火了：“我们怎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呀？”他把正在吃的西瓜往地上一摔，我也把西瓜往地上一摔，我说：“一碗水端没端平自己心里有数。”这时开会的人都来扯劝①… 曹承义回忆： 张昭剑在七二○事件后，在有新派和我们“等派”组织参加活动的各种场合，开口闭口就是“钢工总”，他见了钢工总的头头就眉飞色舞，见了新派和“等派”的头头就很冷落。一治有几个钢派的头头主动去巴结他，他对这些人也说说笑笑。见了我就像不认识似的®。 1969年10月19日吴焱金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到胡厚民曾经对他转述刘丰的一段话，“刘政委”说：“我见了新派就头痛，他们是什么造反派，他们是老机，你们钢工总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见你们感到亲切，他们都是民主人士，把他们结合进来，不过是当傅作义，是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张体学当场插话：那是造谣的，刘政委怎么会这样说！刘丰是否说过这一段话找不到旁证，但他多处表现出来的倾向钢派贬低新派的态度，激起新派愤怒，以致1968年春发起揪“武老杨”（即“武汉的杨成武”一一刘丰)运动。 第二节成立三代会 七二○事件后，周恩来对武汉文革的部署是：钢新两派联合，然后成立三代会（主要是工代会、红代会），继而在1968年春节前成立省市革委会。 1967年9月19日至21日，毛泽东在武汉。《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晨毛泽东“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当时街上贴满“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钢化江城”的大字报、大标语，毛泽东应该看到了。在汉期间接见曾思玉，听取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直接批评了‘以我为核心’大联合思想，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91、92页。 ②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8页。 515 ==========第5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① 钢新两派迟迟不能联合为统一的群众组织，成立省市革委会的期限将至，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刘丰召集两派代表直接进入筹建工代会、红代会的谈判。 一、成立工代会 10月24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由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各派代表三名组成，代表武汉地区十余个工人组织。筹备小组一致通过了武汉市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公告。工总代表是李承弘（武昌铸钢厂)、杨宝林（武锅）、王庆庭（武锅），九一三是胡启生（武钢机总厂)、但功荣（武钢职校）、杨连成（一治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工造是龙梅生（武汉胶管厂）、孙建春（湖北省水利厅修造厂）、陈海波（武汉仪表机床厂)，工总李承弘被推选为召集人。 李承弘回忆： 工代筹开过三四次会，地，点和时间也不固定，我算临时召集人，具体怎么搞我心里没底，每次开会都是扯皮，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给胡厚民说，他只是笑，没有明确意见。工代筹就一个“拖”。有一次对表决权上产生实质性争吵，工总一向以老大自居，按过去常规，其比例起码是5：4：3，九一三当然没意见，工造坚持平等，双方争了一个下午没结果。我当时想，开会应有个结果，工代筹只是个临时机构，作用不大，再说九一三是老战友胡启生等，都相当熟了，就是三家平均，但总的结果是二比一，所以我最后表态同意工造意见，三一三十一，三方平等，各执 三票表决票。杨宝林、王庆庭本想力争多得几张票，见我表态了又不好在会上说，只是担心回去交不了差。我有点倚老卖老，想既然要我当首席，就有权决定拍板，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 回到工总，向核心组汇报，朱、胡等人不但没责怪我，反夸我大人大量。胡讲，你们有气量，说明我们工总姿态高，以后舆论就占了主动，曾、刘也不能说我们派性十足吧®！ 工代筹迟迟谈不出结果，与胡厚民的态度有很大关联。朱鸿霞说，胡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32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19一220页。 516 ==========第51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厚民认为工代会就是个统战协商机构，但总理讲过要走工代会的道路，这个帽子不能丢①。胡厚民说，当时他就派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去工代筹搞马拉松会谈，自己到各系统全力搞以工总为核心的联合、成立革委会，吃掉工造后，再到工代筹高姿态地给工造几个名额②。 10月29日，工造铁军一成员为一件与工代会不相干的小事，打了朱鸿霞一拳，工总调动人马把工造各分部砸光。本来就困难的谈判更困难了。 曾思玉、刘丰为了赶进度，干脆撇开工代筹，于11月底制定了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构成方案，在空军雷达学校开办学习班，直接与两派头头谈。李承弘回忆： 工代筹成立月余，一直没进展，为此曾思玉还亲临了一次会议现场。曾讲话没有直接批评，但是埋怨我们进展太慢，拖了大联合后腿，要我们快谈出结果来。曾走后，可能知道我们工代筹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所以此后甩掉了这一环节，直接与朱、胡等人谈实质性问题，具体分配工代会委员、常委名单，“工代筹”就这样自行消亡了。 到底是跟主要头头谈容易解决问题，很快工代会各组织分配名额就定下了，具体是谁当，上面基本不管，由各组织自定，省市领导只管名额。工总分配委员是多少不记得了，总部全分给了各基层单位，由各基层单位自行决定人选。工总总部主要分配二十一位常委名额③… 12月中旬，达成协议。17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武汉已形成了革命大联合”的消息。23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临）成立。 1968年1月7日，市工代会临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尽快建立省市革委会。1月10日，武汉地区 三十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武汉地区工人实现大联合。 武汉工代会（临）与各工人组织协商，于1968年1月16日确定武汉工代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单，共117名。主任委员朱鸿霞（工总），副主任委员王锦铭（工造）、李想玉（九一三）、吴焱金（工造)、胡厚民（工总）、夏邦银（工总）、杨连成（九一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组成核心小组。 1968年1月17日，武汉地区首届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国务院、 ①《朱鸿霞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0日)》。 ②《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20页。 517 ==========第5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1968年1月17日，武汉地区首届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长江日报) 中央文革小组发来贺电。大会由李想玉致开幕词，朱鸿霞作政治工作报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话。大会通过了政治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通过了《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斗争》的大会决议，发出《第一号公告》。 《武汉地区革命工人 度设地盛 编号 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 轮人球女至 姓名杜恒东 以“武工(68)第二号” 性别男 年龄30 文件的形式发布。“条例” ;湖拟套波 第一条“性质”中说：武 是否 鞋 党闭员：· 汉工代会“是省、市革命 家出身到农本人成份学整 部口秘拇外委 委员会的牢固的基础，并 骚签发日期9688签安原声 对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实行监督”。1969 年武汉造反派自行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工代会根据上述“条例”实施“监督”权，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调查团”进驻省市革委会调查“复旧”情况。中央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时，对此予以批评，湖北当局也将此举斥为“工联主义”。 二、成立红代会、农代会 1967年10月13日，在武汉军区主持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六个红卫兵组织一一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武汉 518 ==========第53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1968年1月15日，武汉地区首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长江日报）红代筹)。筹建过程中，为席位始终激烈争吵。二司虽只是一个组织，但涉及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众多；三新只是三所大学的组织，却是与二司这一个组织并列的三个组织，所以二司主张“学校常委制”，三新主张“组织常委制”。12月中旬，武汉军区就成立正式红代会事宜举办六个红卫兵组织头头参加的学习班，最后达成席位分配的协议，近似于组织常委制，同时对二司略加照顾。其间，12月13日，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给曾思玉打电话，传达周对武汉红代会问题的指示：“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①次年1月15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召开。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来贺电。 红代会主任为杨道远（二司），副主任张立国（新华工）、龙铭鑫（新湖大)、高玉泽（新华农）、谢华之（三司革联）、柳英发（二司）、史灼华（中学红联），常委有方保林（二司）、丁家显（二司）、谢保安（二司)、董学精（二司）、陈文汉（中学红联）、杨铭（二司）、雪湘明（三司革联)、刘汉武（二司）、陈大川（二司）、周孔信（二司）、张良栋（二司)、徐宏彩（二司）、王彩珠（二司）、徐筱芳（三司革联）、潘金珍（三 ①见1967年12月2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73期。 519 ==========第5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新中学总部)等。 红代会副主任、常委名单资料缺乏，上列名单主要根据杨道远的回忆。农民造反派影响不大，武汉地区革命农代会1968年4月1日成立，主任叶敦藻（武汉钢农总一号头头），此时省革委会已经成立近两个月了。 三代会都驻有军代表，初期军代表都是军事院校的造反派。 三代会成立，应该是标志着大联合实现，各群众组织应该解散。但在1968年4月至8月的钢新之争中，两派都以原组织名义活动。直到1968年9月16日二司才在新华路体育场开会宣布解散，会后二司中学生写出大标语：“倒旗散伙，上山下乡，旗手江青，语重心长。”在此前后，各组织纷纷宣布“倒旗”。 工代会成立后，工总勤务组多数人认为工总要做解散跨行业组织的榜样，加强工代会。胡厚民不同意，说有个战斗队员每天晚上睡觉要戴两个工总袖章。他还拿上海工总司和武汉工总比较，说人家有个一月风暴，我们有个七二○，都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都有历史功绩。工总司没有倒旗，工总为什么一定要倒旗？曾刘对我们不放心才是根源①。经劝说胡厚民勉强同意，工总解散大会召开前夕他去了外地。 各组织“倒旗”后直至1976年10月，造反派虽然还有活动，但都不用原组织名称了。 第三节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工代会、红代会负责人的安排，即是群众组织代表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基本框架，具体人员名单由各组织自行讨论决定上报。在筹建省市革委会的过程中，钢新两派对此争论不大。市革委会副主任中没有工总的人（工总希望胡厚民出任)，中学红联一号头头史灼华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常委（二号头头陈文汉安排为市革委会常委)，工总、中学红联的人在社会上呼喊了一阵，没有结果。 此段时间一直在半公开活动的百万雄师成员，把省市革委会直至基层的所有革委会都称为“派委会”。几乎没有一个革委会在筹备的时候考虑到结合百万雄师的代表，几乎所有革委会的成立宣言都说到本革委会的成立，是战胜包括“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在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成果。 ①王光照2017年3月4日致笔者的微信。 520 ==========第55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对于省市革委会的地方干部人选，造反派有一定的发言权，钢新两派对此早就各有准备。1967年12月3日，朱鸿霞、胡厚民在洪山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刘真、张华、卜盛光、谢甫生、许金彪等一批支持钢派，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王任重、张体学排斥的老干部参加。刘真对省市革委会的干部人选提出一套方案：省里干部可以到市里结合，市里的干部也可以到省里，要通盘考虑。杨春亭到市里当一把手，杨友山、谢定杰、吴允恭做左右手。任爱生可以担任省一把手，张华当助手，卜盛光搞政法，杨锐管工业。新派那边干部不多，但要认真对付。一二三把手和主要部门一定要掌握在钢派干部手里。省里新派可能提出孙德枢，市里抬出薛朴若。我们钢派干部多，新派少，采取硬拼的办法一个拼一个，拖住不让，任爱生拼孙德枢，杨春亭拼薛朴若，不拼掉至少拼成个次要地位①。尽管会后工总勤务组里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但在两派协商中钢派实际上是按刘真的策划进行的。 1967年11至12月，新华工三办对省、地、县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摸底，全省副省级以下、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派人做调查，为解放干部、结合干部做准备。 1968年1月，武汉军区召集两派头头商谈省市革委会地方干部人选。两派头头都带去了收集研究干部材料的班子，钢派是工总、二司干部联合专案组，新派的班子以新华工三办为主。 商谈市革委会干部人选，钢新两派分别提出21人、19人，有3人重合；对于省革委会干部人选，钢新两派分别提出18人、14人，有6人重合。重合以外的人选，无一不发生争论。 讨论市革委会干部人选，为杨春亭和薛朴若谈了八天八晚，武汉警备区司令方铭和副政委张昭剑反复调和，才勉强达成协议，杨为副主任，薛为常委。按钢派本来的意见，薛当委员都不够格。 1月下旬，讨论省革委会干部人选之一的孙德枢，历时十天十晚。两派冲突延伸到滨江饭店的会场之外，钢派发表打倒孙德枢的“严正声明”，新派把支持孙的大标语贴遍三镇。 武汉军区眼看中央规定的时限将至，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党委自行拟订市革委会成员名单，强行由群众组织通过，《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 ①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521 ==========第5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6·发日款18.1.21 的嬷る代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加我主宽万存无传大导原伟大领抽伟大充隙、伟大舵手老主席万岁复 万岁 不 量冠大华绣的酒大华字经为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载1968年1月21日湖北日报） 522 ==========第57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月18日由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李承弘参加了筹备市革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两派还在争论不休，他听到方铭说：“就这样定了，散会！”①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于2月1日批复。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于1月20日正式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1968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对于一个非省、市、自治区级别的市革委会来说，人民日报这个举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省市革委会结合地方干部，还是考虑了群众组织的推举。新派为省革委会推荐的19个干部，13人被结合；为市革委会推荐的14个干部，11人被结合。钢派的成功率比较低，在省革委会是21比5，在市革委会是18比10②。 对于省市革委会“三结合”的三个组成部分，造反派不是都有话语权、参与权、决定权的。军队干部这一块，他们铁定担任革委会一二把手、各职能部门一把手，造反派无可置喙。1967年9月5日，胡厚民、梅子惠等发起，致电中央要求王力来湖北当省革委会主任，当时无声无息，后来作为他们的罪状遭到清算。地方干部的结合虽与造反派协商，但决定权在当政者手里。钢派力挺的、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孟夫唐、刘真、张华、毛远耀连委员都没当上，而钢新两派都没有提名的干部被结合且担任重要职位，如张体学，据曾思玉说是毛主席的决定（丁家显回忆，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周恩来在晚宴前听取他汇报干部结合问题时说，张体学只要认识，站过来了，也要结合）)。当政者提出姜一，造反派特别是姜一工作过的黄冈地区的造反派激烈反对，省直红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组织的“姜一问题调查组”10月7日公布题为《坚决打倒王任重的心腹姜一》的材料，列举姜一不能结合的证据，反对无效，姜一仍然当上省革委会常委。还有饶兴礼，劳动模范，文革前任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 七二○事件前支持百万雄师，被安排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回顾这一段历史后说：“我们是在如来佛手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22页。 ②参见1968年6月26日《新湖大》报第82期。 523 ==========第5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的无产级革命路胜制万心全面胜利万岁会2 首革命委 会 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党史办公室资料） 524 ==========第59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心里翻跟头”①。 市革委会常委36人，其中群众组织代表19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杨春亭、李长根（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薛朴若（武汉市副市长）、张珉（武汉市人委副秘书长)、王敏青（武钢党委组织部长）、杨友山（武汉电信局局长)6人。省革委会常委37人，其中群众组织代表15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任爱生、赵文华（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省粮食厅厅长）、李周仕（省气象局局长）、王舜（省地质局处长）、孙德枢等。造反派的力量看起来很强，但省市一把手曾思玉、方铭极其强势，各职能部门都为军队干部掌控，群众组织代表很难有所作为。 1974年省委编印的材料揭发：刘丰“大讲‘只能军干群，不能干群军，更不能群干军’，并造谣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欺骗群众，流毒很广。当时湖北省县委书记中担任第一把手的地方干部，只有三个人，他还准备再换掉一人。”② 就市革委会职能部门来说，无论是成立时设立的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还是3月22日重新设立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后改称政法组)，一把手都是军人。以3月设立的“四大组”为例：办事组组长刘海江（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办事组下辖行政小组、秘书小组，行政小组组长焦光寿（军队干部）；政工组组长阎超山(15军45师副政委)，同年10月由张景禄(15军45师副政委)接任，下辖政法小组、机要小组、宣传小组、机关小组等，宣传小组组长为车成德（军队干部），机关小组组长为任善纪（军队干部）：生产指挥组组长李全智(15军后勤部长)；政法组组长刘文科（湖北省军区干部）。省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等的组长也都是军人。 省市革委会的委员，造反派所占比例更大。造反派推出的市革委会委员得到承认，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全体委员会议。省革委会内武汉地区的委员不被承认，理由是两派相争错过了上报中央审批的时间，中央没有批就不承认。造反派一直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曾思玉、刘丰排斥群众组织代表，对地方干部、尤其是支持造反派的地方干部也是排斥的。1970年9月，刘丰在省革委会政工组说：“湖北这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22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年3月28日印发)。 525 ==========第6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个地方，在干部中有些人 意汉市革命委员拉名术的东 就是宗派、山头厉害，你 性别男 们不了解呀！我知道点历 年龄 部门委员 史的。老干部中，一些是 编号0132 太行区的南下干部，一些 入 使用期限：乃作之月至年月 从冀南来的，是随王任重 证 说明 一，此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得 一起来的，再是跟张体学 转让。 一九七三年 二、此证只作出入市苹委会机 关证明之用 来的五师的干部。有些人 三、安善保存，不得遣失。 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宗 派主义作怪。”①张体学1968年4月中旬曾对省革委会常委、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说：“我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人家给我配的。” 省革委会副主任、二司头头杨道远回忆： 任爱生算是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结合之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人很硬气，能力也行，但当时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就是不想让（甚至是害怕)他起作用，重要的事情不分给他管。重大的事情往往就是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这三个人在背后商量好，任爱生和其他副主任根本不能与闻。1968年夏，任爱生就社会议论较大的千部问题，给常委和正副主任写了一封信，要求印发常委们讨论。办事组就是拖着不印发，任爱生问丁力（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原省委干部），丁力说信已经转到军区党办去了。实际上是军区党办压了任爱生的信。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大会上，任爱生写了个东西，革委会办事组的丁力不给印，丁说，是军区不让印。 我们提任何建议都是没有用的。对于当时中央的一些政策精神，革委会从不去讨论应该如何贯彻执行，他们也根本无心讨论这些问题，确切的说是不给群众代表讨论，不让群众代表与闻，不让群众代表参与；他们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安排，满心想的是如何限制造反派，如何恢复旧班底，如何对造反派进行清算。从1968年年底开始，省革委会完全是按照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的意志运作，“三结合”已变成“二结合”，群众代表已名存实亡®。 ①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年3月28日印发)。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29、241页。 526 ==========第61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顾建棠说： (曾思玉)只记恨造反派不听话，由此，对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心存芥蒂，另眼侧目；对“解放”后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不甚放心；对结合为副主任、常委的“亮相”领导干部，更是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分配，只安排日常值班。他大权独揽，中权不放，小权全由各职能小组军代表组长掌控，形成了省革委会由军方独统的局面。 省革委会的一切工作，全由曾思玉掌控的武汉军区党委决策审定，冠以副主任、常委头衔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不得与闻，比如以省革委会名义组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驻各单位，由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于1970年10月30日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事前全然不知，只有事后听个传达的份儿。省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军管会”，“群干军”三结合只剩“军人” 一结合了，省革委成了“曾家店”，开会也是一言堂。这就造成了地方千部和群众代表的不满和愤慨①。 群众组织代表成批进入权力机构，是新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之举。他们中的工人拿着原工资，学生还是学生的待遇。他们满怀激情，意识到“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他们将“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②。 但他们很快就感到失落，感到地方当局糊弄中央有的是办法。 胡厚民说：“群众代表是‘招之能来，来之能听，听之就走’”。朱鸿霞说：“我们这个副主任愿意和军区三办换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当一当，或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三办可以经常见首长，我这个副主任见不到首长。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千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群众组织代表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一打电话汽车来，重要议事就踢开。”1972年8月夏邦银在会上对省委负责人说：“群众代表在革委会只是接喜报的”，“开会时是召之即来，来之能坐，坐之能听，听之能走”；“曾思玉同志、体学同志，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我非常羡慕山东省革委会从下至上都是青年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3一164页。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1页。 527 ==========第6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班子，像山东造反派掌权很值得，联系湖北武汉的造反派，一年香二年臭， 三年四年在挨斗，结合头头‘锅边’嗅”①。 即便如此，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角色定位，还是努力工作，对军队干部、地方老干部的特权意识开展批评。 1969年长江大水，洪湖大堤溃口，杨道远、张立国、顾建棠参加堵口抢险、抗洪救灾。顾建棠冒着生命危险，坐镇长办水文船，在溃口处弄清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并从溃口进入堤内查看灾情。张立国是自己要求去洪湖抢险的，在堵口现场坚持三个月，国务院通报表扬的人员中有张立国。姜一说：造反派都像张立国这样是吃苦耐劳的好青年就好了。 省革委会成立后，张立国协助张体学到各专区“解放”了一批地级干部。张立国主要做当地造反派的工作，比较顺利，最大阻力来自军队。张立国以群众组织代表的特殊身份，协助张体学说服军方，起了很大作用。 张立国协助韩宁夫抓六七、六八届大学生毕业生分配，以华工革委会副主任王富山主动要求去新疆塔城为典型，带动了一大批大学生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协助赵修建立生产录音机的无线电二厂，组织班子，先在华工找到空教室做厂房。1969年10月接手主管杂交水稻研究，与武汉 大学生物系两位年青老师一起去海南农村工作两个半月®。 杨道远为知青口粮、女知青遭强奸等问题下乡调查，向曾刘张提出自己的看法，为军转干部、分配来湖北的大学生排忧解难。曾思玉批准省革委会机关做五六米高的围墙，杨道远逢会必讲，这个围墙用了多少砖头，花了多少钱，这够给农民盖多少房子。王任重那时都没有修这个围墙，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连过去的走资派都不如。曾思玉在场听着不吭声。有一次省革委会在当时武汉最高档的东湖客舍开会，代表们睡的是钢丝床，杨道远反对在那里开会，认为这里是接待外宾的，为什么不能在招待所开会？他坚持不要钢丝床，最后只好给他换棕床。一次开省革委会常委会，晚上 十点钟会议结束，有车送回家，但与会人闲聊不动身，等着吃点心。那天杨道远值班，计划拿给他批，杨说不要搞，工作人员说是首长叫搞的，不搞不好。杨批：“夜餐照发，我不要。”杨道远回忆说：“这件事后来整我的时候，被说成因为一个饼子两个点心，就说张体学又犯了走资派错误， ①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秘书处编《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简报》（二十七），1972年8月10日。 ②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528 ==========第63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说我打击老干部。当时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答，也不理你， 心底下就认定你老是跟我们过不去。”O 第四节造反派掌权的基层革委会 在武汉地区，基层单位建立革委会最早的是华工，1967年8月4日成立，曾思玉前往祝贺并讲话。武昌区革委会的建立迟至1968年8月29日才最后达成协议。大致是一派独大（如水院、武测、长办、武锅、一中）或两派联合得比较好的单位（如一治工安公司）能够迅速建立革委会，两派势均力敌或主流派优势不大的单位（如钢院）就比较困难。也有稍强的一派强行成立革委会的，另一派会称之为“派委会”（如武钢动力部），然后就是“内战”不休。 进入革命委员会这种全新的权力机构的普通工人、普通学生，有着全新的感受。 1967年11月10日武汉锅炉厂革委会成立，王光照任委员、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每当我值班，一个人深夜在厂前广场巡视时，抬头看厂办公大楼顶上“毛主席万岁”的霓虹灯红光闪闪，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和党中央把这么大一个工厂交给我们，这是一种信任，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副担子实在太重太重。尽管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只要努力学毛选， 热到查裙新华工革命委员多成三 1967年8月4日，湖北省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一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成立（载次日湖北日报)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0一237页。 529 ==========第6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团结全厂职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总会取得进步和成绩的。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绝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殷切 期望D。 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由中央文革批准成立。华工二年级学生、23岁的张建华被选为新华工革委会委员，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两年零四个月，即1967年8月至1969年底。他在回忆录中对文革中的革委会这样评价：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 通过比较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政权组织的状况，我认为“革命委员会”确实是好。比文革前的好，比改开后的好，比一些人企望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要好。 但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在三十多年来主流媒体和不良文人的长期误导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无非就是造反派掌权，尽干坏事。 其实，真实的革委会确实是好的，完全不是他们在影视节目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的成员是真正按巴黎公社的形式即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德才兼备并为公众信任的。 我们都知道，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委派的，这种任用和选拔干部的制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革委会的成员都是群众直接选举的，革委会就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也就真正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革委会好在娜里？好在革委会在行使权力时真正地实行了民主，真正实行了“集体领导”。 在革委会内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委员和革委会主任、常委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都可以争论。通过决议时每个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委员只是摆设的弊端。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6页。 530 ==========第65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机构精简，党政合一，精英荟萃，令出一门。我院革委会成员共45人，是原院党政干部的三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机构精简了，人员精干了，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教学、教改、科研、落实政策等各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华工在院革委会治理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人整人的现象。总体来说，华工当时的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是积极的和谐的。 对此，我院原院党委第一书记、教育家朱九思在评价文革十年的华工时，也肯定了华工的文革是文明的。…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我总觉得我在华工任职的两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23、24岁的毛头青年。 我之所以说在院革委会任职的两年多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是因为我所做的事都是给学校、给社会输送“正能量”；二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思想是最开放、最自由的，身心是最放松、最畅快的，精神生活是最丰富的。我们不但有理想，有激情，而且有浓厚的友情和烂漫的爱情①。 王光照当上厂革委会委员后，不论是在宿舍区还是在食堂，在车间还是在科室，经常有工人、技术人员、职工家属、技校学生拦住他，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指出应该注意的苗头和倾向。最后一句话总是：革委会好好讨论和安排一下吧。作为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他“不分时间和地点，尽量到各部门了解各种纷杂的情况，帮助解决、协调处理各种问题”。革委会解决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夜班职工下班回家的交通问题，每天由值班的革委会成员跟车。王光照回忆：“一天深夜，天气恶劣，动力车间一位黄姓女工因参加抢修设备而误了交通车，找我反映。我当即通知小车司机韩师傅出车送她回汉口头道街。一路上我与他们谈这谈那，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况反映。回厂已是天将晓。韩师傅很感动地说：开了多年的小车，革委会的头头们这样关心职工，以前想都不敢想，到底是文化革命培养出的新干部，就是不一样。”老八路、厂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赵秀岳对王光照说：整个形势太好了，真是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建厂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精神面貌，没有这么好的形势②！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319一320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4一157页。 531 ==========第6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长办联司1967年1月24日夺取长办的党政财文权(1967年12月20日成立长办联司主导的革委会)，到1968年12月8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历时近两年。两年间除1967年6月底至7月底躲避百万雄师围攻撤离长办大院一个月，一直主导着长办的文革运动和业务工作，所有在建工程和设计任务如期完成。丹江、陆水、乌江渡等直接由长办负责设计的在建工程均按计划进行，湖北蒲圻陆水水电工程于1967年7月下闸蓄水，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国庆节启动发电（朱鸿霞和顾建棠代表省革委会参加庆祝大会)，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等工程都随后相继建成运营。关系到我国国际信誉的阿富汗援外工程、下荆江中洲子裁弯工程顺利进行。 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在原总工程师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生产指挥组，由革委会常委、规划处长王有秋任组长，革委会委员、总工程师李镇南和委员、技术员徐炳华任副组长。他们在抓紧丹江等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研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起草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3月8日，由革委会主任郭志伟带领李镇南、徐炳华、邱中恩和顾建棠上京，向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并递呈《请示报告》。两三天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设想很好，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是大家的心愿。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有战争观念。万里长江第一坝，要审慎筹划，兼顾各方，有利无弊，万无一失，准备打仗，确保武汉。请长办的同志抓紧研究，继续论证。”返汉后，长办革委会加强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全面展开设计论证工作。 顾建棠在京起草《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 命名为‘三三O’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当年5月周恩来总 理批准并复示长办革委会，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改为“三三O”设计组。 这个“三三O”一直沿用到1980年才改为“葛洲坝工程”。1970年12月 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971年葛洲坝工程开工。顾建棠说：“如果工宣队进驻后诚心帮助而不是捅垮长办革委会，我可以断定我们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①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十二章“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532 ==========第67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适逢武汉地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退潮，各大学在刚成立的革委会领导下开始复课，开展教育革命。 E水 1967年12月25日，在武汉警备区召开的中等学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交流了市 二十九中的经验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革委会成立斗批改办公室，领导复课闹革命和教学改革。《红水院》报发表社论《大破大立，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斗批改办公室组织多次关于教学改革的辩论会，师生踊跃参加；组织师生代表讨论教学改革方案，编写“体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新教材”。一系62级的农田水利专业课由揭曾佑教授尝试用新教学方法授课，与学生互动，效果较好。6221班翻印了水电站等教材，编印了周恩来论水利、黄准海会战等实用材料。农水教研室五位教师共同研究，复课后首先讲农水战线 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受到学生欢迎。 系同学提出专业不要分得那么细，水利不分系，电力也应该融合进 来，砸烂专业界限。这些自称“砸派”的同学还在全院游行，质问革委会负责人。二系对于把农水和水工完全揉在一起有保留。 全院成立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串连会，天天有激烈的讨论会，讨论教学改革问题。外出进行教学改革的社会调查，编写新教材，组织上课、实习， 533 ==========第6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很多教师、系领导干部也积极参加。还有师生主张把学校搬到工地和农村去，进一步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一些青年教师认为，这些问题在1958年教育革命时期就己经提出了。1967年底，二系组织三、四年级同学去丹江口水电建设工地现场教学，并参与丹江口工程局的“斗批改”，同学们认为受益匪浅。1967年12月， 一、二系14人组成“水利专业大联合拼命向前串联会农业水电公社教改探索队”，去咸宁地区各县乡和水利工地做教改调查。12天徒步五百余里，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开了三十多次调查会。在蒲圻山区一个地方他们了解到，这里水源丰富，但地形复杂，灌溉田地要从六里外取水。请一个技术员来修水锤泵，每天工资4元、一只老母鸡，没能修好。他们参加劳动，帮助农民设计小渡槽、小水轮泵站等。整个活动只花费二十余元。回校后写出调查报告《要普通劳动者，不要特权阶层》，《红水院》报用两个版面全文刊登。 在斗批改办公室指导下，出现了几个教育革命的典型：教师吴朴三带队到光化进行的电网设计施工，教师吴甲铨领队的小洪山小电站设计小分队，恩施水利工程教学基地。著名水利专家张瑞谨副院长也参加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武汉机械学院机653班教育革命调查组师生在武汉柴油机厂（载11月17日湖北日报) 534 ==========第69页========== 第十八章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活动，并率先提出斗批改要打破系和专业的界限、建立专业连队的意见。 这一段时间，对十七年教育的总体评价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同学认为教学改革只能是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局部地、阶段性地做一些修改；有些同学认为必须彻底砸烂旧的教育体制，然后才能建立新的教育体制。 水院这个由院革委会主导的教学改革高潮期，因1968年春开展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而搁置。其间北京电视台派来采访车，拍摄了水院教学改革的专题纪录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到水院采访①。 1967年11月4日，新湖大革委会成立。计统系一年级学生、革委会委员、教务部副部长杨闯起草了《湖北大学1968年教育改革计划提纲（草案）》，涉及各系课程设置、三结合（校外实际工作人员、教师、学生）教学班子、各专业到对口行业参加实际工作、抓教改试点等。杨闯带队考察了实行或探索不同办学模式的江西共大、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并进行了总结研讨，还提出如何办研究性质的大学这一课题②。 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新华工革委会撤回所有在外联络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回到学校，边复课边搞教改。全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教改小组”、“教改探索队”，去工厂、工程工地实习，参加筹建院无线电元件厂。11月19日，湖北日报刊载《新华工》报编辑部、新华工《教育革命》编辑部的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情况的初步调查》。1968年1月，院革委会举办的“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展览”开展。按革委会主任张立国的说法，“决心在全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中搞个第一”。新华工革委会主导的复课闹革命、解放干部、整党等工作，新华社、人民日报多次报道®。 ①参见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九章“革命委员会”之第二节“复课闹革命和教学改革”。 ②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九章“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工作记（一）”之“一、当教务部副部长，潜心抓教育改革” ③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535 ==========第7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第十九章 “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1968年3月27日下午，北京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宣布中央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和对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的命令。江青在会上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说“目前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在反动的方面占主要。要坚决击溃他们！”5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说：“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从1968年3月底到8月的这一段武汉地区文革运动被称为“三反一粉碎”时期。 这一时期钢新两派的剧烈冲突，并没有发展到如同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生死相搏那种程度，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担心对方压倒己方而使文革归入失败，而文革失败是钢新两派都不能接受的。 第一节钢新两派和军区提出不同斗争目标 好不容易翻身的造反派最警惕的就是“右倾翻案”。3月27日下午，与北京十万人大会同时，武汉工代会召集十万工人参加的大会，“欢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军队干部”，表示“誓死捍卫红色政权，粉碎翻案复辟的黑风”，会上揪斗了“‘百万雄师’地下黑司令部坏头头”夏少卿、余少卿。此后，钢新两派关于“三反一粉碎”的所有宣传都会提到，要警惕并打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的翻案活动。工总组织调查组，到武汉市各区、基层单位调查百万雄师成员和支持他们的干部“搞翻案”的情况。 3月底4月初，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常委孟运通因百万雄师成员陈明清在外串连从事翻案活动，约他谈话，陈害怕被批斗，在家自杀。 这一时期，造反派对百万雄师成员保持着高压态势。将“搞翻案”的百万雄师成员挂黑牌游街一度成风，以致湖北日报4月28日发表署名“卫 536 ==========第71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記階飙斗：。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争。 通 令 通缉令 查我厂干部沈帮安、原名沈寿山、男，现年30藏’ 王使（又名王少荣），男性。现年29岁。安徽阜 原草工三司二號頭頭)后任“百万雄師”市總站联络部 阳县人。身高约1,7米，安徽口音。脸清瘦。 付部長’係“百万雄師”核心成员之一。在？大的无產偕额文化大華命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箱，参加保守组织 证動中，一直顽固坚持資產偕級反動路綫，充当王、陈之流鎮座革命基 “职工联合会”，任总会联络员。，“职工联合会”垮 众的黑打手，精極参与並策划“6.17”“624”大血亲子一桑列罪恶活 台后，在红色造反兵，负责后数。反动组织“百万雄 动，盖親自参与721反苹命夺权，黑会。中央表态后)沈不但不低頭認 师”成立后，又担任总站联络员。 罪，反而抗拒苹命羣众批判)胆敢与革委会对抗。三月三十日又公然跳 1王馋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始至终站在资产阶 出狂戒“天求远不会是这樣的，天貔有一天是要变的”的反勘口号，把 级反动路线一边，甘愿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卖 矛頭直峡指向“三缸”此后竞畏罪潜逃同鄉，（赤凰縣祝店人民公社)， 命、参与七。二○反革命叛乱。在中央公开表态后，仍然两固坚持资产 在鄉下又捕动不明真豪的震民羣众)闺攻草委会派去的代表，要圖再次 阶级反动立场，参与“百万雄师”地下联络站，大搞翻案复醉活动。其 挑起式斗。，綜上所述，沈帮安实屬顽固不化的“百万雄師”中一小撮撑 犯罪事实被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查获帝，于1968年4月28日下午畏罪潜 頭頭，现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及省革委会4，】6通令，經厂革委会研究 逃，至今下落不明。 决定，呈报市草委会，限令沈帮安于1968年6月25日12时前返同工 为了咬获“百万雄师”地下联路站反动组织，彻底粉碎翻案复辟妖 厂，接受羣众批判，否則，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后果，由沈自己弱完全 风，特此下令通鲜，望各兄弟革命丑织，各革命群众协助捉拿归案。 育任。 特此 或溪列車電站基地苹命委員會 通令 或漢鋼工總列重兵团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武漢电子仪器厂苹命委員会 电话：73803,72785转斗批救办公室地址：武昌白沙洲堤东子 68.6.12 造反派对两位百万雄师骨干发出的“通缉令”（章迪杰提供） 思达”的文章《刹住游街风》。文章说：“当前在武汉地区盛行的一股挂牌游街之风，是打击敌人的主要方法吗？用这种方法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吗？不能。” “三反一粉碎”运动开始，工代会、红代会成立后本应“倒旗”的各群众组织纷纷打出原旗号，当局似乎默认。6月6日工总举行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警司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出席并发表讲话。各组织改换名称开办报纸，工总有“钢工总保卫组”办的《江城前哨》，工造有“武汉工造总司不忘六·二四兵团”办的《不忘六·二四》，九一三有“无产阶级革命派进驻红旗大楼‘四反’‘卫三红’指挥部”办的《缚苍龙》， 二司有“武汉钢二司《三反一粉碎》编辑部”办的《三反一粉碎》。 7月23日，造反派召开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一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批斗了一批百万雄师头头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辛甫、林立等。 当时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的主要头头入狱，公开的组织已经不存在，偶尔出现的翻案标语没能造成影响。钢新两派未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外侮暂时看不见，于是“兄弟阋于墙”。 537 ==========第7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得乱黄 既将道委喻文效黄宝黄授林三里高 百暖黑高参蓝黑高参市姜预图指旅 辛甫玉克文 新派认为，当前武汉问题的根子，是当政的军队干部，以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为代表，把持省市革委会，视群众代表如无物（吴焱金说“革委会是军政府”)，而且支一派压一派，分裂造反派，助长钢派的错误，于是发动“揪武汉变色龙”“揪武老杨”。刘丰对此的回应是：“有人要揪变色龙…现在我还没有成龙，我要是成了龙，就要呼风唤雨，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淹死。”① 刘丰曾说：“××（工总）组织过去是受压的，产业工人多，×（新）派是小知识分子，××（工造）组织都是民办工厂，卖油条的人，临时工、合同工多，成分不纯。×（钢）派比较直爽，×（新）派比较滑”②。 张立国说刘丰在新派头头面前毫不掩饰地偏袒钢派，他举了一个例子：1968年国庆前夕，张立国从华工去省革委会开会，途径省电力学校，遭该校二司学生枪击，所乘华沙牌小车轮胎被打坏。张立国向刘丰反映，刘丰说：你不挑衅他，他无缘无故来打你？你还跑来闹，不检讨自己®。钢派认为，武汉地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一贯右倾的新派头头和省市革委会中支持新派的干部，他们是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阻力，因而提出“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 ①参见湖北省柴油机厂张立国、湖北沙市棉纺织印染厂谢邦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载1974年3月21日湖北日报。 ②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印《市委常委揭批的刘丰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年7月2日印发)。 ③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538 ==========第73页========== 第十九章 “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揪“武老楊”者的阴陽臉譜示众 ·荜命风雷・ 〔本报者按 杏子气马雾班聚祖路鞋器 阴阳脸，以读份委在他们头上纸柳的假冠上一个小孔，让他们常出林的皮下 的马P,见不人。 新两大龙××的《论文化大命第五个 见在，领导这几个右器头头表演的黑后台李逆亦之流已放批 子)明成人就可以途过种种伪背老品他明鹅参萨条流禁势配a小驱白最酱停豪 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深看途，以免他们再来欺盼草命羣众。 一、散布反动的“形势悲观論”，为阶极敌人反草 二、宣揚反动的“暴力主义”，成立“暴力集团” 命武装夺权制造奥論 妄图以暴力頤复红色政权，锁压无产阶极苹命派 但是，花地 把武汉地 在公新품支餐餐丝路*원2 使下，大叫大球要“热武装”，要“成为暴力类团”。他们所严词斥责别人 禁重新挑起武汉的火瓦，为阶级敌人右闻翻案明的共实正是他们想做而且正在做的事。两而派是会做戏的，他们极力趣把 。环阶级敌人从元产阶级司部中取政权，我钢铁长城， 自己装扮成正派角色，他们做了强盗，还拚命城捉默。在武斗的问烟上， 产阶级专政为产阶级政，实行资术主义反米命父辟。 难道他们两面派的面目还暴露得不清楚吗？ 阴 而 州 而 △武汉形势大行！武 △全国的四反发：烈烈，武汉抑冷冷游 △回前，我们有些同 汉大有希复！ 形家报会5月30日在武B区委礼觉的 游，沒有领导， 老误地估计了发展的 县的余资我要界的柔爱茶成权，是 然而有一些改治 新形势，曲麻了毛主席达们要充交力席。 人，看不到这一片大行的 一最斯后品。在他们者 薪华红张××5月15日接见剂州地区 羊今形势。他们看到了武 △7,20嵌是酒餐图设委礼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 议地区当前出现的一些表 堂商惭派头实的形势报公 级进入了“武裴斗争的斯 面现菜，就在那里近态款 阶段”，并认为第五个同 市恐见论吗，制造紧张飞 合武议四反有三种前迎，一是在省市草委 派会上的形热报告 就是全面的“或装斗 ，把前速始行一团球 △从目游时问来霜，枪支对于夺权，巩 年”。显而易见，这种现 固政权，将招作用。 黑，把文化大求命亚化的 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错 在新家运 新华工货×女5月5日按见剂州地区 一娟柳笺。 湖大助5月6目下 浙期大北×× 的，在实说上也为 스不限的右金 载1968年6月26日武汉钢二司《三反一粉碎》报 姜（一）”。其实他们对曾、刘也不满，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是要把新派打成“反军派”，他们分析全国形势后认为，反军派没有不垮台的。 当年6月15日曾、刘从北京回武汉，18日在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揪武老杨错了。钢派极为兴奋。但曾思玉在这个会议上讲：“看到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啊，我就头痛。”①工总勤务组极为愤怒，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曾刘利用钢派压新派，新派压下去了再整钢派。1969年反复旧时胡厚民对吴焱金说：你们当时揪武老杨是正确的，我们不揪是错误的，我们当时不揪，现在很不好说话，反而被动。 3月28日，工总发表“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一一反对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反对破坏拥军爱民，反对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反对机会主义者保护走资派。这个“声明”部分矛头对准新派。4月8日工总举行大规模的乘卡车“火把游行”，将一些百万雄师成员拉出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并呼喊“杀‘鸡’（机会主义）喝汤”等口号。武钢、 ①《新华工》报1968年6月20日第98期。 539 ==========第74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汉纸、肉联、武船、武重等单位钢新之争又起。 工总、二司成立专案组，对要打倒的干部进行专门调查。4月初，工总、 二司、三司革联绑架姜一，成立“揪姜战团”，造舆论，开批斗会。同时提出“打倒姜一，揪出姜二”，“姜二”是指偏向新派的张体学。黄冈地区钢派整张体学材料送给胡厚民，胡在工总勤务组透露了材料内容，最后没有公布。新派认为揪薛李孙姜就是要搞垮省市革委会，提出“卫三红，救姜一”。 3月底，湖大出现矛头指向刘丰的大字报。4月5日，新一中旌旗奋兵团贴出大字报《二十二问》。第12问说：“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代表被置于何地？到底是几结合？”第13问说：“为什么百匪、三字兵、康三婊子大吵大闹，猖獗翻案？后台安在？”第12问认为这些问题的源 头就是刘丰：“七二O前后，武空由支保突变支左，而空司某人则由余立 金的点拨，连升数级。这里面必有鬼。某人是否变色龙，阴谋篡权？”此后，新派以“武老杨”“变色龙”指称刘丰。 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开始，钢新两派各有斗争目标。曾、刘也确定了打击对象一一一批地方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有共同的特点：与王任重、张体学有宿怨，有“历史问题”，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钢派。 谢华之1969年10月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1968年4月6日晚，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张纯青、张昭剑在8199部队师部，对朱鸿霞、张立国、杨道远、谢华之说，武汉的阶级斗争出现新形势、新动向，在这里面煽阴风点鬼火的就是卜盛光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把它们抓起来。布置工总抓李守宪，二司抓石寿堂，三司革联抓卜盛光，华工抓王盛荣。7号晚8点一起行动，10点送警司。第二天卜盛光、王盛荣没抓到。 王光照回忆：4月6日夜，在汉口上海路市邮局三楼礼堂舞台上，曾思玉及军区三办马兆昆、徐健等，召集工总朱鸿霞、胡厚民、沈复礼等约 四十人开会。曾思玉讲：我省同全国一样，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翻案风，卜盛光、李守宪、王盛荣、石寿堂是武汉文革的黑手，应当把他们这些小爬虫揪出来。我们军队出面不方便。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群众专政的问题上，应当走在前面，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你们出面抓黑手比较方便。相信你们一定会打一个漂亮仗。王盛荣一贯追随王明路线，是二十八个半的成员。据我们 540 ==========第75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掌握的情况，他已经跑到东北去了，妄想投靠苏修。曾思玉一行大概八点多来，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工总的人到了哈尔滨，得知曾思玉通过陈锡联将王从黑龙江他儿子当兵处抓回了①。 从目前收集到的材料看，曾思玉同一天夜晚在不同地点布置抓人是确实的；不能确切知道的是，为什么给四个组织分了工，又要工总一家去抓 四个人。 此后，湖北当局又发动批判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批判“黑手”孟夫唐、刘真、张华，说湖北右倾翻案风的根子是这一批支持造反派、对当时湖北政局无甚影响、一直被他们压制的干部。 新派受到巨大压力，以张立国为首的新派头头从4月7日起多次开会，商议成立统一的新派组织“卫三红指挥部”。5月1日在华工正式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曹承义、潘洪斌、陈茂祥、顾建棠、傅廉组成，张立国为组长，吴焱金、顾建棠为副组长，彭勋、严常任参谋组正副组长，参谋组下设《卫三红》报编辑部、动态组、专县联络组、文卫组。6月16日，新湖大头头从北京回来，在新派头头会议上传达了聂元梓的意见：“新派不能反军队。全国凡是搞军队的，都垮了台。新派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经讨论，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活动。17日继续开会，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张立国说，我们都要向曾刘承认错误②。 沒有一个人民的軍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拥軍爱民 棉之红 风怀东 武汉《卫三紅”编輯部1968年7月15日 （新字007易) 江汉放歌傳喜部中原大地舞紅旗 热烈欢呼中央批准武汉军区新党委成立 工造总司、新一治、长办联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中学红联等无产阶效革命派欢欣鼓年，热烈祝賀 地南森刊肌红议做球传常气，中大 后价，以计 长办可给飞的州晚，“所到式股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46一148页。 ②详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6一174页。 541 ==========第76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新派还策划组建一支武装，由工造、新一冶、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出人，华工、湖大、长办出钱。已经安排了集训地点，准备好一二百床被子。计划没能实现①。 彭勋是新派“揪武老杨”最积极的鼓动者，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作了十多场“形势报告”。5月15日他在华工电影场说：“要有倾家荡产的思想准备，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他还即兴以几句顺口溜（一片和平景象，一片琅琅的读书声，窗户擦得很干净，桌子椅子摆得很整齐)揶揄华工复课。他提议并参与集训一百多名学生，派到省内各专县，动员新派组织统一行动，揪武老杨。他主持整刘丰的材料，未成系统，6月15日曾、 1968年4月，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新派举办“卫三红”专刊（载1968年4月7日湖北日报） ①参见《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参见《新湖大（红八月）》报红字○○一号(1967年7月29日)。 542 ==========第77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刘从北京回武汉后就终止了①。 5月15日，彭祖龙以工造总司的名义通知专县二十多个新派组织到华工开会，商讨成立全省统一的新派组织，张立国、龙铭鑫、曹承义、陈茂祥等新派头头出席，会期三天。会后“新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三红总指挥部”的牌子挂在工造总司门口。这个“新湖北”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就无声无息了。彭祖龙回忆：当时专县新派一些头头（有孝感的沈良军等）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钢派，找到我，约定到华工开会商议。那个牌子是专县的人挂的②。 彭勋4月27日在湖大召开的新派头头会上讲“我们和钢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③，对将去专县的集训人员讲：“我们已经掌握了工总 二司在水运开会的情况，他们打的方针已经定了。”④胡厚民6月6日在工总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上讲话说，新派“有个组织开了三次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了些什么话，我们都知道，他们策划了一个秘密暗杀计划说要把朱鸿霞、夏邦银、姜诗存杀掉”⑤。传言越传越离奇，两派敌对情绪越来越深。 第二节钢新之争达到顶点 5月3日，中原机械厂爆发了最激烈的两派武斗，双方都动用了枪支。此前该厂新派组织“新中原”抓了本厂工总的几个头头，说他们是百万雄师的变种。工总二七区办事处头头胡巍前去交涉被打。工总作战部调集人马攻打中原厂，工总死一人、伤数人。警司派部队制止，事态才没有扩大。官方资料说，中原机械厂武斗事件死2人，伤57人⑥。 关于武汉警司在新中原事件中的作为，新派另有说法。曹承义回忆：“‘新中原’的头头在五三武斗事件后告诉我，他们在武斗时使用厂里生产的军用无线电步话机监听到武汉警司支左军人在武斗现场使用步话机交谈，并说武汉警司是支持钢工总攻打新中原的。使新派进一步觉得军区、 ①参见《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2017年3月4日彭祖龙致笔者的邮件。 ③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9页。 ④《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⑤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第8期(1968年6月9日)。 ⑥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35一36页。 543 ==========第78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警司有人即‘变色龙’在挑动钢、新两派武斗。这时新派揪‘武老杨’的大字报开始上街。”① 4日，肉联厂工总、工造发生武斗，双方用步枪、迫击炮互相射击，工造死一人。 26日，工造铁军袭击工总头头夏邦银、张耀忠乘坐的汽车，开枪打伤司机。27日江城前哨拦路殴打工造头头闫志斌。8月中旬，新华工头头郭保安被工总绑架十天。 在武钢，钢派围攻红旗总部所属新动力的据点，死二人，伤多人；抓住红旗头头叶美堂等六人，用枪将五人打成重伤，打死一人。钢派长时间将老九一三分团徐道基等人围困在钢研所，双方开枪互射。 两派都在准备大打，都宣称要“走四川道路”，以武力决胜负。工总继在武汉体育馆设立“群众专政”机构“江城前哨”后，在全市组织联防，以情报组所在的市电信局为据点，集中人枪。新派各组织加强戒备，工造铁军占领景明大楼（武汉市各民主党派办公地）、井冈山大楼（市机械工业局)作武斗据点。 所谓“群众专政”，是当局倡导支持的，“江城前哨”就有军人参与®。4月23日，市工代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誓死捍卫‘三红’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长江日报24日报道：“群众专政指挥部负责人宣读一批犯罪分子的罪行”，“一批流氓集团首犯、投机倒把惯犯、现行反革命以及‘百万雄师’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坏头头被秋到会场示众”。警司副参谋长赵梗参会并讲话，“对大会表示坚决的支持”，支持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 此后大大小小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三红保卫队”纷纷自行成立，大多成为各派的武斗组织，抓流氓，抓百万雄师翻案人员，也抓对立派的人，打人的事不可避免。 5月26日至28日，武汉市突然爆发钢新两派抢枪风潮。“被抢的枪支达10万支，子弹约1000万发。”® 抢枪风怎么刮起来的？两派头头晚年回忆，大都说听说有人去抢自己 ①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9页。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33页。 544 ==========第79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才去。新一治头头曹承义回忆：5月27日他在湖大听说省公安厅有人抢枪，新一冶去人时仓库已空。28日在长办听彭祖龙说工总在127部队抢枪，他立即带人去抢到了枪。 武大二司的人去武昌县金口抢枪，是从机械学院得到消息的。武锅王光照说是警司要他们去弄枪的： 1968年4月底的某天深夜，武汉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张昭剑突然单人匹马来厂，…到二楼亮着灯的办公室找到我…讲：今天有些事应该向你讲一讲，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张政委大约同我讲了四十多分钟。…整个讲话中再三强调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左派，不武装起来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高度地重视。比如去年为工总翻案、抗暴过程中，你们是吃了大亏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新华工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走到你们前面去了。张立国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武器，你们已经落后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困难是会有的，只要开动脑筋，总会有成效的。你们旁边公安厅仓库里就有很多武器。 张昭剑深夜来访的一番谈话，当时心里有过嘀咕：是个人意见还是警司集体看法？是路过还是专程来厂？深夜单独来有什么避讳？我不在办公大楼又会找谁呢？怎么找呢？嘀咕归嘀咕，另外一种意识占了主导：这是首长对我厂的信任和关爱、支持，也是对整个工总的偏爱。…（我）将全过程及谈话完整地写成大字报，连夜张贴在厂前广场大字报栏里。大字报的标题极富吸引力：《张昭剑夜访新武锅》①。 大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第二天上午王光照在厂革委会临时会议上报告了张昭剑来厂详情，会议决定执行张昭剑的意见，并指定专人负责。5月26日，武锅造反派去省公安厅抢了枪。1968年12月14日武锅革委会副主任、原厂党委书记赵秀岳做检查时说：“我们厂的这次行动（抢枪），在全市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②。 1968年5月所谓抢枪和1967年8月那一次一样顺利，造反派进入的武器仓库基本无人阻拦，省公安厅武器库、武昌县金口武器库等处都是这样。1967年那次几乎都是群众组织有组织地去抢，1968年这次很多社会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49一150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8页。 545 ==========第80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上的人取得枪支弹药，以致武汉市内连续数月枪声日夜不断，流弹打伤打死市民的事时有发生。曾思玉1968年6月18日在一次大会上说：“流弹打伤327人，打死50多人，飞机打坏8架。”① 28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抢枪，并要求武汉军区坚决制止这种违法行为。此后市内抢枪基本停止，武汉两派就跑到专县去抢。 这次很多抢来的枪没有枪栓，当时造反派大惑不解：又让人去拿，又事先取下枪栓，他们这是干什么？ “三反一粉碎”中，钢九一三特立独行。 1968年4月26日，长江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关于武钢（报道中称“一个大型企业”)的报道：“在火热阶级斗争中办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一 七二五二部队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基本经验”。以九一三武钢分团为首的“新三家”4月27日向长江日报发出“照会”说，这个报道是该报刮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对武钢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是“伪造事实”，报道指责“一些人几次冲击部队”是“压制群众运动”。“照会”要求该报4月28日公开答复未果，5月5日，“新三家”连同公安联司武钢总部封闭长江日报达4个月，9月8日长江日报恢复出报。 封长报出面的是九一三新武钢分团，实际指挥的是九一三总团。 九一三封报后，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老大（工总）办报、老二（二司)卖报、老三封报”。封闭长江日报使工总与九一三一直就存在的矛盾加深。1968年6月5日九一三发表《给钢工总勤务组及广大战斗队员的一封公开信》，一开头就列举工总制造的针对九一三的“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4月28日“绑架”邓金福，6月4日“绑架”杨连成、殴打总团常委余东久等多人。这封信表示“对你们的‘三·二八’声明、‘五条命令’、“特大喜讯’以及你们的负责人在形势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们不能接受”，表示反对“以我为核心”。公开信还说九一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五·一八’社论”。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5月18日社论《奋力越过六盘山》说：“我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同志正陷在右倾思想的 ①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红司（新华工）《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98期(1968年6月20日)。 546 ==========第81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泥坑里不能自拔，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通过这样一些人，披着‘革命’‘造反’的画皮，放肆地腐蚀着我们的同志，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 这篇社论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九一三的宣传品中又称为“变色龙”，指的就是刘丰；而“我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同志”，指的是刘丰支持的工总头头。 九一三封长江日报，工总、二司和新派都很尴尬。钢老三封钢派的报纸，钢老大、钢老二不好出声。钢派控制的报纸被自家人封了，九一三要揪的对象和新派一致，新派本应表态支持，但武钢的“老三家”是新派，他们是反对封报的，新派对此事也只能闭嘴。 第三节批判李迎希 1968年5月，中央召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开会，会上批判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6月12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武汉军区曾、刘等人，说李迎希1967年2月“夺军权”是错误的，不能平反；李迎希是“黑手”，和军区机关造反派“互相利用”，与地方造反派“挂上钩”，“破坏军队稳定，破坏文化大革命”；“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他是反党夺权”，“先在这里批判，以后再到武汉批判”。6月13日林彪对曾、刘说：“李迎希这种人是不好的，这次弄清楚了，很好。”“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14日周恩来对曾思玉说：“对于李迎希的处理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同意这样处理。”方铭传达了 曾思玉关于李迎希的讲话：七二O以后“李迎希以造反派自居，以一贯反 对陈再道自居，以胜利者自居，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要夺曾、刘的权”。“抢枪是他搞起来的”，“挑拨空军与陆军的关系，抓武老杨都是他搞的”①。6月18日刘丰在武汉传达中央首长讲话时，插了一句他自己的话：“李迎希在钢、新两边跳。”② 李迎希与地方造反派“挂上钩”并成为操纵他们的“黑手”，是“莫须有” ①参见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报第9期(1968年6月19日)。 ②参见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红司（新华工）《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98期(1968年6月20日)。 547 ==========第82页========== 第三编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1967年7月一1968年8月) 的事。但李迎希倾向于军区机关造反派，是武汉造反派在1967年2月就知道的。中央作出批判李迎希的决定，曾思玉在6月18日传达会上说：“李迎希问题，群众组织不要插手，军内问题军内解决。”钢新两派还是立即在社会上造舆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一方面表明自己紧跟中央，另一方面把李迎希问题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 相当于工总总部喉舌的《江城前哨》第9期刊登中央首长6月12日讲话，同时以粗大字体刊出口号“打倒篡军野心家李迎希”。这期报纸发表的社论《把揪“武老杨”的黑后台李迎希之流抓出来示众》，按照曾思玉的结论，牵强地把李迎希说成新派揪武老杨的操纵者，说李迎希“把整曾、刘的黑材料一套又一套地向混进某些组织的别有用心分子透露，制造假象，设下圈套，掀起了揪武老杨的一股反动逆流，妄图毁我钢铁长城”，说李迎希“操纵那么几个钻进革命组织的别有用心分子和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头头，散布大量流言蜚语，制造武斗紧张空气，叫嚣走什么‘四川道路’”。大帽子下面没有一件事实支撑。这也难怪，曾思玉6月18日关 于批判李迎希的长篇讲话也没有举出确凿的具体事实。实际上，七二O事 件以后钢派是主张为李迎希平反的。《新华工》报第98期转载了三钢驻军区大院联络站1967年8月《坚决为李迎希平反》的声明，“声明”说：“李迎希同志与陈再道、钟汉华、徐向前之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受到陈再道、钟汉华残酷的迫害，但他仍然坚持斗争”。“李迎希同志的案我们翻定了！” 新华工革委会1967年9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说到，军区机关造反组织“大多数都倾向于三钢的观点”，二司驻军区联络站和这些组织一起，“集中于为李迎希、张广才翻案”，新华工怀疑他们“想把军区进行‘钢化’”。《新华工》报第98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倒反党篡军野心家李迎希兼斥〈江城前哨〉“鸭子死了嘴巴硬”的怪论》，说李迎希、孟夫唐与钢派“某些头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钢派曾经为李迎希“狂热翻案”。新派也喊叫“打倒李迎希”，他们举出李迎希一个儿子是二司成员等事例，说李迎希是钢派的后台。 孟夫唐是湖北最早、最坚决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后来也最坚决地支持钢派，贬低新派，张体学、陈再道和保守派都曾经对他极力打压。周恩来、陈伯达接见时简略地提到“孟夫唐是典型的两面派”，钢派闻风而动，高 548 ==========第83页========== 第十九章“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喊“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孟夫唐”。6月29日出版的《江城前哨》第11期发表长篇文章《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孟夫唐》，从孟夫唐的祖父一直批到 他本人在文革中的表现，说他七二O前被新华工保护，新湖大称他为“我 们的老好校长”，七二O后“他一方面公开宣扬‘不钢则康’论，挑起钢 新之争，分裂革命群众组织；另一方面却暗地同新派头面人物一起，背着军区和三钢等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了‘省革（临）筹’”。 新派早就对热烈“支钢”的孟夫唐不满，此时也和百万雄师一样把72岁的他称为“孟老狗”。 中央处理了李迎希、张广才，孔庆德、叶明等人做了检查，曾、刘在武汉军区的地位得到巩固。当时钢新两派忙于互斗，且不认为李、孟二人有多大能量，对李迎希的问题又知之甚少，加上曾思玉明确表示群众组织不要插手军内问题，两派表过态，互相攻击一阵就不了了之。 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8月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军宣队进驻工厂，群众组织手里的枪支全部被收缴，武汉官方文献记载：“共收缴各派抢夺 的枪支7.5万支，炮447门，子弹920万发”D。“三反一粉碎”运动就 此偃旗息鼓。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37页。 549 ==========第84页========== ==========第85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第8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1968年6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下简称清队）开展：8月底开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或工宣队）陆续进驻大中学校及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科研设计等事业单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进驻工矿企业，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转折。 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8年5月15日)所言，是为了建立“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所谓“无产阶级左翼”，在当时的语境中就是指造反派)，“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说：“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中发[68]74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全国各单位在军管会和军宣队、工宣队主导下，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称“八种人”）。“八种人”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 武汉地区的清队在曾思玉、刘丰的主持下，基本上是整群众、特别是整造反派，基本上没有实现中央的部署。对于运动矛头向下整群众，各级当权者思想上认同，技术上熟练，清队运动由缺乏政府管理经验且敌视造反派的军队干部掌控，更加不注意政策，扩大化更加严重。 1968年12月汉阳区公安分局预审员对武汉三中教师、造反派成员夏家宝说，三中工宣队的专案材料说你上大学时用酒把女友灌醉，强奸了她。夏家宝问有没有证据，预审员说，上面说“提高妇女地位”，女方的话不需证据。夏家宝问三中送来的专案材料去不去找当事人核实，预审员说“我 552 ==========第87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们没有功夫，上面也有指示，以单位专案材料为唯一依据。”①1969年9月调任水院工宣队指挥长的武空师级干部樊马义经常说“马列主义教研室没有一个好人”“院党委只有一个半好人”“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水院不枪毙几个是不行的”“对知识分子要改造、改造、再改造”。有人与他辩论，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该是“团结、教育、改造”，他说你们懂个屁。九一三事件后，受刘丰牵连，樊马义被审查，他不服气，说“我(在水院)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上级指示办的，错了首先由上级负责。”“按你们（上级）的要求，造反派会一个不剩，我在水院还留了几个。”②武汉锅炉厂军宣队“把历次运动中以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又来一次大清查。他们把职工划分为几类： 一种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一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或者直系亲属有‘关、管、杀’的，再者是所谓本人犯有严重错误的。动辄批判这个，斗争那个，还私设公堂，隔离看守。霎时间全厂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人心惶惶。在这种高压、紧张、恐怖的态势下，武锅又死人了！”两名工人自杀，一名工人失踪，三人都不属“八种人”③。 湖北大学工军宣队在清队中把凡是在1949年前有职业的党内外教工、干部作为怀疑对象，军人统一指挥，组织若干大型专案班子逐一排队，搞内查外调专案。每个专班有军人亲自掌控，要求专班人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办事能力强，互相间不得交流专案对象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等等。清队中副校长林山卧轨自杀，驻校工宣队竟无一字交待®。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人开进清华大学，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开头引用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战略意义”。文件指出，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是促进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制止武斗。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说：“工人宣传队要有 ①夏家保《蝉鸣录一八十回眸》第27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②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507一508、548页。 ③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2一163页。 ④参见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 553 ==========第8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此后，各上层建筑单位也派驻了工军宣队。 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中央的这两个举措很快为湖北当权者用作清算造反派组织的利器，造反派受到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 在武汉地区，清队始于1968年6月，工宣队产生于当年8月，清队早于工军宣队进驻。但从实际进展来看，清队的主导者是进驻学校及事业单位的工军宣队和进驻工厂的军宣队、军代表，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进厂后，清队才得以按湖北当局的意旨全面推行。 第一节工宣队进校，学生退出文革舞台 8月27日，武汉地区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千多人进驻武汉钢铁学院。9月7日，省、市革委会举行工宣队授旗大会，第 二批工宣队陆续进驻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大专院校。至年底，工宣队进驻了全市23所大专院校，80所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所有的小学。1968年全市中学在校教师8万余人，工宣队员达5万余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70%①。同期，市郊各公社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村学校。至1969年3月，共5批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湖北省直和武汉市直机关，中央在汉单位，各工矿和文艺、新闻出版、科研设计、卫生等上层建筑各单位②。1969年3月11日开始，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省、市财贸系统③。 工宣队由省市革委会派出，省市革委会掌权的是军方。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群众组织代表没有获得实际权力，包括话语权，重大举措出台前毫不知情，在组建、派出、指挥工宣队上同样如此。 当时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说：在“省革委会工作的那段时间，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35页。 ②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8页。 ③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38页。 554 ==========第89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1968年9月7日，省市革委会为武汉工人宣传队授旗（载次日湖北日报）；1968年11月18日，省市革委会及武汉部队负责人欢送武汉第三批工宣队（载次日湖北日报） 明显感到那里的工作模式，都是由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在背后决定的。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通过我们，但是我们做一点小事则一定得通过他们。比如，往学校和工厂派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私下决定了，而且工宣队都训练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派下去了，才在省革委会开会宣布。请注意，是宣布，不是讨论。这样的重大事情是他们预先设计好了的，人也训练好了，我们根本参与不了意见。而且，所有参加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选，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直到这些工宣队、军宣队下去之后，按照他们的意旨干的许多事都没有向我们通报，我们只是从基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那里听到一些反映。”① 学校工宣队的上级领导机构为省文教战线工宣队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均为军方人员，各工宣队的指挥长没有一个是工人，都是军人。（工宣队虽然由军人主导，一般还是自称和被称为“工宣队”。)初期的工宣队员多为造反派工人，逐渐被保守派成员或有保守倾向的人员取代。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宣队9月23日进驻，队员来自武昌铸钢厂、武昌车辆厂，多是造反派工人，任副指挥长的夏胜阶是铸钢厂的造反派，另一副指挥长葛台鑫是武昌车辆厂的中层干部，同情造反派。1969年9月，反复旧运动遭中央批评后，水院工宣队队员全部换成了来自国棉三厂、青山热电厂的保守派工人。 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0页。 555 ==========第9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1968年9月23日，华工师生欢迎军工宣队进驻（刘俭提供） 要立即铲平“山头”，实现归口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的总部、分部应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应立即返回单位生产或上课。二司、三新、 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学生组织纷纷“倒旗”，造反派学生同时被工宣队严格管控，进入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学生代表失去了支撑的力量。随着1967年底、1968年6月六一级和六二、六三级大学生分别开始毕业分配，1968年11月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学生运动彻底退出了武汉文革舞台。 对于工宣队起的作用，杨道远认为“工宣队实际上成了当权派对付造反派最方便的工具”①。全过程见证了本校工宣队始末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干部张建成归纳为：“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② 军宣队、军代表1974年上半年全部撤离。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9页。 ②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28页。 556 ==========第91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宏大目标之一，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在湖北由反对文化革命的当权者主导，其工作方向背离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初衷。 一、工宣队在大专院校 工军宣队进校后普遍使用的口号是：捅“马蜂窝”0，捉“马蜂王”。“马蜂窝”指造反派占优势的革委会，“马蜂王”指三结合的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马蜂王”失去在革委会中的权力，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一—“马蜂” 一起，进入各类学习班受审查，很多学校把这些造反派和“八种人”关在 一起。学习班里受审查者被称为“对象”，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称为“动力”②，“动力”一般由保守派成员担任。大专院校的师生一般是拉到农村搞“斗批改”，结合清队、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一打三反，天天开会学习，造反派成员几乎是人人过关作检讨，“错误严重”“态度不好”的则被单独关押。 工宣队进校立即改变了原有的组织系统，实行军事化编制和半军事化管理。在大专院校，一般是系改称大队，系下面的年级、班级改称连、排， 一切权力归工宣队，此前造反派占主导地位的院校革委会成了工宣队指挥下的办事机构。 9月23日，工军宣队进驻湖北大学，指挥长在当晚的大会上宣布：“今后革委会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开展事务性的工作”③。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宣队取代革委会行使权力，革委会学生委员一律回班，原不是机关人员的教职员工委员一律回原单位。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语录操”是军宣队带进校园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形成风气。 ①“马蜂窝”一词出自196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工人造反报》第155期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社论将不搞斗批改搞武斗的“老大难”单位称为“马蜂窝”。 ②对象、动力：1968年下半年以后，当局以各种名目给造反派办学习班（实为变相监狱），进入学习班受审查的造反派称之为“对象”，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称“动力”。这两个称呼出自当时流传的林彪的一段话：“把自己既看作是革命的动力，又看作是革命的对象”。 九一三事件后“动力”改称“骨干”，“对象”的称呼不变，一直沿用到1976年10月后的“揭 批查”运动。 ③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25页。 557 ==========第9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湖北大学财会系六五级学生彭明诚回忆： 瞬时之间，大礼堂各个进出口贴上了毛泽东各种姿势的画像，画像正下端剪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围绕画像两边贴满黄纸绿纸做的葵花。各学生宿舍也无不按此形式布置。与此同时，全校开始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做“语录操”活动。 “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学校是这样落实的：早饭时各班排队上食堂，在食堂门口，在驻班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齐刷刷地把随身携带的“语录本”举过头顶，先敬祝“四个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喊“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工宣队员根据形势需要，指定几段语录大家齐声朗读，然后解散、吃饭。“晚汇报”是睡觉前男、女生各自在自己寝室进行。我们班四个寝室的男生集合在“头”所在的寝室，“头”带着大家例行一套早上的举动，然后解散。开始我们搞时还十分慎重，时间一长，也就松懈了，甚至变味了。有一次，李祥瑞同学因上厕所迟到了，“头”正儿八经地叫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李祥瑞规规矩矩地正对着毛画像作低头认罪状时，“头”竟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要解他的裤子叫他“脱裤子割尾巴”。“忠字舞”是以李劫夫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伴奏曲，编排出舞蹈动作，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跳。我们年轻人学得快一点，年龄大的老师教授可就惨了。有一次我和李玉华远远观看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练习舞蹈的样子，忍不住说了句“群魔乱舞”，李玉华作势要去“举报”我。“语录操”是把毛的若干条语录比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依照神似或形似，编成一套八节的广播体操每天做①。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六四级学生陈厚燃、夏宜凉回忆：1968年9月工宣队进校后，校、系主要领导都由军官担任，他们把“三忠于四无限”的种种形式带进华工： “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绣毛主席像，在教室、教研室、办公楼的玻璃窗或墙壁上贴满剪纸的“忠字”，绘满了毛主席像或以向日葵作为衬底书写的“最高指示”。 工宣队政工组印发的“早请示晚汇报程序”中的“早请示程序”回忆 ①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 558 ==========第93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如下： “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齐唱《东方红》。 领：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 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坚决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领：下面学习最高指示。选读毛主席语录。 领：最高指示暂时学到这里。众：牢记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①。 二、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1967年底六一级大学生毕业分配，1968年6月至11月六二、六三级大学生毕业分配，少数直接分配到工作单位，大多数安排到农场、农村锻炼， 一两年后再到单位。当时各高校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成员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中很多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水院六一级学生王文忠时为院革委会常委、院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武汉市人，他主动要求去新疆，带动了一批人去新疆工作。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六二级学生王富山，1967年8月结婚，爱人在老家河南镇平农村卫生所工作，1968年5月儿子出生。1968年7月王富山任院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曾、刘己同意他留校工作。王富山主动要求去新疆塔城，张体学得知后说这是一个好典型，并在华工举行的一个大会上，讲话赞扬王富山的举动。因王富山带头，“全校难以落实的到新疆、内蒙去的近20个名额，很快就落实了。”② ①陈厚燃、夏宜凉《回忆华工文革》（未刊稿，2019年)。 ②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559 ==========第9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新华工》报编辑部成员学习196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一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刘俭提供） 华工无线电系革委会委员、六二级学生朱启贵主持本大班学生的毕业分配，他和女朋友（同班同学）主动要求去内蒙古，“受到同学们的赞扬”，“直到2010年，几十年没有见面的二班同学还念念不忘，说我们选择去内蒙是如何成全了他，非常感谢。”① 1970年7月六四、六五级的分配，是直接分到工作单位。湖北省委决定将华工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六四级学生郭保安留在武汉，郭保安对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信俊杰说：“我在总理面前保证毕业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留在武汉我有何面目再见总理？”工宣队把他分到新乡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他也拒绝，要求去新疆、西藏。他说，王富山己经去了新疆，我最好去西藏。最后郭保安去了安徽铜陵农村的一个农机修配站。华工革委会常委、六四级学生刘玉民对工宣队说，哪个地方偏远，你就把我分到那个地方。后来刘玉民分配到甘肃天水。张立国说，1970年这次分配，华工造反派学生分到云贵川偏远山区的超过800人。 ①朱启贵《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电子版，2009年）。 560 ==========第95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1970年武汉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就完全由工宣队掌控了。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军、工宣队决定四十个学生留校，至于条件，按樊马义指挥长的说法就是：绝对听话、绝对服从、绝对驯服，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造反派。…关于学生的毕业鉴定，军、工宣队有统一的安排，分为九等标准：1.对毛主席有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2.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3.对毛主席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4.对毛主席有无产阶级感情；5.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6.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 7.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政治错误；9.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①后三等标准是针对造反派学生的。 “老五届”（六一届至六五届）大学生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无数县、乡的小工厂、学校、医院、其他事业单位，第一次出现大学生，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老五届”大学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武汉地区造反派大学生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材料，随报到的学生 一起进入工作单位，学校工宣队和工宣队辙离后的学校当局获得的新材料也会及时寄去。在新单位，其数量难以统计的造反派大学生继续在清队、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被整治；1977年开始的“揭批查”、1982年“清理三种人”、1983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记录在案”，这些材料都起到重要作用。分配到单位不久，水院工宣队寄去有关五一六、北决扬材料，六三级学生萧名珍被判刑入狱，六一级学生陆植钧不堪逼供批斗，跳楼自杀。1971年，华工革委会委员、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分配到云南已经一年，华工工宣队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去张的材料，张建华被打成了“云南省四个 五一六分子之一”。1983年至1986年张建华多次调动、提拔，都因“记录在案”受阻。1986年6月，云南铁路建设公司党委书记周学诗对张建华说“中央最近有文件，凡是‘记录在案’的人和‘三种人’一样，一律不能进领导班子。”同年11月张建华不得不调离②。八十年代末，水院还在给 六五级学生伍必慧所在单位送材料。 ①岑颖义《赤子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555一556页。 ②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三十章“魔咒‘记录在案’” 561 ==========第9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三、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武汉地区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早在1968年初，很多中学都有学生（基本是造反派)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新农村突击队”之类的组织，开座谈会，写大字报，表示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表达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理解。3月，三十三中高中生肖铁人改名肖务农，和多所学校的几十名中学生组成“五七共大武汉工程队”（简称“五七工程队”），他拖着一条因小儿麻痹症而残疾的腿，到武汉三镇各中学串连志同道合者，共同向省市革委会要求下农村干革命。3月，武汉一中“神农架突击队”十余人（包 括十二中二人、墨水湖中学二人)到神农架林区调查，打算了解情况后提出方案，向市革委会写报告，要求到艰苦的神农架务农。他们沿着刚开始修建的公路，从房县步行到兴山县，沿途走访农户和筑路工程队，历时近 一月。一中有学生提出到农村后如何继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的问题，他们在3月份组织了调查组，带着这个问题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其后不久，一中“新农村突击队”成立，成员分赴神农架、襄阳地区调查。赴襄阳地区调查组公布了题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调查报告。10月18日一中“新农村突击队”贴出“决心书”，申请上山下乡，有几十人签名。10月底来自一中、二十中、汉阳铁中、六角亭中 562 ==========第97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学的4个学生，自发聚在一起商量，打算调查此前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情况，“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提供决策依据”。征得武汉红代会负责人同意，四人组成调查组，持省革委会介绍信，往襄阳县、房县调查。这次调查，他们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心情沉重，“一致认为中央和各地应该重视解决这些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知青也应该有上山下乡以后过艰苦生活的精神准备”①。 11月25日，武汉市首批万余名中学毕业生离开武汉，上山下乡。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学校工宣队、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加大了动员力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到1969年上半年，中学六六届、六七届、 六八届高、初中生绝大部分去农村插队落户，这6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 三届”。 中学生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踊跃报名下乡，其中有市革委会两名中学生常委一一省实验中学的柳英发和市一中的陈文汉。当时市革委会主任方铭主动提出安排柳英发参军，柳英发拒绝了，坚决要求下农村®。省实验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王某患小儿麻痹症，市一中肖某大腿因枪伤粉碎性骨折，按政策可以留城，仍然坚决要求，下到农村。首先报名下乡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工宣队认为问题基本搞清楚才被允许离校，下乡后经历一波又一波的审查，长期被排除在招工招生之外，在农村的时间大多超过6年，有的达8年。武汉三中造反派头头谢保安接受工宣队近半年的审查才被允许下乡，谢在农村一直通不过招工的政治审查，7年后转至其他地区的农村生产队才辗转回城。 省委、市委、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领导干部的“老三届”子女很多没有下乡。据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九期（军队干部子女上山下乡情况反映)》：“湖北省军区机关干部子女，应下 一百八十一人，实下四人，到农村不久，两人参军，一人进厂。该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子女共五十九人，无一人下乡。”1969年5月在北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群众代表向周恩来反映，领导干部子女不下农村，开后门去当兵，我们有统计表。周恩来说：参军也不是什么坏事。 ①钟逸《一篇迟到四十年的知青安置情况调查访问记》（网文，2008年）。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0页。 563 ==========第9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文革期间，湖北省有九十余万知青上山下乡（湖北省委党史办公室资料） 杨道远1968年2月至1969年9月在省革委会工作，接触过知青工作。他回忆： 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派对知青不是从政治上关心，从生活上照顾，相反在招工的时候，他们对一些出身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知青带有明显的歧视；而他们自己的子女都不下乡，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去参军，去招工。到了后来他们干脆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根本不考虑什么得到工人农民拥护，也不需要什么实践经验了，他们从根本上颠覆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这样一来，下乡的知青就很难再有什么热情了，他们的崇高理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打得粉碎，一种幻灭感、受骗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这种被扭曲了的感情完全是由那些高官们一手造成的。据我所知曾思玉、张体学、韩宁夫、夏世厚这些人的孩子都没有下过乡，都是直接去参军或招工。既然你 564 ==========第99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们的孩子都不去下乡，你还有什么资格去侈谈下乡光荣，侈谈什么扎根农村千革命？下乡知青怎么还会相信这种虚假的说教呢！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就这样毁在这层人的手里①。 “老三届”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感情，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完全融入农村的经济生活。同时在文体活动、小学教育、合作医疗等方面，发挥特长，为农民服务。下乡期间，大多数人消磨了政治热情，脱离了文革运动。 1974年6月，武汉市委决定从本年秋季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按父母所在系统下放、厂社挂钩方式②。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父母单位派出的带队干部管理，有父母单位的人力财力支持，他们在农村的经历与老三届知青大不一样。 1980年8月，武汉市委发出《全市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决定“从今年起，原则上以区、局和大型厂矿企业为单位，凡有安排能力的，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③1976年10月以后，知识青年下乡被当局视为就业安置问题，城市具备了“安排能力”，知识青年下乡就没有必要了。 第二节清理阶级队伍：清算造反派 1968年6月10日至21日，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座谈会，6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召开“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议，7月1日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座谈会④。此后，“清理阶级队伍”在武汉市所有单位开展。 整党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也是“斗、批、改”的内容之一。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整党建党的纲领。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中说：整党建党应该“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其后，中央文件和两报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7页。 ②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71页。 ③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96页。 ④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7页。 565 ==========第10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刊社论多次明确说到要发展优秀的造反派入党①。武汉市的整党建党工作于1968年10月开始，在全市原有的6766个党支部中选择382个进行试点。1969年10月，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制定了《关于全市整党建党工作规划》，“安排尚未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大体分三批交叉进行，至次年5月底基本完成。这一规划实际拖延至1971年底才基本完成。”®1968年10月至1971年底，正值造反派遭受严厉整肃期间，在曾、刘主导下，整党建党的基本内容在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基层支部，吸收“新鲜血液”、发展新党员，基本上将造反派排除在外。对很多造反派中的党员以不予恢复组织生活、预备党员不予转正作为惩治手段，新华工成员陈定方1966年1月入党，1974年才得以转正。造反派中的党员进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造反派入党，更是没有可能。 杨道远回忆： 1968年12月湖北省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任爱生写了个报告，内容分为二十一条，着重阐述正确对待造反派的问題，造反派的纳新问题，特别是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題，任爱生的意见就是要党代会首先解决，以便造反派能夠参加整党建党工作。任爱生的二十一条给我看过，我当然很支持，可是曾思玉、张体学反对，不但不能夠作为省党代会的决定写入文件，而且把任的意见看作错误思想代表来批判，结果不但造反派党员参加不了党委，任爱生这个老红军也被排斥在党委会之外®。 顾建棠的组织生活，是经周恩来亲自过问，1973年9月底才得以恢复®，此时距官方宣布整党建党基本完成，已经过去近两年了。九大期间毛泽东问曾思玉：朱鸿霞来了没有？曾答：他不是党员，他入党群众通不过⑤。直到文革结束，朱鸿霞也没能入党。 武汉地区的清队持续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了了之，“九 ①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的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68年10月14日)说：“‘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41页。 ③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29页。 ④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86节“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⑤九大代表沈复礼生前多次对柳英发等谈及此事。 566 ==========第101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大”后清队的口号还是提，但都是结合解决反复旧问题、一打三反、两清 一批进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就基本不提了。 按中央的政策规定，“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斗批改”阶段中的一项工作，清查对象为全社会中的“八种人”，并没有特指造反派中的“八种人”，也不是要整肃造反派。但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成为主要清查、清洗对象。1968年12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根据曾思玉的指示，布置军区三办整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彭勋、郭保安的材料①。 与派驻学校的工宣队相同，派驻工矿企业的军宣队（军代表）进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迅速剥夺已经建立的各级革委会的权力，捅“马蜂窝”捉“马蜂王”，斗争矛头直指曾短暂获得权力的以造反派为主体的革委会，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首当其冲。 铁道部汉阳枕木防腐厂工总负责人吴元幺是全市第一个被捉的“马蜂王”，依据是未经查实的绯闻。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工总负责人杨继高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大量印刷派性报纸，丧心病狂地冲击印刷毛主席红宝书的任务”。湖北省柴油机厂工总负责人陈汉寿的罪名是“纵容手下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武汉重型机床厂工总负责人祝孝先的罪名是“挑动武斗，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人称祝霸天”。武汉电信局工总负责人方景清、刘闯的罪名是“私设电台，窃取国家机密，破坏通讯”® 造反派的一般成员也被清理。湖北柴油机厂女工、工总小头头熊彩凤，生活困难，用群众组织的袖章做内裤，袖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油漆刮掉印迹还在，洗澡时被专案组成员注意到了，开全厂大会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反复旧时经张立国与警司交涉被释放，但还是被开除厂籍，其丈夫精神失常®。 1968年8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冶金工作会议，9月5日有大会发言批判武钢造反派主要头头破坏大联合、搞武斗等“恶行”，会后九一三头头张克勤、胡启生、杨连成三人即被逮捕。这是七二。后第一次逮捕武汉造反派头头。在同时召开的全国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孔庆德在会上告了胡厚民一状，说武船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与他插手有关”。于是“胡 ①参见1974年春湖北当局主办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上武汉军区三办负责人马兆昆的发言，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5页。 ③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567 ==========第10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厚民从武汉被押至八一五会议作为批斗的靶子”①。这是七二O事件后胡 厚民长期、多次被整肃的开始。 武钢工人陈祖坤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代表控制的武钢革委会一成立，就开始整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干部群众，致死六十二条人命。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在他们眼里手下，就是清理造反派。耐火材料厂工人诸少武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死。武钢业大有一个烧锅炉的老工人说了一句“林彪家里是地主”，被关押批斗，上吊自杀。大治铁矿一造反派头头被打死在井下。乌龙泉矿一位刚转业的军人因支持造反派被打死®。 以军代表为首的工作组进驻第一治金建设公司后，排挤和打击造反组织“新一冶”负责人，其头号领导人曹承义被定性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往湖北应山的部队营房办“五不准学习班”。曹承义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军宣队、军代表进驻工人总部“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帮助”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厂革委会成员王光照回忆：他们一进厂就掌控了厂革委会。为首的军代表任厂革委会主任，各职能部门一把手全换成军人。表面上革委会在正常运转，实际上是军宣队在操作。群众代表被架空了，干部也没多大发言权，举凡大小厂务及运动，全由军宣队说了算。清理阶级队伍，首先整治造反派©。 清队的方式是办学习班、设立专案组，搞“逼、供、信”，审讯人员对被审人施以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胁手段，逼取口供，受审人经不起肉刑或精神折磨而随意乱供，而审讯人则据以定案。 大中学校中的清队主要在教职员工中进行，造反派是清队的重点对象。工宣队采取查三代的做法，凡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就会被戴上“×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右派”之类的帽子，让造反派群众抬不起头来，“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武汉三中教师夏家宝，造反派普通成员，工宣队指挥长对他说：“‘文化革命’与当初‘反右’一样，先让你们牛鬼蛇神表演，然后一个个收拾，只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37页。 ②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5页。 ③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15页。 ④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7一158、164页。 568 ==========第103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是这次‘表演’时间长，清队’只是收网的第一回合，还有第二、第三回合，想溜是溜不掉的。”“（汉阳区）‘支左’（办公室）交给任务， 一定要清查出你们想篡夺汉阳党、政、财、文大权的后台，这后台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关系。”①夏家宝交不出“后台”，又不认罪，1968年12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公开拘捕，判刑三年，刑满后不许回城，在劳改农场一直待到1979年。 武汉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清队，主要是在干部下放劳动的“斗批改大队”（后更名为“五七干校”）里进行的。1968年10月21日，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市革委会在12月26日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3.5%®。1969年春节后，军宣队进入斗批改大队，市直机关造反派一号头头魏绳武的感觉是一一“此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被改造者”。“我在‘牛棚’的处境，大概与社会上三钢、 三新、三司革联头头们的遭遇，是芦席滚到垫子上一一相差不多，正应了社会上流传的那几句话：‘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穿新鞋，走老路’，‘结合到新政权的新生力量是案头上的花瓶一一摆设’。” 1969年2月22日，原武汉市直机关、各区（局）、公司“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有2万余人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进一步施加政治压力，使“逼、供、信”升级③。 1968年12月8日，武汉军区、省革委会派出上百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顾建棠事前一无所知。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工军宣队进驻后的所作所为： 工（军)宣队根本不把新生红色政权一长办革委会放在眼里，就像全国解放之初接管敌伪机关那样。郭指挥长不听我们半，点汇报，12月9日，气势汹汹地召集长办革委会及在汉院、校、处、所、室、站、队革委会成 ①夏家保《蝉鸣录一八十回眸》第274页。 ②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36页。 ③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9页。 569 ==========第10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员开会宣布：1.革委会成员都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革委会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接受再教育。就这样，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三结合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按当时他们的说法，已经“一锅端”了。 12月10日，长办革委会（除郭志伟外)全体成员和二、三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长办革委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被送到武昌宝通寺内洪山宝塔下的高炮团驻地，集中办学习班，不准回家。如家有要事，经请假批准方可回去，但必须按时归队。同时还在长江科学院、长江工程大学、勘测水文处和规划设计处等二级单位开办学习班。在学习班内，各级革委会成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造反派骨干都成为清队运动的对象，工（军)宣队队员是“动力”。采取小会揭，大会批的方式，什么武斗打人，什么抢枪乱军，什么揪“武老杨”就是反解放军…在学习班外，工（军)宣队以派划线，以原百万雄师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为“动力”，控诉文化大革命，把各级革委会打成大大小小的“马蜂窝”，把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打成“马蜂王”，并号召狠捅“马蜂窝”，活捉“马蜂王”。在学习班里搞人人过关，郭指挥长要我们全体学员“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搞背靠背揭发，搞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讲用会，总之要我们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 工（军）宣队的种种作为，把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搞垮，各级革委会成员被诬陷，职权全被夺走，文革积极分子全被整肃，而原先已经解体的反文革保守派被重新集结，借尸还魂，重新掀起反文革恶浪。广大群众和领导千部对工军宣队由相信到怀疑、反感、埋怨，再到愤怒，甚至有些原站错队的人也不甚赞同工军宣队这种做法。 196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张炳华、王志鹄、郑成炎三人到军区三办反映长办的情况，徐健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讲了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出现了叫人想不通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对革委会不是补台，而是拆台？长办革委会是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的工作多次得到省革委会领导的肯定。工（军)宣队一进长办大门，不作任何调查研究，把我们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弄到洪山上办学习班，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都赶回原单位，革委会剩下的只有一块牌子，名存实亡。 570 ==========第105页========== 第二十章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2.为什么不领导学习班搞“斗、批、改”？在学习班里，工（军）宣队不引导学员们去斗走资派、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要学员批自己的所谓派性，斗自己的所谓私心，挖自己的所谓野心。许多人按要求认了错，作了深刻检讨，还是不能过关，硬是要学员们承认“造反为当官”、“夺权有野心”，硬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 3.为什么纵容支持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在学习班外的长办大院内，原百万雄师的人造谣：“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一派掌权”，“是法西斯专政”等，进而诬陷革委会主任郭志伟是叛徒，常委王秀林是叛徒，常委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委员李镇南是潜伏特务。工（军）宣队明知这是造谣诬陷，却不表态而默认。 4.为什么把革委会打成“马蜂窝”？在工（军)宣队支持下，大会批，小会揭，大字报、大喇叭一起上，把三级革委会都打成“马蜂窝”，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都成了“马蜂王”。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炮轰、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在名字上打红叉叉，搞得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造反派之间一接触，就扣上“搞派性”、“搞小动作”、“反清队”等帽子。 5.为什么以派划线搞“清队”？工（军)宣队进来之前，长办革委会已有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30%是原保守派。工（军）宣队一进来就接管了专案组，把造反派全部换成铁杆保守派。对专案组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也换了下来。长办的造反派一下都成了清队对象。同时，不知奉何人之命，让林一山历史调查组停摆了。“清队”本应当让95%以上的人高兴，而工（军）宣队使长办70%以上的人不高兴。 6.为什么对我们七二○后所犯错误揪住不放？七二○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参加了“揪变色龙”的活动，早在1968年6月下旬，我们先后向曾、刘首长和张体学作了检讨认了错，后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张立国和我等都作了检查，在工（军）宣队办的洪山学习班上我又一而再、再而三检查认错。长办内的武斗无论是长办联司还是别的什么人搞的，长办革委会从未支持或庇护过。在社会上，我们从未打过别人，只有别人打我们，而且我们从没有以牙还牙。我们从未指挥或唆使抢枪，向人家要枪是有的，但尽管如此，我们革委会还是承担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不力的责任。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工（军)宣队为何穷追不舍①？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02—205页。 571 ==========第10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与此同时，“解放干部”加速进行，至1968年12月底，49.8%的副局级干部已恢复职位①。至1972年9月，全市原副处长以上干部1055名，已解放1021名，占96.8%；其中除因病和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外，已分配工作的有788名，占应分配工作91.3%。原副局长以上干部315名，已解放298名，占94.7%；已分配工作的232名，占已解放人数的 77.9%;其他年老多病的52人，待分配和进一步审查的14名。市区干部学校原有14220人，已分配工作的11376人，占原有学员总数的80%。全市24645名技术干部，1609人尚未使用。市委、市革委会表示要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②。 1968年11月召开的全省县以上党的干部会，主题是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本应批判刘少奇，批判“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批斗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一一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春亭。 1969年1一2月，省、市委举办市三代会常委学习班，学习班以揭批胡厚民为主要内容，同时宣布“解放”辛甫。辛甫是市委组织部长，陈再 道时期任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政委，七二O前公开“亮相”支持百万 雄师，为其出谋划策，被造反派称为“百万雄师黑高参”，魏绳武称其“双手沾满武汉造反派鲜血”®。除了献计献策，辛甫还身先士卒，“在市委上班时”“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动员市委干部为百万雄师捐款、搬石头修工事④。他被“解放”，激起造反派群众的极大反感。 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主持清理阶级队伍，在武汉地区最直接、最显著的效果，就是造反派遭到清算，队伍基本被摧毁，在单位革委会中的权力被剥夺。除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少数造反派头头外，各厂矿、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中的造反派头头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审查、追究，被批斗甚至被抓捕，造反组织中的群众也多受打压。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头头本就处于权力核心之外，造反派基层权力丧失和群众基础解体，这些头头更加陷入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境地。 以清队名义清算造反派，在这个群体中激发出强烈的愤怒，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 ①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335页。 ②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第569一570页。 ③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37页。 ④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572 ==========第107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一节反复旧运动的兴起 从1969年3月16日武汉锅炉厂贴出第一张反复旧大字报，到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否定武汉反复旧的28号文件，武汉地区大规模的反复旧群众运动历时两个月。 所谓“反复旧”，是造反派力图遏止“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不利趋势，他们经历过1966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十天”和1967年“二月逆流”，亲身体会到只有自己起来抗争才能解放自己。而在武汉反复旧期间，正值中共“九大”于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这个运动被中央批评为不顾大局，干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反复旧以失败告终。 武汉地区的文革运动，以造反派的工人和学生紧密结合著称于全国，曾经受到周恩来的赞扬。这次反复旧，是工人造反派第一次单独面对强大的当权派。反复旧是武汉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此后以工人造反派为主的群众运动也退出了文革舞台。 1969年3月16日深夜，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头头王光照在厂前广场贴出大字报《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标题是引用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里的一句话。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叙述了这张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内容：概述了清队以来，军代表、军宣队大捅马蜂窝、更新革委会、打压造反派的严峻事实，进而指出他们这种压一派、拉一派，重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对立和分裂，就是“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翻版，就是资反路线死灰复燃。呼吁造反派振奋精神，发扬“最能战斗”的传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王光照强调说他写这份大字报，纯属有感于两年前3月17日工总各级头头被逮捕，没有同人商量，没有“阴谋策划”，更扯不上“有组织的预谋”①。 大字报引起全厂轰动，议论纷纷，厂前广场随着出现大标语：武锅文革成果不容诋毁：坚持“十六条”大方向，以战斗成果向党的九大献礼。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90一191页。 573 ==========第10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外单位很多人来到武锅观看、抄录大字报，围成一团团交流、议论、辩论。这张大字报迅速向街头、各单位扩散，遍布全市、酝酿己久的愤怒情绪瞬间爆发。武重造反派随即在街头贴出反复旧的大标语、口号报。 武汉反复旧运动兴起并不偶然，“反复旧”也不是武汉首倡。1968年10月14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大段关于“反对复旧”的论述；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王效禹1968年底在山东发动反复旧运动，其依据就是这段论述①。1968年8、9月，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有关反对复旧的一个讲话，经吴焱金推荐、批准，刊登在市工代会主办的《武汉工人》报上，很快在造反派中流传并引起共鸣。 胡厚民是武汉反复旧运动的推手和主要组织者。1969年1月底武昌造船厂保守派和武汉警司军人来胡厚民家抓胡，胡脱逃外出，其间去了山东，没能找到王效禹，见到了紧跟王效禹的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了解了山东反复旧的过程。当年2月20日，胡厚民回到武汉，即与夏邦銀、朱鸿霞、郭洪斌、田国汉等工人总部头头串连，决定联合新派一起发动反复旧。胡厚民回汉不久住进医院，他委托夏邦银、朱鸿霞等多次看望吴焱金，转达他的问候，对钢派搞“以我为核心”、伤害新派同志的感情表示歉意，希望两派联合起来搞反复旧。3月中下旬，胡厚民约见吴焱金，说反复旧不搞不行，两派应该联合起来搞，提出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出面牵头，以显示武汉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吴焱金先是犹豫，担心九大前搞反复旧会有风险，经夏、朱、胡反复做工作，吴焱金“想到造反派毕竟是命运相连的”，于是答应了。 群众组织已经解散，胡厚民等打算以市工代会的名义开展反复旧。胡厚民以武汉地区工代会主任的身份，在武汉化工厂召集了有工代会常委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参加的武汉市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统一认识，决定发动反复旧运动，由工代会出面领导。在会上胡厚民说：“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要就不动，一动就大动，动起来就势不可挡。”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18一119页：“我们（按：吴焱金、胡厚民）问王效禹：‘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王效禹说：‘没得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 ②1968年3月11日武汉工代会第三次核心组扩大会议决定：免去朱鸿霞工代会主任职务，任由副主任胡厚民担任，朱鸿霞任常委；免去李想玉、吴焱金副主任职务，二人均任常委。 574 ==========第109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这次会议后，武汉三镇街头出现大量反复旧的大字报、大标语。4月1日九大开幕，九大期间是否继续进行反复旧，造反派头头有不同意见。省革委会副主任杨道远明确反对在此期间“大张旗鼓”地搞，他主张在省市革委会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①。市革委会常委郭保安“认为反复旧没有道理，从开始就反对”。他认为：“市革委会常委是有一定权力的，凡值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都由值班常委处理（按：省市革委会常委值班制1969年6月撤销)。我值班期间（就）处理过几件事。”“你既然在红色政权里面做事，你就要把事情做好。你不做，你出去搞派性，又说自己没权，这不好。”②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顾建棠“同意反复旧，但不同意上大街搞，不同意公开搞”，“主张在内部协商解决”③。4月5日，胡厚民召开工代会常委会议，胡厚民认为“反复旧”不仅不影响“九大”，恰恰是对九大的最好献礼。朱鸿霞、吴焱金等赞同。与会者们希望通过反复旧引起中央对武汉问题的重视，从而解决“复旧”问题。胡、朱、吴等表示作好了失败被再次打成反革命的思想准备，胡厚民说，要准备失败，争取胜利。会上決定，由朱鸿霞起草朱、李、吴三人联名的大字报。 4月8日市工代会发表宣言称：“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宣言提出，“基层工代会必须服从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此后，市工代会的报纸《武汉工人》发表大量鼓动反复旧的文章。 4月10日大字报完稿，朱鸿霞没有写标题，吴焱金将文章里的一句话摘出来做标题：“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 10日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在汉口水塔贴出，钢新两派代表性人物的这篇宣言立即震动武汉三镇，转抄不计其数，很短的时间里，武汉三镇随处可见这张大字报。各企业、单位造反派群起响应，很多单位内和大街上贴出反复旧的大标语、大字报，一些单位的造反派抢了学习班整理的“黑材料”，白天上班的工人晚上举着火把走上街头游行。 吴焱金和田国汉把刊有这张大字报的《武汉工人》报拿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去印被拒绝，说是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的指示。吴焱金说：“张景禄只是个市革委会常委，我和李想玉两个市革委会副主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57页。 ②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③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06—207页。 575 ==========第11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最高指示 “要认逗总结經驗。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頜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們的认膝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9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3 うううシラううラ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うラうララうラうううララうううう 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 朱洪霞李想玉吳焱金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震惊世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让我们心怀一 个“字，敬税大领袖毛圭席万寿无万寿无要： “革命更觉北京城近，造反倍知毛主席亲。武汉地区无产阶级草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是他老人家率领我们闹革命，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当家作主人；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改天换地，建设肚会主义；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次又一次地把我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桎桔中解放出来。又率领我们彻底推毁了以刘币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合部，保证了我们的肚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忠于毛主席，最紧限毛主，对毛主席的阶级威情最深。当我们在广播里听到“九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总理、伯达、康生、江膏、春桥、文元等中央首长登上“九大”主席台时，禁不住万分激动、欢欣鼓舞、热泪盈踞、夏心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菜酸人杰丝向九本部：闾“梵献款器累壅换誉架看举县加楼士打 族，紫歌带大领灿花土帅T 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五敢”精种，对苹命的新生事物敢于支持、勇敢参与，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敢于抵制，敢于反对，敢于斗争。向“九大”献礼，就要水远保持，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胂，实践“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铜铁誓言！ 本命获盘拉装头出灵了一些放斗口号报、大字报。我们的态度是。“好骨包。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苹命大字报里提出了“要認具总结经驗，批剁 二月逆流”，‘反对复旧’”的战斗口号。我们完全同意，完全支持。 很多大字报尖锐地指出：“胡厚民以及小胡厚民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不是什 么单纯的拉下去扶上来'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现象，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提得对，提得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激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极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搬专政，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建殷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我们有的负贵同志口里也这样略，心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沒有威情。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个仍不理解，把支流看得大大的，很恼火；对主流却视而不见，心里却念念不忘过去以王尹重为首的旧省委的旧秩序、旧规章。他们谈阶级斗年、路线斗争，谈到民主革命，是神津有味；谈到文化大革命却一言带过。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王尹重、陈址道之流恨不起来。迫不及待地为頑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辛甫等造舆论，想轻而易举地不经群众谅解的塞进红色政权。而对有些缺点和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如胡厚民、彭潮农同志）却恨得要死。造诸言、放暗箭、颤倒是非、混淆黑白，假造哪证，上揿首长、下压群众，不惜工本，大会小会，层层动员，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感兴趣，也怕群众谈论。因此，谁如果要提“造反派”三个字便有罪，便说他闹“派性”。武重厂有个刘传痛说了个“造反派的战友们”“祝孝先是革命间将”凳被围攻一星期多，几乎不能下台。他们甚至不惜动员力量，把凡有能使人想起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迹象都灭掉。在江汉桥下的用石砌的“三钢好、三衔好、三司革联好”凳被当作派性，缝平了。在他们眼里看来，造反派在这两年里是犯了错误的罪犯，把好好的秩序都搞乱了。因此，在各单位、各基层，奴匆忙忙地替一些犯有严重资反路线的干部和走资派，喊冤叫屈，掠几滴眼泪，以表同情，把他们不经批判拉出来，一心只想早日恢复旧秩序。在他们眼里看来，站错了队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是因为热爱毛主席的绿故，而造反派却造反动机“不纯”，只不过是抑宝押准了，碰了运气，都是偶然、彼此彼此。” 在“七·二O”后，有人不热心于对刘奇在武汉代理人于宋死党的批判，却要在辩众 576 ==========第111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任出面还不行吗？”结果还是不行。朱鸿霞对张景禄说：你不给我印，也不要紧，我嘴还可以讲。吴焱金说：你今天下午不答复，我晚上就上街讲话。吴焱金当晚果然在汉口六渡桥闹市讲，听众数千人①。 不同意反复旧的杨道远认为造反派走上街头是被逼出来的：“遗憾的是造反派和当权派都不接受我的意见。特别是当权派，他们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一心要把造反派手上的那点权力夺回去。捅马蜂窝，清理阶级队伍，加紧进行；造反派无依无靠，无路可走，只能诉诸大众了。”② 胡厚民主张“声势还要搞大，越大越好”。朱、李、吴与丁家显、王光照等连续在武汉三镇街头和一些单位举行反复旧报告会。王光照记忆中他参加并发言的报告会超过60场。 陈祖坤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周岳来、王秀章、郑汉琛等人投入武钢反复旧，…我们夜以继日收集材料，写了许多大字报，每周两次在红钢城举行报告会。重新走上红钢城这片昔日的战场，心情和1967年6月17日那个夜晚一样悲壮，我们知道造反派大势已去，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干的下场。”“当时武钢下属六十多个二级单位都成立了反复旧组织，我们 最高指示 秀处高德热经路注食，一个情维，一待观点美到常情，反发储，只哈少数人佛不行)康 228sew一很，成一服，机骑体4上白不设系那峰让下白堂过#形不科匹装，不分是车 对汉陽地区当前的形势的看法 有面”为口”轮 件大之公产 金产有桃利于个反片人a中中全金洗，风生化在总：及是为充，作使生得种管级食产 2发o流2ana致美8发石4级 ,大A大，不阴不地 ur 景侧秋 2w ①以上6个自然段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08一111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57页。 577 ==========第11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被分头邀请到各单位如炼铁、炼钢、焦化、耐火、三轧作报告。我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钢的走资派重新上台后如何大整造反派，他们心不死，二月逆流还在流。”“在武钢反复旧的岁月里，同志们不分钢派新派，患难与共，不畏被开除和扣工资的威胁，日夜坚守在业大反复旧指挥部。”① 胡厚民有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由武锅、武重出面点火，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二步群众起来了，工代会对运动进行领导；第三步由省、市革委会领导“反复旧”。 此时龙梅生和张耀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计划：“现在，反复旧的火已经点了起来，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各个单位去，不提反复旧的口号，在各个单位落实政策，把失去的权夺回来，清队搞错了的要纠正。落实政策，名义上由各单位自己搞，实际由工代会统一安排。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常委们不要到社会上去搞，要到基层去。”胡厚民召集了一次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讨论这个计划，扩大到朱、李、吴和张耀忠、龙梅生。胡厚民说：“这个方案是右倾的，要害是要不要群众运动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否定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将反复旧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造反派本来在各单位就是少数派，清理阶级队伍有的挨了整，你叫他回单位搞，根本就搞不动，其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朱、李、吴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胡厚民的意见，张耀忠、龙梅生的计划被否定。胡厚民提议开一个“争取更大胜利”誓师大会，进 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显示一下造反派的力量。对胡厚民的这个提议争论了很久，不同意者认为九大期间开这样的群众大会不合适。胡厚民说：“只要群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4月27日，反复旧誓师大会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十几万人到会，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讲话，李想玉宣读大会公告，胡厚民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武汉中山大道最繁华的一段交通断绝，人山人海②。 同日，吴焱金、李想玉等十几名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革委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的036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是禁止抢夺清队的专案材料。“严正声明”被大量翻印、张贴。 同日出版的《武汉工人》报刊登文章《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文章指出，复旧倾向表现为：省、市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 ①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5页。 ②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14一115页。 578 ==========第113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部被打成“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牛鬼蛇神”；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解放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当权派”；那些造反派组成的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并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号召“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夺回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在胡厚民主持下，市工代会副主任胡崇元、常委杜向东等组织了“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印制了旗帜和袖章。他们计划 由这个指挥部派出并领导工宣队。 最高指示 5月6日长办工宣队一位副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进行到底！ 指挥长带着一卡车工宣队员喊着“反复旧”的口号游行去省 喜喜 委。驻华工工宣队一部分队员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5月 請 柬 15日发出请柬，邀请市工代会 ,少汉革夜2代今在毛泽东思想· 等单位参加17日举行的反复旧 光海照耀下，驻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工人宣傅队反复旧指揮部兹定 指挥部成立大会。 于月/7日上午时正式成立， 武汉市官方资料称，其时 敬請光临指导。 此致 全市成立了反复旧组织736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180个单位的造反派夺回了权 驻华中工学院毛澤东思想 力D,但“三步走”计划未能继 工人宣傅队反复旧指揮部 1969.5.15 续走下去，“九大”闭幕后中央立即着手解决武汉问题了。 第二节 中央五二七指示的形成 4月29日，中央指示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胡厚民主张武汉的反复旧要继续进行，动静搞得越大越是对赴京代表的支持。5月2日，中央通知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群众组织代表17人到京，胡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40页。 579 ==========第11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厚民行前指派郭洪斌和方斌在汉继续指挥反复旧。胡厚民说：“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们搞得越大，我们到中央说话越有分量。”① 先期到达北京的五位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给武汉多次发电报、写信，支持继续反复旧。杨道远把在北京收集到的毛泽东在九大上的一些讲话传回武汉，如清队有“扩大化的倾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胡厚民等人来京后，22人都被隔离在京西宾馆，胡厚民、吴焱金等想方设法给武汉打电话，在宾馆僻静处隔着院墙与武汉来人互通消息，递送材料。 在近一个月内，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数次接见武汉代表，三次通宵达旦地长谈。他们听取群众组织代表发言并做记录，杨道远记得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的记录有18页。 武汉方面：5月7日工代会、红代会联合召开纪念毛主席作出五七指示三周年群众大会，会上发表致省市革委会公开信，指责“某些主要领导人”排斥群众代表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省市革委会机构急剧膨胀，增加的人员多为保守派；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成为污蔑造反派的工具。公开信提出七项要求：所有党政干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不许打击造反派，省市主要领导应就几个月来所犯错误检讨，工代会、红代会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恢复清队中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被剥夺的权力，省市革委会必须站在反复旧的前列，工宣队必须由工代会领导。 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召开会议，通过《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委员扩大会议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由原水院学生雷志茂起草。这个决议历数“张体学等少数同志”的复旧行为：转移斗争方向，批斗革命干部任爱生、造反派头头胡厚民；扶植保守势力；解放干部“不通过群众”；工宣队镇压造反派，夺革委会的权等。中心意思是号召各级工代会发动群众，“更深入、更广阔”地开展反复旧运动。决定“派遣‘毛泽东思想工人调查团’到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各级革命委员会，调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审查干部和工作人员队伍，了解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并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央。派遣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政策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上层建筑领域，加快斗、批、改的步伐。”（后来实际上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16一117页。 580 ==========第115页========== 第二十一章 “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最 高 指 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极代费人物，是一批反草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极专政变为资产阶极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最破了，有些则还沒有被蓝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晓夫那样的人物，他门現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极党委必须充分注量这一点。 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委員扩大会議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毅文化大革命 运动中若干問题的决議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一日)复旧的拼死斗 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肤之本质上的弘识，无视命人具 学说的新高正在兴动 的 迅同 革命人民的监督之下，从此不要在大民样众面 和市讨， “对反动透发有 一的出路。 方向是完全 活康的。形务大好，形势大 出正金转林尖宽对王罗红降的产孙代表 度的物主义者是无所镇的 价凝大如果再兴风作浪，爱 及时集北、旅命委员 两克面负收动众把他们再一水斗欧是了 取得人 无产桥设父化大茶命的不见得 为了寂得这场斗争的胜剩，段1决岸紧合当前北省， 九大”称指烈为面 1 我茶命化，进步 的席为在务 会的红 湖北、无 ,首、市命委所全必须持正确领导，充分发地区草命工代 高米： 命的胜经负， 工代领导 主义 胜利。 扎 要湖 实实地入细我 安登”的的 道纨立 发一次忽下了方向路按 ,包括全面的情况统计，具体单位的置 席关于解决式汉 不 采不性拉 系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事队 实 大群众”的指示， 文安打击的同志， 程卫已在阶 无产阶级 团结 要 部，要支特 庆助学势方。大热小动作， ，著2 苹命奏为央鑫公绩紧克面代会强星在无个喷限到篇汉市 人城市到乡，从部到地方： 含流备透碧会圣大阳 无不路级分所， 无阶费改聚，霈优透拨舞共现大月甍的时母不金基毛麦客 持婴数克不走误皮货布创方针 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出：“过去我司馏了桑村的斗里，工厂的斗 费燕园种瓷在“食快护程物思天超新漆义 动，但解决愿，因为 在无产阶及 悬不袋袋哲凳路卧摄被李禁年难靴种区得头果的6门 会对我门品行压或较关的责产阶发镜路线，道路是面折的； 斗带还有反征。 无 毛主最近指出 数人我门- 产阶级文店的典， 581 ==========第11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只向市革委会派出调查团)16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17日，市工代会常委、肉联工人谭光前带领“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调查市革委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要求批斗上台后搞“复旧”的干部。5月18日武汉市革委会向市工代会发出通知，指出工代会的“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并发表公告和声明是错误的。 武汉工代会派出“工人调查 最高指示 团”进驻市革委会，是依据1968 政策和筑略是党的生命，各极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息，万 年1月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 万不可粗心大意。 共产觉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镜，股 会讨论并通过的《武汉地区革命 从党的記律，和胖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骨干，不謀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经。 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第一条“性质” 拟躯苹輪工代会文件 中说：武汉工代会“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牢固的基础，并对省、 武工(68)第二号 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实行监督”。武汉工代会筹备包括制定文件的全过程，曾、刘都是密切 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粗织条例草案) 关注并派军人主导，最后由曾、 一、性质： 武议地区革命工人代表火（简彩式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是武汉地区各命工人组织在毛 刘批准成立。 并东思想的片调上进一步按照系战，按照行业全面实现改命大联合的，以产业工人为生体，以左球为枚心的，忧一的吊分工人肝众组织， 武议地区革命工代会在伟火婚袖毛生将和党中央直授领导下并接受湖北省术命委员会和 北京方面：杨道远回忆：“5 式汉市茶命委以会的碍，处行、市茶合香贝会的牢州的紫魂，并对置、市茶合委风会的各级如号实行监督。 月12日晚九时，中央政治局的首 二，政治任务 武汉地区K命工代会的丝治任务是：所举毛并东思想伟大红线，风伟火筒袖毛主席的 长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我 作大战略部丹，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绍，大力办好毛补东思想学习班，组织体革命工人众，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用毛主席著作的作大群众运动，在灵原处革命，水 们武汉来的造反派。…这次接见的时候，曾思玉、刘丰都不在 场，光是造反派。…本来我们商定了一个汇报计划，但就是不让人按计划讲，特别不让系统地长篇发言。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会打仗的，就是要打乱你们的部署。由此想见，这些领导人心里早就已经有底了，我们的汇报已经不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了。参加接见的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四人帮中间的任何人。”① 杨道远、吴焱金都记得这次接见周恩来单独点了胡厚民的名，要他坐过来，并说要“向你请教”(“领教你”)。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0一261页。 582 ==========第117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吴焱金回忆说，“胡厚民拿出材料开始汇报武汉的‘复旧’情况，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他提到了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湖北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湖北印刷厂田国汉的情况，总之列举了不少复旧的实例。周总理静静地听着”。“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这次接见后，吴焱金回忆：“胡厚民要我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①他们告诉武汉方面，再提“反复旧”“不太策略”，改提要求“落实政策”② 武汉方面：郭洪斌、方斌等指挥的反复旧活动，在社会上的声势越来越来越大，群众集会频繁举行，并向各单位内部蔓延。 5月14日，郭洪斌在武汉医学院运动场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继续鼓动反复旧。在王光照等人讲演的鼓动下，蒲圻县羊楼洞茶场市公检法斗批改大队、武昌县金口市直机关文教卫斗批改大队回到市内参加反复旧。 5月6日正在沔阳县政治野营的湖大学生返回学校。13日正在黄冈政治野营的华工学生返回学校，商议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15日武汉红代会召开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形成两项决议：1.反复旧是工人阶级自发组织和领导的，作为革命的学生青年应义无反顾地予以坚决支持：2.还没有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的院校应尽快成立，以领导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21页。 ②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583 ==========第11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本单位的反复旧运动。 最 高 指 示 5月22日发出的《华 我們希堇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夠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國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扩 工人阶极必须頜导一切。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极頜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 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纪 万不可粗心大意。 要》说：“在很短的时间 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員会扩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紀要 爆发的这场大规模的群众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运动，标志着用毛泽东思 华中工学院革命委政会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五刀二十日举办了扩大的毛泽东思起学习班。 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 院革命委員会的全体委員、各系各单位堂委会的：亡要負背同志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学习班翔调，火家认年地学习了毛主席在九火的极其重要的讲蒉和林彪测主席的政治报告，认英地学习了九火的儿个新闭公报以及状它有关文件。同志們鹇所欲言，对当前武汉地区、 众阶级斗争觉悟、路线斗 特别是现院运动的情况作了充分的衬篇，对于“二月逝流”和刘少奇的“黑六除”进行了严谢的批判，进一步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学习班对些具体的問图进行了时检。 争觉悟是高的，力量是强 学习班光間，同志州所到了毛主席、林副席和共他中火首长接见革命战士和湖北省、武汉市的代表的特大头讯，受到了极大的成舞。 主持院述委会工作的同志事先把举办这次心习班的指导思想和合后怎么办，向驻院工置队 大的。它揭露了问题，暴 指探都作了示，井分要求指揮济的负費同志参加学习班。学习班期間，我阿及时地、洋知地向工宜队指报都汇报过。 露了矛盾，批判了种种错 在说习班上：，大家一致认为，月前，武汉地区和我们学院的形势是火好的。在众的动向决定了当斯形势的本质和止泷。广火尤严阶级革面造反派和苹命装众在党的九火胜利召开的须沈东 误思想，打击了一小撮妄 风的战舞下，光分发动起来，关心毛主席一系则位新指示和各殖无产阶毅政策的落，关心批改的进程关心谷极政权的渐色，对于那些不符合毛泽：心想的东西敢于提出不同心见，收于抵铜和反对，狠狠批那个反对入相十一中金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火求句、反对以 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 毛主席为首、林湖席为什的无产阶级司合部的一九六七的“二川逆流”，以及为“二川逆 流”翻案的各种表现，狠狠批喇叛徒、内虾、T昽刘少奇所散布的收动“黑六治”，并非其 人。广大革命群众，特别 余降，抵制复旧，？死卫无产阶极文化人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完余正商的： 毛主席說：“霾众是调正的英雄”，华众乃“道正的钥猪铁避”。在很短的时爆发的这场火规模的华众运动，标衫脊用毛泽年：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董命萃众阶极斗骨觉桥、觜餐斗广 是广大的工人群众所表现 觉府》瑞的，力量滋大的。它揭落了周题.换落了不后，批州了种种结哭思想，打山了…小超安图发辟音本上义的阶极敌入。广大带命华众，特别品广人的汇人华众所长现米的这种人 出来的这种大无畏的不断 无的不断茶命、自党界卫毛主席求命路赖的命精神，是十分河背的，是软得歌的。达仲花命精神，对个后的斗霏，对把无产阶极文化大苹命进行到底，对于巩州无产阶毅专改，防止 革命、自觉捍卫毛主席革 音本义复碎：建没让会义，有脊非常积极、极状深远的：意义。 命路线的革命精神，是十 分可贵的，是值得歌颂的。这种革命精神，对今后的斗争，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非常积极、极其深远的意义”。 武汉反复旧愈演愈烈，在京的群众代表遭到严厉责问。吴焱金回忆：“第二次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他说，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康生对胡厚民说：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陈伯达、叶 584 ==========第119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① 5月19日晚九点半开始的接见历时九个多小时。杨道远回忆：“到会首长讲了话，对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正面、反面、多方面批讲，打通我们的思想。中央首长批评说：武汉反复旧，大规模上街，混淆了矛盾性质，在全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你们这样做只有敌人高兴。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们有意见，但有意见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系统、正常的渠道向上反映，九大召开了，不应该再搞那么大动作。”®周恩来表态：“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 5月27日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批示同意的湖北省革委会 中共中央文件 《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是经过群众代表讨论的。杨 中发〔69)28号 道远认为曾、刘在起草报告的过程 ★ 中做了手脚：“后来以革委会的名 毛主席批示：照办。 义给中央起草汇报材料，我们又吃亏了，有些话说过了火，没有原则 湖北省、武汉市苹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性，有几个地方提得太没有政策水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 平，他们不提意见，也不修改，故 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抗行。 意让你往前多迈半步，这样在中央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 就通不过了。湖北给中央的报告送 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未，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 上去后，吴法宪下来传达总理的意见，说山东、贵州、湖北几个省， 数湖北的报告起草得最差。我们挨了训就不好再坚持什么了，重新起草的报告，就由他们主导了，中间有很多话一解释就对我们很不利了，这些文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21一122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1一262页。 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40页。 585 ==========第12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字上的游戏他们玩起来得心应手，而我们的确显得火候不够了！”05月19日中央首长接见，这个报告最后一稿连同中央批示还是征求了群众代表的意见。吴焱金回忆：周恩来将中央的批示和省革委会报告“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 5月2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当周恩来谈到现在武汉在“反复旧”时，毛泽东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人家，这一点要特别清醒②。 5月27日的接见，正式传达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要求代表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等承认了错误，表示承担责任，同时要求武汉军区、省革委会领导人回去后不要整群众。周恩来当场指示曾思玉等回去后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能压群众。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見办事。 武汉地区群众代表在京期间，5月19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曾单独接见三新头头张立国、郭保安、龙铭鑫、张维荣、高玉泽，历时两小时。其原因郭保安认为可能是三新头头在前几次接见时没有发言，中央首长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三新头头都表示拥护中央对反复旧的处理意见®。一份未署名的关于这次接见的传单显示，接见时“气氛和谐”，中央首长批评武汉反复旧的错误，对三新头头基本没有批评。只有周恩来讲到与这次单独接见新派头头相关的话：“你们钢新两派要团结。有的左一点，有的右一点，那没有什么关系。你们的观点有点差别。无论如何不要影响你们的团结。”“现在本来不分钢、新派，你们要向他们作工作”。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252一253页。 ③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586 ==========第121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三节贯彻五二七指示 6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五二七指示。会后，各区、各单位开始传达中央文件，处理反复旧问题。 五二七指示的关键是这一段：“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2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省革委会报告也说到：反复旧运动“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改了就好。” 造反派的感觉是输得不是太惨，“中央并没有讲武汉不存在复旧的问题，只是强调要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①我们错了，当权派也有“缺点、错误应该纠正”嘛，而且我们的错是你们的“缺点、错误”引起的，项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湖北当权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自身“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湖北当权者实际上如何贯彻五二七指示？ 刘丰1969年10月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反复旧是北决扬策划搞起来的，“他们上台，就是牛鬼蛇神上台，反革命复辟”。1970年3月12日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他们秉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05页。 587 ==========第12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承其主子刘少奇、王任重的死党和王、关、戚，吴传启、宋洛的意旨，网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美帝、苏修派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了一支帝、修、反的别动队，大搞所谓‘反复旧’运动”。“‘北、决、扬’和工代会一同拉屎，一起睡觉， 一起吃饭，他们吃共产党的饭，干反革命的勾当。”曾思玉1971年3月在省第三次党代会上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复旧'运动。”① 杨道远回忆：“对于五二七指示中有关妥善解决引发反复旧的那些原因，他们避而不谈，在实践中根本就不去贯彻执行。五二七指示是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整体文件，而湖北省在贯彻这个文件时只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越往后走偏重越明显，最后就不是偏重了，而是只讲一个方面一一就是清算反复旧的错误。复旧的问题合法化了，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们在革委会里面与曾、刘、张个人层面上的矛盾了，参加‘三结合’的所有的群众代表，按照他们对文件的解释都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剩下的只有作检讨 一途了。”② 清队以来造反派获得的罪名原封不动，又增加一项一一参加反复旧。参加各级“三结合”的所有群众代表都因反复旧问题检讨，有的被隔离审查。不参加社会上反复旧的顾建棠，得到北京的消息，5月22日召开长办革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长办停止反复旧。6月1日，长办军代表、工军宣队王副指挥长向他宣布：“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学习，好好地交代你搞反复旧的阴谋诡计。”®吴焱金说：“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予追究，实现‘团结、胜利’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④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反复旧运动中成立的群众组织全部解散，成规模的群众行动不再出现，但造反派群体中对当权派的抵触情绪依然普遍存在，他们依据五二七指示中对湖北当局缺点错误的批评、对反复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界定，以各种形式对抗当局的整肃。胡厚民提出十六字方针： 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坚持胜利。6月，造反派群众在武汉街 ①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7、4条。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4页。 ③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16一217页。 ④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23页。 588 ==========第123页========== 第二十一章“反复旧”一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头到处张贴大标语：“顾全大局向前看，总结经验继续干”“曾、刘首长：我们这里一碗水没有端平”①。胡厚民与朱鸿霞、夏邦银、吴焱金、李想玉商量，根据五二七指示和周恩来讲话的相关精神，安排在省市革委会任常委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落实政策调查组”（后据张体学意见改为“情况反映调查组”)到武汉市各区调查，发挥八区工代会的作用，将调查结果报给曾、刘，如果“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就“向中央反映”。这个计划写成书面报告报给曾、刘，被否定®。造反派的这些举动被曾、刘称为“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 ①参见《张立国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9日)。 ②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589 ==========第12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第一节疑点重重的中央九二七指示 中共中央继1968年发出《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1969年又发出《七二三布告》，提出严厉措施，坚决制止武斗。湖北当局据以强化整肃造反派群体的力度。1969年8月1日，方铭向武汉市基层革委会干部作关于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武汉虽然没有出现武斗，但无政府主义，无故旷工、旷职，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现象比较严重，必须加以解决。8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的通知》，要求把贯彻《七二三布告》同贯彻“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文件结合起来，同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①。 造反派认为湖北当局没有全面贯彻五二七指示，对自己业已承认的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没有纠正的举措，一味追究造反派的责任，因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仍在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军区党委就北决扬问题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中央九二七指示出台了。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69)67号文件，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40页。 590 ==========第125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拔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本件作为内部文件，不抄印，不广播，不登报) 这就是在武汉文革史中注定要留下深重痕迹的著名的“九二七指示”。 九二七指示的重点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问题。时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此文件不以为然，认为与己无多大关系。”①更多的武汉造反派是大吃惊，不能理解，因为两年以前开始出现的北决扬，其核心成员从未超过 三十人，影响不是很大，而且1968年底已在社会上基本销声匿迹。武汉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0页。 591 ==========第12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机关红司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在听到九二七指示传达前，“还不知道北决扬为何物”①。 北、决、扬都以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为首。1967年11月7日，目的在于“学习马列，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北斗星学会”举行成立仪式，发起时成员十几人，以鲁礼安等大学生为主，还有几个中学生。开会时武汉警司一位军人不请自来，来宾中一位工人批判鲁礼安撰写的学会宣言，仪式结束多人退出，剩下六七人。同年12月4日曾思玉在军区办的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上说北斗星学会是个“离奇古怪的组织”，这个宣言要“一字一字地批判”。不久新湖大前进兵团发表文章批判“北斗星学会宣言”。此后，北斗星学会除在湖大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澄清流言”外，在社会上再无公开活动。只有那份宣言，因其颇有文采，在学生中流传，有中学生把某些句子谱上曲传唱。 鲁礼安打算“以群众组织的合法身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经与江岸区手工业管理局职工业余学校代课教师周凝淳商讨，决定组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决联站”、“决派”)。11月12日湖北浠水县巴河一司抗议湖北日报的“歪曲报道”，在头头王仁舟带领下进驻该报社(12月12日冲击报社印刷厂，致使湖北日报停刊至次年1月6日)。鲁礼安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在红旗大楼与王仁舟共同建立“湖北省决派联络站”，一些中学生报名参加。不久鲁、王发生矛盾，鲁礼安退出红旗大楼，王仁舟以省决联站名义贴出“公告”，开除鲁礼安。此后鲁礼安等在湖北大学筹建“武汉决派联络站”，12月10日《决派宣言》发表，12月30日“武汉决派联络站”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鲁礼安撰写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久鲁礼安打算解散决派，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不同意，重新选举领导人，鲁礼安落选，水果湖中学学生李西九、无机盐化工厂工人蔡万宝分任一、二号头头。在鲁礼安的坚持下，鼓吹“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十二中学生李建生被开除。决派的社会活动，除张贴大字报、编印《扬子江评论》小报，就是在鲁礼安离开后，到黄梅县农村搞过一次极小规模的失败的武斗。决派骨干以及报名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中学生。这些中学生1968年底下乡后，决派的活动基本停止。1969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7页。 592 ==========第127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五四时代的英延好汉都到哪夏 决火派宣善言 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枷瓊，而 里去了？任是彪炳一时的陈独秀得到的必然是整个世界。 威风一阵的张国素，风云一场的 决派以最大的热忧准备迎接 秋白，统统被革命的狂风暴雨 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细排 命(第一稿) 中国最大的战摩，无不是农 《新青年》而出名的陈独秀叛变了苹命，在苹命有睡若的，有昏者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自民的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盟以伍中混过若干日子的张国涛投入了敌营，翟秋然，也有要前进的。毛主席最近指出：“进行无越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运动，倘离开白在历史的考验面前，也实行了央郡的变节。小产阶级致育苹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了五亿农民，岂非大牛成了空話？从学生运动，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未断，给共最后的堕落坦下的生，草命的致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问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民运动，祸惠。“知识分子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二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事无成”，花至走向白己的反面。贝有投身到工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在很短时问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农运动的泥巴里浪上千百万温的革命知识分子， 化大苹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苹命派，还是做牛南部和北部各省思来，共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 取得了工人阶级代表的资格。我们的伟大领袖毛途而废的苹命同路人，严肃也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主席則是其中最杰出、最光辉的典范。 面前。 民运动的前头领道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 今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鋒圆将又将 什么这派那派的，只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 向何处去？米来的历史也将作出严肃的回答。那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才是无产阶级苹命派。象山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些觉得周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行时了一阵子再也间的溪水，岩上的瀑布，草原上的小河，冲环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不行时了，以为草命已经进行到底了的人必将为派性之年，飞溅脊，奔沈着，左绕右转，将汇成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个天最彻底地蕩涤旧肚会遗留历央所淘汰，邪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 决派的滚滚的江河。 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积 什么学问也沒有，又隔要学着以势压人的人必将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滥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 变成抬车屁股向后的可怜虫，唯有那些永远把自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决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己和工农大众，和全世界三十几亿受压迫，受刻派，这是一个记岩毛主席所说的“苹命的、或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削的劳动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的人才是中不苹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 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 国和赴界的栋樑和希望。 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 在一些佛徊消沉的气氛中，一个口号一天胜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数导的勇敢的大军。在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似一天地响亮起来：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节命派。 这最后的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肚肚员城得多好啊：“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果得精疲力蜗了的人决不能快把那姐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姐 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熊。决派，这是要同剁削阶火，你燃烧吧，铁缠，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 级专政的条件下彻底推毁切削别阶级的意识形 态的大苹命。辑新的肚会主义的孜育制度，必须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苹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苹命派，高唱起 取代腐朽的、沒落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过去的命，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麽鬼怪统统被那冲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瓣，到伟大 已套阻挡破坏了我们今天的“致有为无产阶级政走了，让遗老遗少们在不断革命的浪潮面前发抖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朝下集合，向旧世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势动相结合”方针的实行，去吧，从来都沒有书斋里的陶将，起来！起来！,界发动狂题般的进攻。就一定要摧毁它、消灭它。恩格斯指出：传统是起来！！决派要到伟大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对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进行到底的无产 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它是消极的，几千年的劓削阶级传统意识来一次空前的扫蔼。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因此，一定要被摇毁，“这重担落在我们一代的决派是苹命小人物的队伍，是永远要求上进的力 决派联络站，「年 月上。然而诗年又何能一而论，”有醒着的， 量。自身失去的只是利已主义，小团体主义，宗 品：，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12月25日) 年反复旧有少数决派成员如蔡万宝等参与，冯天艾从关押处设法送出三篇文章抄成大字报公布，对反复旧运动的影响都不大。反复旧时三十三中肖铁人（肖务农）办的油印刊物《百舸争流》（部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应当表明的观点》《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的“曹思欣”（意即“新思潮”，武汉师范学院附中学生肖帆、鲁萌的笔名)，都被曾思玉、刘丰划入“北决扬一类反动组织”。他们没有加入过北决扬，只是与鲁礼安相识，北决扬活动期间与鲁礼安并无往来，也不同意鲁的观点①。 决派较之北斗星学会，闹腾的动静大一些。但鲁礼安等从未像一般群众组织那样建立领导层一一所谓“勤务组”，从未设立组织部、作战部、宣传部等机构。1968年下半年最盛的时候，前来看热闹的人不少，绝大多数是中学生，也有人填了表。不少人填表后第二天就不来了。决派从未组织过百人以上的活动，骨干始终在二十人左右。 ①参见华盖阁主（肖帆）《萌萌在文革中》（网文，2016年）。萌萌即鲁萌。 593 ==========第12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扬子江评论》报酝酿于1967年11月北斗星学会成立前后，创刊号（实际是复刊，此前断续出过几期)印制于1968年5月16日，到7月16日共出4期。《扬子江评论》所载文章的激烈观点被称为“极左思潮”。当时钢新两派冲突激烈，这份小报没能形成舆论的焦点。 鲁礼安1968年5月17日被黄石铁山新派抓住关押，两个月后被武汉警司带走①，外界传说是新华工将其“扭送”公安机关。6月，钢工总的 一些基层组织发起“营救鲁礼安”活动，带有钢新之争的色彩，游行、刷大标语、发声明，矛头指向新华工和黄石铁山新派。这些举动基本不涉及 鲁礼安的那些“异议”，也就是念及他七二O前为工总翻案出力不小，又 是新派之首新华工里难得的钢派。 对北决扬，三钢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支持。鲁礼安在他的《仰天长啸》 一书中说：北斗星学会的成立仪式，“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夏邦银以及二司的杨道远、丁家显这几位我们特别邀请的‘首脑级’人物，一个也没有来”®。曾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北斗星学会’，一个小小学生团体，几十个人，我们工总根本没放在眼里，…总的看法，比聂年生的红反团还左，近似湖南、四川中央点名的极左组织，工总的态度一直是不支持的。…田国汉及基层个别人都只能代表个人。”“工总头头一直以工人造反派正统自居，对工总内抗暴派及后来的反潮流派都不容，哪会容得小小的‘北决扬’。后来说工总都加入了‘北决扬’，岂不是天方夜谭？至于所谓‘三个幕后黑手’，我们知之更少，不要说组织联系，就是人名也是从中央九二七文件中得知。”③另一支“新派中的钢派”、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一号头头梅子惠，受邀参加了鲁礼安等筹建学会的东湖聚会。“回来后梅子惠讲了会议内容，并将北斗星学会宣言在会上宣读，当即遭到了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惠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由此可见鲁礼安在造反派中的形象。”©当 时没有看到、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份钢派呼应北决扬观点的材料。 ①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②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210页。本节关于北决扬的叙述，参考了鲁著第199一297页，陈瑞文的未刊稿《往事非梦亦非烟一“决派”名单失踪之谜与我的母亲彭保真》(2016年10月)。陈的未刊稿相关部分题名《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刊于电子杂志《史实与求索》第二期。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0页。 ④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86页。 594 ==========第129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新派各组织对决派及《扬子江评论》展开的批判，与北决扬活动期相始终，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最为突出。196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华工》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发表新华工报编辑部文章《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文章分五个部分：一、吠日的狂犬；二、毁我长城的小丑；三、新生红色政权的死敌；四、这是哪个阶级的“造反闯将”？！五、反右必须防“左”。8月8日，决派在汉口工艺大楼前贴出大字报《评×氏人物的第二中心一一一评反动的“多中心论”》，不点名地攻击周恩来。新一中当即贴出口号报、大标语反击，继而新一中许多战斗队在离工艺大楼不远的水塔大字报墙贴出《从〈扬子江评论〉看决派的反动思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一专批（扬子江评论〉》等大字报。8月25日出版的《狂妄报》、《新一中》报、《新湖大》报联合版为“批判《扬子江评论》专号”，载有《新湖大》报编辑部、《新湖大》杂志编辑部批判决派“三个重建（重建党、军队、国家)”论的文章，还有《狂妄报》编辑部、《新一中》报编辑部的长篇文章《评资产阶级反动流派一一“决派”》。8月，新一中 就毛主房万岁1万：万万肠 .泰・2 款華工 彻底埋葬决派所鼓吹的反动的“多中心論 工作中保 二身决源器潮及其喉古格子江许滨》 清洗 新摩工边提视据想新你工章价的泛广接台绿样都 得的： 毛主席语录 经 牛第九十五朋 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 駁所謂“反 一三部决派思潮及其喉舌揭子江部腧 ·术报舒論員· 新牛工气部 整器胎6晓，不的的翼 保种益整 一.肤日的年大 大更代， 图 穷 飞的 是“老造反派受压”嗎？ 部决派思潮及其喉舌揚子江評論： 江命量四醉决派思潮及其喉舌揚子江部喻？ 家新中工8亚得年。奢单工年分造反广播台留树 岭工指气到架更路江苏合汉广按台悠精部 游岛取新一中潮阳大 联台版 1968,8,26.-2 评资产阶级反动流派-…“决派” (第42期) 第96期 《斯一中》始 整顺在帮孙上，总是有两种 把反动流派一决派押上历史的绞刑架 一竅師《揭子江邵勤》的反动政治方向 《暂词失》控始暖年 达说明，红无 595 ==========第13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关押决派骨干蔡万宝十余天，收集决派材料。8月23日新华工革委会开除鲁礼安、冯天艾的学籍和团籍。 九二七后湖北当局发动的批判，单就理论问题而言，没有超出新派文章的范围。 鲁礼安1968年8月被正式逮捕，九二七指示下达之前，武汉市公安机关1969年9月19日逮捕了王盛荣、干毅、周岳森，9月21日逮捕了冯天艾、蔡万宝、甘勇、周凝淳、张志扬、童丹、马业成、田国汉、严琳。 回顾北决扬问题，顾建棠这样认为： 曾、刘为什么要把早已囚禁的“死老虎”又翻出来当“活老虎”打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寻找置造反派于死地的突破口。原以为借“清理阶级队伍”可一网打尽造反派，出乎意料被反复旧运动所阻挡；曾、刘又企图利用五二七指示彻底否定反复旧、加害造反派，但五二七指示明确说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令曾、刘无可奈何。因此，曾、刘挖空心思把小小的北决扬无限放大，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往死里整。北决扬不过是一个道具，即使武汉文革中没有北决扬，他们一定会弄一个别的道具出来。 就北决扬这个道具本身而言，曾、刘选择和使用的水平也太低太烂，没有一点技术含量①。 九二七文件的形成过程，武汉造反派直到现在都认为有很多疑点。当时就有人议论，这个中央文件毛主席没有按惯例批示“照办”®。王光照回忆，工总头头刘兴隆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刘丰1969年10月3日在这次会议上说：“据我们知道这个文件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曾思玉对这个质疑不解释，报以痛骂和威胁，他1969年10月27日在这次会议上说：“现在，又有人说：‘这个文件，毛主席没有批示照办，是假的。’这些家伙真是混账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3一224页。 ②关于九二七指示，《毛泽东年谱》中不见记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内，仅“1969年9月27日”条记有九二七指示摘要。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1969年10月15日到达武汉，1970年4月11日离开，到达当晚接见曾，刘，没有谈到北决扬问题的记载。在汉6个月，再无接见曾、刘，涉及武汉问题的记载。 596 ==========第131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当时传说九二七指示是根据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作出的，对此当局没有回应。文革后得到证实：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鄂文1979第70号文件，同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1979年10月19日“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说：“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 问题是：四个月前的五二七指示和所附省革委会报告一再强调“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造反派头头因违背“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遭到中央严厉批评。而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的结果（即九二七指示所说“现在看到的材料”)，不用省革委会的名义，却“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这就不是“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了。 还有几个问题： 五二七指示附有省革委会的报告，九二七指示没有附上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 九二七指示根据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作出，却是批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1974年4月，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军区曾刘首长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主任的马兆昆（马1968年8月至1969年11月在三办工作)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说：九二七文件草稿是冶金部军管会副主任朱互宁带到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张玉华看后说对文件 没意见O。在场的王光照回忆：马兆昆当时还说“张副政委在这里可以作 证”，张玉华“未置可否”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文件，让一个不相干的人往来于京汉之间上传下达，征求意见避开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与五二七指示的形成过程大相径庭。 1982年8月胡厚民在法庭陈述时说他有证据证明九二七指示是康生搞的，朱鸿霞生前说过这个文件是黄永胜批的，但他们都没有公布证据。 有一个事实造反派很清楚，不以省革委会的名义而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可以绕开省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中共中央(69)28 ①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91页。 597 ==========第13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号文件（五二七指示）批示同意的湖北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就是经过群众代表多次讨论的，甚至五二七指示本身，周恩来也征求过群众代表的意见。曾思玉在九二七指示下达后讲的一段话，反映了他给中央写报告时的心态：“革委会内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进革委会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所谓“革委会内部”“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指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地方干部任爱生等人。 使湖北造反派陷入劫难的“两清一批”（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批判极左思潮)从当权者执行和贯彻九二七指示开始。两清一批与此前的清队、工军宣队进驻、贯彻五二七指示不同的是，湖北当局将矛头直截了当地对准造反派是名正言顺的。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曾、刘是要用北決扬这个箩筐把造反派全部装进去。” 第二节省革委会扩大会：造反派头头唯求自保 贯彻九二七指示的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1969年10月1日报到，开预备会，3日正式开会。参会人员多达2000人，地市以上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被扩大到会，27日结束。 这是一次没有会前通知的会议。10月1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国庆庆祝活动刚结束，刚才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常委，被通知不得回家，一律到洪山宾馆报到，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参会者被编成小组。魏绳武后来感叹：“中午还是省、市领导人，此刻已是变相的阶下囚。”® 会议由曾、刘主持，曾思玉传达九二七指示后，刘丰做了长篇发言。至今保存这份讲话记录的湖北大学学生杨闯评论为：“讲话的核心就是把造反派的活动都归到北决扬的活动”，“他所列举的三个时期北决扬的十大反革命罪行实际上都是造反派当时开展的活动。”® 刘丰还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而且这只是一 ①《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0月27日)。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4页。 ③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64、269页。 598 ==========第133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部分，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此后，会议先学文件，对与北决扬直接有关的事和人作了揭发，很快就把矛头对准参会的所有群众组织头头，特别是曾、刘最忌恨的任爱生、胡厚民、杨道远。 会上有70位参会人员被安排在大会上相继发言。因反复旧问题失去底气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政治高压下大多放弃了抵抗和抵制。根据现在能看到的会议发言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以明显地看出，自诬诬人是他们发言的共同之处。所谓自诬，就是把自己的“错误”“罪行”都冠以北决扬的大帽子，同时竭力洗刷自己与北决扬的关系，以示“区别”；所谓诬人，就是为了过关，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别人，特别是曾、刘重点打击的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和任爱生、刘真、张华等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 会议之前就已经将胡厚民定为标靶，顾建棠回忆：“10月3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① 参加会议的魏绳武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曾、刘、方、张首长的威逼利诱下，人们争着过关，争着在大会发言，批准你在大会上发言，就意味着过了关。一个月的大会，…群众组织被结合的头头，绝大多数都发了言，表示与胡厚民等人划清界限。我发言…有许多是违心之言。前一天还不知道北决扬为何物的我，也要按大会的要求深刻反省，检查北决扬对自己的影响，深挖细找自己周围与北决扬有牵连的人和事。”② 吴焱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思玉、刘丰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为名，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公开点了我的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全省造反派头头纷纷上纲上线、自我批判、和北決扬划清界限时，我也违心地作了批判北決扬的发言。”®众多发言的造反派头头把自己与北决扬生拉硬扯为“一路货”，吴不算最突出最激烈的，但作为新派的领袖人物，吴的发言很有代表性。吴的发言，揭发胡厚民等抵制批判《扬子江评论》；指控武汉工代会有《扬评》的代理人，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0页。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6一147页。 ③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26页。 599 ==========第13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武汉工代会成了《扬评》的合法司令部：反复旧是北决扬在工代会和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策划下进行的反革命夺权。 对胡厚民的揭发批判是曾、刘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压垮武汉造反派的主要突破口。 重磅炸弹由朱鸿霞点燃，他说胡厚民“确实是一个反革命的‘决派’分子”“反革命的‘决派’头头”，他的揭发，核心内容是胡厚民所主张的“反动理论”一一“三个长期斗争”，即“新干部（按：指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与老干部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朱的发言，曾、刘带头热烈鼓掌，而让在场的造反派头头们大为震惊，因为此前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听到胡厚民说过“三个长期斗争”，包括与胡过从甚密的夏邦银。朱鸿霞发言后两天，22日，胡厚民在会上发言，对朱鸿霞揭发的“三个长期斗争”，没有一句话的回应。他只是“把过去作的错事、坏事、错误思想讲出来”，同时声明自己“还没有批判的能力”。凡是涉及他人的事，他都说是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责任①。吴焱金说：“在这次大会上唯一不做检查的就是胡厚民。他一贯认为：‘违心地作检查就是上走资派的当，是授人以柄，自己搞垮自已，脱离群众’。”® 朱鸿霞为什么在扩大会议上态度急转弯，“三个长期斗争论”是怎么来的，此后他没有作过解释。杨道远在回忆录中写道：“念了文件（九二七指示)后，中间空了几天要大家自己准备发言稿子。我们（省革委会的常委们)都住在省委13号楼，我跟夏邦银交换看了发言稿，但那几天就是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夏邦银说不用找了，朱的发言稿内容都还不是差不多的。后来等到朱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③所谓“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指的是朱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已看到九二七指示，对促使这份文件出台的曾、刘非常不满，对曾、刘整胡厚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怒④。 ①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0页。 ③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2页。 ④参见《张立国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9日)。。 600 ==========第135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曾、刘通过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迫使造反派头头们承认北决扬是“反革命地下组织”，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的领袖人物是北决扬的总后台和反革命，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造反派中深挖北决扬反革命分子。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说：“在这个学习班里，大家都没有领会到这是一个要把我们一网打尽的阴谋。大家在发言中都只想为自己作点辩解，都急于和‘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都没有看出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冲着整个造反派来的。以为他们只不过是要打击北决扬，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去为北决扬辩护，去澄清北决扬到底是怎么回事。发言中上纲很高都是为了把 自己洗刷清白。”① 实际上会议中还是有人“为北决扬辩护”。曾思玉27日在总结时说：“有的人至今还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辩护，态度十分恶劣，…昨天晚上，还有人在小组会上公开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 还有人消极对抗，不按曾、刘定下的调子发言。杨道远是21日发言的，他回忆：“在九二七学习班上，我是在很多人发言之后才发言的，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全然没有顾及，依然按我事先准备的稿子来念，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是全国支左抓军内一小撮；二是抢枪，武装左派：三是参加反复旧。对北决扬是笼统地做些批判，组织上不沾边，洗刷自己，划清界限，对别人也揭发不出来，听者不满意，给我的讲桌上递了一大堆条子（提问题），我知道回答不完他们的问题，也就不回答，发言完了，把那一堆条子搂起来就下去了。我还没有坐下，曾思玉急不可待地开了腔：杨道远啊，看那一大堆条子我都替你着急。听你的发言，同志们感到不过瘾，…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你和胡厚民为什么抱得紧紧的，死不放？”② 这次会议以揭批北决扬为主题，令人奇怪的是，已经在押的北决扬的骨干和所谓“幕后操纵者”没有按惯例押到会场开展批斗。 造反派头头们已经被压制住，但是，除胡厚民被批判为“决派头子”，绝大多数头头仅限于承认“受北决扬极左思潮影响”，不承认与北决扬有任何形式的组织联系。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2一273页。 ②杨道远《奉献 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3页。 601 ==========第13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结束了，清查北决扬远没有结束，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记得，九二七指示第七条说：“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27日的总结大会上，刘丰又 一次强调：“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说有一窝子”。 第三节北京学习班：从“一清”到“两清” 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是中央在北京举办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的“学前班”，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1969年11月5日，第一批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一千三百多人，多为刚刚结束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参加者，11月底武汉大专院校造反派头头和“动力”共三百多人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人，地点在空军学院。中央学习班是统称，当时全国有多省在北京办学习班，同时在空军学院的还有内蒙班、四川班。中央学习班领导小组由第一副组长陈伯达、常务副组长黄永胜负责日常工作。陈伯达四次来湖北班。湖北班也建立了领导小组，负责人为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成员有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刘海江、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原工总头头胡崇元、原工造成员平毅。湖北班每天出简报，简报也送在武汉的曾、刘。 学习班有“五不准”的规定，人员按单位、系统组成班、排、连，从班长到连长，大部分由军人担任。 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领导方面要求按陈伯达的指示，“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意思是把自己摆进去，彻底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和罪行，同时要承认这些罪错往上说是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往下说是代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杨道远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权派把我说成是地富反坏右、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总保护伞，学习班把我定成刘少奇与牛鬼蛇神联系的中间人：上联刘一一下联牛一一（上下中间）自己火烧头。”① 中央学习班一直持续到1970年6月初结束，长达7个月的“学习”过程除穿插参观、听时事报告、看演出等活动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2页。 602 ==========第137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最初阶段，学员吃、住都不错，在小组会上学习有关文件，端正态度，忆苦思甜调动阶级感情，人人“洗手洗澡”自我检查。和其后的暴风骤雨相比，这是造反派头头们在北京过了一小段相对平和的日子。魏绳武回忆：“我们玩得很轻松，张昭剑和骨干们却很紧张。…动力每天要向连首长汇报对象一天的表现，连首长再去班部参加碰头会，向张昭剑们汇报各连的情况，听取班领导布置第二天的活动内容。他们再综合写成简报分送中央和湖北的曾、刘、方、张。所以，他们内部的工作是相当紧张的。”① 这个阶段的后期，斗争指向逐渐明朗，在学生连队重点批杨道远，其他连队批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等。 1970年春节前为第二阶段，在学习班成员中抓“现行反革命”。结果是武汉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一家被抓出一个，即工人总部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1月中旬，陈伯达亲临批斗大会现场，刘、张、王在现场被逮捕，押回武汉。吴焱金回忆：“刘万泰在大会上不肯低头，上来两个人也按不住，刘万泰强头捩颈高喊：‘我不是反革命，只要朱、李、吴的大旗一摇，我照样打头阵！’”®顾建棠回忆，在会上“陈伯达讲话： 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五一六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武汉的北决扬是五一六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从此，北京学习班掀起了狠抓五一六分子的狂风恶浪。”®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并没有涉及五一六问题。骨干仅几十、影响不甚大的北决扬这只筐子太小，要把庞大的武汉造反派队伍（包括比较温和、一直反北决扬的新派)全装进去，于情于理说不周全，难以服人。在湖北当局看来，1967年9月中央就提出的五一六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只更合适的筐子。正好湖北学习班举行期间，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江青在接见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时号召清查五一六，周恩来在讲话中点了学部吴传启、潘梓年和王、关、戚的名，而吴传启、王力都和武汉造反派有牵连。就这样，湖北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在北京正式开始。中共中央3月27日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即《三二七通知》）说，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57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4页。 ③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8页。 603 ==========第13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反革命秘密组织并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湖北班领导“定的基本调子是：‘北决扬’、‘五一六’两个反革命组织是一回事，目的相同，手法相同，人员交叉；他们的目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文革中他们始终把矛头指向军队，搞乱军队，抢枪乱军，妄图建立反革命武装”① 逮捕刘、张、王的大会前后，武汉市直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支持造反派的市电信局局长杨友山被单独隔离，逼迫魏承认参加并在武汉发展五一六。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按照学习班临时党委的‘诱供’内容承认水院闯派学习班‘集体加入五一六’，并在揭批杨道远大会发言中，诬指杨道远把他引向五一六的罪恶深渊，为杨道远被打成湖北省’五一六总头目’立了大功。”®大批造反派头头们在高压下陆续被迫低头认罪。 春节后第三阶段开始，即揭开湖北武汉北决扬、五一六的盖子，抓出幕后操纵者。这是湖北省当政者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1967年2月，魏绳武曾和武汉市委宣传部千部宋洛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见过吴传启，宋洛是吴传启的入党介绍人，吴讲了他对武汉文革形势的看法。魏绳武属钢派，因而魏绳武必定向杨道远、胡厚民通报过资讯，这是曾、刘的逻辑依据。曾、刘等以此为突破口，即通过吴传启一一宋洛一一魏绳武这一条线，把杨道远、胡厚民与五一六联在一起，武汉市直机关红司被诬为“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的“仓库”、“保险柜”，“钥匙就在柜长魏绳武手里”。魏绳武是钢派基层头头，这样，武汉钢派的领袖胡厚民、杨道远就成了武汉五一六的总头目。 造反派头头又一次阵脚大乱，在张昭剑等的导演下纷纷上台，先是自诬一番，然后重点揭批胡厚民。揭批胡厚民的重磅炸弹又是由朱鸿霞扔出，他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把胡的“反动思想”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湖北班立刻将这“三干”宣布为武汉五一六、北决扬及胡厚民的“反革命纲领和策略”，立为批判的靶子。 胡厚民对朱的揭发仍然不做任何分辩，还把“长期干”量化为“二十年后大干”。在有吴焱金参加的揭批胡厚民小组会上，胡借交待的名义，阐述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3页。 ②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509页。 604 ==========第139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最高指示 N9016192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天有无呢.达京生.黄长>高桥.法完.会作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人车院、艺务.堂会依生中央西装轻见3.阳以 ★会議入場券★ 小3.1内あ。山台上中安掃专 时：一九七O年四月/b日 岩格3性闪气注子员，4车多祝中.证折元通 凭票入場不得，惑 も林さが第みるり知台、必中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 妃下く指纭人と 狗车0-47 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在场的军代表指责他放毒，他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阻止他讲话为止①。 武钢工人陈祖坤是不认错的人中的一个。他回忆说：“在学习班里我始终坚持反复旧没有错，我一再声称希望就这个问题，还有文革是否搞错了，和武钢当权派辩论。开会时动力们一再启发我认识错误，可惜他们说不赢我。经过几次较量，我们班的骨干周××再也不提要我承认错误。…以后除了湖北班的大会，连里没开过几次会，因为连里一开会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都不惹我”② 在湖北班上，少数几个支持造反派的地方老干部抵抗住高压，拒不认罪，始终拒绝揭发批判胡、杨。原武汉市副市长、市革委会常委薛朴若在学习班的7个月里，在各种会议上始终一句话不说，交待、揭发一个字不写。任爱生、闻立清（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在会场上强硬顶撞陈伯达和张昭剑。“陈伯达先点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任爱生反驳：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陈伯达又点闻立清的名，问：‘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闻立清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闻立清说：你敢！”③吴焱金回忆：“和我同班的老干部崔放鸣对付审查很有经验，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三张材料纸的检查交待，除了自己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材料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你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每次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4页。 ②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7页。 ③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8页。 605 ==========第14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他的三张材料纸收去，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七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居然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① 杨道远在湖北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武汉的代理人，当时张建成在湖北班材料组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他回忆： 我在材料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熟悉、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不管哪个连、哪个人，凡是揭发、批判杨道远的材料，我都要了解。 后来王步青副参谋长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做批判杨道远的系统发言，所以要了解、熟悉杨道远的所有材料。 这也说明在学习班整杨道远是早就决定了的，并不是因为杨道远是“北决扬”、“五一六”才整他，而是因为要整他，才把他打成“北决扬”、“五一六”。 我懂得这个道理是在一年之后，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且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五一六”的组织者。我这才懂得了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无时无刻不在做镇压造反派的美梦。他们利用中央学习班这个平台，用捏造的事实欺骗中央的某些领导，也利用人们相信中央及对中央的敬畏心理，以清查“北决扬”、“五一六”为名，把造反派一网打尽®。 张昭剑给张建成系统揭批杨道远的发言定了基调：“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五一六’的总负责，他通过两条线与王、关、戚联系，一条是魏绳武（武汉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一一宋洛（武汉市委宣传部千部，吴传启好友)一一吴传启一一王、关、戚，另一条线是二司驻京联络站林杰一一王、关、戚：杨道远的理论基础是‘二论’，即‘阶级斗争演戏论’、‘路线斗争循环论’。结论是：必须对杨道远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扬’、‘五一六’两个反革命组织彻底清除。”® 按照湖北当政者的意旨和学习班中的揭发材料，张建成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批判发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领导很满意，后来把我的发言录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过我的口，告诉人们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五一六’的总负责人，他参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2页。 ②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2一243页。 ③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3页。 606 ==========第141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证据充分。”① 朱鸿霞、杨道远、吴焱金等在学习班大会上检讨的录音，雷志茂等承认加入五一六的录音，作为攻心利器，也在湖北各地同时举办的学习班上播放。 北京学习班的学员认为，学习班主事人张昭剑等不讲原则，不讲政策，也不讲常识，还搞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小伎俩。张昭剑要求，检讨时必须痛哭流涕，否则不能过关®。王步青指派学生连指导员找杨道远谈话，要他揭批新派的彭勋、郭保安，表明学习态度好，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好处。杨说不了解他们，学生连指导员就把郭保安的问题讲给他，杨道远还是拒绝了®。1970年1月，在陈伯达指使下，张昭剑要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供出反复旧的后台。他说：“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此人在中央，比曾、刘大，你们联系反复旧来讲嘛！不是王效禹”。“联系上海嘛”，“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是不是看这个人没有倒，你不敢讲，不要怕，我们也有后台嘛！曾、刘也有后台嘛，你们要跟曾、刘”④。 1970年5月底，北京学习班结束。在总结大会上，王步青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1974年4月，造反派从市委运出一批两清材料。武船联司头头林子忠回忆：“大家在清理材料时把中央学习班结束时黄永胜对彭勋的批示清出来了，黄永胜批示：‘罪行实属严重，不予分配工作，送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⑤杨道远后来写下的当时的心态，在造反派头头中有代表性：“在北京学习班初期，我是很认真地写检讨批判自己，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当我意识到他们不是要我们检查错误、改正错误再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而是把我们当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时，我也就和他们对立起来了。”⑥ 通过北京学习班，湖北当政者曾、刘等人达到了预定目标，成功地将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4页。 ②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2页。 ③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2一283页。 ④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8条。 ⑤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64页。 ⑥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一281页。 607 ==========第14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胡厚民、杨道远打成了五一六、 最高指示 北决扬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总头目， 千方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⑦ 一些造反派头头如工总的张耀忠、 批斗胡厚民、任爱生大会 胡崇元承认参加了这两个“反革命 入 场 证 集团”，所有参加学习班的造反 地点：武汉体育馆（东看台） 时间：一之七O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时 派头头们都承认有资产阶级派性。 每券一人，准时进场 这样，“两清一批”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开展了。 6月6日至13日，省革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主题是按照陈伯达、黄永胜的指示，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包括刚回汉的北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在内的三千多人参加，三百多万人收听会议实况。刘丰首先作报告，他说：“胡、任、李本来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犯错误。胡厚民是‘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任爱生是地地道道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李想玉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在文革中坐车到他老家为地主父亲翻案。他们勾结叛徒、特务和一小撮牛鬼蛇神大刮妖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坏，湖北两次反复的根子都在这里，干了大量的坏事。我们多次挽救，他们拒不接受，在这次贯彻‘9·27’指示时也挽救，在北京学习班态度也不好。任爱生在北京还准备告状，现在不把他们交给群众批斗不足以平民愤。”安排在会上发言的有48人，其中三人给参加会议的造反派留下最深的印象。一个是天门县农村某大队妇联主任金琼饵（九十年代任省政协委员)，三个月前她在省首届积代会上控诉造反派，说她拒不交出造反派认定的“黑材料”，被造反派“一脚踢破了她三层裤子”。这次她又在会上控诉胡、任、李。另一个是罗田县革委会副主任丁凤英，她是张体学从大队妇联主任一手培养起来的，1971年当上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她在会上说：对他们（指造反派）就是要压，压得对，压得好。我们要压到底，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①。再一个是市电信局工总头头××。 ××的揭发耸动听闻。他说：胡厚民是“五一六在汉的前台指挥”，1967年1月至3月就指使电信局某人和其姐胡秀娟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电信局发展组织：七二○后指使胡秀娟发展了我。胡厚民还是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北斗星学会成立胡是点了头的，决派的名字是胡取的，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49页。 608 ==========第143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是胡修改的，胡想什么“扬评”就评什么，“扬评”什么时候出也由胡决定①。 正在受审查的柳英发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揭发胡厚民私设电台，当时台上就放着一部电台。 这次会议宣布撤销胡、任、李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会后三人被关押。 第四节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 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的同时，1969年10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央九二七指示。会后。全市开始大规模清查北决扬。10月25日，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在军区支左大单位负责人会上布置把批北决扬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思玉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结束时说：“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地区、武汉、黄石市，也要召开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刘丰说：“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所谓“难点的难点”，指的是各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和骨干；所谓“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就是排除主要头头的干扰，在省、市、区、地、县和各单位普遍举办“两清一批”学习班，省学习班有对象一千五百余人，武汉市学习班有对象一千三百余人。1974年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揭发：刘丰在两清时说“凡是到北京串连过的人，都要当作‘5·16’清查”©。 从北京学习班回到武汉的造反派头头陆续被关入各类五不准学习班，继续交待问题，接受批判。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基本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总头目”、“重要骨干”、“黑手”、“幕后操纵者”，占常委总数的62%④。 杨道远回汉后被分配到江西部队农场劳动，1971年2月被秘密强制 ①关于湖北省革委会这次扩大会的记述，参考了刘德光《回眸一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自印本，2015年)“第十章清查‘5·16’、‘北、决、扬’，再整造反派”中“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的省扩大会”一节。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4页。 ③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609 ==========第14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調查证明材料介绍信N!007505 調查証明材料介貂信 置㳇华E刷陵会： 第7以P号 粥华印利厂軍宝队疑名 介（轮厂夏光福同志亲（实*前往 蓝介貂 青麦又尿志泽中先适破之品前能你 欧处通过榻缝离 共青团員 了解王屏的 处通过只了解丁丝雅爽成的私设纪 有关問題箭接洽 材料睛接治。武汉工人毛澤东思想宜傅隙壁武汉水利电力举院指耀，露 国营武漢第一棉纺厂革命委章 19年5 199/年4月/日 說明：此信限调查上逃人員或上逃人員有关的案用。 调查彭明材料介绍信9"修 調查証明材料介绍信 八 新华印创r革查会 可利风丰彰理 N9003644 益个绍我厂胡全司苦成同忘条实共裔员) 盆介招白红足月同去桑中普商 前往你处通过多9织了解胡务肩的有头 前来你处通过？：了解气3会的R派問题。 問題，請予接洽。 請接洽。 东8 武汉市煤建司厂命 国营式汉第二棉场装厂耄今委员会 196 1991年3月24日 1971年初，前往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外调的单位介绍信（许东杰提供） 带回武汉，关押审查。6月10日召开全省广播大会批斗，至8月17日在武汉市批斗18场，后又在全省巡回批斗。此后一直关押到1983年2月判刑。北京学习班结束后，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被关押至1974年3月，任爱生被关押至1979年。 九二七指示下达后，由省、市公安机关分别组成省、市的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1971年3月1日，根据中央13号文件，武汉军区党委、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決定，建立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決扬专案联合小組，由马兆昆、田文等11人组成；4月1日，武汉市委決定成立武汉市五一六、北決专案联合小组，由田文（任组长）、孙济云、李冗义（任副组长）等6人组成。省、市联合小组都以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原五一六、北決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D。 湖北当局制定了两清的总体规划和详尽的实施方案。1974年3月底武汉造反派从省清查办公室找到一批“两清”材料，其中有：“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规划”“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 ①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一1976)》第865页。 610 ==========第145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阴谋集团的报告”“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大会、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如《关于批斗汤玉莲方案的报告》，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都有预案①。耗费巨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清查开始了。“五不准”学习班、“走读”学习班遍布全省上下，清查对象达六十几万(1972年张体学所言)，“动力”为对象的数倍，无数外调人员奔忙于途。鲁礼安后来回忆：“一拨一拨的外调人员走马灯似的转着，一拨子走过去，一拨子又走过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不舍昼夜。清查到最高潮的那一阵，各单位的外调人员要排队登记提前预约，才能约到我这个‘一号头头’。外调的人多得炸了窝”②。 1974年4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接见聂年生等造反派成员时说：全省被当作五一六、北决扬批斗的有5万多人，被审查的40多万人③。 湖北的“两清”规模太大，开始不久就引起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忧虑。1970年3月16日谢富治说：“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4月6日纪登奎说：“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的回答是：“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愿意下来就下来。”④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谈到清查五一六问题：“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⑤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发出的33号文件载有毛泽东的这段话。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20号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①参见武汉市针棉织公司机关造反派1974年4月22日刻印的传单《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另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48一149页。 ②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477页。 ③“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282页。 611 ==========第14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刘丰在这个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①。当时湖北省正在召开地市领导干部会议，“曾刘在会上讲：‘湖北不存在扩大化的问题。’”②“1970年7月29日，张玉华讲‘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当前要注意动向，注意搞反复，他们攻击我们扩大化了。’”® 很多造反派群众意识到，这一次和清算反复旧不同，被打成北决扬就是敌我问题了。巨大的压力加上头头们放弃抵抗，他们能做的就是竭力洗清自己，甚至一死了之。工总粮食系统兵团头头黄礼寿回忆，他在审查期间碰到武汉卷烟厂工总头头李光武，李光武说：“我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北决扬，你也赶快承认吧！上头都顶不住，你硬顶个么事吵！”④省长途汽车客运站杨爱国、省轻工业机械厂造反派头头凡运国、市电信局支持造反派的局长杨友山、市电信局工人汤玉莲、长办秘书长孔晓春、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何之泰、长江工程大学戴树德和郝梦奎、3506工厂吴连生和童幼珍、省科委戴海州、武汉锅炉厂桂美和、长江航运公司陈腊福、武汉橡胶厂团委书记童启俊、水院六一级学生陆植钧、湖大经济系学生孙长治等都受逼自杀。 1969年底，华工全院师生到咸宁“搞斗批改”，三位造反派学生死于清查。船舶系六四级学生、原红反团成员潘根生，“承受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工宣队不让家属来收尸体，秘密地草草埋葬后马上召开全系批判大会，宣布潘根生是反革命，自绝于人民”。机二系六四级学生王振贵“患有神经官能症，1969年冬至1970年初在家休病假。清查‘五一六’时，工宣队要求他返校参加运动和毕业分配。1970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王振贵不知是因为病得难受，还是害怕被清查，或者两者皆有之，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工宣队领导对其死因尽量掩盖，没有通知家人，就地将其草草埋葬。一位当年在咸宁和工宣队领导一起去过王振贵家的同学，应王振贵妹妹托付，前几年曾经去咸宁寻找王振贵遗体安葬之处。当年的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75页。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0页。 612 ==========第147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村干部告诉这位同学，王的遗体当时应该是工宣队拉到外地处理了，没有在我们这儿埋葬。该同学在咸宁多番查询，终未能够打听到王振贵同学的葬身之地。”华工无线电系六三级学生赵延昌，原新华工红反团头头、新华工三办负责人，1968年底已毕业分配到宜昌工作。1969年底被揭发参加北决扬，军工宣队将材料送到赵延昌所在单位，单位立即将赵延昌关进 五不准学习班。赵延昌“性格刚强”，“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一概不承认”，受逼不过，于1970年2月上吊自杀，时年25岁。单位宣布“赵延昌是反革命，自绝于人民”，华工军工宣队在无线电系召开大会批判已离世的赵延昌①。 华中工学院的两清中，军工宣队发起对一张大字报的批判。华工六四级学生江重初、陈定方回忆：1969年春，江重初、陈定方等“面临毕业的学子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指示感召下，结合武汉、华工文革运动的 实际，写出自身体会性质的总结，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四十八周年，向党敬献一份特殊而朴实的礼物。”这份 五万字的总结标题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署名“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武汉红代会新华工总部‘恰 传太的时代 同学少年’战斗队”，于7月1日在华工校园张贴，随 俄穴的螺醉 后做成油印小册子散发，“得到一片叫好声”。张建华说： 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体会 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很大程 实被是疫了乡4风 度上代表了当时华中工学院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最 苏流 高水准”。两清中，华工军工宣队说这张大字报是“反 ①参见陈厚燃、夏宜凉《回忆华工文革》（未刊稿，2019年)。 613 ==========第14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革命的大毒草”，“他们在前言中写道‘斗争在继续’，就是要与工宣队、军宣队斗！”“他们批判三种思潮（指湖南‘省无联’、武汉决派等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看穿派’思潮)，其实他们比决派更决派！”当时几位主要作者、参与讨论者被隔离审查，十多年后作为主要罪行被“记录在案”①。 1970年12月26日，张玉华在驻汉三支两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即使出现个别自杀的也不要怕，搞斗争嘛，他自杀是他的事，自绝于人民。”② 两清中被整死的人数无法查实，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记载，武钢死58人，长航死68人。 长办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被圈定进北京学习班的有顾建棠、王秀林等7人，三级革委会中其他群众代表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千余人被关进了长办工军宣队办的学习班，其中251人作为敌我矛盾立案。至1973年这类学习班先后解散，仍保留顾建棠等4个专案学习班®。 1969年底，第一冶金公司将沒有去北京的造反派大小头头三百多人，关进在一冶第三子弟中学办的学习班，军代表逼迫头头们承认参加了 五一六、北决扬④。 1969年底起，武钢各厂矿、武汉钢铁设计院、武汉冶金勘探公司等单位的所有造反派骨干，被集中在武汉钢铁学院办五不准学习班，清查 五一六、北决扬⑤。武钢厂矿一级立案二千八百多人，其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技术人员近三百人，工人一千九百多人⑥。 写出反复旧第一张大字报的王光照从10月4日起，在东西湖吴家山空军某部大院被单独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要求揭批北决扬及其幕后操纵者，“要把自己摆进去”。当年底被关进武锅在水院举办的一百多人的 五不准学习班。1970年初“一打三反”开始，王光照被押回厂办“一个人 ①参见江重初、陈定方《关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2019年)。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33页。 ④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27页。 ⑤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个草民的故事》第68页。 ⑥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614 ==========第149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的学习班”，这一次直接要求他承认参加了决派。其间，2月某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受到曾、刘表扬的桂美和，在武锅五不准学习班上吊自杀。王光照回忆：“作为全市深挖决派、批判扬评的一个活靶子，无论与我有 关无关，各单位都要‘请’我去当批判大会的‘嘉宾’。”① 1969年10月18日，湖北大学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改为贯彻九二七指示、揭批北决扬材料组。从11月5日开始，湖北大学军宣队举办了16天的九二七学习班，校、系革委会全体成员参加，学习班批判与鲁礼安有交往的梅子惠，也批判反决派的彭勋②。 很多造反派成员坚决不承认参加过决派。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刘丰声色俱厉地问（吴焱金）：‘严琳是你的部下，工造总司和北决扬是什么关系，你和严琳是什么关系？你要交待清楚。’”吴焱金回答：“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③王光照从1969年10月起，在五不准学习班和监督劳动中度过四年。曾思玉点过他的名，说王光照就是决派分子。王光照在回忆录里说：“我自有主意：不能无中生有，我没有参加决派是事实。任你如何强按牛头，我就是不喝水。不顾事实、胡编瞎款（说）做不得。我就算独自承认参加了决派，那么追下去，谁发展我的？上面是谁？我又发展了谁？厂内厂外，那要害多少人啊。显而易见，一个假话，得一百个假话来圆场，圆得了吗？那才是陷进去，出不来，丢人现眼掉得大。所谓有材料，有鼻子有眼，那就亮出来。要杀要刷由他来吧。”④ 华工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清查北决扬，有学生把《新华工》报上批判北决扬的文章拿出来念，“工宣队就很恼火，说我们要抓北决扬，你们还自认为是反北决扬的功臣，为自己评功摆好，你们连这个学习班的性质都没搞清楚。”⑤ 华工动力系六三级学生李显利，文革期间曾是新华工三办（负责干部专案)成员。三办曾经怀疑宋洛是“破坏武汉文革运动的黑手”，“成立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14、223、229、231页。 ②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73、275一276页。 ③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24、125页。 ④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37一238页。 ⑤参见杜先荣2016年11月访谈刘玉民的记录。 615 ==========第15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过宋洛专案组”。李显利分配到辽宁葫芦岛制造核潜艇的401厂。李显利回忆，两清中华工工宣队“追到我们厂里，逼我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北决扬，还要我揭发同伙。我跟他们大吵大闹，最后甚至动手打架。为此我被开除厂籍”①。 据陈瑞文说，“参加了决派活动的骨干，也有很多人坚决不认可把决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并采取各种各样的抵制方式。”®陈瑞文本人冒死通知家人将随意放在家里的几千张决派表销毁。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三个文件所要打击和反对的对象，和中央提出的清队对象一样，是对全社会而言，并不特指造反派群体。 湖北曾、刘迅速将“一打三反”纳入到“两清一批”中，武汉市提出“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以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的主要对象在曾、刘那里被定为造反派。 1970年2月18日湖北大学军宣队在校革委会全会上传达省革委会召开的一打三反会议精神，根据这个会议精神，湖大军宣队作出部署：贯彻九二七指示与贯彻一·三一文件同时进行，贯彻一·三一文件是贯彻 九二七指示的深入，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在学校造反派里挖决派⑤。 武汉市和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分别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8日召开，控诉造反派成为两个积代会的主要内容。曾、刘分别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号召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一场深挖决派的人民战争。 打三反期间，湖大的五不准学习班多达三十多个，对象和动力的比 例有的高达1比7。通过逼供、诱供和施加各种压力，红八月公社近三百名学生被打成决派分子，红八月公社成员登记表被认定为决派登记表，红 八月公社组织的活动都被定性为决派活动。两个红八月公社成员在全校“宽 ①2015年4月杜先荣采访李显利的记录。 ②2017年11月29日陈瑞文致笔者微信。 ③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一1976)》第940页。 ⑤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93页。 616 ==========第151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严大会”上分别交待自己填表参加决派的经过，分别承认担任决派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军宣队指挥部当即宣读了对二人免予处分的决定。随后红八月公社作战部长杨闯被迫承认参加决派，军宣队指挥部立即恢复他校革委会委员、教务部副部长职务。经济系六五级学生、红八月公社骨干孙长治在学习班中上吊自杀；计统系六五级学生，参与筹建工人总部、在造反派工人中享有极高威信的陈春茂，已毕业分配到宜昌县，一打三反中先被办五不准学习班，随后被逮捕，在狱中精神失常，出狱后坠长江身亡。曾经大力批判北决扬的新湖大成员也难逃罗网，彭勋被批为“决派思潮在我校代表人物之一”，成为“重点对象”；政治系教师、校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被整成精神病，后坠珠江而死①。“搞彭勋，是刘丰亲自到湖大给工宣队布置的，他说，‘这个人很坏’，所以，湖大一直抓住彭勋不放。”®湖大六五级学生胡开友从1970年1月20日开始，被办学习班155天，动力们告诉他，学习班开会“帮助”他近五百次，为“挽救”他内查外调花费四五千元③。 两清中，武重是曾思玉亲自抓的点，由刘志坐镇。1974年4月1日武重党委在《关于‘两清’工作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认识》一文中说：该厂518名造反派被“称为‘518’尖子，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锅端’、大办‘五不准’学习班，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小会批判，大会批斗，撤职调离，逮捕法办等恶劣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疯狂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 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百多名师生员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占全院总人数的8%左右。己分配的学生也受到牵连，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被逼死④。 华工六五级学生、红反团成员肖佑祥，在他的回忆录《花甲里程》中讲述了他成为“决派”的经过： (1970年3月13日，工宣队)宣布我的学习班正式开始。（工宣队员）袁要我交代文革中的所有活动，特别是和“北、决、扬”的关系。我每天 ①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73、292一307页。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胡开友读《我的文革经历》后给作者的信，见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 ④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60一261页。 617 ==========第15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写十几张的交代，没有自由，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晚上和他们睡通铺。过了几天，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袁一脸阴沉，（学习班“动力”）谢的大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 3月25日，他们开始诱供，要我交代参加“北、决、扬”时间、地点和过程。我百般辩解，冷笑以对。袁恼羞成怒，拍桌子打椅子，学习班充满了火药味。他们对我采用了车轮战，大灯泡照着，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28日，我晕了，脑子里产生了幻觉，顺着他们的提示，像挤牙膏似的交代了如何填表、如何发证、证件式样、发展了几个人、决派证由我父亲带回去藏在家里等等，在一张纸上签了五次名字（写一句签一次名字）。袁如获至宝，马上让同学拉我到外面“清醒清醒”。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感到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谴责自己对党说了假话，破坏了运动的开展，也害了我的同学。等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好转，我天真地递交了翻供材料。可翻供给我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他们威胁我说：“把你的问题挂起来，不解决问题你就不能参加毕业分配。” 不久，我父亲来信说，工宣队派人到我老家（湖北天门）查抄决派证，闹得满乡风雨。 到了7月，我们两届学生即将分配。工宣队材料组和我谈话，并拿出 一个同学的结案材料给我参考。为了能够分配，我只好按照他们提供的“标准答案”交代参加了“北、决、扬”组织，对文革中的一系列活动都冠以“决派”行为，包括为“决派”组织网罗干部，做了牛鬼蛇神的黑保护伞。其中有院长朱九思，省里市里有黎智、骆文、程云还有梅白等等。当时王克文已任武汉市委书记，成了革命干部，不算我的罪行，很滑稽的不再要求我写进交待材料。7月12日，我的“文化革命中我所犯严重罪行的彻底交待”写成，计三十页，每页都按了手印。就这样，我成了“决派”分子，而且是骨干成员。 一治的两清学习班办了十几个，每班二三十人，全部由军代表管理。新一冶成员方德纾回忆：“学习班前，我们并没有听说过‘五一六’、‘北决扬’这两个名字，但是进了学习班之后，就都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分子了。”0 省直机关造反组织10名头头全部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头目进行批 ①方德纾《倾诉》第111页。 618 ==========第153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斗，省直二级单位的320名头头都被批斗① 湖北日报社军代表说：报社里五一六、北决扬分子“一抓一把，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浮一层”。报社被定为“文、刘（按：文林、刘素珍均为报社造反派头头)反党集团”成员，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百余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报社印刷厂职工一百八十多人，进过五不准学习班的有六十多人次。印刷厂造反派头头、女工辛惠元进学习班时，带着出生不足四个月的孩子®。 一些造反派成员在高压下违心承认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北决扬，同时向上向下攀扯。杨道远回忆： 在造反派中间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当权派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账的主要方式。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让一些原钢二司的人来揭发我。因为有人说过“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材料都转移到武汉来了”，于是沿着他们猫画的这个“路线图”，逼迫原二司驻北京联络站的松涛一口咬定，是他在1967年8月把材料从北京带回来亲自交给我的，并说得有鼻子有眼睛，说是在武测的大字报栏底下交给我的，然后我把一大包材料揣在衣服里带走的。我反驳说，那个时候武测都是我们的天下，用得着象这样偷偷摸摸吗？而且这个话也只能骗骗外地人，武汉8月是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那么一大包材料在三伏天，单衣薄衫，有可能揣在身上吗？经我这么反驳后，再发言时就没有这些细节了。另外一次是李苏明发言，揭发我某日和他一起去见王力，拿了十二个五一六发起人的名单交给王力。在当权派眼里，这是李苏明揭发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内容。可是，恰好这一天我被天津警备区接去参加天津的一个大会，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那一天我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哪里腾得出时间去见王力？李苏明在专案组的唆使下胡编乱造的谎言不攻自破，结果在后来的揭发中也只好不提日期了。李苏明的发言制成了录音，每次批斗我的会上必放，只有在水运开批斗会时是让李苏明上台发言的。我本想上前打李苏明两个耳光，吐李苏明一脸唾沫，可是那样做会激怒台下的听众，增加他们批斗会的气氛。看在台下几千人的份上，我忍耐了。 ①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②参见湖北日报社革命群众《彻底清算林彪死党刘丰在湖北日报犯下的罪行》(1974年3月，铅印传单)。 619 ==========第15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另外一次是王彩珠的揭发，她说是我和方保林在钢二司司令部介绍她加入 五一六这个组织的，填了表，宣了誓，我就是她的直接上级。专案组很高兴，下来跟我对材料，说王彩珠的这个发言是个原子弹。我说终究不过是肥皂泡，一根针刺下去就泄了气。我做了两点声明：1.我不是五一六，更不是她的上级；2.既然她自己承认是五一六，也肯定是有上级的，她揭发我的都是假的，说明她在掩护她真正的上级，你们去找她继续交待吧，可不要放掉了真正的五一六。专案组拿我没有办法，很不满意的说：谁揭发你，你都说人家在说假话，只有你一个人在说真话。我说，假的终究是假的，如果我要是编假话的话，你们连材料都没处核对。我不说假话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戳穿王彩珠编造的谎言，对专案组是个很大的打击，从这以后，他们就不再找我对材料了。我告诉他们，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群众性的组织，一次是在1958年参加了民兵，第二次是参加了钢二司。钢 二司是几十万人的组织，又是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的，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主要负责人，跑去参加那个几十个人的小组织北决扬算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钢二司的头头承认自己参加了“决派”，没有承认参加五一六。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么说的，… 二十五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听了水院张建成、雷志茂的讲话（录音)之后，也是招架不住，当时就想着过关，承认参加了五一六，还咬了她们学校一大批人，连她妹妹也被咬进去了，害得她妹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自已这一辈子都觉得抬不起头来①… 在北京学习班里，张昭剑确定了将钢派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的两条线： 一条线是魏绳武一宋洛一吴传启一五一六的后台王、关、戚，另一条是钢 二司驻京联络站一林杰一王、关、戚®。 直到两清结束，新派头头和骨干中“挖出”的五一六分子远较钢派为少。王锦铭、彭勋在北京学习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张昭剑没有宣布挖出新派与王、关、戚有联系的线索。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当局在新派中挖五一六取得进展。两个新派主要头头承认参加了五一六③。1970年上半年，新湖大革委会委员、武装部长陈步东在批斗彭勋大会上揭发：新湖 ①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第307—309页。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页。 ③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原新湖大某头头的记录。 620 ==========第155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大有五一六，1967年5月16日成立于31号楼，到会二三十人，陈步东主持会议，彭勋宣布新湖大五一六组织正式成立①。华工在咸宁搞斗批改期间，新华工革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红反团成员柳书伦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并供认了一批人，无线电系一陈姓同学因此推迟四年才得以分配®。约在1970年3月前，三新驻京联络站某负责人揭发，数十名新派头头和骨干在北京填表参加了“新武汉五一六兵团”。新华工驻京联络站成员梁前文被迫承认他参加了“新武汉五一六兵团”，1971年10月8日他写下《关于杜先荣的证明材料》®再次证实此事：1967年7月13日晚，在京的新派头头在北京矿业学院（三新、中学红联联络站驻此）主楼平台召开会议，新派主要组织都有人参加。主持人宣布成立“新武汉五一六兵团”，“暂不公开，对外就叫新武汉”。在场的四五十人当即都填了表。会上“选出了王锦铭（工造总司头头)、张汉卿（新华工头头）、谢建生（新一冶头头）、叶妙元（新华工成员）、傅廉（省交通联司头头）、陈螺钉（新湖大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孙光泰（新华农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及长办一人担任勤务组工作。”新湖大头头谢邦柱也参加了这个会并填了表。 王锦铭1970年1月在北京学习班上被逮捕，是否与这个“新武汉 五一六兵团”有关，尚未得到证实。 据武汉市官方统计，武汉市的一打三反运动从1970年2月中旬到11月底止，共立案35461人，其中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革命、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等“十种人”3428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336人④。 且不论已立案的“十种人”和“贪污盗窃”者、“投机倒把”者中有多少被诬陷的造反派。立案总数减去上述人等，下余28697人，占立案总数的80.9%，属于什么性质没有交待。“十种人”和“贪污盗窃”者、“投机倒把”者就是一打三反的全部对象，很明显，其余二万多人是无法安上罪名的被打成决派、五一六的造反派群众。没有立案而受到迫害的造反派 ①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彭勋的记录。 ②2019年12月杜先荣访谈陈定方的记录。 ③这份材料现存杜先荣处，材料上盖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第二团外调专用章”。杜先荣为武汉一中六七届初中生、中学红联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在北京与梁前文相识。由于三新驻京联络站某负责人的揭发，1970年3月在农村插队的杜先荣被省市县专案组认定为五一六分子。一年半以后梁为杜先荣专案组出具证明杜先荣参加五一六的材料。 ④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43页。 621 ==========第156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群众有多少，至今查不到具体数字。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说：“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中央规定此文件发至地、师级，曾、刘不予传达。因为文件说“要防止扩大化”，而曾、刘从来不承认湖北两清存在扩大化。但文件说的“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集中力量落实罪行，曾、刘都照办了，因为经过一年多的清查，他们深知，根本不存在的决派“组织关系”实在难以落实，威逼利诱下画出来的决派“表格”五花八门。而在决派中设计、油印、保管“决联站登记表”的陈瑞文在学习班里承认确实存在“决派表”，只是从这个决派“组织部长”手里一张也找不到了。 于是曾、刘开始“查大事件”，只要坐实“大事件”，不管你交不交待组织关系、是否填了表格，你就是五一六、北决扬。于是，从省、市、地区、县、公社到每个单位都列出“大事件”，省委列了十五个，“武船有二十八大事件，武锅有十大事件，长办有十六大事件，国棉一厂有六大事件等等。有的甚至在车间也列什么‘大事件’。”①曾思玉指示：“查 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嘛，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搞无政府主义， 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 两清一批中这一策略的转变，使得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北决扬更为便捷快当。中南汽车制造厂20名群众组织头头被定为决派骨干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第三制药厂70%的职工被打成北决扬分子®。新华瓦楞厂、武汉机床厂、武汉汽车配件厂分别有职工240、1700、2800人，造反派成员分别为60、800、2000人，分别挖出决派分子34、600、1600人©。 不重组织关系和表格而重“罪行”，这样来进行两清的成果，在《武 ①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已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5条。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已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5条。 ④参见杜则进《我们怎么办？—兼评“六条”》(1974年3月20日，大字报)。 622 ==========第157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汉大典》里有所记载： 武汉市的“两清”工作，主要是从抓大事入手，省、市专案联合小组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列出大事件，收集材料，共获各种物证28666份，到1972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26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238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数十件大事。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4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1972年初，全市有专案计144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70起，占48%；认定属于“北、决、扬”74起，占52%。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42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多达数万人①。 比起官方统计的1970年以两清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80%的差错率，1971年以“查大事件”为主的两清，官方公布的成绩近乎完美：全市专案准确率100%，重点专案多数准确。 第五节林彪事件后“两清一批”继续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两清一批持续4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刘丰倒台后仍在继续，直到1973年底曾思玉调离后才基本结束。 “九一三事件”后，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军代表在全厂大会上说：“吴焱金，你要放老实点，你的后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揭发林彪，争取从宽处理。”吴焱金莫名其妙：“林彪什么时候变成我的后台了，他不是你们解放军的副统帅吗？”吴焱金在回忆录里感叹：“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 这个军代表的话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将林彪路线与造反派强行捏合、继续整造反派是湖北当局的宗旨。1972年4月开始举办的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就要求“上联林彪、陈伯达”，“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对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宽大为怀嘛”。 ①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一1976)》第865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39、142页。 623 ==========第158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1972年4、5月间，省革委会政工组调查“搞过了一点”的情况，刘志参加，调查了水院、武汉机床厂、化工部第四设计院、孝感柴油机厂，结论是“打击面太宽了”。曾思玉在政工组给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据刘志揭发，曾的批示“第一个意思是，你们挑选的单位不典型，不能代表湖北的情况；还有一个意思，不同意打击面宽了。”0 1972年4月11日至1973年1月底，省委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举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省清查办公室和省公安厅直接控制，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政治部副主任刘志负责，三办徐健等为工作人员。参加这个学习班的83人名单，将武汉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全部包括在内，其中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23人，领导干部16人。据刘志揭发，毛泽东批评曾思玉“搞过了一点”后，“曾指示要重点清查”，“他说有些单位该清查的还没有查出来，要继续清查，清查其幕后指挥者和操纵者。”“首义路的学习班，就是省里办的重点清查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武汉五一六分团”。3月1日省委常委会定名单，胡厚民、任爱生、杨道远、孟夫唐在内，曾思玉亲自加进一批人，其他（省委）常委“也加了名单”，共83人。学习班开始前，在汉口红旗饭店举办学习班骨干培训班②。1974年3月批林批孔时造反派编的材料揭发：1972年3月26日，刘志在红旗饭店骨干学习班上说：“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有反革命经验，破坏我们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攻他们呢？”“这次学习班对象的政治性很强，他们是林、陈死党，‘5·16’、‘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这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些人见过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中央的、地方的学习班，有很多反革命经验来对付我们，不能拿过去那种不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要研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要各个击破，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74年4月2日刘志承认：“在红旗饭店办了骨干培训班，同志们的《一百条》材料属实，只有一句话有点出入”。 1974年3月31日，造反派从省一招5号楼运出一批省两清办公室整 ①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89条。这个材料是湖北省委决定编写并提供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的。 624 ==========第159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理的专案材料。这批材料中 45t以发 有一份“人头名单(268)”， 011-A 据1974年4月杜则进文章记载，这批专案材料里还有箱关于这268人的“重点 FAtLE 。+春4一 人物立案材料”，其中竞然 4i09,4 有为长办联司头头严常事先 影印件原文 准备好的“死刑判决书”。 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筒根她密关于误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预告机密 柳英发当时看到这批 (送审稿)（销抄）》 材料中的一份，标题为“268 刘主任极告72.3.26下午军区首长指示（毫密） 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 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阅报绝密人头名单(268) 单”。柳英发还看到1972 《在南北式汉发生的与“56”反茶命阴谋枭团有联系的重大案件》地密（送审精） 年省学习班的两个材料， 省委1971年5月19日批准批斗对象名单（凰复件） 关于清壶“5引6”、“比决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组成及其主餐任务的情况筒报 个是“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 注：这些材料是夏、朱、胡一伏一九七四年从省“清办”机要室 方案”，“方案”中说柳是 抢走的。周总理对此作过批示，要立即全部追回，不许道失，夏、朱、 “武汉五一六分团核心班子 胡等人对抗周总理的指示，拒不全邮交回。“四人帮”垮台后，又将成员、二司‘五一六’五人这些材林转移窝流，实围东山再起，反欢倒， 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二 上图为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7页 司‘五一六’五人领导小组” 的五人是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柳英发，囊括了整个二司勤务组；另一个是1972年11月拟定的“18名特别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柳英发记得的有十人：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刘闯、魏绳武、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柳英发。名单下方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①丁家显也知道有这样一份“要处以极刑”的名单，他本人名列其中®。柳英发回忆：朱鸿霞生前说过，1974年造反派抄出曾思玉下的密令，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从省委5号楼运出的两清材料中有一张“武汉地区5·16阴谋集团联络图”，“写字桌桌面大小”，“把原来各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几乎全部框进去了”，“下到一些基层的头头，比方说江岸区环卫所是个小小的单位， ①参见柳英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一一个真实的杨道远》，此文是为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一书写的序。 ②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05页。 625 ==========第160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就有五个工人名列此表！甚至李衍授、陈克东等省委领导干部，也成了省委内部潜伏的‘5·16’骨千。”0 首义路学习班还设有若干小班，有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胡启生、方保林、丁家显、张涛和孟夫唐、任爱生、刘真、张华等十几人。他们都是单个“监护”，不住首义路招待所内，仅与大班一起开会，且有专人押送，不准与大班的人接触。孟夫唐“一直是陈再道、百万雄师重点打击对象，他是全省造反干部的总目标，‘打倒孟老狗’的大标语在荆楚大地铺天盖地，一次一次被批斗。在学习班因年老体衰，行动迟缓，据说挨过一年轻 军人一耳光。”② 1974年3月邵正茂编《一百条》记录了首义路学习班的一些情况：(88)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每个同志都要带上2~8个不等的专案人员跟着。连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也不例外。在学习班里还有带枪的解放军“保护”着，甚至来学习班放电影的也是公安人员。在七二年八月份，由于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感到这个学习班不对头，想冲破曾思玉的控制，上访中央，事情被刘志发觉后，在 八月六日晚上，出动了很多武装的解放军，岗哨密布，如临大敌，马兆昆和刘志亲自出马，搜腰包，缴本子，一片白色恐怖。 (90)在省学习班上，不批林，更不批刘丰，而是借批极“左”，专批胡厚民和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等同志。学习班提出了所谓：“上联林彪、陈伯达，下联武汉地区历次反复，中间把自己摆进去”的口号。1972年6月7日，学习班负责人刘志在全体大会上说：“林、陈的幽灵在首义路上空盘旋。”刘志把学习班学员分为三类：一是联系自己联得好的，即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的；二是尚有些顾虑的；三是不与林贼挂在 一起的，就是负隅顽抗的。 (91)省学习班后期，对绝大多数学员都做了所谓的“结论”，装入档案，具体分四种情况： 一是与核心有联系，犯有严重罪行的，定为反革命分子； 二是与黑线有联系，犯有一般罪行的，也定为反革命分子； 三是与黑线有联系，有严重错误的，定为严重政治错误； ①参见杜则进《极右不批是非不明一兼展望湖北问题的前景》(1974年5月)。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9页 626 ==========第161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四是有一般错误的，定为一般问题。 首义路学习班结束后，按照曾思玉的指示，胡厚民、任爱生、杨道远定为“敌我矛盾的性质”，“继续审查”。 1972年6月，首义路学习班正在进行中，中旬，武汉市委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文件《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意见》说：“有的单位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抓得不够很紧，决心不是很大，也有的‘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上挂下联，…狠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狠批‘五一六’、‘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思潮，狠批边反边犯的行为”。“对已经批准的批斗对象，要充分准备，组织好批斗，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2)35号文件，继续重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凡属‘五一六’、‘北决扬’的重大事件，都定为重大案件，报上级批准。”① 1972年9月11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报告》说：“在11个试点单位中，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问题，9个单位没有‘五·一六’、‘北、决、扬’组织。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翌年2月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 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② 这个报告所言“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但无中生有地审查三万多人（市“清办”统计，立案41104人®)，也反映出两清的残酷与荒谬。11个试点单位共审查448人，错搞了91.8%；全市审查33659人，落实177人，仅占0.5%，这显然不是“搞过了一点”。这个报告上报省委的时候，“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两清”在武汉已进行3年之久，规模空前，结果当局自己承认： ①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86条。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5页。 ③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627 ==========第162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五一六分子一个都没有，北决扬只有区区百余人！ 1972年9月武汉市委的报告已经提出两清严重扩大化的现象，湖北当局不为所动，11月23日，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仍布置继续“深挖”，要“明年解决敌我问题”。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下文要求“深挖”。1973年7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说：“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①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刘汉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決扬搞了六十几万人®。 1973年12月26日，曾思玉在其调离湖北前举行告别会见，他说：“湖北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1974年5月21日，湖北省委办公厅所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说，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刘丰是林彪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 两清中的北决扬问题原本有清晰的来龙去脉。曾被学习班说成是决派“组织部长”的武汉六中高中六六届学生陈瑞文，在《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一文中，对决派的始末有详细的表述。他写道：“说决派是个组织混乱、结构松散、人员复杂、进出自由、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无奖罚、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那倒是名副其实。”“决派没有任何阴谋，而当年的当权派出于政治需要而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编造事实，才是真正的阴谋。”据陈瑞文所言，决派这个所谓“地下组织”是这样登记加入的一一“（我）设计了‘决联站登记表’，有单人的、有多人的（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组织的三种，用油印机印了很多，堆在桌子上面，供需要者取用。” 决派登记表确实存在，填过表的人估计有上万人。陈瑞文的文章说：“陆陆续续填好的表格有一尺多高。因决派地址经常变动，我担心遗失，故统统拿回家中。”一尺多高的当时常用纸张，约有五千张，即约有五千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49一150页。 ②田力为2002年采访刘汉武的记录。 ③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52页。 628 ==========第163页========== 第二十二章“两清一批” 人填过表。实际上人数应该超过五千，因为一个组织集体加入只需填一张表，陈瑞文说，记得有洪山区青菱公社红旗大队、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单位的群众组织集体填表加入决派。 王仁舟离开武汉、鲁礼安的武汉决联站成立后，原来跟王仁舟联系的 一些中学生，以航空路中学（隶属武汉地质学校的普通高中）学生为主，在汉口省交通厅楼内成立“决派汉口联络站”，与鲁礼安的那个武汉决联站不相统属，往来也不多。航空路中学学生袁建疆拿来决派表格，很多中学生填表参加。地质学校约两千人，90%参加决派，包括一些三字兵。市果品公司工总集体加入，由蔡姓头头填表①。 奇怪的是，曾、刘及省、市清办对上述两条重要的决派线索并不重视。陈瑞文在他的文章里说：“工宣队知道，所有的决派名单在我手里。”陈瑞文的两清学习班只办到区一级，不是单独关押，同一学习班里还有很多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他的家也没有被抄过。航空路中学的决派骨干只是在学校里办学习班，反决派的一中学生受到的惩治比他们重得多。 对北决扬这个组织本身，1979年湖北当局给出一个说法： 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中写明：“‘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 至于在全国牵涉到上千万人的“五一六”案，至今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团。被打成五一六在湖北总代理的杨道远2010年写道：“张昭剑在湖北班抓五一六重点整我，说五一六的后台是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没看到王关戚是五一六的后台的证据。王力在《反思录》中说：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找他问过五一六问题。王力说他出狱后才听说世上还有个王关戚、五一六问题。你看可笑不可笑。可见逼我们承认跟着王力组织五一六，是何等别有用心，是何等荒谬！”® “北决扬”案多多少少有迹可寻，武汉的“五一六”案绝对属于无中生有。张建成说：“这么大一个冤案、假案、错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为 ①2010年钟逸采访原航空路中学季彪、朱汉平等的记录。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一281页。 629 ==========第164页========== 第四编从“清队”到“两清一批”(1968年8月一1971年10月) 什么最后不了了之？在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成风的年代，唯独对‘五一六’的冤、假、错案置若罔闻，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到底是什么原因？”①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61页。 630 ==========第165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16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武汉地区造反派因五一六、北决扬案全体坠入深渊之际，“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集团覆灭，中央开始强调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批林”逐渐从批极左思潮转向批破坏文化革命的“极右实质”，军队逐渐撤出“三支两军”，当政湖北的军队干部粗暴的执政方式有所收敛。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杨道远、魏绳武等少数人被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被清查的造反派压力有所减轻，从而对夺回文革成果产生新的希冀。 高钠版新 《坚决拥好中共中快杂)慕 是纯气3你先 気め大研的ををえ心，あ有メu我全体车工心拧キ关资产育吸牙心家肌详象，草硒流靴烧赋 あ地京， 材冠怕克绕通元陈槐效保国风版影的以数装2头汗拍派叛浅特备务议整漏 然薄铁规旅税降乳仪 撒辅头克内外切务始*义数损疗对林入 宽人是确纯粥 党集团关文主设成员的处理夹定和饰取处辩 5ん 施，快纳兴议洗我们z以领的心里浩耀坚失摆护热烈响症大的战将程挂蝶款学批故飘冰 和以 亮的利用林克豪规心收西绿随行铁持物路线数意拓风无捅级技的能行到底！ “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实习期间，举办批判林彪的黑板报”（湖北省党史办资料） 第一节曾、刘失势 九一三事件后，“批修整风”由批判陈伯达转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公开提法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直到1973年初，批林就是批他的极左，批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一一“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精神万能论”等。 632 ==========第167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王洪文事后点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① 1972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社业务领导小组内分管理论部的成员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说：“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八月 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批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② 17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新年献词》提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 批林整风的方向从批极左思潮转到批极右实质，省市委在对待七年来文革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这个转变，也与曾思玉、刘丰分别被中央定性为林彪“活党”、林彪“死党”相关。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71年)10月29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晚七时报送的关于 二十七日政治局议事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要中央给予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准备在北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毛泽东批示：“可以。”④ ①杨继绳《天地翻覆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2017.2版）第637页。 ②王若水《就批林是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12月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第4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413页。 633 ==========第16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10月30日，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等奉命进京，清查、揭发 林彪集团插手武汉的罪行，重点解决曾、刘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①。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淡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说：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②。 11月17日，曾思玉等10人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学习汇报》说：“来京学习，经中央领导同志帮助，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刘丰却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态度十分恶劣”⑧。 11月18日，刘丰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未遂④。 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曾思玉等9个领导人，教育曾思玉等“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人是会变的”；“对人民不利的事情不要办，要保持晚节，继续革命”。曾思玉等表示：“一定坚决、彻底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永远跟毛主席，跟党，跟路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⑤。毛泽东还说：“你们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⑥ 北京座谈会结束，曾思玉回汉，不同意省、市革委会内的群众代表参加省委扩大会，听取传达北京座谈会精神。他说“群众一听就要崩了”。张体学说：“毛主席叫传达，就传达；毛主席叫传达到什么范围，就传达到什么范围。”张体学在滨江饭店向58名群众代表作了传达⑦。 以曾思玉为首的湖北当局不愿意在否定文化革命、镇压造反派这一点上批判刘丰，连“搞过了一点”的“最高指示”都不接受，更不愿意动员群众来批判，因为这会牵涉自身，更因为他们认为把造反派当敌人整没错。到1972年7月，孔庆德还公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抓牛鬼蛇神抓早了，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417一418页。 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1页。 ④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1页。 ⑤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1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420页。 ⑦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7条。 634 ==========第169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现在抓就好了。”“林彪是你们（造反派）的老祖宗，不批你们批准？批极‘左’就是批林彪。”① 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不管造反派以何种方式呼吁，湖北当局对待批刘丰和两清扩大化问题，基本是这种态度，造反派称之为“捂盖子”。 第二节从五不准学习班到座谈会 1972年4月开始、历时九个月的首义路学习班，虽然挖“武汉五一六分团”的声势很大，计划周全，但毕竟处在批林整风的大环境下，且刘丰倒台，曾、方、张受批判，造反派头头开始对抗了。 李承弘回忆：“管理比北京（学习班）松，周六晚放假，周一上午早餐前赶回就行，虽说每人配有专案人员，但没有监视任务，应该说人身、言论还是自由的。”② 当时中央有人强调批林整风就是批极左思潮，曾思玉和这个学习班的主持人张玉华、刘志也不例外。顾建棠回忆：他所在班的杨世华班长反复向他们宣讲：“学习班的任务是批林整风，批林彪的罪行，整自己的风，所以要把自己摆进去。”“武汉有个北决扬，曾司令员讲了，北决扬就是 五一六的变种。”“五一六的后台是陈伯达，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才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顾建棠发言说：“经班长多次开导，我懂了，参加批林整风，我们应当将自己与五一六联系起来，再与陈伯达联系起来，然后与林彪挂钩，把自己摆进去，我们的风就整好了。是这样吧？”他和湖大的梅子惠、华工的赵文成商定，“要控诉自己多年挨林彪集团的整，戳穿他们借批林为名把我们打成五一六的鬼把戏。”他们发言说：“陈再道对我们武力镇压，死的死，伤的伤，有厂难回，有家难归。”“林彪死党刘丰借清队狠捅革委会的马蜂窝，死整所谓马蜂王，批的批，斗的斗。“刘丰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把我们打成北决扬分子，两清一批又把我们打成 五一六分子。”“先说刘少奇是我们的后台；陈伯达一垮，又说陈伯达是我们的后台；林彪倒了，又说林彪是我们的总后台。将来还有没有人又会成为我们的后台？我们到底有多少后台？”赵文成说：“毛主席说刘丰是 ①参见“杜则进”写作组大字报《省市委怎么办？》(1974年3月13一14日凌晨)。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9页。 635 ==========第17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湖北省毛泽东患想学习班 单位 出入“证 住 ー九七三年六-1 。 编号： 原新华农头头谢文照的首义路学习班出入证（谢文照提供） 林彪死党，没有说造反派是林彪死党，怎么不整刘丰要整我们？”① 在学习班里，传达了毛泽东两年半前(1970年2月)在武昌关于 五一六的那一段话。大家闲谈时说到两清从抓组织关系改为抓大事件，“一些承认了的头头就背了思想包袱，在主流造反派看来，凡承认了的完全不可原谅宽恕，下场应与内奸叛徒一样。”② 学习班的学员们抓住一个把柄，大闹一场。李承弘回忆： 一次偶然机会（李苏民)偷看了管他的专案人员的一本工作笔记，本子上记录了在学习班正式举办前专案人员骨千会议上，专案组刘志讲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参加学习班的人，成分出身大都不好，这批头头在武汉湖北的文革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对他们不能轻视小看，他们是湖北的祸根，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等。 刘志的内部讲话与对我们的公开讲话，完全是两面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李苏民把偷看内容先向组内透露了，接着全学习班就闹开了锅，要求刘志澄清这份讲话，搞得刘志下不了台，最后只得搬出很多造反派信任的张体学出来救场。张体学在一个晚上召开大班全体会议，要灭灭学习班的怒火，张体学首先不承认有刘志的讲话，他装得极为诚恳，以老朋友口吻说：“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你们的方针始终是治病救人。” 随后拉关系，与各派套近乎，诉说他与造反派文革中的交情，把错的都推给部队，最后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并威胁对挑拨离间分子要严厉查办。在大会上李苏民不知是受到警告，还是他的手段拿不上台面，反正李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47一248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2页。 636 ==========第171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没反驳证实。 …会后张体学连夜找几个挑头人个别谈话，又许愿，又威胁，张体学使出了十八般武器，终于在学习班把此事压下来了①。 参加了这个学习班的柳英发回忆：当时张体学还对我们说，在湖北武汉，胡厚民、杨道远若不是五一六，那就没有五一六了。 1974年4月刘志承认他确实有这样一个讲话。 历经九个月的学习、批判和自我批判，“武汉五一六分团”没能挖出来，学习班前定下的罪名仍在，学习班结束时对学员又分四类作了“结论”，但造反派头头们已经不当回事了。 1972年春季基层造反派群众就自发开始抗争，1973年春季逐渐走向社会。 1973年3月，武汉市委在汉口六合路市一招待所召集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聂年生和部分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加上“陪同人员”（不称“动力”“骨干”了)约四十多人，历时一周。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讲话说：“围绕林彪死党刘丰的罪行，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抓住那条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揭发批判。…毫无疑问，我市的两清一批尽管方向对头，很有必要，但是由于受林彪、刘丰他们的干扰，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家也知道，我和市委的一些同志也是刚刚站出来工作，有很多事情也不清楚，这就需要同志们帮助，也要给我们时间。…把大家请来，就是要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有事摆在当面，敞开来谈，光明正大嘛。各单位组织上都派人来了，确实有问题，合理的要求，回去向领导上通气，尽快解决。一时有困难的，也应该好好地当面跟人家讲个清楚，回避、拖拉都是错误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打棍子、抓辫子的，那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王光照这样评价这个座谈会：“短短的几天，一混就过去了，除了诉苦宣泄一番，没实质上的什么结果。官方应该有收获，摸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活思想，从而可以想办法对付这些打不死的程咬金。我们这些人也认识到，批林彪、揭刘丰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利益纠葛在一起，阻力依然很大。归结到一点，是揭还是捂，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艰巨的大问题。”®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3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15一317页。 637 ==========第17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两清以来，造反派头头被当局召去，都是关进准监狱式的五不准学习班。这次六合路座谈会与两个月前结束的首义路学习班不同，没有军人参加，造反派不再是整肃对象，而且允许造反派说话。此后多次座谈会都是如此。这种变化，与中央1972年12月后公开宣布批林要批他的极右实质相关。 六合路座谈会后直至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市委召开了多次人数有多有少、时间长短不一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批刘丰、解决两清扩大化等问题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7月中旬，王克文召集肉联厂的谢妙福、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省石油公司的詹仕金、汉光印刷厂的高远飞、武汉绒布厂的吴立春、市邮局的刘玉泉，代表市委宣布，给这六位“在各自单位都是很有影响的”人“办 一次党校性质的学习班”，“统一认识，提高觉悟，总结出一些新经验，促进全市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个学习班在王光照他们看来，“完全是在‘闹眼子’（搞花架子），所谓学习是假，预防性的隔离是真。”省市委是希望他们特别是在社会上活动的谢妙福、詹仕金，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搞批林整风。王克文对他们说：“我市的‘两清一批’方向是对头的，是很有必要的”；这六人认为：“‘两清一批’是当年王任重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抛出的‘秋后算账’的血腥实践”。六个人“从清队、捅马蜂窝、 一打三反、清查、深挖等切肤之痛中，大揭、大批，矛头指向省、市委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郭义富（主持学习班的江汉区委书记）和那些应声虫被追问得理屈词穷，只能拿‘要相信省、市委’、‘事情总是有个过程”、‘这些问题提出来就好”等不疼不痒的鬼话应付”。王光照认为这个学习班是几年来“环境最宽松”的，“一日三餐，吃了吹，吹了玩，晚上我们可以顺着公路东逛逛，西走走，到田间地头同农工们侃大山”。“最有兴趣的是几个人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家。我们用鱼刺、肉骨头放在树根洞口处挑起两群蚂蚁争抢、打架，冲着它们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无聊之极，可见一斑。”学习班历时五十多天，双方认识没有统一，也不知道当局是 否“总结出一些新经验”①。 10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省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在首义路省二招召开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历时四个多月。赵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19一324页。 638 ==========第173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辛初在座谈会开始时讲话说：“把批林揭刘的斗争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总之，真心诚意地欢迎大家提出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加以克服，从而解决我省存在的问题。”座谈会上，造反派头头主要针对两清一批严重扩大化问题，摆出大量事实，当局的回复一律是“一步一步来”“急不得”①。 这次座谈会未结束，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第三节造反派开始又一次抗争 中共中央1972年11月4日下发了关于解决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问题的42号文件。文件指出，河南当政者王新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决定令其离职反省。文件所附中央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说到，王新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他扭转批林整风的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乘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湖北省委召开了贯彻42号文件的省委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对这次会议作出指示：“要广借42号文件的东风，联系湖北的实际，解决好湖北的问题。”张体学签发了省委72号文件(12月18日发出)，文件引用了中央首长上述指示，并说中央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要坚决执行。文件附刘丰的罪状十条。文件下发几天后，曾思玉从河南回汉，以此件未经他签发为由将其收回，改发“刘丰罪行材料(15条)”。这个15条，后来造反派认为是“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②。 当时首义路学习班还在举办中，张体学等来学习班传达了42号文件并中央首长的那一段讲话。王光照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潘振武副政委在那里对群众代表尽力淡化事态，他讲：刘丰不送情报，还不是跟大家一起回武汉了。孔庆德副司令更是话中有话地讲：刘丰送情报，省委没有送情报嘛。省委是正确的。出了刘丰，无损于省委的一根毫毛。你们（群众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0、343页。 ②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93条。 639 ==========第17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代表)不要头脑发胀，我是个老粗，讲话直来直去，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在新形势下犯新的错误。”① 基层造反派风闻有这么一个对造反派非常有利的中央文件，苦于看不到全文。武汉肉联厂谢妙福、武汉制药厂丁元芳等通过各种途径从河南造反派那里抄来了这个毛泽东批示“同意”的文件。 谢妙福“同时也把河南造反派进行斗争的情况做了调查，带回了一些他们的小报、传单。读后有一个总的印象，河南形势大好，受整的造反派得到平反、赔礼道歉，落实政策进展很快。…这些信息很快在武汉传得 沸沸扬扬，武汉受压、受整的造反派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② 1972年春，一些造反派普通成员就开始串连③。他们分析两清一批以来造反派面临的局势，同时对头头们放弃抵抗、一心走“合法道路”极度不满，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从1973年初开始，这一类人逐渐增多，分成几个“摊子”聚集，大字报、街头讲演、街头集会越来越多，中共十大后达到高潮，形成了声势颇大、延续到1975年春的“反潮流”运动。 1972年3月5日至4月4日武汉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认为市委工作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两清“搞过了一点”④。会议揭发批判市委书记张昭剑的问题，对市委第一书记方铭所犯严重错误进行批评⑤。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 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回部队。 1973年1月6日，武汉市575名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至7月底，全市陆续撤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共1232人。年底，部队人员基本归队。翌年2月，武汉警备区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⑥。 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王克文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免去方铭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⑦。赵辛初1973年6月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4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1页。 ③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④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2一353页。 ⑤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66页。 ⑤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7页。 ⑦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68页。 640 ==========第175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2月底曾思玉离任后任省革委会主任。 此时，矛头指向以曾、刘为首的各级掌权军人的大字报出现，主要批判他们极其粗暴地对造反派群众实行反攻倒算，还涉及一些军人化公为私搞特权，比地方干部更为明目张胆。 武钢造反派工人陈祖坤在回忆录里写道：“武钢革委会成立后，权力由军人掌握，解放出来的干部只能过问生产、技术问题。康星火来武钢，将大量军队干部带进武钢及下属六十多个厂矿部所，把持了各级革委会的主要部门，如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后勤组的组长基本是军人。他们一朝权在手，就为自己谋取私利，很快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亲戚六眷从 四面八方迁来武钢，安排在最好的岗位上。他们把冶金部拨给武钢的家属工转正指标，厚颜无耻地给自己的老婆。他们到处强占住房，捞取各种利益， 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武钢十万职工看在眼里，只能恨在心里。把造反派这伙‘不安定分子’打下去了，谁还敢对他们的这种无耻行径站出来说话？我总想再发动一次反复旧。”① 武汉锅炉厂的大字报揭发，刘丰来厂视察，与工人握手后当即用酒精棉球擦手，与周恩来来厂时的举止形成鲜明对比。军代表在招工、提干等方面违规安排家属子女，甚至把农村的小脚女人弄进厂当正式工。让工人做几套家具拉回家，分文不付。“还有的人跟军宣队走得近，甚至深夜与军宣队的人在车间办公室伏案贴面‘研究案情’，用尊严和肉体换来提干、纳新。”军代表的这些作为，保守派的工人同样看不下去，主动找到王光照，要求和造反派一起行动起来，“把在我厂蹲点的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 行揭深、批透，扭转我厂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按兵不动的局面”② 些大中型企业的造反派头头也在酝酿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揭开刘丰 在湖北推行林彪路线的盖子，解决两清一批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王光照回忆：“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主流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一起讨论、交流，以求统一认识”。“虽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愿意以社会公众为受众，在街头大闹，认为容易产生负面效果，甚至授人以柄，达不到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怎么办？我力主解铃还需系铃人：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 ①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4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2一337页。 641 ==========第17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争取直接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赵辛初文革开始以后不在湖北，“比较超脱”；王克文“同情造反派”，对刘丰、方铭“满腹怨气”，“对我们揭批两清的问题，都是有利的因素”①。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六生1971年11月已就任武汉军区政委。 中共十大后，除胡厚民、杨道远，造反派头头基本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的工作。吴焱金还被任命为武汉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武汉工人造反派头头中在本厂任革委会正职主任，唯此一例。1973年6月召开的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董明会、夏邦银、朱鸿霞、平毅被安排为副主任。5月26日至31日召开的武汉市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安排董明会为市总工会主任，吴焱金为副主任。5月4日至9日召开的共青团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高玉泽、张立国为团省委书记。7月5日至11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谢望春、王彩珠为省妇联副主任。9月，经周恩来过问，省委指示长办恢复顾建棠党的组织生活，当年国庆节与曾 思玉等一起出席庆祝活动②。 文革开始后，共青团、妇联都停止活动，工会不一样。1967、1968年各地由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工代会，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届工会中特殊的一届，得到中央承认。197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17号文件《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这个文件所附北京市委的报告写道：“一九五○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开过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因此，这一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海市委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开了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会议，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这就为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文革前，武汉市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而1973年6月召开的武汉市工会代表大会，定名为“武汉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与中央肯定的北京市委、上海市委的做法不同，1968年1月成立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这个历史事实被曾、刘抹去。 激起造反派特别是“街头派”起来抗争的不仅仅是武汉工会代表大会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9、338页。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49—250页。 642 ==========第177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湖北省江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3年6月23日，湖北省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湖北日报) 的序号。原市工代会只有18.6%的常委进入省、市总工会任常委，占省、市总工会常委总数的17.4%。这种情况在基层工会的整建中普遍存在0。批林批孔运动中，颇有影响的“杜则进”写作组在大字报《省市委怎么办？》中说：曾刘方张“四条汉子”对市工代会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恨之入骨，务砍掉而后快”，现今的省市总工会，没有以市工代会为基础，没有贯彻中央1973年17号文件精神，“必须予以调整改组，不是一个小修小补的问题”。 尽管如此，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总算暂时得到安抚，几十万被整治的群众虽然压力减轻，但当局对残酷的两清没有正式的否定性的表态，也没有善后的举措。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这两年时写道：“毛泽东曾经讲过：闹事、闹事，有事才闹。民间俚语说：有事总会闹起来。”®最先“闹起来”的是造反派里的一般成员，当局也一直把他们的行为称为“闹事”。 ①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97条。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1页。 643 ==========第17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四节原百万雄师成员开始公开活动 1971年底，己关押四年的“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处境得到改善，8个人搬到一个监号。1972年春节后，从监狱移到市公安局疗养院“监护”，行动基本自由，至3月21日释放。 湖北当局意图彻底整垮造反派，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事件是难以绕过的坎。九一三事件后，省市一些领导人开始造舆论，把 七二O事件说成是王、关、戚和林彪集团制造的，开脱陈再道等一批当权 派的责任。1972年3月22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组长冯行慎、群工组组长刘华阶、预审组组长舒福元等人会见头一天释放的俞文斌等8人 时说：“毛主席指示，七二O是王力他们搞的。江青同志说，当时他们想 一箭双雕，我们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3月26日，军区三办主任刘志在红旗饭店骨干培训班上说：“湖北是林陈反党集团，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苦心经营，下了本钱的借用力量，组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要清算，他们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七年七月，他们搞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主席，一箭双雕。”4月11日，刘 志在首义路学习班全体大会上说：“对七二O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林彪死 党三次阴谋谋害毛主席，第一次就在武汉哪，就是七二O,他们想搞一箭 双雕，既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打倒陈再道。”11月2日，在六合路市委招待所的“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座谈会上，省委书记韩宁 夫说：“毛主席说了，七二O是王力他们搞的。”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副主 任曹正科接着说：“王力是前台，根子是林彪，他们想在武汉搞一箭双雕，他们想在武汉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说是你们搞的，你们现在想起来不怕吗？”① 此时，百万雄师成员为七二O翻案的大标语和传单出现在街头，“社 会上广泛地流传着省委韩宁夫给‘百兄弟’们传达的江青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毛主席说七二O事件是王力搞的，目的是谋害毛主席，进而嫁祸给武汉军 区和百万雄师。”1974年春，在省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当着两赵一王的面，王光照、丁元芳、吴焱金等当面质问韩宁夫，韩宁夫一言不发②。 ①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9一82条。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1一355页。 644 ==========第179页========== 第二十三章“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1973年6月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遭到百万雄师成员的激烈反对。汪扬回忆： 我召开了主要头头有关会议，发动群众，反对帮派上台，…在省总工会开会期间，我们被打死（者）家属高举血衣，我们伤残的群众数百人捧着药罐，涌到会场高喊：不允许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当工会头头，向朱鸿霞讨还血债！并在洪山省委礼堂门口贴了“成立控诉大会筹备处”公告。省总工会会议白天不敢开，改换会场，在深夜开①…。 笔者就汪扬所言求证于参加湖北工会四大的省总工会老同志，老同志说：四大会期六天，没人闹事。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原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一些头头在各区、各系统开大会成立组织，统一打出“工农兵”旗号，目标之一就是捍卫两清成果，提出两清“不能全盘否定、大搞一风吹”®。 ①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一170页。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7页。 645 ==========第18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第一节“小人物”·“街头派” 1972年春，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还在进行，抵制两清一批的“街头派”(1973年中共十大后称“反潮流派”，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也称“革命群众”)就开始酝酿。这个活动到1976年的派别的特点是，以造反派中基层头头和一般成员为主体，造反派各组织的主要头头无人介入，他们以“街头”为主要活动场所，以要求纠正“两清一批”错误为切入点，“把颠倒了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他们对省市委频繁组织的座谈会不感兴趣。省委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举行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王光照回忆：座谈会开始没几天，“谢妙福、王华珍那些街头派的人也没什么兴趣，认为光清谈，不过瘾，他们又去街头进行活动，也不来了。”① “反潮流派”是一个比几年前的群众组织更松散的派别，武汉肉联厂工人、原厂工总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谢妙福是这个派别实际上的一号人物。被武汉造反派称为“湖北太上皇”的李先念，在1974年前后多次斥责谢妙福。1975年6月谢妙福被判刑七年，1976年10月8日，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日理万机的李先念没有忘记谢妙福，他在中央会议上说：“武汉谢妙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意即敌我矛盾问题），恐怕谢妙福的后台也是四人帮，有些是组织上的联系，有些是思想的联系”®。李先念应该知道王洪文对谢妙福的态度：1974年4月21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指着聚集门前的武汉“反潮流”派上访团对湖北省委书记赵修说：“这些人不听招呼，中央斗争这么激烈，还上京干扰中央部署，要把他们管起来。”®“这些人”的头头就是谢妙福。这是谢妙福与王洪文、也是与四人帮唯一一次“组织上的联系”。至于“思想的联系”，那就与1983年清理“三种人”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9页。 ②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陈端武《再审申请书》(2012年11月)。 646 ==========第181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时提出的“帮派思想严重”一样，有无这种联系，严重与否，由当权者判定。 “街头派”的大字报、标语、传单，初期多署名为“小人物”或由“小人物”的谐音而来的“筱能屋”“吴仁筱”等，后多署名“革命群众”。 除了要求当局解决两清一批问题，他们更进一步的诉求，在谢妙福的大字报中有清楚的表达。谢妙福在写于1974年5月的《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等大字报中说：“调整后的‘工宣队’和‘更新’后的革委会，‘军起来’的党委，（被）霸占的工会，架空革委会的班、排、连、营等等，都是他们集结、复活的合法组织！”“武汉地区五百多个单位的革委会，没有一个能够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各级领导班子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样子”，“湖北省、武汉市的‘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确确实实是受错误路线干扰的产物”。“斗争焦点仍然是一个路线、一个权字”，“要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小修小补是不行的”，必须“把颠倒了的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①。 造反派内的所谓“主流派”一一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和各大单位造反派头头，不参与“反潮流派”的活动并与他们保持距离。 1973年9月6日，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第一休息室，接见赴京参加张体学葬礼的王超柱（中铁大桥局工人、十届中央委员)、董明会、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毛菊元（团省委书记）、马学礼，曾思玉、姜一、赵修陪同接见。李德生说：武汉有大字报上街吧？你们回去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搞了。用你们犯错误的经验去帮助他们。纪登奎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做工作，不能搞了。李德生问：有人骂你们吧？朱鸿霞、张立国回答：有人骂我们“老机”、“右倾”、“修了”。纪登奎说：骂有什么要紧，千干革命还怕挨骂®？ 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回汉后，将与“反潮流派”多有来往的王光照找去“做工作”，希望“光照同志要起好作用”。朱鸿霞说：“我们要过五关一一相信省委、相信曾思玉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审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大好形势。为什么要人家退材料？硬是要人家退材料、平反，势必挫伤另一部分群众，刺激人家，把自己摆在与群 ①转引自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1975年3月29日)。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9页。 647 ==========第18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众对立的位置上，这有什么好处呢？符合十大精神吗？文化大革命前，你要人家来审查你，人家还不干。人家是受党委托，才来审查你。”“为什么要上街闹呢？你们自己总要拿出好的表现和行动，我才好反映与要求。”“我是绝不支持也不带头搞派性活动的，我过去带错了队，害了大家，以后不能再害大家了。”夏邦银说：“我与谢妙福谈了，谈通了。出去又搞”。 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谈话后的想法：“当时我就体会到他们这是在奉命当说客，传达而已，用来说服我的理由恐怕连自己都不信。…特别是老朱，挨的整不比别人少，不比别人轻，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心里话，所以只听只记不反驳。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所谓的投降派，在与‘反潮流派’那些同志交流时，多次向他们澄清这一点。”“我被找去听他们谈了那么多的话，概而言之都是要顾全大局的一些说教。是的，一个执政党有它的‘大局’，然而湖北被清查了六十多万人，‘又搞过了一点’，这在根本上就破坏了党中央的‘大局’…翻遍了当时中国的全部文件、法规，也找不到一条说为了党的‘大局’可以无视那些含冤负屈的人。”① 朱、夏、张的这些观点传出去，“反潮流派”对他们更加反感，认为他们首先被“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后，就站在官方立场上讲话。1974年4月初，王华珍在武昌红楼对宜昌造反派头头刘德光等人说：“现在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原来第九次路线斗争的头头现在不能胜任，我们现在要走自己的路。”释放胡厚民、李想玉后，省委决定4月4日在武汉剧院召开为胡、李平反大会。“反潮流派”的贾培培（原新湖大红八月头头）等人在剧院门前贴出“造反公告”，要造朱鸿霞、胡厚民的反，大会未能举行②。 李承弘回忆：胡厚民1974年3月2日解除四年监禁后，“已成为‘反潮流’派、钢新两派共同推崇的领袖式人物，地位影响超过了工总时期。当时‘反潮流’派势力很大，胡厚民能出狱，‘反潮流’派功不可没。但胡厚民有天生的造反派正统观点，不屑与他们为伍，所以他依然依靠工总 的四大金刚。”® 夏、朱、胡、吴等或主动或按照省委指示去做“反潮流派”的工作，要求他们放弃在街头开展“四大”的方式。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8一372页。 ②参见刘德光《回眸一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2015年自印本)第228页。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7页。 648 ==========第183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份当时的传单显示： 朱洪霞同志在长龙反潮流战士召开座淡会的饼话 1974年3月18日朱鸿霞、胡 (记录稿三月十八日) 厚民、方斌前往长航与“反潮 今天我们三个同志到长航来学习。吴炎金同志本来要来临时有 流战士座谈”，朱鸿霞说他们 裁夏邦银同志到北京去了。 我们谈谈个人的着法。间志们的心情可以要然儿年没有见面了， 是为维护省委六条(《关于湖 今天毛主席益命路绕又使我们汇数到一起情是可以理解帆.但我 北“清查5·16、北决扬”工 们的感情要服从于政治。我们是在色座府领导下干革典在苹命中找到官已的岗位 作中的错误问题》)来“做反 当前每就杯光习运效。湖北武汉地区从群众米新形护火法，玉赵尚景开。从省秀以及丝要特讲苏诗之虎志防行提了许多网慰 潮流战士的工作”，要求“反 没谈个人多密。不一致的知片可织讨论 潮流派”支持省委六条，“省 部、生潮恋南恩云京技头心。这个海系可以解决身可说婚纯。世我宽科这机个入如山商。不来实要脚影欲不烧彤有的 委有这样的进步，我们应当拥 问0。是常北式汉根在润桑制-个方尚。手定关钱明脚忘出装之前。 护。”省委六条“也是反潮流 安)有好几个阁志准条了开年动裤刘时线们破意识球明原明的间树不能代表一切总。炎产好象反动露绿借摄提厚明米文击无产价 战士促进所取得的”。朱鸿霞 绥文化大革众肉文化六革分爱行反安陶宾。我们今天批判资产於数 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反动席丝。不能认为喷脖明再态出来了问恐丝年决了我们壁把芬线将对头。我们是多侯总想上攻治上的脚步卫德与否是共定一切的这个 几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毛主席 运、所以青深站心说、任。标—问要从数上来关心京苏识 革命路线又使我们汇聚到一起，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的 感情要服从于政治。”“在我们反右倾时，要防止出现革命队伍内部的极左现象，这样便于统一。”“要像王洪文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反潮流要注意四个方面，注意团结，注意党的纪律，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政策与策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不仅能够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且一定能是新世界的建设者。”① 造反派头头的这些努力没有效果。吴焱金回忆：“受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张体学、王克文的指派，夏邦银、朱鸿霞和我都先后去做过工作，叫他们不要上街，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一股思潮起来了，就不是哪几个人说句话能制止的。”②。 被“反潮流派”划进“议会派”、“谈（判）派”的吴焱金以下一段回忆，反映了造反派主要头头与“反潮流派”的相互看法： 1973年国庆节前后，朱鸿霞、李想玉和我已分别调到省、市革委会上班。这时武汉街头出现了“反潮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①《朱鸿霞同志在长航反潮流战士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3月18日）》，武汉市纺织品公司批林批孔座谈会翻印，1974年3月23日，油印传单。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58页。 649 ==========第18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当时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好像都不太注意“反潮流”上街这件事，认为他们不能代表造反派，只能代表他们的小团体。“反潮流”的勇士们也认为夏邦银、朱鸿霞和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修了，想保官，对立情绪很大①。 王光照当时主张“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但他与“反潮流派”联系较多。他回忆： 武汉地区造反派捧读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联系本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自身遭受的磨难，针对曾思玉、刘丰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尤其针对两清一批中他们所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署名“小人物”的一小批老造反派率先揭开“反潮流”运动的序幕，,点燃了积聚已久的那堆干柴，火势越烧越旺。 我与原钢工总的一些人，主要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造反派头头们，虽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愿意以社会公众为受众，在街头大闹，认为容易产生负面效果，甚至授人以柄，达不到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怎么办？我力主解铃还需系铃人：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争取直接而迅速地解决问题。…直接谈判的社会代价和成本最小，再大再难的事总可以谈出成果。…赵辛初奉中央之命回湖北主政，他比较超脱，没有“身在此山中”的纠结，没有欠债还钱的根根绊绊。文革之前他去了文化部，远离了湖北的是非旋涡。后又长期待在五七干校，这种经历使他更容易理解造反派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他本来是湖北佬，深知湖北官场那些人的德性和根底，做起工作来更容易，更有针对性。王克文是南下来武汉的，1967年夏天因同情造反派，也在陈再道的高压下跑起反来，在新华工校园躲难，对军人的那种跋扈、专横深有体会。刘丰得势之际，鼓吹过“南下干部特务多”，王克文他们也是怨气满腹。支左的方铭那些军人撤出市委时，没有鲜花和掌声欢送，地方干部受够了压抑、排斥，鬼也不去抬桩应酬，这就反映出他们的情感。这些事实对我们揭批两清的问题，都是有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应当化消极为积极，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主流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一起讨论、交流，以求统一认识，这些人多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有武汉钢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57一158页。 650 ==========第185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铁公司李想玉、邓金福，武汉重型机床厂陈长庚、姚光盛，武汉锅炉厂杨逢春、王庆庭、王光照，武昌造船厂李承弘、彭万年、萧新茂，武汉市电信局方景清、刘闯，武汉青山热电厂陈长洋，汉阳轧钢厂程天琦，武汉卷烟厂李光武、刘汉香，武汉制药厂丁远芳、徐大胜，武汉制氨厂沈明栋，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罗鞠华，第一治金建设公司黄家祥、徐彪，武汉冶金勘测公司吴传友，湖北省电力局邱瑞，武汉市人民银行王小青、孙天寿①。 1973年10月省二招座谈会开始后，通过谈判解决两清问题进一步成为“主流派”的共识。王光照回忆：“我主张充分利用这个管道，尽量表达我们的诉求。这种认识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武汉烟厂的李光武说：街头闹得再欢，掌印的在水果湖和花桥（省市委所在地），解决问题下结论还得靠掌印的。在外面闹得吼，一些偷扒盗的麻纱经（麻烦事），可能又会扣在我们身上。绒布厂的吴立春讲得更直白：坐在这里有吃有喝岔着谈，跑到外面闹个鬼。邮局的刘玉泉讲：把我们请来，动员我们大胆地讲，面对面有几好啊，到外面闹是舍近求远划不来。认真地、耐心地坐下来，深入地谈问题，揭刘丰，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② 同时，王光照也不认为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成了“投降派”：街头派眼里还有一个投降派的概念，那就是指参加三结合到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像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等这些人。说他们被招安了，只顾自己的席位，不管下面的战友，向当权派投降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凭我的认识、了解，以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有自己的消息管道和行为方式，能够合理、合法地在省、市革委会的平台上对曾、刘进行揭露和批判。尤其是老夏，刚在北京开完十大，连任中央委员，怎么可以指望他也来武胜路、六渡桥进行街头集会呢？党的纪律不允许嘛。再者老夏、老朱他们掌握全省各地的一些材料，同曾、刘共事的情况，不方便在大街上放炮。那样做了，往后一些会议，还能叫他们参加吗？所谓被招安了、投降了，纯属瞎说，无凭无据。我以为他们在省、市革委会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积极稳妥地展开揭与批，我们进行呼应，内科、外科一起来治疗，效果肯定好过大轰大嗡，也能避免许多负面的东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7一339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1页。 651 ==========第18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西。在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时，周总理再三劝导，要把自己摆到革委会的位置上，按程序可以直接反映到中央去。有路不走，非要到街上去告地状，何苦呢？尽管我经常受到老夏、老朱的批评，认识上、做法上有差异，我却不会怀疑他们投降了、被招安了。两清一批以来，夏、朱并不比我们轻松。特别是胡厚民还在“吃九两”（坐牢），老胡不是被打成北决扬的幕后总指挥、被打成五一六在湖北的总头目吗？何来投降之举呢①？ “主流派”后来也承认，没有持续不断、不屈不挠的街头游行、集会、贴大字报、在省委开会处示威，被监禁四年的胡厚民不可能放出来；没有 三厂一局的工总成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攻三办、促省委”，赵辛初等人也下不了“真刀真枪”“揭盖子”的决心。“攻三办、促省委”的方式与“街头派”毫无二致，这个行动本身也是违背夏邦银、朱鸿霞等头头的意愿的。而三厂一局“攻三办、促省委”代表团的主要头头之一，就是期盼以谈判、座谈解决两清问题，并能说出一番道道的王光照。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武汉颇有影响的杜则进写作组，被认为是“主流派”的喉舌之一。它在1974年3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我们怎么办？一一兼评“六条”》里这样评价“反潮流派”：1973年初，“一批反潮流的战士，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冲破了曾思玉等的高压政策，砸烂了那些阻挡革命的条条框框，再一次地杀了出来，锋芒所向，直指林彪在湖北代理人刘丰等四条汉子”。“这一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冲破了当时湖北武汉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引起了曾思玉之流的惊恐和反扑，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这个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武汉地区造反派1976年10月后被大规模逮捕，1982年前后被大规模判刑，而“反潮流派”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就有数十名头头和骨干被施以刑罚或送劳动教养。“反潮流派”一直谴责王洪文参与了对他们的打压，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 第二节1973年的“反潮流派” 武汉地区造反派主要头头在省市委举办的学习班、座谈会里度过了1973年。这些学习班、座谈会参加人数多少不一，多则二百多人，少则几个人；时间长短不一，长则九个月，短则一周。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4一345页。 652 ==========第187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2月22日，在武汉市委召开的市直部、室、委，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市委负责人宣讲社会动态时说：少数帮派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趁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之机，否定武汉批林整风的方向。他们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提出“走河南道路，达上海目的”的口号，即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迫使省、市委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省、市委有造反派席位，像上海造反派一样有政权、有党权；还收集材料，准备进京上访。经过省、市委耐心的工作，特别是中央的指示，制止了这次企图制造大反复的错误 行为D。 事实上，“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要求省市委解决两清错误问题的一批造反派群众，并不“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也不愿为首。 1972年春，造反派普通成员陈贻新（武汉钢厂工人）、詹仕金（省石油公司职工)、唐前坤（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职工）等开始串连。他们分析两清一批以来造反派面临的局势，同时对头头们放弃抵抗极度不满，他们觉得当权派靠不住，造反派头头也靠不住，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从1973年初开始，这一类人逐渐增多，分成几个“摊子”聚集，大字报、街头讲演、街头集会越来越多，中共十大后达到高潮。当局不断抓人，依然遏制不住街头活动的声势®。1973年5月6日，抓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处干部、原公安联司成员、武铁分局革委会常委)；同年5月26日、7月16日、8月28日三次抓谢妙福；同年11月9日抓王华珍；同年11月抓何天泽。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周恩来所作政治报告和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都引用了毛泽东“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句话，并强调这个原则；十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武汉地区的“街头派”自此称为“反潮流派”。 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十大后“反潮流派”的街头活动： 尽管没有统一的领导，然而步伐和口径极其统一。在武汉三镇，大字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7一358页。 ②参见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653 ==========第18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报、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反潮流”活动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汉口江汉路水塔、工艺大楼、六渡桥中南旅社、武胜路新华书店等地最为集中，汉阳钟家村、武昌司门口那些地方也不逊色。各种大字报似雨后春笋，各种标语口号众口一词，尖锐而深刻地揭露湖北两清一批中的严重问题。所谓“反潮流”街头派应运而生，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原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水运工程学院原钢二司的刘汉武、电车公司原钢工总的王华珍、国家物资部武汉储运公司原钢工总的武齐骅、原新湖大的程辉、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原钢工总的谢妙福、原钢工总江汉区办事处的朱汉清等人。他们发动和团结一些小企业、小单位，特别是硚口区一些基层单位的造反派， 四处点火，八方冒烟，闹得水响，蔚为壮观①。 原武汉第十中学六七届初中生、二司成员王兵回忆1973年底，武汉“反潮流派”逐渐形成四个摊子：谢妙福（其中有原新湖大程辉、武汉电池厂工总头头陈端武、武汉机床厂工人周敏、武汉锅厂工人宫风雨等人)，武齐骅（其中有黄浦路兵站职工潘道明、国棉六厂工人陈光远等人），聂年生、王华珍（其中有王华珍丈夫、电车公司工人周志刚等人），王兵（其中有硚口某厂李麻子、原某中学学生刘造禄、原利济路中学学生小廖、二轻刻字社汤良润、原七中学生夏垦、原三十七中学生曾宪斌等人)。当时，我们大字报、大标语的落款是“武汉市革命群众”。在此期间，原二司成员丁家显、方保林、张良栋、樊信成、徐宏彩、谢保安等参与了“反潮流派”的活动。这些人中间，大学生多已分配到外地，中学生很多受“两清”影响还留在农村。他们先集中在长江日报招待所，后转到华师，1974年5月中央“七条”下来以后都走了®。王光照看过王兵关于“反潮流派”四个摊子的回忆后说：武昌还有一个摊子，以卢开方（国棉六厂工人、原工总成员)、郭秉纲（武昌区委干部，两清中调到武汉锉刀厂）为首，在武昌闹市司门口一带很有影响。 当时在枣阳二中当教师、老家在武汉的王仁昌，与“反潮流派’多有来往。他回忆：“（反）潮流派多为小单位头头。他们按住处远近，在某家集会，则称为某某‘班子’或‘摊子’。著名的班子有：熊玉珍班子、朱裁缝（朱汉清）班子、汤良润班子、唐恒山班子等。各班子人员是流动的，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7一338页。 ②杜先荣2014年4月访谈王兵的记录。 654 ==========第189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既参加王华珍组织的行动，也参加谢妙福或武齐骅组织的行动。按各班子计算，表面上人数不少，声势浩大。实则，十八罗汉打转，全市就那么一 两百人。(1975年春)‘六渡桥事件’后，各班子全都偃旗息鼓。”① “杜则进”的大字报《炮打曾思玉》说：“为了对付‘反潮流’的群众，曾思玉指使王杰动员了市公安局五个处的全部干部、警察和特技人员，手段有查户口、跟踪、绑架、传讯等名堂，完全是用专政工具来对付人民群众。‘反潮流’群众上街是省市委领导不力的结果。” 武汉钢锯厂工人、原工造总司成员程贻兴，1972年春就参与“街头派”活动的酝酿，1973年底曾被跟踪、盯梢。1974年3月，郑汉卿（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合同工，原赤总工二司头头)等“反潮流派”去市委找王克文要求“落实政策”，在一间堆废纸的房间内发现关于“街头派”群众的《情况反映》，经当时任市委书记的董明会同意，拿走几份作为上京反映情况的“证据”。其中一份《情况反映》显示当局密切监视程贻兴的举动：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情况反映（第四十二期） 注意保密 武汉钢锯厂工人程贻兴（国民党员，市工代会工作人员，有罪恶民愤）。程贻兴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日，在烟盒纸写了大字报底稿，并扬言说：厂里若不为他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平反和退还材料，就要贴大字报。后经区工办马主任等人做工作，才未敢写出。 程贻兴还说：毛主席说：大字报万岁，四大自由等等。 程贻兴经常到武汉剧院附近活动，有天上班之后有一个穿咖啡色上衣的人，来找程贻兴谈了几句话就走了，内容未详。 有一次王××在大会上读文件，误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念成以毛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程当即说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王××就是现行反革命等等。程贻兴在开大会时坐在书记后面，脚都快翘到曹书记头上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日 在这一期《情况反映》上，市委书记田文批示：“这样的嚣张，是办学习班还是怎样，请何政委处理。”那位何政委批道：“已告。目前有所 ①任常（王仁昌笔名）《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655 ==========第19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0 ××恶毒玫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王××就是现行反革命等等，程 (第四十二期) 贻兴在开大会时坐在书记后面脚都快翘到曹书记头上了。 注意 保密 情况反唤 式汉钢锯厂工人程赡兴（国民党员，市工代会工作人员，有罪恶民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日 程贻兴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日，在烟合纸上写了大字搬底 还稿，并扬言说：厂里若不为他被打成五一六，北来扬，反革命平是承反和退还计料，就要贴大率报，后经区工办马主任等人顺工作， 三iき 程后兴还说：毛主常说：大字报万岁、四大自由等等。程贻兴经清到武汉圆院附近活动，育天上斑之后有一个年咖 南一次王×在大会上读文件.误将以毛主常为首的无产阶缓可令部女成以毛主席为堂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程当即说王 收敛。” 这份材料是郑汉卿拿到转给程贻兴的。1977年8月12日程被判刑10年，罪名之一就是“冲击市委机要室，强行抢走部分机密文件” 王光照的回忆录记载了1973年5月26日当局对一次小型碰头会的“便衣监视”。当时正在筹备成立省市总工会，谢妙福、王光照等“关心市工代会的命运”，相约到东湖鲁迅广场商量对策。在一向僻静的广场上，“谢妙福眼尖，瞧见割草人便衣内的红领章”，“只有另约时间地点，今天各自打道回府”①。谢妙福、汉光印刷厂工人严仲题当天被抓。 1973年9月9日，曾思玉在省委扩大会上说：“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③的原则是对的，…你要闹，我告诉你，翻不了天，我还没有抓呢”。1973年底，曾思玉在军区干部会上说：“有谁同情‘反潮流’，有谁参加‘反潮流’，我就杀他的头，是党员开除他的党籍，是团员开除他的团籍。”®1973年3月抓王华珍，接着又抓了吴方义、何天泽。4月30日抓詹仕金，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17一318页。 ②1973年8月24日王洪文在中共十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 ③转引自“杜则进”写作组《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学习中央指示要点》(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初稿、6月5日至10日修正稿，铅印传单)。 656 ==========第191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5月上旬抓邓世普，5月26日抓谢妙福、严仲题。曾思玉抓“反潮流”的人，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抓了人，群众一闹就放，有的放有的不放，同一个人多次放了抓抓了又放。 9月6日开始连续数日，全市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都被清除。 8月中旬谢妙福妻子吴桂兰在汉口闹市的工艺大楼，贴出1969年“反复旧”以后造反派较早的一张大字报，聂年生随即在此处发表以“四大自由”为主题的演讲。9月中旬开始，武齐骅、雷维红（武汉皮革联合公司工人）、陈贻新等以武胜路新华书店为中心举行多次集会。 王仁昌的回忆录记述了1973年10月中旬武胜路新华书店旁大字报墙的情景： 书店长长的拐角墙面贴满大字报。全是对两清中遭受迫害的控诉。有被逼自杀的，有打伤致残的，有家破人亡的，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看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个个义愤填膺。想到1967年7月15日在这里观看欢迎中央代表的盛大游行，恍如隔世，惆怅不已。 蓦地，我发现一张用工整颜体写的大字报，署名“革命工人陈宝卿”，指斥街头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翻天”“妄图恢复7·20后法西斯专政局面”云云。满纸胡言，卖弄文骚。好些人倒是颇为欣赏。我小学同学刘暑樵说：虽说观点不对，但字写得好，文笔也老到。这令我十分悲愤。回到家里，想起陈宝卿其人其文，意气难平。想着想着，愤然提笔，一气呵成，写首长诗。诗前，我加了一段文字： 1973年9月，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武汉广大革命群众冲破层层阻力，运用“四大”作武器杀向街头。这一革命行动吓坏一部分人，也惹恼 一部分人。时有自称革命工人陈宝卿者说，贴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翻天，想恢复七二○后法西斯专政局面云云，卖弄文骚。我的一位朋友不分路线，赞扬他的所谓“文章”。悲愤之余，写了首诗贴在革命大字报旁，兼答陈宝卿同志。 题大字报 兼答陈宝卿同志每当看见街头的大字报，眼里禁不住涌起滚烫的泪花。这些正义的呼声， 657 ==========第19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说出多少人心里话！看大字报的人们啊，我们感情是这样融洽：在六渡桥血腥的日子，横眉怒对野蛮的屠杀；在民众乐园艰难的时刻，将身上仅有的几角钱捐它。无论腥风血雨多么急骤，满怀信心，从未跪下！ 北京电波划破7·20浓重黑暗，革命造反派迎来灿烂早霞。我们含泪怀念牺牲的战友，悼惜他们不能分戴胜利的红花。忽然，一朵乌云从强盗船吹来，向江城施加层层重压： 一顶顶5·16、北决扬帽子飞来，无数种莫须有罪名横加。 多少人把满腔悲愤系给一根麻绳，将白发苍苍老母孤凄撇下；多少人把含冤身子付给滔滔江水，落得娃子改姓，妻子改嫁！多少人在寒风烈日下煎熬，多少人不明不白遭铁窗关押；多少人被逼得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带着伤残，流落街头，披头散发…甚至，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也受株连，遭到各种形式惩罚！江城啊，江城，躺在寒夜里浸透血泪，痛苦地呻吟挣扎！这时，又是北京宏亮电波，激励我们开始新的征伐。 658 ==========第193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批林批陈大字报越撕越多，反潮流烈火越扑越大！ 同志们冲呀，我们已失去可失去的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惧怕！他们要撤职吗？ 我们业已无限期地挂、挂、挂，他们要开除吗？ 组织生活停止多年，与开除何差？怕什么坐牢！ 我们不是两次三番被抓？怕什么杀头！ 按他们捏造的罪名，早该宣判可杀！谈什么离婚， 妻子受胁迫，早已鸣咽着离开了家…我们已失去可失去的一切，只剩下颗赤心向着太阳绽发！啊，也许不少人心潮激荡，却暂时谨慎地沉默无话。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与其在沉默中灭亡， 毋宁作次冲决罗网的拼杀！快发扬“十大”战斗精神，把湖北林陈死党深挖。只有摧毁资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无产者天下！ 73·10·19于武胜路前 第二天早上，我拿了半瓶浆糊，揣上用练习本纸页抄好的诗歌，急步走到武胜路书店；老远，先在纸背面涂上浆糊。而后，装作看大字报踅近墙壁，瞅见没有可疑人，双手一按，将诗歌贴在陈宝卿那张大字报下面。贴好所写小字报，兴冲冲去过早。 659 ==========第19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这天早上，我胃口特好，一口气吃了碗热干面、两个欢喜砣。吃罢早点转来，瞧见我的诗歌前围满人，还有两个人一字不苟地抄写着①。 “反潮流派”的女青年小奚也抄下这首诗拿给唐恒山看。唐恒山后来对王仁昌说：“我觉得真说出大伙心里的话，当即抄了几份，贴满江城。”唐恒山把标题改作“反潮流之歌”，当时他们都不认识王仁昌®。 11月某日，“反潮流”群众举行“反复旧”以来第一次示威游行。从武胜路新华书店出发后，游行队伍“越走越多，越走越长，人们自愿参加行列中来，当游行队伍走到六渡桥时，老苏区的群众放鞭炮夹道欢迎”。 11月20日，薛海澄（省建筑机械厂合同工，原赤总工二司一号头头）、吴东生赴京送材料、反映情况③。 第三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潮流派”④ 1974年1月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2月8日下午，“反潮流派”在中山公园门口举行了万人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2月10日再次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在市公安局门前集会，要求释放詹仕金、熊旭东、何天泽、吴方义（市银行系统职工）等四人。2月17日，谢妙福、武齐骅等往市公安局面见局长王杰，要求释放詹仕金等四人。市公安局门前道路狭窄，聚集人多，致使交通受阻。历时七天，四人被放出。中南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因参加“反潮流派”，1973年9月8日被判刑八年，经“反潮流派”不断呼吁，省高法于1974年3月13日撤销原判，张爱兰被释放。 4月初，“反潮流派”在市委封存了一批两清材料，同时抢走一些材料。4月5日，“反潮流派”冲进市中级法院，抓走副院长等数人，要求释放两清中入狱的造反派。省委4月6日发出鄂发(1974)24号文件说，“抢 ①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十三、漫漫上访路”。 ②参见任常《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③参见窦则胜《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④本节及下一节的撰写，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1975年3月29日)，2016年1月杜先荣访谈“反潮流派”成员王兵、李锋的记录，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汇报团谢妙福等408人《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一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1974年4月4日)，谢妙福《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一向江城人民汇报若干问题》（1974年5月10日)，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刘祖平）》(2003年)，谢妙福、陈端武、刘祖平、何天泽、熊玉珍等人的判决书和申诉书。 660 ==========第195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档案、揪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是违反公安六条的，所抢档案要立即追回，人要立即放”。 “反潮流派”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就要求释放从1970年6月开始关押的胡厚民。他们认为，在两清一批中胡厚民被诬陷为“湖北五一六总头目、北决扬幕后总指挥”，全省上下到处抓“小胡厚民”“女胡厚民”；省委如果有纠正两清错误的诚意，就应该首先释放胡厚民。 1974年1月，郑汉卿、孟强良、戴州（孟、戴二人均为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工人、原工总成员)三人将“为胡厚民翻案”“强烈要求公审胡厚民”的大幅标语，在武汉三镇到处张贴。郑汉卿1月30号贴出给省市委的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胡厚民；2月16日写大字报《胡厚民们又上战场》。春节后不久，“反潮流派”不断游行到省委示威，要求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任爱生、魏绳武等人。 3月2日，赵辛初等省委领导召集造反派头头在洪山宾馆举行座谈会，据王光照回忆，这是1974年2月省二招大型座谈会结束后，省委召集的第三次小型座谈会，主要谈胡厚民问题。聂年生、朱鸿霞、王光照在会上就释放胡厚民讲了几个小时，谢妙福、武齐骅率领的“反潮流派”人马已经聚集在宾馆门外准备往里冲。王克文让聂年生、王光照去“做做工作”，聂、王二人让“反潮流派”安静下来等待消息。二人返回会议室，省委已作出决定，立即释放胡厚民。当夜夏邦银、朱鸿霞等将胡厚民接到洪山宾馆，“胡厚民从车里出来，站在花坛的高处，伸出双手，朝等候在那里的人群高声致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谢谢同志们的爱护！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0 3月3日，造反派乘着数百辆卡车，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胡厚民、李想玉获得释放，要求进一步释放任爱生、杨道远。 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释放后，“主流派”、“反潮流派”一致要求省委释放杨道远、任爱生，不同的省委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一致回复：杨、任的案子是中央定的。 杨道远1971年2月被关押到1978年12月7日逮捕，1983年1月判刑12年，1985年9月再次判刑15年，无数次批斗，两次审判，从来没有人向他举出中央关于杨道远案指示的具体内容。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6一359页。 661 ==========第19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3月，何天泽收集材料、王明华执笔写出《曾、刘、方、张否定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况和经过》一文，于6月贴在水塔下，此后又印成小册子散发。 释放胡厚民后，对于造反派释放任爱生、杨道远的要求，省市委仍以“由中央决定”拒绝。3月15日，“反潮流派”组成赴省委代表团，向省委提出五点要求：“强烈要求省、市委站在运动的前列，要求省委立即释放革命干部任爱生，红卫兵优秀代表杨道远，为胡、任、李、杨在全省公开平反”。十天后省委领导人接见代表团，“对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实质问题，避而不答，甚至把矛盾推向中央”。 谢妙福等认为继续向省委提出要求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在水塔等处张贴公告，号召造反派上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在水塔内设立联络点，由程辉等负责接受报名。他们不顾省、市委劝阻，3月26日，“反潮流派”408人组成“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乘12辆交通车、一辆宣传车，在谢妙福等人带领下赴京，要求中央促使省委解决两清问题，同意释放任爱生、杨道远0。在1974年，数百人集体赴京请愿，这是全国少有的举动。 这些车辆有些是借的，有些是抢的。在胜利饭店抢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一人重伤，参与抢车的王友运死亡。 3月30日车队到达北京。车辆只准停在丰台，数百人步行，傍晚到陶然亭中央接待站，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陈端武看到接待站窗台上放着一把钥匙，用钥匙打开门，让老弱者进去避寒。这一行为，后来在陈端武等人的判决书里成为罪行：“未经中央接待站负责人的允许，便打开门锁占用房间，扰乱首都秩序。”第二天，中央接待站为他们在丰台南苑旅社安排了住处。 4月4日，“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了《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不久中央接待站传达中央领导人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不接见，有问题可以写材料交中央接待站转报中央。”这份材料是由陈端武、曹义、陈竞、何青政编写的，署名为“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汇报团谢妙福、刘祖平、程辉、周敏、陈端武、胡忠庭、李金祥（女）、周德清、何天泽、吴绪文、宫风雨、王登富、夏光明、陈俊、龚忠义、张记生、白世 ①2016年1月杜先荣访谈王兵、李锋的记录。 662 ==========第197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友0等408人”。 在京期间，赵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明确告诉他（谢妙福）‘任爱生、杨道远有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不能放，不能平反，还要处理”。“反潮流派”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个幌子，是企图嫁祸于中央的阴谋”。谢妙福5月10日文章坚持认为：这是“右倾复辟势力在背后搞鬼”，“我们还是奉劝省委某些人对任、杨两同志，早放早主动，晚放就被动”。4月10日，中共中央12号文件发布。文件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京的赵修派人向谢妙福等人作了传达，谢妙福对大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后来谢妙福在5月10日文章中说：“(74)12号文件下来以后，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及时地带领大家回来”，这样做是错误的。 为了壮大北京请愿的声势，刘祖平、程辉、陈端武从北京回到武汉，召开上访汇报会，动员第二批上京。14日，陈端武、程辉带领一百多人，经在铁路工作的刘祖平安排，乘火车到达郑州，换乘河南铁路造反派在62次列车尾部加挂的一节车厢。行至石家庄被阻止，要求下车。陈端武说，“我们上访人员不到两个小时就疏散完了”，根本没有发生后来判决书所说的“无理纠缠，拒不下车”的情况。至于指控陈端武等造成两列客车分别受阻17小时和5小时，陈端武说责任完全在车站。陈端武等下车后，在石家庄铁路造反派的帮助下，另乘货车到北京与第一批人员汇合。 4月21日，“反潮流派”数十人在京西宾馆门前聚集三个多小时，要求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接见，反映问题。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动员他们离开未果，被首都民兵强行用汽车送到丰台区党校“进行教育”。赵修派秘书金辉将谢妙福、刘祖平找去谈话，晚上，三千首都民兵包围了“反潮流派”住地，说“这么多人在北京有碍首都安全”，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武汉。夏邦银前来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这些人就是不听招呼，上访帮了倒忙，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干扰了中央的部署。”首都民兵要把 ①龚忠义为一治工人，原九一三成员；白世友为硚口区艺华小刀厂工人，原工总成员；周德清为长航武汉港机厂工人，原工总成员。 663 ==========第19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陈端武带到一边去做他的工作，其他人担心他一人前去会有不测，于是发生拉扯，陈端武夹在中间“气都喘不过来”，最终没去。当夜两点，陈端武等关窗时不慎损坏一块玻璃。四点，丰台公安分局来人向陈端武宣读治安裁决书，说陈端武“未经（中央接待站）允许打开门锁，踢打首都民兵，打破房屋门窗玻璃”，予以拘留。七天后陈端武被释放，首都民兵和公安人员已将其他人从丰台火车站送上火车返回武汉。丰台公安分局领导对陈端武说：为了顺利将他们疏散回去，对你实行治安裁决是非常必要的。 1974年4月6日夜，王克文在省二招接见未去北京的“反潮流派”聂年生、王华珍、武齐骅、刘汉武、杨尚玖（武汉瓷厂职工、原工总成员）、周志刚、姚启发、周东元、江芹荪（汉口工艺大楼职工，原工总工艺兵团头头)、曹义（东风造纸厂工人，原工造成员）、吴方义、余平、包俊良（武昌区房地局职工，原红工兵成员)、黎雄等，吴焱金、李德裕陪同接见。王克文告诉聂年生等，王六生、赵修、信俊杰6日上午来电话给“得志、辛初并省委、武汉军区党委、省革委会”说，“抢档案、揪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是违反公安六条的，所抢档案要立即追回，人要立即放，请认真办理。”（这个电话的内容，省委4月6日以鄂发[1974]24号文件发出)王克文还说：“任（爱生）杨（道远）要由中央决定，中央未批示之前，不要动。”并告诉他们，“中央对湖北要发一个正式指示”。王克文说，今天中央派赵修去做在京的谢妙福等人的工作，中央领导不会接见他们。两清“整了那么多人，怎么没有错哇！”“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去年开始写大字报时，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我本人也有错误。…当然是曾思玉布置的，我自己也有责任。”“对待反潮流问题，开始是有错误的。”⊙ 这次接见表明，两赵一王没有忽视“反潮流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 针对“工农兵”和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人批判“反潮流派”是“冲派”、“推(推倒重来)派”，4月6日，在汉的“反潮流派”发表《严正声明》，“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乱揪军代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停工停产中断交通，不赞成车队游行成风，不赞成抢档案和乱放人”。17日，在人民饭店举行 ①“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664 ==========第199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的串连会上，武齐骅提出中央12号文件下达后“反潮流派”的活动方式：“在单位、系统要加温”，“打系统战，打巷战”。 4月15日左右，“反潮流派”组织数十辆汽车，一千多人游行到省委。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省委将他们二三百人安排住进省一招13号楼。赵修、王克文在建展馆接见，重申抓人（任爱生、杨道远）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放人。 谢妙福5月10日文章坚持1973年以来“反潮流派”的基本观点，同时强调：“以赵辛初为首的湖北省委前段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省委存在着的缺点错误也进行过坦率的批评，…批评一下总不能算作是所谓‘推派’吧！”谢妙福在文章中检讨了“反潮流派”和他本人的错误：在造反派内部，“看人家缺点多，加上自己方法简单、主动交心谈心少。特别是对我们的老头头、老战友联系不够”；对待“工农兵”，谢妙福说：“要把做好那些思想还转不过弯来的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行动上避免对立，思想上要亲近他们，舆论上要坚持弄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谢妙福提出执行中央12号文件，改变“反潮流派”的运动方式：“我建议所有的同志都要回去，按单位、按系统联系湖北武汉的斗争实际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谢妙福提到孔庆德4月17日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通篇都是‘骂’和‘压’”、“扬言要动用专政工具”，“我和我的同志们准备再次领教孔大人物的‘压’，干革命岂怕坐牢杀头！” 此后一直到1975年“反潮流”运动退潮，谢妙福、武齐骅等“反潮流派”改变活动方式，回到本单位、本系统开展运动的打算没有能够实行。谢妙福等人也做过这样的努力，努力一番后还是回到街头。 3月4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七条”)，承认省委在两清中出现错误。3月16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六条”)，承认湖北的两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点名批评曾思玉。 5月26日，省委向全省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指示要点”说：“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潮流派”将这个 665 ==========第20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文件称为“红七条”，表示拥护。 6月3日，武汉市委发出《通知》（武发[1974]35号文件）说：“根据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精神，为了保证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不得离开本单位的生产、工作岗位，不得抢占办公室、进驻各级机关、饭店、招待，已成立的各种类似战斗队、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代表团等组织，应立即撤销、所有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都应立即回到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5月以来中央、省市委的这些文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取消街头活动，“反潮流派”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他们认为：个人的两清问题，还有任爱生、杨道远的问题，各级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回到单位势单力孤，除了抱成团走上街头、诉诸社会，促使省市委从上至下地解决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 6月12日晚，“反潮流派”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召开“拥护红七条，揭批刘丰，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会后报道说有三万人参加。程辉主持大会，陈俊、夏光明（某校代课教师）、刘祖平、杨全顺（武铁分局原工总头头、革委会副主任)、杨尚玖在会上发言。刘祖平说：“红 七条下达后，省委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认真贯彻，我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二十多天了”。“我们的态度是：省委不揭我们揭，省委不批我们批。”会后游行，游行队伍经过设有“工农兵”广播站的工艺大楼时，宣 传车喊口号：“七二O是铁案，永世翻不了！”① 7月1日，谢妙福、刘祖平、何天泽等三十多人去省委递交关于两清问题的材料，被哨兵阻拦，发生冲突。省委办公室人员口头传达省委通知，说冲击省委是错误的，何天泽等当即表示反对。这件事在1975年6月谢妙福、刘祖平的判决书和1975年11月何天泽的判决书中，都列为他们的罪行。 “反潮流派”比以前的群众组织更加松散，但毕竟是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山头，是中央、省市委三番五次明令要撤销的。1974年10月11日，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 ①常思《披荆斩棘高歌猛进一“拥护红七条，揭批刘丰，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纪实》(1974年6月25日，铅印传单)。 666 ==========第201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党全军要团结。”正式公布，省市委大力宣传，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强硬的措施。 此时，“反潮流派”正在准备按谢妙福的布置，“按系统、按单位进驻”，一个一个单位地去解决问题，街头活动有所减少。但他们没有宣布解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熊玉珍所说，他们中间很多人在两清中遭打击， 一声道歉都没有得到。 10月，何天泽等二十多人组织了“业余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编写了《现阶段批林批孔的作战计划》，提出以“平反”问题为突破口，选择有利的战机，注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四节1975年至1976年的“反潮流派” 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否定文化革命、再 一次打压造反派的“全面整顿”开始了。 “反潮流派”毫不收敛。郭洪斌在1月上旬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先行组织多个“控诉团”来发动群众，同时串连专县，成立要求落实政策的“万人代表团”。他和谢妙福、武齐骅等多次开会商量，讨论“万人代表团”指挥部组成、办公地点、总团长和五十个副总团长人选等具体事宜。他们将成立“万人代表团”的通知和登记表发到各专县，决定郭洪斌负责武汉各大单位的串连发动工作。1月25日，“中央领导同志与湖北同志谈话记录”传达，郭洪斌等人取消了这一计划。 1975年1月初，武齐骅干了一件更激进的事一一组织“革造民兵”。根据196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脱离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武装部、群众自行组织民兵是非法的。 1月4日，“武汉地区革造民兵总指挥部”在汉口六渡桥小学举行成立大会，会后游行，熊玉珍举旗。10日、14日“武昌区革造民兵指挥部”“汉阳区革造民兵指挥部”分别举行成立大会，周德清、熊玉珍分别代表总指挥部表示祝贺并授旗。 武汉市委办公室1975年3月29日公布的《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说：在他（武齐骅）的策划下，于一九七五年元月上旬，非法成立了所谓“武汉革造民兵”，以及武昌指挥部、汉阳指挥部、直属八连等分支机构。 667 ==========第20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元月中旬，他们发表了“武汉地区革命派民兵指挥部”的《第一号通令》、《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和《严正声明》等等，恶毒攻击省、市领导，叫嚷要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专政”。“革造民兵”成立之后，多次制造事端，抢夺国家财物，抢驻饭店，殴打革命群众。元月十日，武齐骅带人抢走武汉储运公司“跃进”牌汽车一辆。元月十五日，武齐骅带领三十余名“革造民兵”，打着旗帜，吹着口哨，冲进中南旅社，殴打前来劝阻的干部和服务员十一人，并到市公安局门口“游行示威”。当晚十点多钟，又抢驻外事部门的海陆饭店。元月十六日，武齐骅又组织四十余名“革造民兵”，抢驻人民饭店，影响该店营业四十五天。新宪法公布以后，他们还多次戴着“革造民兵”袖章，以所谓“维持秩序”为名，在闹市区寻衅肇事，欺压群众，破坏安定团结。 武齐骅之弟武齐元说，按照这份“材料”的说法，武齐骅成立“革造民兵”就是为了干坏事，实际上不是这样。他说：“武齐骅、周德清等为什么要成立‘革造民兵’？1974年7、8月份，潘道明、陈光远等在水塔贴大字报被‘工农兵’殴打，辛辛苦苦抄写、张贴好的大字报被涂毁，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成立革造民兵就是为了保护‘反潮流派’的大字报，保护贴大字报的人的人身安全，保护造反派的‘四大’民主权利。” 2月27日武齐骅被拘留后，“革造民兵”基本停止了活动。 1月25日，谢妙福、谭光前带四十余人进驻肉联厂的主管机关市二商业局，要求落实政策，同时成立接待班子，接待二商系统两清中“受迫害的人”。谢妙福等人“确定以二商业局为起点”，“春节前拿下八个局”。 1975年1月20日，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等接见了朱鸿霞等四位湖北人大代表，点名批评了谢妙福、武齐骅等人闹事，为杨道远、任爱生翻案，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 1月25日和26日，市委、市二商业局分别派人向谢妙福传达中央首长谈话记录，没有正式文件。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并把谈话记录称为“便谈纪要”。这一行为后来成为他的罪状写入判决书。 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事出有因。因为这次与“湖北同志”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以武汉造反派反感已久的李先念为首，武汉造反派从来不认为李先念能够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668 ==========第203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1月26日至2月6日，谢妙福先后在长航、市二商业局等处召开九次会议，批判“谈话记录”。谢妙福与武齐骅、郭洪斌商定“边学、边摸（摸中央领导同志点他们名字的详细情况)、边串（继续串连)、边干，确定谢、武二人少出面，公开活动由郭洪斌负责”。26日，谢妙福起草的口号报写道：“执行新宪法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便谈纪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省委不贯彻四届人大，不宣传新宪法，不执行总理的报告，大传《便谈纪要》，究竟执行什么路线！” 1月29日，谢妙福、郭洪斌等召集一百多人开会，会上介绍了在二商业局“和当权派面对面交锋”的情况，“确定以市二商业局的行动为榜样，各系统都照这样去办，行动要快，有困难要相互支持”，“按系统、按单位进驻”，“一个一个系统打开缺口”，促使领导解决两清问题。 1975年2月发生“中南旅社事件”。中央、省市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使“反潮流派”遭受沉重的打击。 中南旅社位于汉口闹市六渡桥，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是原工造总司成员。2月13日，经张爱兰和旅社革委会另两位成员同意，“反潮流派” 熊玉珍（硚口益民造纸厂工人)、丁小么（江汉区房地局职工)、施汉生（江汉区房地局修缮队工人)、韩彩(汉口黄石路副食品商店职工、原工总成员)、李家骥(硚口铝制品厂工人)、芦小明（武汉磁电机厂工人）、 中南旅社所在的汉口六渡桥（上世纪八十年代照片) 李华强等人打着“革造民兵” 旗帜进入旅社，设立了广播站。广播站影响很大，四周日夜围着听广播的人。2月16日深夜，百余名公安人员来到旅社，宣称对进驻旅社时的打人凶手实行治安裁决，同时收缴了广播器材。双方发生冲突，在场的“反潮流派” 十余人被打得躺在地上，熊玉珍伤得较重，芦小明眉骨处被打破，缝两针，陈端武、王兵、丁小幺当场被抓走。当时在现场听广播的有数百群众，有人喊“反对警察打人”，有人将横停在马路中间的一辆公安用车的轮胎放气，并下走一个车轮。 669 ==========第20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武汉市委办公室于1975年3月29日整理印发的《关于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说：“从（二月）十七日起，他们在中山大道要道上，用被拦劫的汽车和旅社的床铺、桌椅板凳，作为障碍物，断绝交通。从马路左侧到右侧拉上铁丝，上挂标语，并在路口上树起‘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每天在这里召开广播大会，造谣惑众。市革委会多次说服警告，他们拒不退出旅社和撤除路障，阻断交通要道长达十一天之久，给革命和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二月十八日，武齐骅亲自到中南旅社进行策划，说要‘写文章在舆论上配合’。当晚又与郭洪斌等研究，确定由郭洪斌去煽动和组织枣阳县杨当区的农民来汉闹事。二月十九日武齐骅又对参与断绝交通事件的×××等人说：‘口号报要多点几个名，…让他们（指省、市委)顾了头顾不了脚，叫他们多背些包袱，不能集中精力对付我们’”。 2月17日晚，熊玉珍等在中南旅社门前召开控诉大会。刘祖平回忆：他在会上讲了话，“我说毛主席指示以安定团结为好，占据旅社的事情我不支持，但是用武力打伤群众，把群众打伤打残，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我最后说代表反潮流的战士，强烈要求省市委追查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因为我是穿着公安人员的白制服和大檐帽讲话的，所以非常受群众欢迎。”断绝六渡桥交通后，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施汉生、丁小么、李家骥七人组成“二·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2月20日、24日，刘祖平、何天泽等两次将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四人请到朱汉清家，给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撤除路障恢复交通。两次都是指挥部七人中的韩彩、施汉生、丁小么、李家骥四人反对，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三人赞成，刘祖平等人的工作没有做成。韩彩等四人反对的理由是：“撤与不撤，当权派都是要整我们的。”⊙ 1975年11月对何天泽的判决书认为，何对熊玉珍等断绝交通“表示支持和慰问”并“协助工作”。这与施汉生作伪证有关。施汉生当时是中南旅社广播站负责人，他在2006年写的《证明》中说，1975年2月被拘留时，“预审员说只要你施汉生说出和写出是何天泽支持断绝交通的，你施汉生就不负刑事责任，马上放你，不给你任何处分。”施汉生“违心写出了何天泽的伪证”，关押七个多月后放了他，1975年底还是把他送去劳教三年。 2月2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发布，这个“通告”2月25 ①参见施汉生《证明》(2006年8月8日)。 670 ==========第205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日经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湖北省委：同意你们由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并按照通告精神严肃处理汉口发生的破坏交通事件。”“通告”全文如下： 从本月十三日起，武汉市少数人，在个别坏人操纵下，抢驻旅社，在中山大道设置路障，断绝交通，拦截汽车，抢劫公共财物，打伤公安干部、民警和旅社服务人员，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为此，特通告如下： 一、限通告下达的当天内，立即撤除路障，恢复交通，退出旅社，交出抢走的一切公共财物。 二、策划和指挥这次事件的为首分子，应立即到武汉市公安部门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 三、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当受骗，应积极检举揭发为首分子的罪行，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四、违反上述通告的，由武汉市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这个通告当日八时许贴出，大批公安人员来到六渡桥，撤除路障，驱散人员，对不服从者采取强制措施。 王克文1993年1月的谈话透露了这个通告的来由：1974年3月“省委提出了一个适合造反派口味的‘六条’（草稿），我同意并支持了这个草稿。这个草稿未正式下发，便被中央批评制止了。‘造反派’一部分人气急败坏，竟要进驻中南旅社，并在六渡桥繁华地带制造了断绝交通事件。我和赵辛初同志等商量好，亲自到北京，请求中央批准用严厉手段打击这批闹事者，拘捕了30余人，从此武汉平静了一些。”① 多名在现场的“反潮流派”成员文革后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局在张贴、广播这个通告的时候，并没有提到通告是中央批准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八天后，3月7日市委发出1975年9号文件，“印发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的批复”，文件要求“各区委，各大型工厂企业党委，武汉警备区党委，各部、委、办和各局党委”“即向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这些“反潮流派”成员说：如果当时知道这是中央的精神，现场的对抗和事后几天以游行、大字报抗议，就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当局要把我们这些人抓进去，需要费神寻找别的罪名。 ①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一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09—810页。 671 ==========第20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这个通告在六渡桥张贴前约两个小时，武齐骅被逮捕。武齐元回忆：当时我家住汉口贤乐巷6号4楼。27日晨六点，江汉公安分局警察敲开家门，对武齐骅说“你被捕了”，武齐骅说“拿逮捕证来”，有人拿出 一张纸晃了一下。几个人上来抓住武齐骅，武齐骅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楼时一直喊，直到押上车。武齐骅被直接带到市公安局七处一所。3月某一天写信回来要衣服、毛主席著作。4月22日晚，公安机关来人说武齐骅今天凌晨在狱中撕下工作服下摆上吊自杀了。 我们不相信，武齐骅满腔热血，此前多次被当局抓捕坐牢，从来没有低过头，他不可能自杀。1967年4月5日，担任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二号头头的武齐骅被抓进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同年7月31日释放。出狱后他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武齐骅，左臂上戴着工总、二司的两个袖章，拿着毛主席语录；照片两边写着“坐牢算什么，只要主义真”，照片中间写着“心中想念毛主席”。1973年至1974年，他被当局多次抓了放放了抓，每一次出来，马上投入运动，从不垂头丧气。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 家里人除嫂子外，父母、兄弟都没看到遗体。我们要求将遗体交家人处理，希望公安机关和家人一起请法医鉴定武齐骅死因，遭到拒绝。武齐骅遗体由公安机关单方面火化。 武齐骅1939年生，广州某学院肄业，1957年获中长跑国家 三级运动员称号。他是武汉储运公司团委委员，1964、1965年被 咀无的月 评为公司优秀团员。去世时有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3岁不到。 19614,5-7 2014年5月21日王光照对笔者说：武齐骅死后，市革委会请沈复礼、李洪荣等市革委会常委去停尸房看尸体。沈复礼回来 武齐骅摄于1967年7月31日（武齐元提供) 说，尸体上伤痕累累，他要自杀 672 ==========第207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不可能先把自己打伤再自杀。 刘祖平2003年回忆：武齐骅在监狱里，在铝饭碗上刻下“武齐骅在此”几个字，“因为饭碗是流通的，其他人就知道了他的情况”。 1976年2月4日，武齐骅离世九个多月，武齐骅生前所在单位国家物资总局武汉储运公司的政治处下了一个文件《关于开除武齐骅团籍的批复》（武储政字[1976]2号），说武齐骅是“畏罪自杀”（公安机关的认定是“自杀死亡”)，同意武齐骅生前所在团支部开除武齐骅的团籍。 武齐元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复查其兄武齐骅的死因，2007年公安机关答复：“武齐骅死亡后，公安机关及时开展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笔录、法医鉴定等证据材料，认定武齐骅系自杀死亡的结论正确。”武齐骅的父母、兄弟从来没有看到这些“证据材料”。 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所说武齐骅、郭洪斌等“煽动和组织枣阳县杨垱区的农民来汉闹事”，与此前湖北省枣阳县杨垱区发生“杨当事件”相关。“杨挡事件”发生的背景，当事人王仁昌写道：1974年10月，毛泽东“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公布，批林批孔运动不宣而止。枣阳县的当权派“开始使用‘蘑菇’战术，拖拉推诿，让我和那些困顿的人们又陷入生计无着的绝望境地，焦躁万分。…这样，大伙当然不会因一句‘安定团结’就此作罢，大字报依旧铺天盖地。官官们乘机抓住把柄，指斥我们闹‘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发动他们的打手，在各单位予以反击，进行批斗。杨垱区农民抗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74年11月，枣阳县原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孙某指责杨挡公社革委会某副主任所办黑板报宣传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命令民兵将他绑起来在水利工地游斗，杨垱区革委会主任赵根连前去解释遭拒绝。于是杨垱农民殴打县里来的民兵，抢下那位副主任。农民们去水利工地指挥部找孙副县长评理，孙副县长命令民兵关上大门，在墙头鸣枪示警。农民翻墙夺枪，将孙副县长打得“跪地求饶”后放走。县委书记王金欣向襄阳地委报告说“杨垱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搞武装暴动”，请求派兵镇压。襄阳军分区政委、襄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俊决定调集襄阳、随县、枣阳和襄樊三县一市的民兵，加上军分区摘了领章帽徽的正规部队对杨挡镇进行合围。枣阳县成立民兵总指挥部，发布公告，宣称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县委任命副书记陈世章为总指挥长，县公安局长王槐青任副总指挥长，指 673 ==========第20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挥数万民兵、警察、部队，乘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开往杨垱。 杨垱农民的行动得到附近两个区农民的支持。赵根连带领万余名农民拿起汉阳造、三八大盖、猎枪、土铳抵抗。赵根连下令不打第一枪，只用石块、砖头抵御。王槐青指挥民兵使用火焰喷射器，杨垱镇燃起大火，杨当农民多人受伤。赵根连抵敌不住，带领二百余人乘坐拖拉机退到毗邻的河南南阳境内。起事的杨挡农民多为造反派，与南阳造反派素有联系。原为南阳高中造反派头头的南阳军分区第一政委命令部队阻止尾追而来的枣阳民兵进入南阳。枣阳民兵在杨当镇大肆抓人，学校、粮管所、仓库等处关满了“反革命骨干分子”。枣阳县委同时在全县抓捕与“杨当事件”无关的造反派骨干，如枣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原枣阳一中造反派头头孙长学，中学教师王仁昌等。 赵根连等住进南阳军分区招待所，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杨垱区武装部长的远房伯父、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刘秀安受派回镇探查，遭那位武装部长率数十名民兵围攻，开枪打伤后用刺刀刺死，就地掩埋即在坟前开批斗会。杨垱农民数十人跑出南阳，一部分上京，一部分由襄阳地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张永善带领去武汉“告状”。 不久，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向赵根连传达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指示：把赵根连交枣阳处理。随即赵根连被押回枣阳县民兵指挥部。“杨垱事件”结束。 1975年2月初，杨垱来汉农民在刘祖平、郭洪斌的安排下住进中南旅社，插上“襄阳地区赴省控告团”的旗帜。2月16日，张永善在施汉生家介绍“杨垱事件”情况，何天泽说：“杨挡事件是湖北的大事，要造舆论，要把杨垱的人弄来，人来多了好办。”郭洪斌当即派人去杨垱调查、写材料，郭洪斌本人18日晚动身去南阳组织杨垱农民来汉，前后三批共九十多人。 王仁昌回忆：“听了杨垱农民声泪俱下控诉，武齐骅等人义愤填膺，决定在汉口六渡桥中南旅社架上广播进行声讨和控诉。”“2月18日，武齐骅在中南旅社开会，号召大家写文章在舆论上配合。并要郭洪斌去枣阳杨垱组织惨案目击者和死伤者家属到武汉现身说法，壮大声势。六渡桥的广播和大字报揭露枣阳走资派动用正规部队，一晚上屠杀杨垱近千名老百姓，连八十岁老人和几个月婴儿也不放过。还纵火焚烧了百年古镇，烛天大火至今尚在燃烧！绘声绘色描述的情景比日寇扫荡还毒辣！极大震撼武 674 ==========第209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汉三镇。”①。 省革委会二二七通告下达、武齐骅被拘留的当天下午，刘祖平、何天泽等四十余人在武汉港25码头集会，何天泽说：“通告是镇压群众的信号弹”。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营救武齐骅的示威游行。会后数十人分散前往 六渡桥，正在举旗整队时被公安人员包围驱散，刘德镜等多人被抓。 刘祖平回忆他组织抗议游行的原因说： 1975年2月27日早晨六时，武齐骅被武汉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武对抗2·27通告，这是通告中所说的，凡对抗者由武汉市公安机关拘留审查。通告是八点以后张贴出来公布于众的，而六点钟就将武拘留了（杨祖富、周德清与武在一起睡觉可以证实)。武尚未见到通告，怎么能说他对抗？我们认为这是欺人的。这是我组织集会游行的第一原因。 谢妙福2月28日被拘留，3月3日，何天泽写《谢妙福的斗争事迹提纲》送中央。 3月2日，陈端武在六渡桥贴出大字报《2·27事件说明了什么？！》大字报说：“为什么在（通告）贴出之后，墨迹还未干的时候，就动用上千名民警围攻殴打革命群众？”这就充分显示了湖北不能安定的原因。“警车拖走了革命群众，不到二十分钟的恐怖时间中，为什么六渡桥的人群中突然飘起了数十面鲜红的红旗！响起了‘要新宪法，不要二·二七通告！’‘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四大，要落实政策！’等等气壮山河的口号！”大字报说“红七条已成泡影”，“湖北省委(74)46号文件空喊一阵”。“2•27事件说明了对谁恨，对谁亲”，“2·27事件说明湖北是怎么能够团结安定”。3月1日，“反潮流派”在水塔及江汉路一带，贴出署名“武汉革命群众”的口号报和大标语：“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要武齐骅，不要‘二·二七’通告！”“‘二·二七’通告是镇压革命群众的黑色信号弹！”“省、市委个别领导人非法抓捕武齐骅等同志是公然破坏新宪法的具体表现！”“二·二七’通告是(1967)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的翻版，不许刘丰反动路线在湖北泛滥，还我战友郭洪斌、武齐骅！”3日中午，江岸区出现以武船、武重、武钢等单位名义贴出的口号报和“紧急呼吁”；下午，武昌区委门口出现署名“武汉革命群众”的口号报，内容都是抵制二·二七通告，表示“反迫害，反镇压，革命人民抓不完，打 ①“杨垱事件”的记述，参考了任常《血溅杨垱镇》（网文，2015年）。 675 ==========第21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不尽，杀不绝”，“丢头颅，洒热血，奋战到底”①。 二·二七事件当天及其后，“反潮流派”三十多人被以“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治安”，“盗抢汽车、危害社会治安”，“为坏人翻案”，“打砸抢”，“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罪名被拘留，后判刑或送劳动教养。 “中南旅社事件”部分受处罚人员名单如下： 谢妙福，武汉肉联厂工人，1975年2月28日从河南抓回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七年。 武齐骅，武汉储运公司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4月22日死于狱中。 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分处干部，1975年4月6日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五年。 熊玉珍，硚口区益民造纸合作工厂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四年。1976年10月后在劳改队说“江青不会篡党夺权”，改判无期徒刑（无判决书），1983年释放（无判决书）。 郭洪斌，武汉市房地局一公司工人，1975年6月14日判刑五年。李家骥，硚口精艺五金合作工厂会计，1975年6月14日判刑四年。陈端武，武汉电池厂工人，1977年3月拘留，1980年10月31日判刑四年。 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1977年8月12日拘留，1978年12月1日判刑十年，1980年10月14日改判五年。 何天泽，汉口自来水公司职工，1975年5月22日拘留，1975年11月10日判刑七年。 周德清，长航武汉港机厂工人，1975年6月14日拘留，1976年9月4日判刑三年。 芦小明，武汉磁电机厂工人，1975年4月2日拘留，1977年6月判刑六年。 刘德镜，武汉第三机床厂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同年6月19日判刑四年。 陈道明，武汉第三机床厂工人，1975年5月19日拘留，同年6月19日判刑四年。 ①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陈端武的反动大字报及其一类口号报》(1975年3月11日)。 676 ==========第211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李远广，硚口刻字社工人，1977年6月14日判刑四年。 曾学成，武昌区粮食局工人，1975年5月20日拘留，同年9月26日判刑五年。 潘道明，武汉黄浦路兵站职工，1975年12月15日逮捕，1976年5月判刑十年。 黄银苟，武汉灯泡厂工人，1975年6月判刑五年。彭云汉，1975年8月判刑五年。 蔡文焕，武汉市第二住宅修建公司工人，1975年2月19日拘留，1975年5月19日送劳教三年。 瞿林昌，汉口白云服装店工人，1978年1月27日送劳教三年。汪嘉川，武汉农业药械厂工人，1977年4月8日送劳教三年。 朱汉清，武汉长江服装厂工人，1977年9月23日逮捕，关押三年后释放，免予起诉。 施汉生，江汉区房地局修缮队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关押七个月释放。1975年底送劳教三年。 郑汉卿，湖北电力制杆厂工人，1975年9月送劳教三年。 3月2日上午，刘祖平等人在街头集会，2月27日下午参加游行被抓、“教育后释放”的数人在集会上发言“控诉”。会后在街上刷写大标语，晚上三百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呼喊“还我武齐骅，还我郭洪斌”。 关于“中南旅社事件”，一些造反派成员认为：“反潮流派”要求解决两清问题，要求平反、落实政策，都是正义的。但是断绝交通十一天，太过激，这是武汉文革八年来从未有过的不得人心的举动。 1975年2月27日以后，“反潮流派”主要头头和骨干基本被捕入狱，“反潮流”运动失去了原有的规模，硚口地区“反潮流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 朱汉清、汤良润（硚口刻字社工人，工总发起人之一）、李远广、李锋、王兵等一批人，经常在位于汉正街的汤良润家聚集，开会，写大字报。他们以武胜路新华书店为主要活动地点，贴大字报、大标语，发表演讲。 位于硚口居仁门的唐恒山（武汉童车厂工人）家也是一个聚集点，以他为首组织了“劲松”写作组，其成员有杨尚玖、夏桂兰、王洁平、文行礼、白雉山（高中语文教师）、刘兴隆等，他们经常写大字报贴在武胜路 677 ==========第21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新华书店、水塔，从1974年6月开始，延续到1976年10月。1975年中南旅社事件后，“劲松”写作组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赵高复辟》、《看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反革命政变演习》、《光荣作楚囚》、《武汉市公安局在七五年翻案妖风期间非法逮捕武齐骅同志的情况反映》、《战友们，拿起枪》、《江城通讯：倒海翻江卷巨澜一一记六·一四游行》、《追查一一谈专案》等。1976年5月，由唐恒山主持，王仁昌写出二百多行的长诗《造反派的盛大节日一一纪念5·16通知发表十周年》，唐恒山抄录后贴在水塔下。唐恒山1977年4月11日被拘留，同年7月25日被逮捕，罪名只有一条：“积极伙同他人策划，并亲自书写、修改整理、张贴蛊惑群众，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秩序的大字报”。唐恒山于1980年2月11日释放，“免予起诉”0.1989年春夏之交唐恒山去北京后失踪。 中南旅社事件后，“反潮流派”和“主流派”仍然有隔阂，互相保持距离。王仁昌回忆：1976年春，省新华印刷厂原工总头头“杨继高有次到汉正街找‘汉华钟表社’的一位朋友。路过汤良润家，我说，晓能屋（李远广的笔名)在里面呢。他轻蔑地一笑，说，不就是那个刻章子的徒弟嘛！刻章子比之正规单位，有三教九流之嫌，加上‘徒弟’二字，更具江湖气息。其藐视之意溢于言表。他的回答让我笑了：莫说，他们斗争还是蛮有效果的。七四年，胡厚民…没等我说完，杨继高诶诶连声：你想说，是反潮流派闹去闹来，才把老胡闹出来的？莫见鬼哟！”® 李锋原是武汉一中六六届高中生，1973年初就参加了“反潮流派”的活动。1976年“批邓”时刘传福带李锋去见朱鸿霞，朱鸿霞说李锋署名“吴仁筱”的大字报点韩宁夫的名，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李锋说：我认为韩宁夫是走资派，这是我的看法，为什么要给你打招呼？ 王仁昌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毛泽东逝世当天，唐恒山等“反潮流派”的举止： 唐家小屋里坐满人。个个悲戚无言，两眼红肿。唐太婆边用胳膊抹眼睛，边在灶前忙活着。老人虽然做了满桌菜肴，谁也不愿走近桌前，一个个拉去坐了，谁也提不起筷子。唐恒山强打精神，清清嗓子：同志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主席的遗志！小奚忽然叹口气说： ①参见关于唐恒山的《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阳检二字79]第79号）》。 ②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678 ==========第213页========== 第二十四章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要是死能代替，我真愿拿自己的命换来主席心脏重新跳动！她这一说，人们纷纷响应：拿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成！唐太婆哭了：拿我一家四口性命我都愿干啊！ 结果，满满一桌饭菜，直到大伙散去，动也未动。 1986年，王仁昌弄到中办发(1986)6号文件，据此申诉，要求落实政策，被判刑四年的他获得平反。王仁昌兴奋地告诉唐恒山，让他照样理，唐恒山说：我要他们平反，岂不是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1988年冬，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做个体户做得风生水起的王仁昌，写成长篇小说《风流巨贾》，出版前就被各路媒体以“个体户写个体户”、“体现改革开放伟大成果”为新闻眼大力宣传。唐恒山说：“你写的是真话吗，这不是浪费笔墨？”“真是存在决定意识。”误信王仁昌判死刑而另嫁的小奚对此书的看法，唐恒山转告给王仁昌：“她说了八个字：歌功颂德，变节求荣！她现在再也对你没有内疚了。”① 2003年开始，刑满释放、生活无着的造反派向省委要求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反潮流派”和“主流派”的历史矛盾依然带到这个漫长的上访申诉过程中。 文革后，“反潮流派”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每周学习一次，坚持至今。 ①任常《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679 ==========第21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第一节省市委对待群众运动的新姿态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对当时运动的提法还是“批林整风”，再次强调“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8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批林批孔”，同时发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1月24日，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干部会议召开，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各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了两个大会的录音。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 很多干部、群众感到批林批孔运动突如其来。1973年10月开始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还在进行，关心局势的人纷纷前往省二招打探动向。正在负责人防工程的水院革委会副主任张建成，受“摸不着头脑”的院党委一位副书记指派，前去二招了解情沉。张建成看到：“各地、县、武汉很多单位一些原造反派头头，也拥·到这里探听消息，像现场探访的新闻记者，看到里面出来一个人就围上去，探问座谈会内容，什么领导参加了，讲了什么，什么时候放胡厚民、杨道远等等。大家最关心的是省委领导对解决 “两清’问题的态度。”O 197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报告，参加读书班的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了这个报告。 王洪文说：“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5页。 680 ==========第21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当解决了。要能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线，小兵提升’。”“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句话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有些单位对‘十大’报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认为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有些干部“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秋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呢？…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讨账的话，群众就有权再把你的权夺回来。”“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 681 ==========第21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① 原九一三成员，九大、十大中央委员董明会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这个中央读书班，回到武汉，他在全市各区、局和大单位负责人会上传达了王洪文的这个报告，在省二招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在会见聂年生、王华珍、谢妙福等人时，都讲了王洪文报告的内容。王洪文的报告通过各种形式为造反派知晓，由于多处切合造反派的切身经历，造反派希望解决的问题几乎都说到了，因而受到热烈欢迎。此后，报告中的一些句子、段落经常被造反派的大字报、讲演所引用，有的成为游行时的口号。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造反派加大了活动声势，要求省市委纠正两清批的错误，进而恢复和发展文化革命的成果一一各级革命委员会。此时湖北省、武汉市是两赵一王当政，他们没有七年多本地文革的历史包袱，面对新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和王任重、陈再道、曾思玉不一样的政策和策略，一直与造反派包括“反潮流派”保持着沟通、对话。1973年9月15日赵辛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我们必须看到工作中还存在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代表的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没有很好地安排，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和处理…对待群众代表的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说的‘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就打’的情况，虽然是少数，但值得高度重视。”“关于四大，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教导。敢不敢运用四大武器，是一个相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依 ①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1974年1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682 ==========第21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接不接受群众监督的问题。”① 顾建棠甚至认为，湖北形成了“军地干群联手、上下呼应、相互支持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顾建棠所说的“军”，是指取代曾、刘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六生。 李承弘批林批孔时一直与胡厚民在一起，他的感觉与顾建棠相同：“此时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与省市委的赵辛初、赵修、王克文达成共识，共同对付省市革委会中的军方代表。省革委会中，以张玉华、孔庆德为首的部队成员，不承认‘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地方干部及造反派代表以各自利害关系，结成暂时同盟对付军方代表，虽然是二比一，但在省革委会内阻力仍然很大，决议通不过，夏朱胡、二赵一王共同认为要上 促下攻，要发动群众以外力对军方施加政治压力。”® 1月28日省委、军区党委召开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后，2月10日，省、市总工会召开“武汉工人批林批孔大会”，省总工会副主任朱鸿霞、市总工会副主任吴焱金被安排在会上发言，原百万雄师二号头 头杨道安以“七O一一厂老工人”身份在会上发言。 的利都掌我度爱爱得爱 武汉工人桃林批大会 载1974年2月11日长江日报 从2月上旬开始，长江日报连续发表署名常江的评论文章，提出“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深入批林批孔，才能清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①王光照听传达的记录，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2—363页。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9一312页。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7一258页。 683 ==========第21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1974年2月13日期三第☐假 龙出日安 把批共蚶的斗争行风 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 ★公欢会t4件经设是0受子2人6并州：司广人 起批批风的新 用实医行动投入 把就林就孔的斗争进行底 木用同刊题片均为素报酒是受区 28522 平车联系实特，口珠置仪。 8 1974年2月13日长江日报第4版 684 ==========第219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的流毒。而联系实际就是要紧密结合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从3月21日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开始发表多篇造反派头头的文章：湖北省柴油机厂张立国、湖北沙市棉纺织印染厂谢邦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湖北日报3月21日），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谢邦柱、庞道铭、谈志发、黄牛《攻击和诬蔑红卫兵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湖北日报3月31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深入批林批孔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而斗争》（湖北日报4月30日)；梅子惠、龚飚、黄运武、李金枝、李辉耀、孙长松《还尔庐山真面目一一揭发批判林彪在湖北的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湖北日报5月8日），武昌造船厂李承弘、李文鼎《“倒过来”是“复礼”的反革命哲学一一痛斥林彪及其死党宣扬办事情“从主观到客观”，妄图开历史倒车的罪行》(长江日报4月6日)，武汉锅炉厂王光照《让革命造反精神百代传扬》（长江日报4月24日)。王光照说这篇文章是王克文亲自布置他写的 张立国、谢邦柱的文章写道：“林彪在湖北的那个死党”“诬蔑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阶级敌人的马蜂窝’，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视若寇仇，捏造种种罪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统统‘打扫’‘回营’，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打成‘黑手’，‘黑后台’；把地方领导干部打成‘地头蛇’，排斥一边。” 2月14日至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等问题。会后，市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要求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指出林彪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什么极左，而是“右得不可再右了”。自此，全市对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批判全面铺开①。市委文件中林彪路线“右得不可再右了”这一句，出自王洪文的报告。 2月上旬，湖北省委召集省革委会常委（包括群众代表）举行批林批孔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顾建棠回忆：省革委会常委会多年没有召开了；“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57页。 685 ==========第22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赵辛初在会上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顾建棠回忆：他在会上要求省委责令长办为涉及三十多人的“反革命杀人集团”冤案平反、释放被关押的三人，并“建议组建批林批孔材料组，尽快向群众提供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的具体材料，同时成立宣传组和联络组，他们的工作一 定要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会后有人不赞成提‘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我解释说，要汲取 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 反复旧的教训，何况‘两赵一王’ 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 不同于曾思玉和刘丰。” (一百条) 顾建棠关于建立材料组的建议马上得到落实，赵修亲自抓，省委副秘书长陈克东负责具体事宜。赵修指示成立全部由造反派组成的材料组，省委提供材料和工作条件。3月15日，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武汉制药厂原工总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 劭正茂整理 李宝善（国棉三厂工人，原工造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成员)等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 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材料组提出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说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邵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①。这份材料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3月2日，胡厚民被释放；不久，长办被关押五年的三人被释放。2月中旬，1973年10月上旬开始的首义路二招座谈会已开了四个多月，赵修、王克文来座谈会对造反派头头们讲了一次话。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王光照记录了两人讲话大意：“同志们反映了很多重要的情况，从揭露出来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54一257页。 686 ==========第221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的很多事实看，我们过去被蒙在鼓里。曾、刘的所作所为，原来我们并不清楚，湖北的问题应当说是很严重的。省委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准备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辛初同志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打算。”① 省市委不断顺应形势表态，在重大问题上迟迟不“着手”，造反派非常不满。早在1973年夏天，造反派就有议论“当年九二七指示下来的时候，他们动作多快呀，真的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决不留你到五更’。现在轮到他们头上了，一拖几年，隔靴搔痒”。1974年3月聂年生在省委与造反派头头的座谈会说：“软磨是不行的，硬扛更是办不到。再说了，联系实际总得拿出点行动吧。”不久造反派发动“三厂一局攻三办、促省委”，理由就是：“几个月来省委的行动迟缓，各单位是能推就推，能赖就赖，大打太极推手。”② 省市委“行动迟缓”有它的苦衷，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咄咄逼人的造反派，还有已在社会上高喊“捍卫两清一批成果”的“工农兵”，以及他们背后更巨大的一个群体一一执行两清的各级当权派和专案人员。1974年3月初赵辛初对夏、朱、吴、聂等人说：批判林彪、刘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牵涉到过去另一派的那些群众，还有那些参加办专案的积极分子，都需要做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容易呀。”® 批林批孔座谈会这种形式是湖北省委首创。座谈会不同于上级指示、下级聆听的工作会，不同于对象受审查的学习班，也不同于当权派和造反派都擅长的批判会。顾建棠回忆1974年2月省委召开的省革委会常委批林批孔座谈会时，说开会的方式是“商讨”。这次“商讨”在顾建棠看来是有成果的，一是省委接受他的要求，责成长办党委释放了三位造反派成员，二是接受他的建议，编出了影响很大的批判曾刘“一百条”。 省市委随后多次召开了参加人数不同、时间长短不一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各单位当权派纷纷仿照省委的方式，请来造反派开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运动。有的单位的座谈会，是造反派要求召开的。 武汉市委机关的批林批孔座谈会，是在市直机关原造反组织“机关红司”成员曾繁斌、杨精业、王火臣等多次要求下召开的。座谈会上，造反派要求对两清错整的造反派落实政策，要求参加魏绳武专案组，要求市委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7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22、357、376页。 ③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6一357页。 687 ==========第22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领导释放魏绳武，作出结论，安排工作。 这个座谈会的作用之一，就是释放了关押四年的魏绳武。3月9日，座谈会决定10日下午在市公安学校召开大会，与市委副书记王哲南辩论魏绳武问题。3月9日夜，魏绳武“不明不白地”被强行送回家。事后他才知道：“（市委书记）田文等人怕把事情闹大了，就来个釜底抽薪，先把我送回家，让大会开不成。”① 批林批孔办公室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机构，从省委到基层党委一体设立。基层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一般都有造反派参加。 1974年4月，刘祖平正带人在北京上访，武汉铁路局党委派人到北京，要刘祖平回去担任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 张建成回忆：水院的批林批孔办公室是院党委主动成立的，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 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这是党委的决定与安排，事前也没有和我商量过。 一九七七年整我的时候，硬说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才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篡 夺批林批孔的领导权，逼迫党委按我们的要求进行批林批孔。”② 李承弘是被武昌造船厂党委主动推上领导全厂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位置的。1973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不脱产的武船总工会常委，他“对这种挂名安排‘民主人士’的做法”“不屑一顾”。他回忆：1974年2月，“武船党委见运动来了，一批人以林甫为首，以养病为由住进了东湖疗养院，工会主任请了病假。党委抓全面，推出工会领导全厂运动，把我一下推到前台，将我从分厂调到总厂，脱产参与领导全厂批林批孔”③。 王克文5月29日说：“关于批林批孔办公室问题，前段有的起了作用，做了些工作，有的作用不大。现在根据12号文件的精神，批林批孔办公室不宜存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职能部门做具体工作。群众代表就是群众代表，开会请来，不开会回去”④。 造反派为恢复工代会作了一番努力。 ①参见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46一247、263页。 ②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7、280页。 ③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 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6页。 ④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688 ==========第223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省市总工会成立后，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已不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一些造反派打算恢复工代会，以此名义开展活动。1974年3月，原市工代会副主任彭祖龙、常委郭洪斌租用汉口的人民饭店和海陆饭店，作为工代会接待处。彭祖龙回忆：我们是按两赵一王的要求，在这里设立接待站，接待原基层工代会成员来反映两清问题。因为当时要求落实政策的造反派“到省委上访的是人山人海，两赵一王希望我们帮助做工作”。“我们在人民饭店工作了三十天左右，共接待2300多人，向省交了近七十多个材料，其中急件五十三件”0.1974年4月27日出版的《武汉工人》报说，“目前各级工代会，近七百多个单位正式行使工作”®。“工农兵”在4月赴京上访递送的材料中，对恢复“被中央五二七指示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工代会表示反对。 各级工会业已建立，省市总工会领导班子给造反派“补台”的力度比较大，省委始终没有同意恢复工代会。 第二节“放、平、补、提、纳” 1974年3月，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借鉴“河南经验”，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吴焱金回忆，胡厚民被释放后提出对当前运动的想法，朱鸿霞将胡厚民的想法“总结归纳”为这五个字。吴焱金解释：“‘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平’，就是要对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要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组织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职，即指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1968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③1982年7月武汉中院对朱鸿霞的刑事判决书，说到朱鸿霞对“五字方针”的解释：朱鸿霞“宣扬‘河南问题归纳起来是“放、平、补、提、纳”五个字’。叫嚷‘把关 ①2019年5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②参见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把林彪死党刘丰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载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工人》报第49期（1974年4月27日)。这一期《武汉工人》报是停刊四年后复刊的第一期。 ③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63页。 689 ==========第22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进监狱的造反派放出来’，‘要彻底平反’，‘补进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大幅度地、质量性质的补台’，‘破格地提，大胆地提’，‘吸收进来，甚至于进党委’”。 关于“放人”，造反派头头向省委多次力争，“反潮流派”不停顿地呼吁，首先要求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任爱生。2月28日，新派主要头头、 一向温和稳重的张立国在省二招对随县造反派头头说：“任爱生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干部，对造反派有感情。胡厚民真算得上我们造反派中的闯将。他们扼杀，我们不斗行吗？不斗则要掉脑袋”。4月5日，己任团省委书记的张立国对进驻团省委的造反派说：“杨道远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定要翻案”①。 3月2日，“湖北五一六、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被释放，不久李想玉被释放，他们都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释放杨道远、任爱生的要求被拒绝 顾建棠回忆：“释放了胡厚民。这一举措震动全省，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顷刻瓦解，被关押人员获得自由。”② 原二司一批人聚集起来要求释放杨道远。分配到长江日报社的王军（华农原二司成员)在报社招待所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联络地点。他们组成方保林领头的为杨道远翻案的专门班子，刘汉武负责材料汇总编写，张涛、徐宏彩、李莉负责材料收集，谢保安负责联络和行动。 3月24日，经王军等反复交涉，省委组织部长薛坦与王军、刘汉武、吴恒春、徐宏彩（华农原二司成员）、谢保安等人座谈。薛坦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谈谈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的情况，省委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王军等一一陈述了要求释放杨道远的理由，薛坦说：“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同志，我们对他也很关心，现在正在重新准备他的材料。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能作些安排。”薛坦称杨道远为“同志”，且没有像省委主要领导那样一口回绝，吴恒春觉得“这就够了”。谢保安回忆薛坦讲了这样一番话：“1.杨道远同志的专案是由曾思玉、刘丰领导的老省委班子办理的。我们刚刚接手，情况不甚明了，解决问题更需要时间。2.从接手的专案情况来看，杨道远的问题比较复杂，有些甚至涉及 ①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56页。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57页。 690 ==========第22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刑事犯罪。（他一共罗列了十个问题，如抢劫国家机密文件和档案，抢夺枪支弹药，里通外国造成犯罪分子、华侨学校吴涂塔潜逃海外等。)3.关于杨道远同志的专案审查，周总理是有过专门批示的。现在我们要解决杨道远同志的问题，必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必须征求他的同意。这就需要时间和一定的程序。”谢保安说：“薛坦的通报令我们心情沉重，也更坚定了我们为杨道远讨还清白、为杨道远翻案的决心。” 他们为推翻杨道远的罪名，自费到外地找王彩珠（华师原二司头头）、余松樵（原二司情报组内武大“三涛”之一的松涛）等人调查，王、余等曾承认自己参加五一六，并揭发杨道远是武汉地区五一六总头目。这些人有的避而不见，有的写了澄清材料。谢保安说：“这些澄清材料极具说服力和震撼力，触目惊心地还原了曾思玉、刘丰一伙人不择手段地整治文革造反派，把杨道远往死处整的事实。” 方保林、刘汉武、徐宏彩、李莉等人日夜不停地赶写出《为杨道远翻案》的材料。材料完成后，谢保安组织原武汉三中的同学宋德大等，在汉口江汉路中国银行将这份材料抄成大字报，贴了一整天，贴满水塔下一面墙。长篇大字报的刊头和插图，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原二司成员、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家的施江城所画。参加张贴的还有杜良怀、张涛、袁长宏等人。 4月，谢保安补台到团市委任职的消息已向部分基层单位传达。中旬，应团市委书记汤有元邀请，谢保安到团市委与团市委中的学生委员座谈，主题是“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谢保安联系武汉文革历史，做了长篇发言，着重讲述“还我杨道远”问题。此后，谢保安应邀去一中、三中、六中、三十九中、武昌实验中学作报告，反复宣讲“还我杨道远”。一中的李钢和三中的刘钢等同学组织了全市中学生万人大游行，游行口号之一就是“还我杨道远”。这次游行惊动了省市委领导，省委书记宋侃夫将谢保安叫到家里对他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要过头了。”。 4月下旬，为杨道远翻案的一班人在长江日报招待所存身不住，转移到华中师范学院招待所。除原班人马外，新增了原华师革委会副主任刘闯、原体院革委会主任赵子强等人。这时《关于杨道远蒙冤受屈真相材料》完稿。由华师图书馆的原二司成员打字，三中教师王明毅（后任中国法律出版社社长)油印装订，共500份。谢保安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10份，托他转交省委各位书记，余下的请办公厅和省档案馆留存。方保林、张良 691 ==========第22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栋、胡卫平（原四中二司成员）北上河南、北京，找胡卫平的二舅（时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大舅（时任新华社总社国内部负责人），希望通过他们把材料转交给党中央、毛泽东。 谢保安回忆：“直到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我和柳英发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这份材料能上达天听，能感动上帝。所有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们都去争取了，都去做过了。余下的材料，我让三中的董柏华老师拖回他的单身宿舍。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这成为董老师无法辩驳的罪名，因此被判劳教三年。”① 1974年4月5日，市委批转市中级法院临时党委《关于复查处理运动案件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市、区法院军管以来所判处的运动案件处理申诉的任务剧增，要求很急”。为了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进行复查处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要求在市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处理案件小组；各区在区委领导下，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或相应的专门班子®。此后，法院释放了一些两清中被抓的造反派成员，造反派认为做得远远不够。 被打成“小胡厚民”“女胡厚民”的基层造反派有的放有的不放，省委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来说，经在任中央领导过问的，涉及刑事、“恶攻”一类的，即使属明显的冤案，也不予释放。 魏绳武1970年1月在北京被隔离，罪名是“五一六在武汉的关键人物，藏有五一六的保险柜”，同年5月经陈伯达、黄永胜指示押回武汉隔离审查。1974年3月9日监禁四年的魏绳武被释放时，他的感觉是突如其来，没有一点先兆。市委书记田文、市委组织部长惠锡礼找他谈话，他要求得到关于五一六问题的书面结论，田文说“这个问题由中央决定”。市委派车送魏绳武回家，他的妻子拒绝开门，不接受他“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家”®。 吴焱金多次要求释放工造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王锦铭，没有结果，只破例允许他在看守所见了王锦铭一面。王锦铭1970年在北京学习班被逮捕，罪名之一是攻击江青、叶群。他私下说“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被 ①以上“为杨道远翻案”的记述，参考了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莫安德《“还我杨道远”活动情况回顾》（网文，2017年）、《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64页。 ③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61一166、189一192页。 692 ==========第22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潘宏斌揭发①。 对造反派的平反的要求，武汉市委做出了回应。 7月17日，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请示报告》。“报告”说，对“两清”中确实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表示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恢复其职务②。这个工作有些单位做了，如水院；大量的单位或拒绝或推诿或拖延。拖到下半年，批林批孔不宣而止，平反一事同样不宣而止。“有关材料”得以保存，两年多以后又派上用场。 经新一冶头头曹承义、黄家祥等呼吁奔走，一冶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获得平反。3月上旬，一冶设备处开大会，青山区公安分局人员宣布：“1970年2月3日将李开键拘留入狱关押、释放后又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改造，属于错案，现予以平反。”设备处补发了李开键坐牢和劳动改造期间扣发的工资，批准他去上海治病®。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临时党委在丁家显、张建成、王新民、李鸿杰、徐海亮等造反派的促动下，彻底、细致地完成了数百人的平反工作。这一工作全市少见。 水院的两清远远不是“搞过了一点”的问题。文革开始时，全院师生员工近五千人，其中学生三千多人；1974年3月20日有人在行政大楼前的布告栏公布了水院五一六分子名单，人数为446名，其中学生205人，教师130人，工人53人，干部53人，家属5人。《红水院一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一书写道：“文革初期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内定水院“右派”的比例为10%，而水院“五一六”分子占水院师生总数的9.9%，何其相似的数字！这绝不只是历史的巧合！”④。 张建成回忆： 我们在批林批孔中希望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为“两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师生员工平反，上送材料，与院党委领导谈话，到向省委反映情况，都是为了这个问题。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62、134一135页。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66一367页。 ③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7页。 ④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553、540页。 693 ==========第22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我们的态度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很多学生都背了这包袱，伤心地离开学校，有的学生因此而坐牢，如分到江苏的肖名珍同学；有的被逼致死，如分配到云南的陆植钧同学。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省委、院党委，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省委、院党委都恢复了，不能再用文革初期的办法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安定团结，矛头不要针对专案组人员。 水院党委的领导，除张茀承外，都是外面调来的，对“两清”问题是超脱的。张茀承也没有参与“两清”的工作，也是超脱的。因此我们认为存在着解决“两清”问题的有利因素。 对领导不能攻，而是反映、汇报情况，让他们了解“两清”中的问题，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上这些是我的观，点，也是水院在校造反派头头的共识。我到省委宣传部反映水院“两清”中的问题及我们的态度，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焦德秀亲自听取了汇报，他对此给予肯定，并要我做好被整的人的工作，相信省委会解决“两清”中的问题。我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了在云南的丁家显。… 我们的这些观，点，党委副书记魏承厚、崔连贵等都是肯定的，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持这样的认识。 为了领导好批林批孔运动，党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长常树荫任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 学生中的重点人物，派专人去平反，处理材料。一般人员去函平反，请单位帮助处理。一些原专案人员也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原保卫科长李喜尔到江苏处理肖名珍同学的问题，组织部的韩德勇到云、贵、川历时1个多月处理学生中的平反问题，都卓有成效。被平反的学生，多数对学校很感激。 学校教职工中的问题，由各总支负责处理。总的来说，处理得比较顺利① 4月，原二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方保林从哈尔滨回到武汉，5月，他在武大图书馆召集各校原二司头头开座谈会。张建成回忆：“他了解到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6一277页。 694 ==========第229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我院把批林批孔运动与解决‘两清’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依靠党委解决问题，效果较好，要我在会上谈谈情况。我把我们的指导思想与做法作了介绍。”① 华中工学院对两清错案进行了平反。李定初回忆：1974年8月他为两清事去华中工学院，军宣队副指挥长、院临时党委副书记程远对他说，两清的材料我们都销毁了。已分配的学生“凡是搞错了的，我们都统一发了函，大意是：××同志在两清中受过审查，现经查证，××同志在两清中不是‘5·16’‘北、决、扬’。属于本人交待的（材料）退还本人，属别人揭发的和学校转去的材料请当地组织代为销毁。此函请装入档案。②关于“补台”，4月7日王克文接见“反潮流派”时说：“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5月29日王克文在区、局书记会上说：“补台问题，按中央文件，按中央政治局接见讲话精神，不是在哪一派里面找，一定要打破框框，不能在一派内面挑选，按接班人条件挑选。代表性不足，就是把各种不同观点代表人物补台，但现在一律不补，条件不成熟。”④ 批林批孔期间，群众代表补台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只有聂年生一人。省市总工会补台的动作很大，3月，胡厚民、潘洪斌、邓金福、杨连成增补为省总工会副主任，李想玉、彭祖龙增补为市总工会副主任。杨、彭二人可以说是补台，对于已恢复省革委会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另四人来说，只能算增加一项兼职。 1974年3月，赵修、姜一、王克文、陈克东与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李想玉、张立国等研究“补台”问题，有人提议增补聂年生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有人不同意。据聂年生事后讲，“因为张立国反对，朱鸿霞不同意，胡厚民不表态，吴焱金是坚决赞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搞成常委的”⑤。4月7日王克文接见“反潮流派”时谈到聂年生补台一事，原水运学院二司头头刘汉武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反潮流斗争的 ①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8页。 ②李定初《关于我在七○年后办学习班的情况及专案人员的情况（手稿，1977年10月17日）。 ③“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⑤聂年生1974年6月14日致肖佑祥（红反团成员)的信。 695 ==========第23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看法和评价问题。”“现在补台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有拉私人势力，搞宗派主义的倾向，有搞裙带关系的倾向。对此，群众的意见很大，反映很强烈。”① 吴焱金了解聂年生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的经过： 王克文找我谈话，要我去做聂年生的工作。我不去，我说去了也是自取其辱，除非同意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我就去做工作。王克文说：“增补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不可能的，增补个常委可以考虑。”我说：“常委就常委，您说话要算数。”王克文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我说：“那好，一言为定！”我立即赶到电车公司，聂年生、王华珍等人正在那里开会。我叫聂年生出来讲话，与会者一起喊：“不能单独谈，要谈公开谈。”我说：“我找他纯属私事，顶多耽搁三分钟，请多包涵。”我把聂年生叫到一边，转达了王克文的意见，聂年生略一思索，回答说：“可以考虑。”我说：“你千不干？我现在就去回话。”聂年生果断地说：“那你回话吧！”说完他赶紧开会去了。我向王克文报告了和聂年生谈话的经过，王克文笑了。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任命文件很快发下来了，聂年生从此进了市革委会。他进入市革委会比其他造反派头头晚了将近六年。他也没有去做“反潮流”同伙的工作，去了还会遭到痛骂，那些人仍在社会上继续闹。聂年生在市革委会同老干部王克文、伍能光、文祥、黎智等关系都非常好，尤其是和伍能光经常在一起。伍能光后来在一元路给聂年生解决了一套住房，许多人笑称聂年生是伍能光的干儿子②。 聂年生被“补台”后，王华珍所在单位市电车公司给她落实政策，补发了两清时扣发的工资，分配了住房。“反潮流派”里很多人认为，聂、王被“落实政策”，是二人此后逐渐淡出“反潮流派”行列的主要原因。 关于聂年生的“补台”，市委考虑的不是王克文强调的“接班人条件”，而是聂年生在“反潮流派”中的“代表性”。聂年生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退出街头活动后，他就不能“代表”“反潮流派”了。 省委也曾将谢妙福列为“补台”对象，被谢妙福拒绝。 谢妙福1974年5月10日文章讲到他对“补台”问题的看法：“主张 ①参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59页。 696 ==========第231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凡符合党员、接班人条件的，应该成批地进行‘补、提、纳”，“反对搞少数人的封官许愿”。谢妙福说有省委领导给他“封官”，拿来表让他填，被他“理所当然地拒绝”。刘祖平2003年接受老田的访谈时也讲到这件事：“因为我们起来反抗，省委就想着要收买为首的谢妙福，当权派自己不出面，却要胡秀娟拿着表格，来找谢妙福填，说是要给他补台。谢妙福当场就把表格撕了，提出口号‘反对封官许愿’，并说这样搞法是对他的侮辱。” 各单位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在两清“捅马蜂窝”时基本上被清除。1973年8月底王光照向武锅党委书记提出应该恢复自己在厂革委会的职务一一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书记回答：“由于形势的变化，生产指挥组已撤销，所以该职务不好恢复。”①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时，武锅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没能回到原岗位。各级革委会中群众代表问题1974年没有解决，以致1976年5月武重发生厂革委会重新“树旗”事件。 3月，已任团省委书记的张立国在团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团省委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非改组不可。”“团省委要补七个正副书记，十名工作人员，这样造反派就占优势了。”②张立国和时任团省委书记的高玉泽经过努力，只将原新湖大周强兵、彭××、罗思凡，原新华农谈志发，原新武重联司张运生等人作为工作人员调进。张立国要求调原新一中头头、江汉区革委会常委陈德胜任团省委书记，被省委组织部长薛坦拒绝。张立国还打算调原新一中几位学生来团省委下属湖北青年报社、湖北青年杂志社，改变团省委报刊“不正面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局面”，还是因为薛坦，“没有搞成”®。 谢保安回忆：4月初，姜一对我说将安排我到团省委任副书记。我说我连团员都不是，姜一说他知道，并用战争年代火线入党的事鼓励我。他说已和团省委排名第一的书记毛菊元说好，由她安排我入团的事。姜一还说省委将以七四年九号文件宣布对你们的任命。当时很多干部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正式文件。不久高玉泽带车接我去团省委填写入团申请书，毛菊元和张立国做我的介绍人。办完手续，毛菊元对我说，张立国、高玉泽年纪都大了，他们也不安心在这里工作。今后我们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8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57页。 ③2016年杜先荣、田力为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697 ==========第23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一起共事。姜一和我谈话时也讲到张、高二人早就超龄了，不安心在团省委工作，要求换岗，团省委需要补充新鲜血液。4月中旬，团市委书记汤有元邀请我去与团市委中的学生委员座谈，座谈会的主题是“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我联系武汉文革的实际，做了长篇发言。这一段时间内，夏邦银曾告诉我，陈文汉（新一中头头）、董学精（东湖中学二司成员)、庞道铭（邮电学院二司头头）补台到团市委①。 柳英发2019年对笔者说：省委组织部通过潜江县委通知还在农村的我去省委组织部报到。4月8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唐斟生对我说，安排我到团省委任书记。离开组织部碰到张立国，他很高兴，带我去了团省委，与毛菊元等几个书记和一些工作人员见了面。张立国对我说，团省委以后就交给你们了，我们是要去省委的。之后我见到赵辛初、姜一，我说团省委要增加新人，条件是坚定的造反派、出身好，还要有女同志。姜一明确表示支持。于是我到武汉市各区开中学生座谈会，收集材料，准备补台新人的名单。当时传说对我的任命己经印好了。5月4日，团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纪念五四大会，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和谢保安参加，我和谢保安坐在主席台上，还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会前姜一审看我的发言稿，我点名批判曾思玉，极力为杨道远翻案，姜一说这些话先不说，中央表态后再说。我妥协了，事后方保林批评我右倾。 柳英发、谢保安、庞道铭等人的补台后来都没能成为事实。 省总工会副主任朱鸿霞、胡厚民准备安排李承弘、杨业龙去省总工会宣传部，已经通知二人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②。 华工临时党委对造反派头头“补台”一事采取了行动。王富山回忆：1974年夏季，华中工学院临时党委给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去一封商调函，详细介绍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自愿要求到新疆工作的情况，要求把我从新疆调回华中工学院，进入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补台”。新疆自治区党委负责科技干部工作的司马义·艾买提书记看到这封商调函后，当即批示：“像这样的同志，边疆也很需要，不同意调回武汉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把商调函及司马义·艾买提书记的批示发给塔城地委组织部。在这种情况下，塔城地委组织部才决定任命我担任地区农机厂副厂长。 ①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1页。 698 ==========第233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这些情况我事前一无所知①。 批林批孔运动处于高潮时，王克文等省委领导说补台“条件不成熟”，1974年8月中央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在省市委看来，条件就更不成熟了。造反派提出“补台”，意思是承认两清时驱逐了群众代表的现有各级革委会，不推倒重来，不“拆台”，只要求恢复原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职位；而“提干”是要求将合乎条件的造反派工人提拔为干部、将合乎条件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升职。革委会恢复原状都做不到，毛泽东说的“小兵提升”就更难以实现了。 1968年9月中央在整党中提出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同年10月毛泽东说“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1974年造反派再次提出“纳新”，依然没有效果，只有武船林子忠、武钢钟锡钢等少数几个人入了党。张立国1976年7月对新华社记者说：“六九年以来发展（党员）十万多人，造反派占百分之一。”②1982年对朱鸿霞的判决书说他“叫嚷”各级党组织要把造反派“吸收进来，甚至于进党委”，事实证明朱鸿霞等人在“纳新”这件事上的作用仅限于“叫嚷”。1969年九大期间毛泽东亲自过问朱鸿霞入党问题，武重党委说支部通不过他们也没办法，直到1977年朱鸿霞入狱也没能入党。 对朱鸿霞的判决书长达四千多字，所“查明”1974年的“罪行”就是“宣扬”“叫嚷”“五字方针”，仅二百多字。可见“五字方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效果。 一冶造反派推动“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的情形，曹承义回顾说1974年下半年，我们要求的“放、平、补、提、纳”五字中的“放”字在一治还未落实，“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补”、“提”、“纳”还未起步，刚刚热闹了一阵，批林批孔运动转入“深入持久”发展以后，运动就很快冷了下来。这一回合的斗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又失败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个新的花招，将省、市一部分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工作调离。不仅不搞“补”、“提”、“纳”，而是叫造反派“滚”③。 武汉地区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①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②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64页。 ③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42一143页。 699 ==========第23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三节从省委“七条”到省委“六条”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形势下，在造反派的不断促动下，省委于1974年3月4日发布《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七条”)。摘要如下： 一、要结合湖北实际，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 二、要组织群众和干部学文件、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学有关社论和短评。 三、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各级革委会和工农青妇组织的作用。 四、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由刘丰负责，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群众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某些问题冲淡批林批孔。 五、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活动，公安部门要认真维持社会秩序，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六、抢占办公室，冲击和进驻各级领导机关是错误的。 七、省委不赞成组织战斗队、联络站，搞广播车、街头广播站等，不准冲击机要室。 “七条”中造反派最关注的是涉及“两清”问题的第四条。造反派认为：省委总算承认两清中出现错误，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对错误轻描淡写，不敢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两清中所有错误归于刘丰一人，免除当时省委中曾思玉、张玉华、孔庆德、韩宁夫等人的责任，免除肆意整人的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这都是不能接受的。造反派中大多数人特别是“反潮流派”说这个“七条”是“大毒草”。 “工农兵”对“七条”表示了谨慎的拥护，因为“七条”说两清中的错误“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如果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他们难逃干系。3月14日，“武汉地区工农兵”发布《第三号公告一一关于揭刘丰之流的阴谋诡计、破坏团结的公告》，“我们都是无辜者、受害者，不能纠缠于历史旧账”。“两派群众团结紧，无产阶级专政最要紧！”“公告”中的这些说法，与“七条”所说“群众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某些问题冲淡批林批孔”，意思是一样的。 700 ==========第23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武汉1我兵第三号仑告关于指对大流的膜谢，新特的公告 二)祈厨浓"群私在讹大革命钟都上3他行的当，受3他行侧骗挨灯林城，刘丰的整。左决不能再土辛初，王克大的当， 在刘丰身上，们看到的其~个“阳李阴质，Ⅱ是心非，寺石说得 三）我而只同战壕里的战交，打甘本，我砖传收者，打面房老 好：背后入在酱鬼的呀面浙 我徊美老反苦，打美帝，我份是造反考，现在批林批揭曾 刘丰死党为了破坊湖北武以地区的无产阶报大化大草命，斯隅无产的家特致复辟资本主义，格视单命的行湖。从他上台的即 我们民使反者，什4共许某些人传反，不许大御分传反，这是不公平的，师琴々：了小~事件是刘手上台的麻钱，他不是利欧 大开杀 们的于杀，打阳的同表吗？三反将辞列丰又利用你布的手，为林海制造种《阴谋，结果把鲜台加在你粉关上，历历州，历在甘，不斜老记，但我行都关无毒者，兽者，不科缠于历史帐 )、外履：帐就会中志辛初，王克文的计.干扰料争的大方向以结成死。之，刘丰上台以后， 现粧，提远战料廿号： 拿刀杀价情的直~衣，承的的排具草输人配和輪私走造他的反 革命群众要草命、1找兵要革命，大象一不崩革命， 撞资建 革命群众要反，工按兵要反，大棕-传主义的反！ 从中渊利。曾夫后，初文维水其曾刘的衣赫先是最管女箱后是采致执品死虎：把予头作军闪和整品干部，依然捂准有市的阶 革命的厚海无产级位化人革命的城果、1按兵要固无 兔争盖子，往续悬弄人属群私，保自配的乌沙媚，这些阴深广大 产阶领丈化大革命的成果，大家~考纳固无产阶峨文允大草命源： 工农兵群和识破以后，公开盛，来挑群功斗群执，支-表，压派，元尔 两旅勒、团陆紫，无产阶级专琢最要案} 反宋 お批械ん大方向。掲曾械下刊 一天天扩大。我们认为 一)我斗争的矛头是批林械孔揭曾批浏，揭平有市兔斗争 拉心工按兵 为在，王当炮衣.网派轨要革命，大家都要草资铲附守缸 一九七加.三.十地 主义的反， “七条”公布后，造反派在与省市委领导的接触中、在社会上，不断批判“七条”，要求彻底解决两清问题。 3月16日，湖北省委公布“六条”即《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七条”中免除两清中各级领导及专案人员的责任这一条款一一“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由刘丰负责，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一一“六条”中不提了。“六条”明确承认省委在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点名批评业已离任的曾思玉，表示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落实政策，向被错误对待的广大干部、群众道歉。 “工农兵”坚决反对省委“六条”。署名“武昌白沙洲地区革命工人”的大字报《关于湖北武汉的六十个为什么》说：“六条为什么在某些人的强大压力下出笼？”六条去掉“两清错在刘丰，与下面干部和专案人员无关”这一条，“是不是为了镇压广大革命群众？”3月30日“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革命工人”所印传单《冲破一切阻力，杀向批林批孔战场！》，指责赵辛初“妄图全盘否定‘两清’和清队的伟大成果”。4月9日发表的《武汉地区工农兵第四号公告一一猛揭狠批赵辛初、王克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说：“‘两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绝不允许 701 ==========第23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赵辛初、王克文之流借揭露刘丰干扰‘两清’运动，搞扩大化的罪行，不是正确解决‘两清’过了一点的问题，而搞一风吹，妄图全盘否定‘两清’运动的伟大成果，实行其为‘五·一六’、‘北、决、扬’翻案的罪恶目的，这是炮打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最大右倾翻案风，必须迎头痛击！坚决捍卫‘两清’运动的伟大成果。”4月20日发表的《武汉工农兵第六号公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说：造反派大喊“两清方向错了”，赵辛初、王克文表示支持，这是“妄图为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省、市委屈于压力，放弃正确的‘省委七条意见’，去迎合一部分人的要求，提出否定‘两清’的‘六条草案’，实质上是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大方向错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在押的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统统放了出来，这些人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① 大多数造反派肯定“六条”。3月20日“杜则进”发表文章《我们怎么办？一一兼评“六条”》说：“省委的‘六条’总的来看，前进了一大步，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六条’的产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省委不断促进和推动的结果，是赵辛初、姜一、赵修、王克文等革命领导干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初步成果。” “杜则进”文章对“六条”也有批判“站得不高，没有充分面对湖北‘两清一批’恶果严重的基本事实，不敢承认绝大多数都整错了，不敢指明湖北‘两清一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六条’应立在事实之上，附列材料，有上述那种全省性的统计一般材料，也有电信局汤玉莲之死那样典型的材料，这样作将使得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明确起来。”“‘六条’只提‘两清’不提‘一批’。采取了回避问题的态度。‘两清’与‘一批’不可分割，湖北的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面更大，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一批’是‘两清’的基础，这个账不算不行。”“既承认‘两清’方向路线错了，又讲什么决不能一风吹、‘翻烧饼’，这是什么意思？…搞错了的东西必须一风吹！颠倒了的历史必须翻过来！”“‘六条’不加分析地提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发挥工、青、 ①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1页。 702 ==========第23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妇作用，实质上维护了‘两清一批’搞的权力再分配。” “杜则进”文章批评了把“六条”称为“黑六条”的造反派：“有极少数长期受林彪死党迫害较深的同志…他们在对‘六条’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修改意见的同时，也不自觉地用感情代替了政策，把‘六条’的缺点、错误看过了头”。 “六条”公布的第二天，张立国和顾建棠商量，我们支持钢派攻三办，新派也要行动起来。3月22日，新派头头在湖大开会，决定“搞两清黑材料”。后来他们从省市委运出省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的大批 材料D。 文革后武汉官方的党史大事记认为，省委六条是引发武汉地区“党委造反”的直接原因：六条“传达到武汉市县、团级党委，许多基层党委怕再犯‘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纷纷发表《造反公告》表示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② 王克文1993年1月回忆：“省委提出了一个适合造反派口味的‘六条’(草稿)，我同意并支持了这个草稿。这个草稿未正式下发，便被中央批评制止了。”® 1974年5月29日王克文谈到中央批评省委用“六条”代替“七条”：“中央表扬七条内容、产生办法、群众代表的态度，中央非常满意。”中央还表扬省委通过“七条”的会议，“你们那次会议那样好，为什么后来又要搞个六条，并且限定中央三天答复”？王克文说：“我们承认错误，不该搞六条的，我们顶不住。”④ 4月1日，赵修、信俊杰、王六生、刘建勋四人按中央要求进京，初步汇报湖北的问题。后杨得志、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韩宁夫、王克文、张震也到北京，开会五十多天。5月20日，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等15位中央领导接见湖北领导人。赵修检讨说：“我们不应该把两清扩大化说成是方向路线错误”。中央首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60一272页。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63页。 ③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一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09—810页。 ④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703 ==========第23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长指出：“‘两清一批’的错误虽然不是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不能说轻了，你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主席指示搞过了一点就是说扩大化了嘛。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说的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嘛。”“张玉华同志，群众对你的意见不少，你回去作一个好的检讨，对马兆昆的意见也不少，给他带个信，两清扩大化的错误责任不要往下推”①。 这次接见前，经几位中央领导人反复修改的《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文件已经形成，接见后正式定下来。 从中央首长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湖北领导人在北京就两清一批的性质争论很久，两赵一王的意见亦即“六条”的提法一一“省委在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否定。被“六条”删除的“七条”中的条款一一“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由刘丰负责，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在《指示要点》中重新提出。 5月26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和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指示要点》主要内容是：对林彪死党刘丰的罪行，是捂还是揭，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刘丰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北的代理人，那种刘丰“影响不大”或“流毒已经肃清”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为“捂盖子”作辩护的错误言论。曾思玉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好人犯错误，对曾思玉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不能责怪他们：在纠正扩大化错误时，也要防止“一风吹”。在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各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攻击：革委会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代表性不足的今后应当在思想上真正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能拆台； “七·二O”事件不能翻案，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各级党委要充分相信和 依靠群众，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①《湖北省委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记录稿，1974年5月25日）。 704 ==========第239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赵辛初、赵修、王克文、王六生、张玉华“在大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①。张玉华的自我批评是讲自己在两清中所犯严重扩大化错误。 会后，赵修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任省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要求他们按照《指示要点》做群众的工作。 6月4日，省委办公厅发出《湖北省委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几点意见》，就造反派提出并争取了近三个月的“五字方针”，还有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问题，正式表明了态度：“补台的问题，还是老、中、青三结合这个原则。要讲代表性不足嘛，还是年青的代表少了一点。不是那个派这个派的代表，也不是这个观点那个观点的代表，而是要思想上的大团结”。“平反、补台、纳新、提干不能混为一谈。平反，错了的当然平，你过去是啥职务就是啥职务。至于提干、纳新要按五条，不能混为一谈。”“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问题，成立这个办公室容易引起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的对立，己经搞了的要说服，做好工作取消，要弄通思想，方针是缓和矛盾，不要使矛盾激化。” 省委“几点意见”实际上否定了造反派提出的“五字方针”的实质要求省委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正确对待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造反派，也否定了批林批孔办公室一一这个造反派与当权派协商解决各单位两清问题的新型机构。 6月5日，杜则进发表长篇文章《争取更大的胜利一一学习中央指示要点》说：“《要点》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湖北、武汉全体军民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两派群众都表示拥护《指示要点》，都将它称为“红七条”。此后街头活动减少，两派逐步撤除街头广播站。 第四节 “党委造反” 1974年3月下旬，武汉地区兴起基层单位“党委造反”风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罕见。 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认为，省委六条是引发武汉地区“党委造反”的直接原因。 ①参见省委办公厅《湖北省委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几点意见》(1974年6月4日)。 705 ==========第24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最先“造反”的基层党委是一冶党委。 王绍光在《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中，将一冶党委在全市率先“造反”继而引起风潮的原因归结为省委书记赵修的“强迫”： 3月末，他在第一冶金公司发表了一个强烈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迫公司党委做出特别的姿态来证明其对造反派的支持：公司宣布它要成为一个“造反党委”。没人知道“造反党委”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其他单位困惑而焦虑的领导干部则把这件事看成 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1966年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如果他们不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姿态，就可能在第二次文革当中再次被打倒。他们认为，要想平安度过危机，除了仿效第一治金公司之外别无他法。因此，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几百个单位的党委纷纷发表“造反宣言”。因为这些事不过是象征性的表态，所以那些政府组织都极力扩大其影响。接连几天，武汉的主要街道挤满了他们的游行卡车。生产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①。 一治党委发表《造反公告》，一治造反派头头曹承义认为这件事所以出现，有“赵修的支持”，有一治造反派的促动，更主要的原因是一治党委主动的理性的考虑：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中，三位一治造反派头头一我和一治革委会副主任王雨波、工会副主任李诗波同心协力，在一治掀起新的运动高潮。党委书记徐扬见运动来临，就住进了医院。文革中的当权派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运动。由我们带头做林维、董书立、胡德安等一冶主要党委成员的工作，他们在省委书记赵修的支持下，陪着我们三人，参加一冶及各基层单位党委组织的批林批孔报告会，由我在各级会议上进行批林批孔的发动工作。我和王雨波、李诗波晚上还经常到红钢城百货大楼前街头的广场进行公开演讲，武钢和青山地区的干部、工人群众都自发前来听演讲报告，点燃了整个青山地区批林批孔运动的烈火。 一治党委还让我们参加一治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我们用毛主席文革以来一贯的教导，启发一冶两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造反；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基层党委造反；基层党组织出了修正主义，党员、群众造反。在省委赵修书记的影响下，一冶党委走上街头造反游行。几十辆高举“一治党委造反”大旗 ①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一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06 ==========第241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的汽车冲向武汉三镇街头、冲向省委，向省委发出了造反信，创造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新气象。连续几天，带动武汉三镇许多单位的党委先后上了街，纷纷表态，否定前几年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路线，支持造反派提出的河南经验：“放、平、补、提、纳”。 一冶党委成员为什么要走向街头造反呢？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一是省委主要领导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形势是大势所趋，不会犯很大的错误。 二是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争取主动，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是在文革运动搞“三支两军”的军代表当政时期干的，与刚恢复成立的党委无关；再说这次运动造反派的矛头也不是对着党委来的，如果坚持与之对立，这把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三是批林批孔运动与1967年的“一月夺权”不同，造反派头头无非是想要“放、平、补、提、纳”，而这一切的主导权还在党委领导下，并不是要把党委推倒重来①。 举着“××党委造反了”之类的横幅和旗帜，组织车队上街游行造声势，到省委递交“造反信”，成为武汉地区各单位党委宣布“造反”的通行模式。这一模式的开创者也是一冶党委。 继一治党委之后，武汉地区有影响的武钢、武重、武锅、长航等大单位的党委宣布“造反”。吴焱金记得的宣布“党委造反”的单位还有市燃化局、市建工局、市财政局和市二医院。向省市委递交的“造反信”的重点，一般都是要求省委、军区迅速彻底纠正两清错误，正确对待造反派。 彭绍鹏认为各级党委“造反”有一个内在原因：1968年至1973年全省上下军代表当政，他们压制造反派群众，也压制地方干部，批林批孔给了这些干部一个出气的机会。彭绍鹏回忆：“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在武钢工人剧院召开了批林批孔大会，对以康星火为首的一些军代表提出很强烈的批评。因为他们好几年来，在康星火等人的控制下，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个人方面，同样受到很大的压抑，憋了不少的气，使他们对造反派的遭遇感同身受，在对待造反派的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② 武钢机械总厂党委3月29日对省委、武钢党委发出《造反公告》，语气与造反派的大字报相似： 我们武钢机械总厂党委严正声明：我们再决不当你们推行修正主义路 ①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39一140页。 ②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72一73页。 707 ==========第24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线的驯服工具，再决不当散布你们黑指示的传话筒，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站在批林批孔第一线，对你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坚决揭发，彻底批判，对于你们的复辟行为，我们就是要造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为此，我们强烈要求： 一、湖北省委、武钢党委必须立即召开省委、公司党委扩大会议，深刻检查、彻底交待在“两清一批”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炸开湖北、武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闷盖子！ 二、坚决揪出林彪在湖北、武汉的死党刘丰及其同伙曾思玉、方铭、张昭剑，深入批判他们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三、军区“三办”是残酷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搞反攻倒算的黑指挥部和黑参谋部，我们坚决支持革命群众进驻“三办”、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并勒令“三办”妥善保存镇压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不准私自处理，不准转移，更不允许烧毁，否则后果自负！ 四、彻底揭开方铭在我厂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黑幕！ 五、强烈要求湖北省将刘丰的黑千将方铭、阎超山、马兆昆、刘志交给武钢机械总厂广大革命群众揭发批判！ 六、省委必须加速落实政策，对受林彪反革命路线迫害的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公开平反，行文全省恢复名誉。大胆启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并吸收他们参加对运动的领导。江涛、王敏青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武钢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对任爱生、杨道远同志的问题，必须迅速作出答复！ 七、目前，湖北、武钢刮起的右倾翻案、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妖风，严重地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给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这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变换手法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强烈要求省委、公司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造反派对本单位党委“造反”都持欢迎态度，但对一窝蜂似的拥上社会，或迷惑或警惕或反感，有的甚至表示反对。 张建成回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以张茀承副书记、侯发亮常委为首，也组织一些人，乘大卡车到党、政、军首脑机关去造反”，张建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水院造反派当时的口号是“立足基层，关心社会”。 708 ==========第243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6年10月以后清算文革，“那些所谓的主流派到军区、省委造反的行为，却什么事都没有”。“在整我时，说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制定了‘立足基层，关心社会’等反革命策略，说我是反革命两面派！”① 王光照回忆：“这些大单位不惜工本，大量印发“造反公告”，唯恐知道的人不多，还组织几十辆、上百辆汽车上街游行。时间集中，步伐统 一，口径一致，开创了有党以来下级向上级造反的先例。荒唐事？新事物？福耶？祸耶？连造反派也感到茫然，搞不懂，更不必说不同观点的群众了。我始终觉得蹊跷，又找不到这事发生的来龙去脉，成了一个谜。”② “反潮流派”的王华珍4月7日对王克文说：“现在很多党委飞车跑步亮相，宣传车几十辆、上百辆的汽车在大街上成天游转，以这种方式表 示他们造反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省委要制止。”® “工农兵”反对“党委造反”，因为这些造反的党委无一不表示要正确对待造反派，要纠正两清一批中的错误。他们认为：“‘党委造反’是绝对错误的，党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领导批林批孔，不能放弃原则，支 一派、压一派，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章迪杰这样评论“党委造反”：“一时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大有倒转乾坤之势。”④汪扬说：“党委造反的把戏，我们早已识破，造反是假，保自己是真”⑤ 王克文5月29日在武汉市的区、局书记会上的讲话，可以看作省市委对“党委造反”的态度。他说：“对党委造反问题，不要表态，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大家非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欢迎批评。”⑥ 文革后，武汉地区的“党委造反”被主流舆论说成史无前例的闹剧，其实当时在大多数群众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毛泽东1965年10月以来多次说过的“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为人们熟知，基层党委对“两清中犯错误”的曾刘、省委造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指示。造反派当时的疑惑、反感，不是针对下级造上级的反这种方式。文革已经八年，造反派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体会到，对当权派的所有作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①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9一280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96页。 ③“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4页， ⑤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2页。 ⑥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709 ==========第24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五节“攻三办，促省委”0 1974年3月初，造反派内的所谓“主流派” “三厂一局”（武重、 武船、武锅和市电信局)的原工总成员发起了“攻三办，促省委”行动。 由武锅的王光照、孟运通、杨逢春、王庆庭等人发起，邀请了武重的刘传福、纪星民、陈长庚，武船的李承弘、贾传亨、彭万年，电信局的方景清、刘闯等，二十余人商量如何揭开湖北两清一批“这个沉重的大盖子”。 大家认为，批林批孔运动联系湖北的实际，首先应该深入、彻底地揭发批判刘丰利用两清一批否定文化革命、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具体、细致地纠正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道歉、做结论”。“突破口就是曾、刘麾下大整革命造反派的御用工具一一两清办公室也就是军区三办。” 会前朱鸿霞得知此事，训斥他们说：“又在标新立异、瞎胡闹，惹出什么纰漏后果自负。”参会者表示：“我们知道朱的处境，从爱护他的角度出发，哪会请他点头呢。群众运动，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群众自主地运动起来，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 次日下午，三厂一局的人马在武锅厂前广场集合，来到军区门前静坐，要求军区首长接见，要求三办负责人出来讲清问题。不多时，消息传出，军区门前人山人海。等待时，王光照等不断以“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名义写出简报，送到武锅印成传单向全市散发。在“攻三办，促省委”过程中，代表团随时以简报的方式将新动态向社会传播。 第二天上午，冒着风雨、忍着饥寒等待一夜的工人冲开哨兵把守的大门进入军区大院，找到副参谋长郑志士。郑答应向首长汇报，安排时间接见。 3月27日下午，军区副司令员吴瑞山、郑志士等会见了“攻曾刘办代表团”。工人们要求弄清与三办有关联的五个问题：为什么“暂不传达” 中央1970年20号文件？社会上为七二O事件翻案的根子何在？刘志在红 旗饭店的讲话是谁指使？1972年5月马兆昆还在全省政工会上说要“有组织、有步骤”地继续搞两清，是不是对抗毛主席指示？北决扬问题，“究竟是谁搞了假情况欺骗中央”？工人们“强烈要求军区党委同意把原‘曾刘办’的主要负责人马兆昆、刘志等人和我们一起座谈，弄清一些极端重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五十九、攻‘三办’，促省委”，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十八、1974年促省委、攻三办”，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91节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710 ==========第24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要的问题，彻底揭开武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表示“攻不下来是不能回去的”。晚十点半，吴瑞山、郑志士对工人们说：“军区常委决定，由张玉华、马兆昆、刘志等和同志们一起批林批孔，共同揭发 批判刘丰”①。 “攻三办”初见成效，第二天下午，三厂一局的工人造反派二百多人举着“促省委批林批孔”的横幅来到省委门前静坐，要求省委领导出面听取意见。晚上下雨，工人们进入洪山礼堂避雨。李承弘回忆：洪山礼堂“大会议室内在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矛头直指张（玉华）、孔（庆德）等人，我们进去有兵临城下之意。后见会议是马拉松式的，很久不见结果，这时我们开始陆续进入了扩大会议会场，由于有默契，非会议人员进去也没人管，会场完全乱糟糟的。军方人物始终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进去，他们干脆不言不语，形成僵局。这样相持到很晚，赵辛初要我们退回去，等待结果，我们坚决不走，要在此等省革委会形成决议后再回厂。”深夜，省委办公厅秘书、政研处长李德裕称赵辛初明天九点接见，安排工人们住 进省三招。 向全市人民告捷 第二天来的是朱鸿霞， (第五号简报) 同志1，我们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在二十七日深夜十一点许，山武汉军区首长派 “他老大不高兴地绷着脸”， 出交通车，将我们送回驻地。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满怀脊对武汉军区党委高度信任的感格，满怀着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必胜的信念，我们向全市人民告排：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张玉华、马兆昆、刘志等同志和攻“曾刘办”代表团一起，揭发批判曾思玉、刘丰推行的林憋 “叫大家取消行动，等待省 路线。 这个初步的胜利，是武汉军区党委内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首长和大指战员 委研究：你们有很多情况不 网我们共同战斗的结果，也是我们全市革命群众共同战斗的胜利！ 我们现在向同志们简路地报告议次接见座谈的情况， 二十七日上午，武汉军区党委派来群工部杨副科长传达了军区党委的指示，准于下午接 清楚，辛初同志接下的是块 见《赴武汉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部分代表。 下午二点钟，代表们进入了武汉军区。当军区三位首长：吴副司令员、郑参谋长、张副 烫手的山芋，别人惹的事， 主任来到会议厅时，向代表们表示欢迎。（参加座谈的还有新华社武汉》社张副社长，记者于登建、李少愈同志，还有长江日报副社长费炳献、总编室副主任登国栋等五位同志。)郑参谋长说：“昨天上午和几个同志见了面，回去后向军区领导同志汇报了，党委要我们 造成不小的后遗症，让他来 三个人来听取意见”。然后由代表发言。首先向三位首长表示感谢，接者明确说明了我们的目的和要求。我们认为：当前武汉市批林批孔运动形势很好。广大苹命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林彪及其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所推行的“克己复礼”的极右路线展开了 还债，有些债有的人还不认。 蕉烈的进攻。为了深入开展这场伟大的斗争，我们强烈要求军区党委同意把原“曾刘办”的主要负责人马兆昆、刘志等人和我们一起座谈，弄清一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彻底揭开武汉两个 定要相信省委，不能急， 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代表们向首长摆出了大量的事实，特别是要求弄清原“三办”和扣压中共中央70年(20)号文件的真相。我们要求马、刘向我们说明，究竟是谁作了“暂不传达”的黑指示？汇报到这个情况时，郑参谋长问：“除了武锅以外，其它厂是不是这样？ 不能帮倒忙”。工人们说： 代表们纷纷指出，不管是武重、武昌车辆广、电信局、省水电局修配厂、武汉胶管厂或是其它厂整个武汉都是这样。代表们说，我们今天是第四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定要给我们 一个明确的回答。 “问题的因因果果你老朱比 郑参谋长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搞清楚？我们一定向军区党委汇报，一定要摘清楚 我们更清楚，盖子不揭开， 代表们指出：从2月17日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这说明了1.军区内有阻力，2.这种老办法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把马、刘找来那么就立即能回答出来了。代表们指出：为什么军区把“三办”撒了？是否是阴谋？那个“三办”的徐健前不久还穿着便衣，戴着大口罩在13号楼 曾、刘不批判，说什么都不 房边搞侦察。并且再次提出问题：扣压中共中央文件是什么性质，请首长讲一讲。 郑参谋长说：“拖也拖不了，欠了账拖得了吗？！接着代表们指出第二个问题：当前社会上出现为7·20翻案的错误倾向，我们认为根子在上头。（当场读了《曾刘罪行100条》中的第 管用”。“老朱见大伙执意 80、81条。)刘志说了很多屁话的。就需要把他搞清楚。 如此，不能再说什么，同李 ①赴武汉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向全市人民告捷（第五号简报》(1974年3月28日）。 711 ==========第24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德裕一起走了。” 王光照回忆：工人们在三招等了几天，省委不再理睬，军区主要领导人却接见了我们。杨得志表示：林彪路线对支左工作的影响，刘丰的罪行，“请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不护短，是部队的问题，该检查的一定检查，该改正的一定改正。”王光照揭发刘丰扣押中央1970年20号文件，批示“暂不传达”，“杨得志严厉地转身问旁边的副政委张玉华：怎么一回事？有没有这回事！”“张玉华终于嗫嚅着承认有其事”。“杨指着张狠狠地训了起来：竟然有这样的事，太胆大妄为了。…你在这个问题上，结合地方上同志们提的问题，要好好检查，绝不能含糊敷衍。张玉华在杨司令的震怒下，颜面尽失。马兆昆、刘志、徐健等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往日打压造反派的那种淫威消失得无影无踪。”工人们针对三办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九二七指示是怎么出来的”，1972年“刘志在汉口红旗饭店动力培训班上明确地说我们这些人是武汉的祸根，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1972年首义路学习班“把我们这些八杆子够不上的群众代表当林彪死党来整”。马兆昆、刘志、徐健等一一回答，揭出很多“骇人听闻的内情”。杨得志、王六生最后说：“大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部队里有些人当然也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死党刘丰的干扰破坏也是严重的。我们会严肃认真地对待，欢迎大家本着爱护子弟兵的立场，热情地提出批评和帮助”。“以后有些情况我们会主动地找同志们做进一步的了解，一起努力，联系实际，深入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 李承弘说：军区群工部魏部长通知攻三办代表团这一天去军区，是去参加军区决定给原三办主要成员办的三天学习班。学习班在武汉军区炮兵司令部大院举行，还有新派的龙梅生等人参加。 李承弘回忆：这一天“上午主要是群众代表发言，控诉三办镇压造反派罪行，以李向阳、龙梅生发言较为突出。三办的人在造反派发言中也当场回答对他们的责问。”刘志再次承认1972年在骨干培训班上的那一段讲话，“刘志话一出口，我头皮一炸，张体学真说谎了，而且说得那么自然，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张体学在首义路学习班上“对刘志讲话一口否认，说根本不会说那种话，张体学为了证明他说的不错，大谈文革中与造反派的友好经历。当时我是相信张体学的，认为他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 712 ==========第24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方诸侯，在大庭广众之下总 这也算是揭发？！ 不会说谎吧。”“从此我对中 (第九号简报) 共干部的任何讲话，都会在脑 第八号何报已经报道了徐建关于“三办”概况的交得，予件了刘心、马兆心、你地的时发交持材料将登我在第九号简报上。然而，编起九号简振来，却地非常维，佩因饮在户，从 海深处先打下一个问号。”“张 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多，都是他们在讲，六七个仲实的东两，很是必杂，长向儿空湖，他们互相补充、打岔，不说挂一湖万，也是挂一羽十，实在雅以记录，我1俯简单了，会使群众失望，编详细一点吧，力不从心。反正尽我们的努力来编这一期简报吧。 玉华在会上为了推卸‘两清’ 在他]揭发之前，沈复立同志首先提出了我们的婴求，他说，首必作，行必果，排了就要做并。时间抓茶，问恩绑中，你们统谈谈曾刘是怎样通过你们这个机构推行“光已红礼”、 中的责任，不承认犯了方向路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极右路线搞复辟、热倒退的罪行，想到那里统讲列那吧。 首先，刘志交待了从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省办“毛择东思想学习班”的问则。他说： 线错误，说‘两清’是内伤， 这时刘丰已经揪了出来，曾上了城船，陷得很深。毛主席指出“又热过了一点”，省政工组要调查“又搞过了一点”的情况，就借“三办”的人，我去了，调查了四个单位，（水电学院、武机、化四院、孝越柴油机厂)，打击面太究了，向省委写了个报告，曾思玉在报告的 是自己人伤了自己人。他还打 上头批示了，我讲的不是原文，是现点，第一个意思是，你们桃选的单位不典，不他代表湖北的情说，还有一个意思，不同意打击面宽了。他在封皮上写的密密来麻的，以件在省里。对主席讲“又搞过了一点”采取抗拒的态度。 了一个比喻，我今天还记得。 经过调在，我们协助政工组写了一个35号文件，五月十七日下发的。这个文件的根据是 因个单位的壶，原“联办”大事件组的汇报以及一些地区座淡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打击 张玉华说部队打仗发起总攻时 面、批的面、清的面、五不准学习班的面都宽了。荆州在万人以上，层层列大水件，直到公社，冲人武部也算大那件，所训指挥者、组织者牵涉进去，就办学习班，一个利州地区有这多人，全管有多少，就可而知。省里专案，立案批斗的有九十余起。专案立多了，批斗宽 是大炮猛轰一阵，然后步兵发 了，挂的久了。起草35号文件，強强调①解决“又搞过了一点”要试点，②婴抽亚点清左。亚点济衣的面也宽了。重点游在的思趣来自于曾思玉，的指示妥亚点清在。省里在揪出刘丰后，省委工作会议有个记要，曾的思想指导下，除了多了、宽了、久了以外，他说有些单位该 动进攻，虽然炮兵延长了射程， 查的还没有在出来，要继续清在，游查其都后指探者和操纵者。③婴对过去的大水件进行一次清现。过去的一系列大非件一仆以中央13号文件为准，凡是“5.16”的行鄂行的，作为亚大案件，进行游理（不再叫大那件了），报省里批准，过去批的不符合重大案件的，各单位敬 但很多炮弹还是落在自己的步 ，报省里备案，凡是婴定份子的，下面无权，报省里批谁，地市县一仆不准再办学习班，各地区有一、两个婴办的，可以报省里批淮。首义路的学习班，就是省里办的亚点清查的学习班。罪行是曾的。 兵头上，自己人伤了自己人， 1 所以部队常说一句话：杀敌 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1974年4月2日) 三千，自伤八百。张的话外音 很明确，杀敌三千自己就伤八百，多大的比例，而‘两清’只是清了一批人，按此比例还不算多嘛！” 李承弘回忆：“下午还是发言，但时间不长，杨得志、王六生带一批人来了，其中包括夏邦银等群众代表。杨得志开口讲了一些当时的官话，记不得有什么突出之处。而郑志士这时把我们三厂一局几个头叫出去，一开口就说：‘杨司令接见后此事就算完了。’我们讲：‘不是说好三天，怎么又变卦了呢？’郑很直爽地讲：‘算了，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们不就为了造个舆论、搞点政治资本吗？’我们仔细一想也是，目的己经达到，见好就收吧。”“杨司令礼节性接见完后，我们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斗争就算结束了。” 李承弘等人事后得知，三办学习班突然结束，是因为中央通知赵修、信俊杰、王六生、刘建勋四人4月1日进京，杨得志、赵辛初等军区、省委主要领导人随后去；中央着手解决湖北问题，形势会发生变化。 “攻三办”再见成效，军区领导人接见的第二天上午，工人们再次来到省委门前，“再次吁请省委主要领导人接见，要求省委联系实际，就 713 ==========第24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我省两清问题，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曾思玉、刘丰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造反派一个清白”。王光照回忆：“省委还是派李德裕出来敷衍、搪塞”，“劝我们再回三招等待，大伙拒绝了他的建议，齐声大喊：上北京，告御状！”“我们按计划，集合人员从洪山礼堂广场出发，徒步开始了北上告状的征程。”“告御状”这个词是从李庆霖1972年给毛泽东的信里学来的。 下午五点二百多人到达黄陂县城关，县委书记按照省委要求拦下这支队伍并安排食宿。当夜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赶来请工人们回去，朱鸿霞说：“行，真的行，甘拜下风，回去吧。省委的确被触动了，从来没这么爽快，今天紧急地主动地四处把我们找到省委，决定接受大家的意见，要揭盖子了。”胡厚民说：“你们这一军将得好，辛初同志赶忙找我们商量，省委决定揭盖子，真刀真枪地把湖北的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是省委派我们来接大家回去。”这支队伍随即回到三招。 王光照回忆： 促省委的队伍自行解散后，我在三招同承弘、姚光盛、杨逢春、王庆庭等人留下一段时间。我个人把“攻三办、促省委”以及首义路座谈会期间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汇集一起，写了两篇比较长的大字报，一篇是《放心与满意》，一篇是《爱人还是害人》，矛头直指曾思玉、刘丰、张玉华，用武汉造反派邵正茂（少正卯的谐音)写作小组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由写作组成员、武汉制药厂工总成员丁远芳和徐大胜安排人力，工整地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文革中武汉最著名的水塔大字报墙上，一时引起轰动。 没料到在水塔贴出的两张大字报刺痛了张玉华，连同在杨得志面前对他的揭发，造成极大的后患。在1976年十月事变后“揭、批、查”的日子里，张玉华到武锅，气势汹汹地，点名要把我“丢进去”（关进监狱）。 “攻三办、促省委”代表团解散后，李承弘等一部分人认为曾刘是死老虎，而张玉华是在省委任职的活老虎，“以他为首不承认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补台、入党纳新他更是拦路虎，张玉华等不下台或退出地方，其后患无穷。”李承弘回忆：“为此我在‘邵正茂’提供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重组了一个材料组，转战在武大图书馆、印刷厂等单位。为了动员全市力量，我在市房地局作了一个动员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攻打张玉华的方案，得到与会者响应，武汉街头巷尾也出现了批斗张玉华的大 714 ==========第249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标语。” “攻三办、促省委”行动是由钢派成员进行的，新派头头闻讯也行动起来。 顾建棠回忆： 3月17日或18日，我见到张立国，问他知不知道“三厂一局”攻三办的事，他说：听说了，我们也要搞。我说钢派“三厂一局”攻三办，方向对头，我们要支持。张立国说：那当然。 3月22日，张立国在湖北大学31号楼召集新派头头开会，到会的有张立国、吴焱金、顾建棠、张维荣、严常、林子忠、于昌禄（市机关红司成员)、傅廉、曹承义、彭勋、薛存元（新武重联司头头）等。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商讨对“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态度，二是商讨我们如何搞两清黑材料。大家议论，都认为对攻三办要肯定，要支持，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钢派行动得快，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我们怎么行动，市档案馆于昌禄说：市委有一批两清一批的材料，是十五军留下来的，放在市委机要室代管，可能还没转走，这事是确实的。多数人认为可以搞。最后张立国拍板：就搞这批材料，明天就去。并决定由林子忠当总指挥，彭勋当顾问，严常当秘书，薛存元任副总指挥。 3月23日，林子忠带着武船、武重的工人来到市委向市委副秘书长赵铁夫说明来意，赵铁夫请示后传达市委常委意见：封查两清一批材料是革命行动，同意查封。林子忠等随即进入机要室，将方铭等撤走时留下的两清一批材料贴上封条。下午王克文接见，“在与大家谈话中，王克文主要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所出现的问题，曾、刘在湖北打击地方干部的行为，并说刘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解放军。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听毛主席的话，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林子忠、彭勋要求查看这批材料，王克文同意办好交接手续后运出查看。3月24日，双方共同清理出两清一批材料两千多份共三万多页。林子忠给机要处长写借条后运到长办南京路招待所，组织人力查看抄录。 4月4日凌晨一点，市委秘书长栗栖向林子忠传达周恩来电话指示：把抢走和运走的档案材料立即送回。林子忠等“很不理解”，经商讨，同意了王克文的决定：“先把原件全部送回，手抄件下一步再讲。”上午九点交接完成，机要处长开具收条，机要处工作人员清点后说：真没想到， 715 ==========第25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没少一页。 从市委运出的两清材料还在清理抄录中，3月31日，余明生（原交通联司二号头头)、黄金善（市工业安装公司原红工头头）、罗世栋（原政法尖兵头头)、李苏民等，从省委五号楼运出了一批无人看管的两清材料。 余明生回忆：此前“省委书记姜一、赵修等领导答应我们，将武汉军区三办转来的两清办公室的‘两清’运动中整干部、整群众的专案材料给我们作大批判用，并同意群众组织派代表（要求是党、团员）参加整理。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未见领导来找我们，打电话秘书挡了驾。我们到存放材料的省委五号楼观察，发现原先的岗哨没有了。为此，30日晚上我们在交通厅楼上开会，商讨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搞出来。当时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的，会上听了顾建棠和林子忠的意见，基本同意不去搞。”据顾建棠回忆，他和林子忠的意见是应该像到市委要材料一样，争取领导支持，不要自己去冲省委机要处。 余明生回忆： 31日上午9点左右，我和黄金善、罗世栋、李苏民等先去省委五号楼， 一瞧，里面没有人，门也没有锁，有几个办公室都放着箱子、麻袋等，还有些材料散放在地上，也有红头文件。我告诉大家不要动，等我打电话给省委领导后再说。 于是我先后打电话给姜一书记、赵修书记和组织部长薛坦，都是秘书接的。我在电话里讲：关于两清材料问题，请领导来五号楼商量。但没有回音。我最后电话里讲：如果再不来，我们就把材料运走了。 同时又打电话给新华社武汉分社，请他们报告周总理：关于两清材料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省委领导，他们不理，材料我们运走了。 随即我要黄金善、李苏民通知车辆来五号楼，将材料装车。当时没有人干涉、阻拦，顺利离开五号楼。车开出后，往武钢方向开，再经汉沙公路到仙桃停下。我通知大家休息，找黄金善等商量后，让黄去仙桃船厂把厂长张国平（交通联司船厂一号头头）、党委书记陈光清找来了。在公路上商定，派鄂25号船转运材料。当时在仙桃将材料装上船开往武汉，汽车上的人员全回汉口，等候通知。 4月1日，我告诉傅廉关于材料的情况，并要他去找省委领导商量：材料仍运回省委，找个地方由我们派代表参加整理。 716 ==========第251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后来傅廉告诉我姜一等领导的意见：第一、省委没有地方，就在船上整理。 第二、省委派省检察长房肇义同志（省两清办副主任)负责，并带两清办的两个人员一齐上船。你们也派代表（党团员）参加。 第三、船上工作人员生活补助按省委会议标准。 后来我到船上开了个小会，按省委意见，房肇义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玉珍为副组长，余明生负责生活。 5日凌晨傅廉对我说，中央电话指示：抢走、运走的两清专案材料一律全部运还省委，不得复制、转移、销毁。当即我们传达指示，落实行动，把全部材料运还省委了。 但李苏明说他经房肇义检察长同意，留下了张体学、朱鸿霞等人的部分材料。我和李苏明将这部分材料送往北京，交中央未果，后来交给了武汉军区在京开会的信俊杰。 这两批材料在造反派手里分别留置十天、四天，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两清材料流传出来，如曾思玉批示“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的“18名特别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把原来各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几乎全部框进去”的“武汉地区5·16阴谋集团联络图”。杜则进的多篇大字报披露了部分材料，引起很大震动。顾建棠的回忆录“第92节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用近四千字的篇幅，摘要介绍了这两批两清材料的部分内容。 4月8日（或9日），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沈复礼乘火车上京，打算将复制的两清材料送中央。到北京后见到赵修，朱鸿霞等应赵修的要求将材料交给了他。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从省市委运出两清材料，事前都得到省市委领导人同意，省委还派人共同清理。八十年代当局将参与其事的多人以“抢档案”的罪名判刑。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下达，造反派彻底否认两清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央从8月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尽管一再号召“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群众性的运动还是逐渐趋于平缓。 武汉地区投身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比起1966至1967年都要少得多。“攻三办、促省委”历时十几天，号称工总“四大金刚”的三厂一局所能聚集的人马，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二百余人。 717 ==========第25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他和一般群众的心态：“那年月，很多人都在私底下议论，一场抗日战争也只打了八年，那可是同外来侵略者打仗。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也打了八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种社会思潮，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影响。…我现在历经八年文革风雨坎坷，身体有病，也期盼过平静安定的生活。…再说了，时过境迁，群众也厌烦了，再集合队伍也没多少人。这种社会动态，反映了 一种社会情绪，再大的能耐，又能有多少凝聚力呢？毛主席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正是顺应人们普遍祈望安定的愿望”。“我那时认为，这是毛主席的一个新战略决策，作为追随他的一个文革老兵，毫无疑问，应该自觉地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贯彻这个新的战略部署。我回到厂里设备科电气技术组，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翻资料，查图纸，跑车间，修设备，按部就班，一如往常。党中央要求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央的要求，同时等着厂党委按中央要求坚决纠正错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王光照每天上班，下班后喂鸡养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没能等来厂党委对他落实政策，等来的是新的工作队把他“当成不安定因素”找他谈话，“党委宣传部的那帮老对手”“放出风来：王光照就是我厂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王光照“终于被激怒了”，贴出大字报，“用确凿的真人真事揭露和鞭挞了（军代表、军宣队的)这些资产阶级作风，质疑工厂当局和那些专门整人的走卒：刘丰这个林彪集团的死党，追随那条反革命的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勾当，完全堕落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你们不揭不批，你们的大方向在哪里？你们不抓大事，不抓路线，一个劲地在群众中播弄是非，又是安的什么心？”王光照说，自己“自动跳出来，他们正张网以待”，1975年3月，工厂领导在大会上指责他“有组织、有计划地干扰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纠缠历史旧账”，王光照成为全厂“批派性”的“主要目标”。同年6月被调到十堰二汽①。 李承弘回忆“1974年下半年，我们还想继续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下去，我在武大整理张玉华的材料，在下面发动群众，邵正茂仍在水塔贴整墙的大字报，但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毛泽东、中央政策又有新变化，杨得志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02一413页。 718 ==========第253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等上京回汉后就开始降温了，省里答应补台纳新的事上下相当统一，就是拖着不办不理。” 与批林批孔同时开始的批“走后门”，一个月后就被制止了。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批林批孔”的一号文件。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钟志民写于1973年9月28日的“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原为部队战士，是他的父亲、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打招呼帮他上大学的。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进去的，退学后他直接回到原插队的农村当知青。 此后全国各地“走后门”当兵，上大学、中专的很多干部子弟纷纷申请退伍、退学。湖北日报2月6日、7日报道：2月1日，武汉医学院医疗系二年级学生、湖北军区副司令员杜恒荣之子杜卫华递交“退学申请报告”。此前，湖北省军区领导已决定将“走后门”入学的学员全部退回部队。 2月15日，毛泽东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① 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这个文件下达前，不少“走后门”参军、上学的干部子女主动退出了部队和学校。这个文件让他们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李承弘说：“原本广大群众对干部开后门搞特权深恶痛绝，在全国已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这一大盆冷水不知浇凉了多少人的心”。“既然开后门没事，干部更放肆了”②。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六卷第520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5页。 719 ==========第25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六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写作组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造反派的大字报呈现新的特点。 这一时期出现“杜则进”、“邵正茂”、“杜则强”等多个写作小组。当时群众组织早就撤销，各级工代会在工会恢复后自行消亡，造反派的大字报于是采取了这样的署名方式。这些写作组主要以水塔大字报墙为大字报张贴之处，形成了1974年到1976年间三镇闻名的大字报“水塔版”。 汉口中山大道上的水塔地处闹市，大门两边各有长数十米的围墙，是贴大字报的好地方，文革期间一直是武汉地区的舆论中心。大门东边的一面墙稍大，贴满需二百多张全开纸。1973年底，“杜则进”开始在水塔下发表长篇大字报，称为“水塔版”，动辄贴满一面墙甚至两面墙。随之“邵正茂”、“杜则强”等造反派的写作组也在这里出版“水塔版”。1974年6月，“工农兵”也来这里“争夺宣传阵地”，出过几期“水塔版”。他们往往不顾在先贴出者所声明的“保留期限”，径直将自己的大字报覆盖上去，或者深夜在造反派的“水塔版”上用大号排笔蘸墨汁刷上大标语。武齐骅等组织“革造民兵”，就是为了“保卫大字报”。当时造反派的写作组众多，“水塔版”出得勤，被覆盖马上就有新的贴上。 “杜则进”写作组成立于1973年底，吴焱金回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批”字上做足了文章。首先是工造总司 陶战地 汉口水塔下东边的大字报墙 720 ==========第25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政参部长龙梅生提出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认真批林批孔。龙梅生这个人有头脑，文章写得好。1967年初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时，钢工总李向阳是新生《湖北日报》社长，龙梅生是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由他组织人去具体实施，我和他共同给写作班子起了一个笔名：“杜则进”。湖北方言“杜”和“斗”同音，“杜则进”就是“斗则进”的谐音，因为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由龙梅生负责，组织马车（原名郑需龙，湖北省地质局干部，原工造总司办报人员）、杨业龙（武汉橡胶厂工人，原工造总司宣传部工作人员)、唐济源（江岸区建筑公司技术员，该公司工总一号头头)等二十多人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汉口水塔民主墙出一个整版。…“杜则进”的系列文章相当轰动。执笔人主要是龙梅生、郑需龙、杨业龙，当时的说法，办“杜则进”的是工造总司三条龙。钢工总的唐济源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提供纸笔、墨水、浆糊，组织大量人员抄写、张贴，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① “杜则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表近二十篇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水塔版”大字报有：《炮打曾思玉》(1973年9月初稿， 争取更大的胜利 学习中央指示要点 炮打曾思 玉 省、市委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杜则进 :山头写报 个正大原则问题 央首长 《武汉十八厂》翻印 一九七四年四月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62一163页。 721 ==========第25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1974年2月27日修正稿)，《省、市委怎么办？》(1974年3月13一14日凌晨)，《我们怎么办？一一兼评“六条”》(1974年3月20日)，《极右不批是非不明一一兼展望湖北问题的前景》(1974年4月23日一25日)，《刘丰罪行录（之一）》（1974年4月)，《争取更大的胜利一一学习中央指示要点》(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初稿，6月5日至10日修正稿)。 “邵正茂”写作组成立于1974年2月初，是武汉制药厂的造反派为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自发成立的，厂内钢新两派都有人参加。 这个写作组几个成员2016年回忆：“取名‘邵正茂’除与‘少正卯’谐音外，还寓意我们这些从1966年起，二十上下的热血青年到1974年都已30岁左右了，仍青春未老，虽历经磨难，忠于毛主席革命理想的青春之火仍在燃烧，风华正茂，故名‘邵（美好之意）正茂’。”“邵正茂”水塔版第一期《孔孟语录今译》发表于1974年2月中旬，“引起轰动”。孔孟语录“译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符合各类关注批林批孔运动的普通干部群众的需要”，“大字报书写工整，版面排列清新悦目，邵正茂三个魏碑大字，雄浑奇峻，引人注目”。 1974年6月，省委办公厅秘书李德裕对武药造反派头头丁元芳说：“赵修、王克文书记认为你们硚口古田（造反派）掌握大方向较好，现在社会上标语、大字报贴得乱七八糟，书记们的意见想要你们硚口古田把水塔这块舆论阵地占下来，把大字报集中批林揭刘，搞正规些、整齐些，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丁表示赞同，此后，省汽修、国棉三厂、武汉卷烟厂、武汉机床厂等工厂的造反派也参加进来，“邵正茂”的撰稿、编辑工作仍以武药人员为主。“邵正茂”刊出的文章，百分之八十来自厂外，武汉制药厂的“邵正茂”写作组就这样成为全市造反派的“邵正茂”写作组。 “‘邵正茂’写作组自1974年2月上、中旬开始出刊，大约出了 二十多期，一直到1974年10月中旬暂时停刊。” “邵正茂”影响比较大的“水塔版”大字报有：《孔孟语录今译》，《曾、刘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特约评论员（王光照）的《放心与满意》和《爱人还是害人》①。 “反潮流派”有一个“劲松”写作组，其成员有唐恒山、杨尚玖、夏桂兰、 ①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722 ==========第25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王洁平等。他们的“水塔版”，从1974年6月开始，延续到1976年4月。 造反派个人也有写长篇大字报的，如武钢工人陈祖坤。他回忆：1974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题目是“孔子杀少正卯，林彪杀造反派”，贴在红钢城，很有反响。2月26日武钢党委在工人剧院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党委书记李振江主持，请我作报告。我讲了两个小时，就是大字报的内容。刷院座无虚席，掌声不断。会后《武钢工人报》记者要走了我的讲稿。28日《武钢工人报》第三版以“孔子杀少正卯，林彪镇压革命群众”的通栏标题刊登了我的文章①。 批林批孔期间造反派大字报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理性，这与造反派当时的行为方式相关。 尽管造反派在两清中受打击的程度远远超出“五十天”，不亚于陈再道主政时期，但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将当权派、保守派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的现象基本没有出现；与另一派“工农兵”基本没有武斗，甚至“文斗”也不以他们为对手。王光照回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对于百万雄师成员为七二○事件翻案、保卫两清成果等举动，夏邦银、朱鸿霞和他有过交谈，他们共同认为：“估计背后有人出馊主意，趁机节外生枝，妨碍省委落实政策，拖后腿，不让‘又搞过了一点’的问题顺利解决。朝严重的方面想，是要制造事端，挑起冲突，造成混乱。用这种‘围魏救赵’伎俩，阻碍对刘丰的揭批，完全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干扰批林批孔运动深入进行。要给下面的同志做工作，不要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不要同‘老百’ 们发生纠缠和冲突，这案不是他们翻得了的，让他们去空喊。”② 造反派的这种理性反映在大字报上，不再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当成走资派来批判，对其认为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敢于支持，对其所批判的领导干部，不再扣一堆空洞无物的大帽子，不再热衷于披露其生活作风等隐私，而是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讲道理。“水塔版”大字报动辄万言、数万言，造反派写作组连篇累牍地写，也有不少群众耐心地看，反映了人民运用“四大”权利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写作组、水塔版、长篇大字报，这些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造反派的大字报的新特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 ①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3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2页。 723 ==========第25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七节沿袭“百万雄师”而来的“工农兵”0 1974年初，造反派加大力度，要求省委揭开刘丰镇压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原百万雄师成员聚集起来，按章迪杰的说法，是“易名为工农兵’”，“重上战场”。 文革期间在枣阳当教师的王仁昌说，他在武汉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造反派一闹，保守派就闹。造反派被当权派镇压下去，他们当即收兵回营。仿佛当权派的别动队，十分默契。”② 与“百万雄师”一样，这个“工农兵”有没有总部、总部由哪些人组成，都不为社会所知。他们一般以“武汉工农兵”、“××区工农兵”的名义活动。文革后汪扬说，全市“工农兵”有“常务负责人”，他举出了汪扬（原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沈浩然（原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一号头头)、夏少卿（原纺织系统百万雄师头头）、吴时元（原百万雄师汉阳分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江岸区“工农兵”成立大会在武汉皮联厂举行，俞文斌（右一)、章迪杰（右二）出席（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章迪杰《峰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二十八、批林批孔”“二十九、上京告状”，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武汉冷冻机厂批林批孔批判组整理《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1974年4月4日)。 ②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724 ==========第259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站头头)、刘长安（原百万雄师硚口分站骨干）。原百万雄师总站头头都不在常务负责人之列，各区、局“工农兵”成立时，他们都会出现在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重要行动如到北京送材料，他们也会参加，亲自带队。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时候，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有过联合起来投入运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两派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对主政湖北多年的曾、刘及各级军代表怀有各自的愤恨和不满。 武汉地区工农兵3月14日发表《第三号公告》，明确表示要与造反派联合。“公告”说：“我们两派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骗，挨了林彪、刘丰的整。现在决不能再上赵辛初、王克文的当。” 刘丰借七二O事件上台后，“残酷镇压我工农兵群众”，“借清‘五一六’‘北 决扬’又把矛头指向另一派群众”。“我们都是无辜者、受害者，不能纠缠于历史旧账”。“我们提出战斗口号：革命群众要革命，工农兵要革命，大家一起闹革命！” 吴焱金回忆：胡厚民1974年3月2日解除四年监禁后，就提出联合“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遭到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反对。但在一些单位，还是出现了两派群众联合投入运动的事例。 李承弘回忆：武船铸钢分厂（原武昌铸钢厂）有一位徐师傅，“他是 总厂百万雄师头头，跳得很高，七二O后被总厂工总武装部的头头打伤， 腰部终年被不锈钢护架托着。…1974年我与他交过心，准备联合起来批林批孔，还一起开过座谈会。1976年批邓，双方也有过合作愿望。”① 王光照回忆：1973年底，武锅原百万雄师成员熊汉卿、夏汉清等主动找王光照交谈，“要求我再次站出来，同他们一起联系厂里的实际，积极认真地进行批林整风，把在我厂蹲点的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扭转我厂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按兵不动的局面。他们像劝寡妇嫁人似的说：你受刘丰迫害最深，不站出来揭批，无论怎么都说不过去，别说造反派瞧你不起，连我们都为你报账不出。”王光照也主动去找厂百万雄师一号头头王道义交换意见。王光照和他们一起用“一伙人”名义，写大字报、大标语。熊汉卿等人投入运动，是不满武锅以宣传部为主的一些机关干部以正统左派自居，“在刘丰蹲点期间，卖力地吹喇叭、抬轿子，紧跟军宣队、军代表的屁股后面打转，鞍前马后，讨好卖乖，终于弄到一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80一381页。 725 ==========第26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把把椅子坐上了。老熊他们出生入死只落得一身伤。”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刘丰原任副司令的武汉空军的军宣队在工厂损害工人利益，搞特权，饥不择食，比老当权派更厉害。王光照说：“厂内一些造反派的人见我公然跟老保们搅在一起，深怕我吃亏上当，…我却认为，既然有共识，为何不能结成统一战线？人多力气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对重重阻力，两派连手，不是更有战斗力吗？”“一场群众性的批林彪、揭刘丰罪行的斗争，在‘一伙人’的推动下，终于在厂内开展起来了，毋庸置疑，也汇入了全市造反派的反潮流斗争。”① 章迪杰回忆：“不少单位的造反派还主动找对立派的头头开团结座谈会，我就接到了本系统一一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造反派的邀请，参加了座谈会。然而他们的这种团结是有条件的，必须承认原有的‘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成员，这是一种招安式的团结，当然不能接受。我以对原有‘革委会’情况不了解为由，当即退出会场。”② 造反派绝大部分头头和群众没有忘记保守派在七二O事件前后和两清 一批中的作为，不能接受与保守派联合。 “杜则强”写作小组1974年11月发表长篇文章《分歧在哪里？》，其中“‘百万雄师’可以大联合吗？”一节，代表了大多数造反派的看法。文章引用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一个指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指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只有“革命的群众组织”，才有参加大联合的资格；而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毛主席给它下的结论。毛主席说过：“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所以，革命的大联合“根本就不能有‘百万雄师’的代表，包括它过去、现在、将来的各种变种”。 学者老田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1974年，“开放给造反派去顺利团结保守派的机会之窗己经关闭了。机会之窗的开放时间很短，必须在第一个有利时机就迅速完成，而武汉因为经历过1967年夏天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的武斗，以及1969一1972年的‘两清一批’运动，保守派对镇压造反派事务的参与程度过深，双方结下的仇怨极大，已经都很难跨越对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2一337页。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0页， 726 ==========第261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立的鸿沟了。”① 老田所言“机会之窗的开放时间”，应该是指1967年一月夺权前后两三个月，那时保守组织己经或正在解散，支撑他们的外在的政治权力和内在的政治信条已经或正在崩塌。造反派以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闭了团结大多数的“机会之窗”。到了1974年，由于“工 农兵”坚持为几乎给造反派带来灭顶之灾的七二O事件翻案、坚决捍卫整 得造反派死去活来的两清一批的成果，他们即使主动向造反派释放团结、联合的诚意，大多数造反派也难以接受。 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的所有要求都遭到“工农兵”的反对。造反派要求省委承认两清一批犯了方向错误，这个要求涉及“工农兵”的一贯立场，也涉及他们自身在两清中的作为，他们表示坚决反对。《武汉工农兵第六号公告》说：这是“妄图为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造反派提出“放、平、补、提、纳”，他们到北京上访说造反派这是要“篡党夺权”。“工农兵”也有自己的诉求，主要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和逻辑批刘丰， 为七二O事件翻案、进入各级革委会等。 “工农兵”希望像其他省的保守派如辽宁的辽联、辽革站一样，获得革命群众组织的身份，并以此身份与造反派平等地结合进各级革委会。要达到这个目的，前提是必须和造反派实现联合。但是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事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工农兵”从来没有 放弃为七二O事件翻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中央和省委一再强调 七二O事件不能翻案，“工农兵”按照1972年以来刘志、韩宁夫等为他 们定下的口径，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翻案。他们宣称：他们不为七二O翻案， 因为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不是陈再道、牛怀龙等和百万雄师头头，而是林彪、王力、刘丰；林彪等人的目的是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毛主席，又要嫁祸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当前正在进行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及其死党 刘丰制造七二O事件，完全符合运动的大方向®。 “工农兵”认为：百万雄师未能平等地与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未能参加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是刘丰搞的；1968年“三反一粉碎”中他们 ①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四：造反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及其效果》（网文，2017年）。 ②参见武汉建筑工人成洪群《〈长江日报〉在“击退”什么？一评三月二十四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1974年4月5日，铅印传单)。 727 ==========第26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再遭厄运，作为搞右倾翻案的坏头头，被“江城前哨”等群众专政组织关押，被游街、开会批斗，也是刘丰搞的。“汉阳工农兵”的“战斗口号报”写道：“刘丰一伙搞的‘三反一粉碎’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刘丰一伙破坏湖北大联合、三结合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工农兵”这样批刘丰，被造反派认为是搞右倾翻案，省委也不认可。1974年3月省委自编的《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省委提供材料、委托造反派编写的“一百条”，都没有“工农兵”列举的刘丰“罪行”。 “工农兵”反复表达他们这一派也要进入各级革委会的要求，如肉联厂“工农兵”“用大字报向厂党委要八个革委会的常委，五个委员的席位”①。 1974年1月16日，省市委集中“工农兵”头头俞文斌等二十余人在市一招办学习班。对省委的这一举动，参加学习班的汪扬的理解是：通过两派头头分别办学习班，“两派合二为一，沟通思想，加强团结，然后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局面”。章迪杰理解为：湖北省、武汉市的革命委员会没有他们的代表，是“派委会”，是“一派掌权，一派受压”，“这次省市领导想通过办学习班解决这一问题”。这两种想法都是百万雄师头头的一厢情愿，自我安慰。 2月18日，两赵一王等领导人在洪山宾馆与俞文斌等人座谈，从晚 八时到次日凌晨三时。王绍光在他关于武汉文革的一本专著中记述：“‘工农兵’开始要求政府为武汉事件平反，对他们在武汉事件之后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并任命保守派要人到省市级政府机关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省领导和‘工农兵’头头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谈判。但是，保守派从省领导那里除了得到严厉批评之外一无所获。”②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他参加了这次座谈（谈判），他称之为“接见”，没有说他们提出要在“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说他们“得到严厉批评”。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赵辛初等频繁地召集造反派头头开规模不一的座谈会，从来没有表露过让保守派代表进入省市革委会的想法。如果省委表露过这种想法，绝大部分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绝对不能接受，而且会采取 ①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把林彪死党刘丰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载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工人》报第49期(1974年4月27日)。这一期《武汉工人》报是停刊四年后复刊的第一期。 ②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一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7页。 728 ==========第263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激烈的举动表示反对。 1974年2月，历时近半年的首义路座谈会结束后十几天内，赵辛初等召集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聂年生、方景清、丁远芳、邱瑞、王小青、徐彪、王光照等十人开了三次小型座谈会。第二次座谈上赵辛初说：“眼 下武汉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有人鼓吹为七二O翻案，这是打横炮，是不 能允许的。中央早有结论，那么多文件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够翻案呢？对那些人，我们有责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是个教育问题。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坚持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按中央的指示，不纠缠历史旧账，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刘丰身上。你们这些同志也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主席反复强调抓大事，抓路线，当前全国的头等大事就是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①批林批孔运动中，“两赵一王”对“工农兵”始终就是这种态度。 3月19日，“工农兵”抓走在武钢作报告的赵辛初、赵修、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要求他们作出解释：为什么省政府对造反派作出那么多让步，保守派却什么都得不到”®。几个小时后他们放掉了赵辛初等三人，他们的要求无一得到满足，他们得到的是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三点电话指示：“一、随便捉走赵辛初、赵修、李 振江等人，是错误的。二、‘七·二O’事件不能翻案。三、流氓在街上 污辱妇女，要认真严肃处理。”22日省委立即将“三点电话指示”以鄂发(1974)16号文件转发各级党委。 文革后出版的武汉官方党史写道：3月下旬，造反派“强行抓走正在武钢作报告的湖北省委书记”③。这样写能够体现“文革中一切坏事归造反派”的政治正确，而抓走赵辛初等人是“工农兵”自己也承认的。4月初“工农兵”在给中央的汇报材料里写道：“中央办公厅三点电话指示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和爱护”。文革后汪扬写道：“以张立华、刘长安、李承忠和刘继先等为首的同志，搞了一次‘犯上作乱’的行动，把帮四人的赵王爷请到了‘工农兵’的汽车上对话评理。” “工农兵”认为，两赵一王把持的省市委完全不可信任。1974年，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2页。 ②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一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7页。 ③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85页。 729 ==========第26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持久地去北京上访。 多次访谈百万雄师头头，感觉他们对得到中央、省市委承认并具有畅通的联系渠道一类的事，文革中一直非常在意。1967年百万雄师气势最盛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遗憾和不安是没有得到“中央首长接见”，没有“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在这两个问题上远不如造反派。他们一般只能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中南组联系，向该组反映情况。 七二O事件中，刘敬胜就给中南组余志祥打过电话。1967年6月7日， 百万雄师赴京汇报团向中南组协理员谢谦提出，“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以及和中央的联系”，当场遭到婉拒。百万雄师联络部长章迪杰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是联系不上的，他们也根本不听我们的反映。”“在 七二○事件发生以前，百万雄师联络站以联络部为主，每日或隔日向中央联合接待站中南组反映一次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这种反映渠道窄，北京知道真实情况的人也很少，在大街上看不到百万雄师的舆论宣传。由于造反派在北京造谣诬蔑，北京城的老百姓只知道百万雄师杀人如麻，武汉大街上血流成河，要穿胶鞋走路，百万雄师被描述成青面獠牙的魔鬼。”① 1974年他们汲取了教训，不担任“工农兵”“常务负责人”的多名原百万雄师头头亲自带队赴京上访。 第一波上访开始于3月29日，七十多人分五批赴京，孙德洲和杨道安、俞文斌、廖勇（铁路职工）、张立华、刘长安分别带队。 他们向接待站分几批送了大量材料，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一、赵辛初说“湖北的问题主要是刘丰、曾思玉的问题”，这是捂盖子，保林彪死党、活党，保自己。 二、赵辛初对两清问题搞一风吹，说“两清不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是反攻倒算”。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大搞右倾翻案，比如要求释放江岸车辆厂造反派头头罗小毛、武汉油脂化学厂造反派头头汤礼胜。两清不能全盘否定。 三、赵辛初、赵修挑动两派群众互相斗。赵修公开讲“要吸取教训，过去对我们亲一些的现在要疏一些”。于是“革命群众”在市内建立三十 ①参见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第127一128页，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3、64、135页。 730 ==========第265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4月17日，谢敏华（左一)、章迪杰（左二）、俞文斌（右二)等在天安门合影（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多个据点，设广播站，集中大量人员、车辆，准备武斗。各级党委纷纷表态“造反”，支持造反派，公开把矛头指向“工农兵”，大有灭绝“工农兵”之势。“党委造反”出动大量车辆、人员上街游行，严重破坏生产。武汉冷冻机厂党委书记批给上京造反派18人路费1700元、粮票600斤、汽车两辆、汽油1吨。 四、“工农兵”是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真正主力军，看不到“革命群众”一张真正批林批孔的大字报。 五、大搞复辟回潮，否定新生事物。将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一律平反释放，恢复在各级革委会的职务。那个在反复旧中搞“三指向一凌驾”的工代会，早被中央五二七指示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现在又公开发号召要求恢复，否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成立的工会。 六、造反派在省委个别人支持下，否定军区三支两军的功勋，以搞两清问题为名进驻军区，查封三办，揪军代表。这是妄图搞乱军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731 ==========第26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七、慷国家之慨，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电车公司王华珍在低工资调整时没有升级，以生活有压力为名到处演讲，两年多不上班，搞所谓“反潮流”。市委书记王克文大笔一挥，给她补发工资一千多元。随后闹进级、闹转正、闹福利成风。 八、大搞阴谋诡计，对抗中央指示。中央同意省委七条，指示很多问题按七条办理，王克文对造反派头头说“七条要是下在六条之后就好了”。 六条出来后，致使各级党委处于瘫痪状态，少数人乘机搞起“敦促小组”、“批林批孔宣传站”、“批林批孔办公室”等山头，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中央指示任爱生、杨道远不能放，王克文说“不放任爱生、杨道远，就是压我们造反派”。提干、纳新不按接班人五个条件。现在很多单位拿出了提干、纳新计划，如省直机关造反派头头郑军准备提为团省委副书记，武汉汽车配件厂一次提拔23名干部，其中厂工会副主任陈大华是一个劳改犯。省委某些人大造朱鸿霞火线入党的舆论，其目的就是要大大小小的朱鸿霞入党。“打开监狱找左派”，仅杀人犯就释放了两百多个，并都送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如杀害汤忠云的凶手彭海如、刘祖清，武汉柴油机厂工总头头、杀人凶手戴能治。大搞“放、平、补、提、纳”，就是某些人要篡党夺权。 “工农兵”这一批上访人员在北京与谢妙福带领的“控告团”有所接触。《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讲到他们通过接触形成的印象：对方在北京汇报，第一就是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任、杨释放了，大大小小的任、杨都可以释放；要求为胡厚民、李想玉公开平反，胡、李平反了，大大小小的胡、李都可以平反。第二就是把矛头主要对着我们“工农兵”，对方公开说，省市等各级领导都不怕，就是怕“工农兵”，所以要在政治上翻烧饼，要把“工农兵”的思想斗过来。 4月23日，“工农兵”第一波上访人员返回武汉。此后“工农兵”于1974年7月、同年9月、1975年1月赴京上访三次，都是俞文斌责成章迪杰带队。 章迪杰在回忆录里讲述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几次去北京上访的大致情况，对上访的效果自我评价很高：“第一次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由原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赴京汇报代表团把1974年1至3月份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汇报，使中央直接了解了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根据湖北的情况，结合全国各地的 732 ==========第267页========== 第二十五章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实际，及时地发出指示，纠正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此后的几次上访，都是阶段性的，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及时带着材料上京汇报。”“及 时的上访，不仅变七二O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因上半年“大量减产”被这个文件点名批评的企业中有武钢、武重；文件再次强调不许“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要求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的，要迅速赶上来”。 汪扬回忆：“7月2日在江汉区党校由俞文斌等同志召集了全市(“工农兵”)各山头负责人会议，他动员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撤销山头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文革已搞了七年，中央文件的迹象是在准备收尾结束文革，所以撤山头这是党心民心盼望已久的大好事。首先决定十大局带头撤，这是武汉实力最强的山头。我们主动先撤作表率，再看造反派辙不撤。”“不少的同志有疑虑，认为我们撤了…怕无力与对方抗衡”，“经讨论…大家表示同意坚决撤”。会后成立撤山头大会领导班子，推选汪扬为大会秘书长，每个局指派两人参加大会筹备。 7月13日晚，“武汉市属各局系统‘工农兵’撤销山头誓师大会”在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孙德洲、谢敏华、章迪杰、蔡俊善、汪仕奇、李树春及各系统“工农兵”头头登上门楼，这是原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少有的集体在公开场合亮相，大会主持人汪扬介绍他们的身份时称为“武汉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会前邀请的省市、各局领导没有与会。俞文斌、刘敬胜讲了话，会上宣读了撤山头倡议书。不久，汉阳区“工农兵”也召开了撤山头大会。 733 ==========第26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讲话说：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 3月5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与邓小平上述讲话精神一致，特别强调：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及时处理。 全国的“全面整顿”开始了。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明确：“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① 第一节“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5年1月20日，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接见了朱鸿霞、张立国、马学礼、杨道安四位湖北的人大代表，谈话中点名批评了谢妙福、武齐骅等人闹事，为杨道远、任爱生翻案，要他们“立即改正这些错误”。李先念等要求朱鸿霞等人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在省委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回去后，要公开发表个声明，和原来的派一刀两断，免得和武汉少数还在闹事的人有牵连的嫌疑；要带头下去，到基层锻炼，学一点真才实学。还说：武汉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刘丰，把矛头指向省委；还有几个人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1月24日市委召开各战线、各城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的纪要，并决定尽快传达到机关党员干部和基层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34 ==========第269页==========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负责干部①。 1975年3月17日，市委发出10号文件《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通知》，贯彻“全面整顿”，提出“整顿交通秩序，整顿社会秩序”；“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对于那些还在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在三月份内”，“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派性活动”，“再闹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的性质就要起变化了；只要改正，就既往不咎。抢占办公室的要立即退出，抢走广播器材和公共财物的要如数退还。对于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根据中央的指示，采取坚决措施，严肃处理。该调离者坚决调离，决不能拖延不决，妨碍大局。” 2月底，经中央同意，湖北省委强力处理了“反潮流派”在六渡桥阻塞交通的行为。“反潮流派”头头和骨干三十多人被捕，街头活动的声势大为减弱。“主流派”的境况，据李承弘回忆：批林批孔中重回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成员“大批被干部与保守派代替，就是留下的几个也被批得灰溜溜的。我们厂革委会也早已改朝换代了，空降了一位主任，改任而不是选举了新的革委会。好在我这人能上能下，…夏朱胡下了乡，我就回厂里生产。”② 1975年“治理整顿”的主要措施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王光照对再次提出批派性的感受是：“自从有了‘派性’这个词，就为造反派所独享，中央一提克服、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各级当权派一定会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无一例外。”®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无产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从中央到湖北的官方宣传工具反复说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种表现④。很多人表示搞不懂：派性是个政治问题，怎么变成了“生活作风”问题？ 省市委的文件、领导讲话及报纸、刊物、电台连篇累牍地批判造反派的一系列“谬论”，如“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只要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正确”等等。这些“谬论”出处不明，有的经过掐头去尾的加工，头脑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369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3页。 ③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09页。 ④参见1975年6月28日湖北日报社论《加强安定团结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735 ==========第27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正常的人不会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口号。 6月4日赵辛初、赵修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贯彻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方针，对前一段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全面总结和部署，重点之 一是“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委的表现，赵修提出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不能“‘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必须“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搞就要坚决地搞”。 为了表示省委同造反派的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的坚决性，赵辛初点出多个受到处理的造反派成员：“像王志良（按：原省直红司头头），长期坚持资产阶级派性活动，散布了大量的谬论，特别是中央九号文件下达以后，仍然坚持不改。省委常委决定免去他省物资局副局长的职务。还有武汉市武昌区原革委会副主任张庆祥，不服从党的领导，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应给予党的纪律处分。”“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里妄想‘乱’，鼓动‘乱’，制造‘乱’。…就是妄想乱中国共产党，乱中华人民共和国，乱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要擦亮眼晴，发动群众，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谢妙福、武齐骅、郭洪斌、刘祖平等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对于造反派一再呼吁、两赵曾经一再表示同意的落实政策问题，两赵有了新说法。赵修说：“我们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他们的政策。你要官，不给。”赵辛初说：“还有的人讲‘我们闹是因为没落实政策’、‘不安定不团结的根子在你们那里’，我们说，党的政策是有明确界限的，不容你无理取闹，也不容你倒打一耙。对于任何无理取闹、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我们就是要斗。”“我们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决不能满足他们违背党的原则的无理要求。对于那些抗拒中央指示，搞破坏活动的人，也要落实政策。比如何天泽现在把他逮捕法办，就是落实了他的政策。” 赵修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也要给受到伤害的保守派落实政策：“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要注意落实那些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技术骨干、老劳模的政策，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 736 ==========第271页==========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第二节安排造反派头头下放“挂职锻炼” 3月5日，中共中央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发出，第 四条说：“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3月初，在省革委会任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被安排去农村“挂职锻炼”，潘洪斌、邓金福、钟锡钢、杨玉珍、王屏等常委回到本厂原车间原班组上班。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安排带一支农机修理小分队到沔阳县支农一年。同时，没有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武重党委副书记马学礼被安排为保康县委副书记、清溪河公社党委书记。 马学礼（队列最前一人）挂职锻炼期间参加抗洪救灾 顾建棠回忆：3月初，省委与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谈话，让他们到挂职下到农村锻炼，没有提到9号文件所说对派性严重的头头要 737 ==========第27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调离的问题。“赵辛初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你们都要作好准备。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其他书记都表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并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好成绩来。” 早在1月20日李先念就要朱鸿霞、张立国等带头“到基层锻炼”，所以他们“对省委的这一决定都深信不疑，对邓小平整顿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纷纷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①。 3月4日至5日，省委通知：夏邦银去通城，挂职县委副书记、清水公社党委书记；朱鸿霞去大悟，挂职县革委会副主任、某公社革委会主任；胡厚民去罗田，挂职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平湖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立国去麻城，挂职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乘马公社党委书记。 3月6日，姜一通知顾建棠，安排他去随县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到随县后，被安排到一个生产小队“蹲点”。 省委同时安排俞文斌、杨道安也“下去挂职锻炼”，俞文斌任当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杨道安任京山县革委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 与造反派头头平静地接受“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安排不同，百万雄师一些头头极为兴奋，他们认为俞、杨二人不但获得“新干部”资格，而且“下去锻炼”所挂职务的级别，与中央委员夏邦银，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朱、张、胡、顾等人一样，这就意味着“挂职锻炼”结束后，二人将进入他们称之为“派委会”的省革委会。 章迪杰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派主要头头分别下放农村锻炼，当时称为‘牵牛政策’。简单地讲，就是两头牛在一起就要打架，把牛牵开，就打不成架了。”②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文件、讲话不见所谓“牵牛政策” 一词，这一说法是急于得到官方承认、急于与造反派平起平坐的百万雄师些头头的自我激励。 汪扬对这个问题的记述与章迪杰不同，他在回忆录中说，“‘牵牛下乡，政策”是百万雄师的人自己叫起来的，所谓“牛”仅指百万雄师一方的俞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5—276页。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40页。 738 ==========第273页==========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文斌等人，他们把朱鸿霞等人称为“猪”。汪扬说：“（两赵一王）对造反派头头夏、朱、胡等人则捧上省市总工会的宝座，当时我们叫‘扶猪上台，政策。这两种一上一下的行为，充分表现领导人的亲与疏政策。”① 3月7日，刘敬胜、章迪杰和原百万雄师各区站头头等一百余人，在东湖长天楼为俞文斌举行“欢送酒会”并合影留念。章迪杰回忆：“他们 二人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后，才结束锻炼，回到武汉。”®而“下放锻炼”的造反派头头，在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就自行返回武汉。 欢送发友 975、3、7 汪扬回忆：与安排俞文斌“下去挂职锻炼”同时，刘长安也被安排到汉川马口的3509厂，并担任汉川县革委会副主任。3月15日，汪扬邀请了张立华、吴时元等十余人来家为俞文斌、刘长安饯行®。 俞文斌下到公社工作，一周后他给汪扬写信说：“这个公社是新成立的，住的位置也没有，工作环境较差，没有汽车，自行车也很少，一出门就要跑路。今天上午我就跑了五十多里路，伙食比（武汉的）机关还贵…不来客人不吃肉，住的地方潮湿，两肩关节疼得抬不起来，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艰苦，因为我时时刻刻在想一定要为党、为毛主席、为工人阶级争 ①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页。 ②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41页。 ③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一170页。 739 ==========第27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气，所以请同志们放心”①。 顾建棠“下乡锻炼”期间一直在生产小队“蹲点”。他回忆：“我蹲点期间，长驻双河公社的工作队长是随县商业局副局长，他原是武汉的下放知青，经常来看望我，还多次同桌吃饭同睡一床，实际上是受命观察监控我。时间长了，他了解了我的为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75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问我：顾副主任，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吗？我说：省委领导说，遵照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到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到这里来是为了锻炼培养我们。他淡淡一笑，摇着头说：不是的，你下到这里的内情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怀念、组织部长陈运铁和我。你下放这里，对外讲是省委对我们随县的关怀，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我县指导工作，并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讲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的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难怪我在随县将近一年，而且还挂了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可是我从未见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怀念，没有参加一次县革委会会议，没有看到从中央、省到地、县的任何一份文件，这叫锻炼培养吗？这叫政治欺骗，把我们当政治奴隶。”得知内情后，“我的蹲点工作一如既往，未受影响，因为我是为广大社员工作。”“平心而论，叫我们‘滚’下去，不是省委的本意，源头在邓小平那里。当时老邓大权在握，谁能对抗，谁敢对抗？邓小平是为了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滚’：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也了解了农村和农民。”② 李承弘回忆：“夏朱胡下去干得都不错，多次受到省委表扬。”®顾建棠说：“凭良心讲，我在红星大队十二小队下放锻炼期间，做到了对党的承诺，没有给省委丢脸。”④ 197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其附件《中共治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又提出调离派性头头的问题。附件第三条说：“根据中央9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 ①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0一171页。 ②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8、291一292、278页。 ③李承弘《百年寻梦 -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2页。 ④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8页。 740 ==========第275页==========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坚决调离。”赵辛初6月4日讲道：“坚持闹资产阶级派性不改的，要调离；调离过后，还闹，再调。”约从6月开始，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调离，给出的理由一般是“革命工作需要”。 湖大彭勋被省委安排到湖大的校办农场，武锅王光照调到十堰二汽，武汉制药厂丁元芳调到十堰东风轮胎厂，省交通厅傅廉调到宜昌港务局。顾建棠走后，长办党委将长办革委会常委王志鹄调到四川奉节水文站，将长办革委会组保部长张贤良调到江西湖口水文站。省委组织部下文，将非党员曹承义调到黄石的一个冶金建设公司。 第三节基层单位的“治理整顿” 武钢搞整顿的一个大举动，是将“不安定分子”集中起来，于3月开赴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开滦煤矿办学习班，历时半年。“不安定分子”主要是各级造反派头头如李想玉、周岳来、陈祖坤等，还有主张家属工、“老单身”、复退军人权利的“闹事”头头。学习班正式名称是“武钢学开滦代表团”，加上带队领导、骨干共168人。 陈祖坤回忆：“1975年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学大庆，赶开滦’活动，中央同意武钢在开滦煤矿举办学习班。这次学习班，主要是贯彻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整造反派，反造反派的所谓派性。武钢当权派认为，武钢生产长期上不去，主要是因为周岳来等人闹派性。沈因洛在向中央首长汇报时也提到这一点，李先念还点了周岳来的名，说他做了很多坏事。周岳来就成了这次学习班的主要对象。其实武钢工人不这么认为，在炼钢厂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认为，武钢生产上不去，不是因为有人闹派性，而是经过文革，工人的很多切身利益未能解决，例如家属工问题、老单身问题、复员军人问题。”“学习班打的旗号是促进安定团结，所以武钢当权派将他们心目中的‘不安定分子’集中关进开滦学习班。我们离开武钢当天下午，沈因洛在风雷激剧场召开万人大会，把武钢生产长期上不去的责任一口气加在去开滦的这些‘不安定分子’身上，还特别点了我和高仕超（原运输部火车头战斗队成员）、黄友英(“家属工造反”头头)的名。”学习班主要学习内容是“批派性”。半年后回到武钢，开大会宣布学习班人员去向，陈祖坤、张振华（原火车头战斗队成员） 741 ==========第27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和两名处级干部“在家听候处理”①。 1975年，各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批派性，调整批派性不力的领导班子，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王光照回忆：6月中旬，市委向武锅派出工作队，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文祥为队长，市科委主任吴官正为副队长。“它宣称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整顿和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二是要组织职工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进厂后，层层发动群众，举办各种学习班，组织学理论的工人宣讲队，摆情况，揭矛盾，查危害，讲理论，批派性，我又 一次成了全厂主攻的目标。”“工作队、厂党委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会讲，小会批。以大批判开路，整版整版的大字报由党委宣传部那些整人的老手们制作张贴在厂前广场，厂广播站一日几次地播报反派性的稿件。 一个口径，一个腔调，对我和沈复礼大加痛斥和指控，诬称沈复礼、王光照之流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是文化大革命的捣乱派。吴官正两次单独把我找到厂办公大楼党委政治部去谈话，要我端正态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深刻检讨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错误。”“工作队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没日没夜地努力着，把文革前的那套管、卡、压的旧东西全都复活了。”1976年1月初，王光照在武锅工人“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上说：“去年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文祥带队进驻武锅，秉承‘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调整所谓‘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大批造反派的‘资产阶级派性’，恢复旧的规章制度，一句话，武锅又回到文革前的那种旧秩序中，广大职工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管、卡、压’的境况下，凡属文革的痕迹，都竭尽全力清除。他们以贯彻中央文件做幌子，全方位地恢复早已被批判过的那些东西。”②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评《水浒》批判“投降派”，评法批儒在坚持革新、反对复辟倒退的意义上肯定法家，1975年的这些学习活动，都得到造反派的拥护，不少人认真读书学习。王光照回忆：当时造反派已失去话语权，报刊上尽是官办理论小组那些不着边际的文章，“竭力淡化评《水浒》的现实指导意义，恰恰印证了他们的痛处被击中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这就是当今的宋江把聚义厅改 ①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6一169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10一412、446页。 742 ==========第277页========== 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车间工人学理论”（载《大武汉新影》） 为忠义堂。”0 王仁昌回忆： 几乎所有造反者通过儒法斗争史学习，时常议论、思索商鞅车裂、吴起遭戮的悲惨命运。有天，唐恒山画好一张《谭嗣同菜市口就义图》，让我评论一番。谭嗣同浓眉如剑，怒目似火，昂首挺立，正气凛然…我赞赏道，好！老头子问：‘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关键时刻你能这么大义凛然，镇定自若吗？简直是腐儒之见！我才不会坐以待毙，必定回枣阳举行武装起义。…因此，笑而不答。唐恒山大有深意地一笑，嘴角疤痕如半撇胡子一翘一翘质问道：你不敢回答？我走近案桌，提起毛笔，在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43页。 743 ==========第27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画上题下四句诗： 笔舞龙蛇走千家，江城重炮震中华。头颅愿酬革新志，书生热血岂矜夸！ 唐恒山看罢连声叫好，吟哦再三，又细加评论：好一个‘头颅愿酬革新志，书生热血岂矜夸’！有气魄！你那篇《在炮声中进击》影响的确大，称得上声震中华。老实说，我对省市革委会里大朱二胡那些投降派并不看好，希望就在你这样年轻人身上。能文能武，有胆有识。主席百年之后， 一旦中央出修正主义，我看许世友不见得靠得住，倒是你可以回枣阳号令百众，传檄讨伐！听老头子讲得悲壮，我含泪而笑，握着老人的手久久不放①。 ①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一、闰七不闰八”。 744 ==========第279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一节造反派的“帮促班子” 1975年11月中旬，清华、北大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说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1月底《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基层。此后，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月4日，一冶曹承义、柳汉昌等人在三镇闹市，以“一冶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口号报，有“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长江万古流，百折不回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七八条口号。曹承义回忆：“次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立即打电话给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告诉他们：‘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枪我们已经打响了！’” 2月初，回武汉过春节的夏邦银、胡厚民、顾建棠与潘洪斌、傅廉、曹承义等人开始串连，“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劲头大得很。”胡厚民激动地说：现在钢新两派大团结，不要再分钢派新派，团结起来，都是革命造反派®。胡厚民提出这次一定要两个中央委员夏邦银、谢望春牵头，其他人都同意。谈 ①本章的撰写，参考了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十九章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六十五一七十节，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45一168页，李承弘《百年寻梦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十九、难忘的1976年（上）” ②2019年12月杜先荣访谈曹承义的记录。 745 ==========第28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前言 是最大走资派观 “人们在街头观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载《大武汉新影》） 到“如何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的问题”，顾建棠回忆：“夏邦银说：对，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我们紧跟。我说了我的意见：同意老夏的看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省委的领导。但要看到批林批孔批刘丰，实际上是批曾、刘支保吃左、乱抓五一六制造大冤案、欺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运动一来，饱受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曾受欺压而重掌大权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气要出，就是这种伸冤与出气的共同要求，才出现省委积极领导、支持群众，群众相信、拥护省委的局面，这种干群联手的情况从未有过。但目前情况不同了，自从邓小平复出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右倾翻案以来，省委不是抵制而是紧跟，屁股上有了屎。如若省委敢于反戈，放下包袱，我们又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率领群众批邓是有可能的。倘若省委阳奉阴违放空炮，争取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胡厚民说，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先帮后促。最后商定眼下对省委一看二等三沟通，在造反派内部一学习二通气三搞好团结四准备材料。” 2月中旬，夏邦银、谢望春召集通气会。与会者都认为，“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到今天，已一个半月了，可是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一点实际行动”，决定以夏、谢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而且要公开发表这封信，这对省委是个促进，还能起到发动 746 ==========第281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群众的作用。”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由彭勋、严常、丁元芳、郑需龙（马车)起草，2月24日在水塔下贴出。签名的18人中只有一人不是造反派头头，她是省地质局处长、省革委会常委、老干部王舜。“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群众蜂拥而至，水塔下人群水泄不通。这封信被转抄、翻印，连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充分反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得人心。2月29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是闭门批判，也算是一种姿态。省委依然纹丝不动。” 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又称“转弯子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毛主席重要指示》汇集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要点。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还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重申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认为“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3月3日，中共中央4号文件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 3月2日，湖北省参加“打招呼”会议的领导人回到武汉。夏邦银、谢望春没能听到传达，向参会的董明会了解，董明会说“不能讲”。12日，夏邦银去郑州找到唐岐山，唐告诉他：“这次你们湖北的问题要解决了。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省的董明会在一起，江青指着董明会说，他是三钢三新的，是造反派，我是老造反派。这是说给杨得志、赵辛初听的。江青还说要快转弯，转好弯，痛痛快快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3月8日晚，夏、谢召集造反派头头会议。夏邦银说：“找大家来，就是商议如何帮助省委领导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争取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而不是取代，这一点大家要明确。”顾建棠说：我们帮助省委、促进省委转弯子、 747 ==========第28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领导运动，不是“拉山头”，“革委会中群众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以为首要的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群众代表的天职，帮促省委的行动就是在履行天职。但要吸取反复旧的教训，力避‘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与会者 一致同意对省委“争取而决不是取代”的原则，“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的“十六字”行动口号，以批判赵辛初“六四讲话”为突破口的策略。会议决定成立“帮促班子”： 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帮促指挥班子。夏邦银、谢望春牵头，但不公开出面，重大事情由夏邦银、谢望春召集七人小组讨论决定。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公开出面指挥。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曹承义、聂年生（不久自动退出）组成参谋班子。 内部分工：朱鸿霞、彭勋、严常负责宣传舆论，曹佩贤、孙厚智搞简报，龙梅生、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顾建棠、沈复礼负责材料，曹承义、林子忠等为社会活动一线总指挥，田学群、李少斌（公安联司成员）、何永清（工总成员）、吴正彪（工总建工系统头头）负责安全，丁喆生（红工成员)、李洪荣负责后勤。 地区、系统分工：武昌区朱鸿霞，江汉区顾建棠，江岸区潘洪斌，长航、铁路聂年生，交通傅廉，市直郑峰，城建吴正彪。 宣传车：由武钢、一治、汉轧、武重、财贸、武船负责。 后来彭勋把这个班子概括为“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的点子”。 曹承义回忆： 胡厚民在主持我们参谋班子会议时说：“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转弯子。那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们认为文革搞错了，搞过了头，他们应该从反对文革的立场上转到拥护文革的立场上来。”“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毛泽东思想，‘走资派还在走’就是毛泽东思想。”“抓坏人、抓坏头头，大方向完全错了。抓‘走资派’，抓‘就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大方向就对了。这就叫‘转弯子’。 这些讲话内容，也是我们几个人在街头向群众反复宣传、演讲的内容。 748 ==========第283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1日，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加上王舜)向省委发出公开信，“批判赵辛初1975年的 六四讲话，揭露省委把各级革委会中几乎所有的群众代表打成不安定分子，让他们‘滚’到偏远地区并实行长期监控，敦促省委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积极领导群众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好。”张立国当晚后悔了，让人从张贴出去的公开信上把自己的名字挖掉。当天曹承义带人将这封公开信送到正在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 曹承义回忆：两封公开信“迅速地传遍全省、全市，广大群众应声而起，武汉三镇的造反派又发动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组织了武汉三镇几个重大行动，由胡厚民、吴焱金、彭勋和我等人先后在建工局礼堂、红钢城、武昌中华路、汉口武胜路等地集会演说。我在一治发动群众，很快得到大量产业工人的支持”。 3月11日，夏邦银、谢望春参加研究当前运动的省委常委会，中途往外打电话，“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造反派的数辆广播车和一批人来到东湖省委第五招待所外呼口号，朱鸿霞带领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步行前来，“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赵辛初等在五所门口接见，朱鸿霞等“向赵辛初、姜一等书记提出两个问题：湖北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还是派性？湖北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还是造反派？”①同时要求省委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省委带头转好弯子”。赵辛初答应三五天内答复，此后没有音信。 第二天，夏邦银对李承弘、林子忠说：“你们昨天的行动很好呀，对省委内部震动很大。…大家都在准备批判邓小平的发言。” 14日，“帮促班子”开会，夏邦银介绍了从唐岐山处获知的江青讲话。与会者认为江青讲话符合“毛主席重要指示”，赵辛初在省委常委会上都不传达，“这是对批邓阳奉阴违”。这次会议决定：提出“要转弯，快转弯，转好弯，迟转弯不如早转弯，痛痛快快转好弯”的口号（彭勋提议)；要在“滚”字上做文章，促使省委把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都“请”回来（胡厚民提议）；适当加温，大力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搞大 ①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成员《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地作检讨一再致省、市委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兼告全省人民书》（1976年4月2日，铅印传单)。 749 ==========第28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批判，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送材料（朱鸿霞提议）；当前斗争策略是“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严常提议）。 3月20日，朱鸿霞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名义签字同意，“帮促班子”进驻省一招十三号楼，“从此帮促活动有序进行，大字报、大标语、公开信都在这里成文发出，会议在这里召开，材料在这里汇集上送。” “帮促班子”所造的舆论、向中央报送的材料，集中反映如下问题：“1.武汉地区右倾翻案的基本情况。2.省委对待这场批邓运动的态度很不端正，封锁中央对湖北的具体指示，批邓空对空，软拖硬抗不转弯。3.省、市委消极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负责同志犯了走资派错误，对文革仍不理解不满意。4.邓小平否定文革、打击造反派很合省委领导的心意，他们实际上是文革的反对派。5.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李先念是总后台，湖北的班底基本上都是他的人。6.现在我们要帮促省委转弯子、揭盖子、批邓、反翻案、保卫文革成果。我们是帮促决不是取代，是要求省委积极领导我们。” 4月4日，夏、谢召集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三十余人在一治招待所开“两委会议”，商量如何促省委联系实际开展运动。王光照回忆：“会上老夏介绍了省委在东湖第五招待所召开的常委会议的情况。…省委常委们口头上都拥护开展批邓的决策，一联系实际就卡了壳，尤其在去年我省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上更是卡得死死的，会上争论激烈，摇摆不定。韩宁夫态度很顽固，抵触情绪最大。所以我们就要花力气去促他们转弯子。老夏说那次大家到省委五招去促了一下，效果蛮好，触动很大，常委中有人讲，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跟上中央部署，记取文革之初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那个教训。一治两委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把各单位、各地区刮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弄清楚，整理成文字材料，以便向省委、中央反映。都说刮了右倾翻案风，空口无凭，要有材料。批邓运动下一步怎么办，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决定，就从省委一把手赵辛初去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入手，把这个讲话作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至于具体办法，依然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那个老办法：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 柳英发回忆：7日上午，胡厚民在会上讲述了他与夏邦银等人商定的 750 ==========第285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地作检讨 再致省、市委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兼告全省人民书 正与否是来 白人 线上. 是不 6: 要 生品 格墙学器：可 (ミ 的成命的 我 委转 新为小促小牛流徒转好、熊城华每：，我要水有委转好 期北的 这 中已判继站在 다 “去年我省批 皮的人 开 위· 处地不：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时会佛分成以 一九七六年明月二日 示准不起我和全方作命人比的而义：不到三 评价1975年省委作为的“基调”：“在去年夏季前后，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忠实地推行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省范围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以围剿派性为名，打击和镇压革命造反派，这是林彪及其死党刘丰从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采取一‘捅’（捅革委会）二‘清’（借清5·16、北决扬为名清造反派） 三‘滚’（造反派滚出各级机构）的恶劣手段，从思想上颠倒是非，从政治上打击迫害，从组织上换班夺权，全盘否定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① ①柳英发参加了4月7日的会议，回到他所在的武昌车辆厂后，将这个“基调”“一字不落地向厂造反派作了传达”。夏邦银的笔记本上有以“基调”为题的这一段文字，注明是“第 三稿”。1977年4月夏朱胡专案组编《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载有这 一段文字及其影印件，所加标题是“夏邦银亲笔起草的篡党夺权‘基调’的原稿”。 751 ==========第28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4月7日，中共中央在处理了天安门事件后，发出9号文件《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10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当晚“两委会议”与会者收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广播，决定8日中午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请省委领导参加。同时组织人立即上街写大标语表态，大标语写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湖北有位赵辛初，扩大会上作讲话，挥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敦促省委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武锅造反派写了两条后来成为“要案”的标语：“李木匠是湖北问题的总根子！”“李木匠不检讨，我们就打倒！” 4月8日上午，省委召开全省广播大会，表示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十点多，朱鸿霞、胡厚民带人进入省委大院，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强行带到武胜路会场。 武胜路新华书店坐落在汉口武胜路和中山大道交汇点上，是汉口与汉阳、武昌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处。武汉市民所谓武胜路新华书店“大阳台”，文革中造反派经常用作开街头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实际上是书店大门 展 www.cnhubei.com 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1991年) 752 ==========第287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上方一块巨大的钢筋水泥雨阳棚，没有护栏也没有楼梯供上下。赵辛初、赵修、韩宁夫按职务高低，依次沿着一架长长的竹梯爬上大阳台。王仁昌在现场看到：“又胖又高的韩宁夫颤颤巍巍，几乎是被人连抬带拽上去的；嘴里不住唠叨：我是六十岁的人，有什么闪失，看你们如何向中央交待？上去了，又嘀咕：其实，我比你们还恨邓小平。这样搞，我心里就不舒服！”0大会由吴焱金主持，赵辛初讲了话。王光照“站在主席台上的人群里，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话。感觉到他今天的发言旗帜鲜明，底气十足，不像过去温吞水那样”。赵修、韩宁夫也讲了话。会上“并没有安排他们发言，是赵辛初、赵修自己要求发言的”②。两赵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韩宁夫发言对“我省、我市右倾翻案风的实际情况，他一字不提，惹得大家起哄，与会听众有人高呼：不要放空炮，反对空对空！” 会后三位书记被安全送回，中央来电话批评了造反派的这一行为。第二天，省市委又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董明会、夏邦银在会上发言，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悉数参会，他们的名字第二天全部见报。 经夏邦银等要求，省委于4月13日召集任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的群众代表开座谈会。群众代表们讲述了一年来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对省委将这批人作为“不安定因素”赶下去提出质问。赵辛初说：“我们省委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搞翻案，借搞整顿打击新生力量，我们没有看清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韩宁夫说：“我们都上了邓小平这家伙的当，你们恨邓小平，我们比你们还要恨得狠一些。” 鉴于“书记们没有讲自己跟着邓小平跑的内在原因，更没有讲省委如何转好弯子的具体措施”，4月15日夏邦银、谢望春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16人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信件开头完整地写上所谓“基调”的那 一段话，“希望中央能够从上面促省委转弯”。随信附送了一批材料：《省、市领导人刮右倾翻案风的言论》《传播政治谣言，大造复辟舆论》《湖北、武汉地区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关于湖北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武汉地区文艺战线右倾翻案情况》。 “帮促班子”4月23日撤出省一招13号楼后，5月2日在一治招待 ①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②“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753 ==========第28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190年4月13H尽二第网 阴北日板 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散代毛主麻无得 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沙 人公货安妈2设不6字92· も 拥护中央 (本威照片均为本报通讯、本叔记者透 1976年4月13日湖北日报刊载的“声讨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图片专版 754 ==========第289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所开会，顾建棠传达“帮促指挥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开了十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拉开了转弯子的序幕，‘上促’初见成效。现在我们要在中央两个决议指引下，‘上促’不放松，重点搞‘下攻’，就是回到各单位去促基层党委转弯子，大战红五月，夺取新胜利，进一步帮助省委转好弯。怎么攻？1.依靠群众，坚持方向，独立自主各自为战。 2.据理力争，要他们恢复基层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活动，但不夺权。要批推行邓小平路线的当权派，要他们好好工作；又要促他们，要他们解决问题。5月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起来。3.抓重点，抓武重、武钢、 一治、武船、武锅、交通、财贸、省体委。”胡厚民补充说：“还要把‘滚’出去的请回来，要打革委会的旗帜。抓好四件事，一学习，二批判，三调查， 四请回。” 朱鸿霞说：“不只就掺沙子，而是要建班子，按单位、系统打革委会的牌子。革委会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搞。”胡厚民说：“下一步就是把新生的革委会成立起来。有的同志说，这不成了两套了？两套就两套，这没有关系，可以分一分真假美猴王。”①“要正儿八经地、理直气壮地把‘革委会’的牌子挂起来”，“原来的工作人员要进领导班子，原来不是工作人员的，可以组织理论小组，作为‘革委会的理论小组。”“这样一来，我们自上而下的体系就形成了。”② 5月，在朱鸿霞策动下，武重原工总头头、厂革委会成员戴行江等人召开了厂革委会“树旗”大会⑧。这一举动被一些企业的造反派仿效。省市很多厅局的造反派将1967年成立的“革命领导小组”的牌子重新挂出来。6月7日，原公安联司头头李天荣带62人进驻市公安局，要求恢复局革命领导小组。谢望春、顾建棠促成市一轻局、二轻局重新挂出“革命领导小组”牌子。6月20日，姜一向顾建棠传达省委意见：“省、市厅局的革命领导小组不要恢复了，原来的成员都在厅局领导班子中安排。”“帮促班子”认为这是“省委转弯子又迈出第二步”，同意停止这一行动。 武汉官方1976年12月编制的材料写道：“今年六月份，他们公开提 ①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 ②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1977年12月)第12页。 ③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朱鸿霞的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30号。 755 ==========第29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出：‘向湖北武汉的走资派、翻案派、算账派、复辟派，讨还一月风暴的革委会！”“曾一度有的单位被夺了权。有九个区、局被抢占了办公室。有十四个局强行恢复了斗批改中已取消了的‘革命领导小组’、有四个局强行挂出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牌子。有三十一个基层单位挂出了他们的所谓厂革委会的牌子。”① 从5月底开始，长江日报像批林批孔高潮时一样，发表了多篇造反派头头的文章：夏邦银《认清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同走资派斗争到底》(5月31日)，朱鸿霞《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6月4日)，谢望春《依靠群众，深入批邓》(6月12日)，胡厚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一一批判邓小平反对工会抓阶级斗争的反动谬论》(8月4日)，柳英发《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永不丢》(8月18日)。 7月上旬，省委、省革委会召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在襄樊市举行，到会的有省委和各地市主要领导人，武汉市及省内其他地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还有因支持造反派被逐出省革委会的常委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常委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顾建棠回忆：“经验交流会主题是学习、推广襄樊市委的经验，他们在中央两个决议公布后，端正思想，积极领导群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胜利成果，并且从组织上落实，新干部是党员的进党委领导班子，党外的吸收入党，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会上还介绍了襄樊棉织厂的典型经验，该厂领导讲了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怎样转好弯子，首先要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自己，其次带头联系实际批邓，第三对群众代表要在组织上作出安排，解决补台问题。”赵辛初在会上说：“襄樊市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个好经验，省委希望大家把襄樊市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去参照办，把我们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快转弯、转好弯。” 造反派认为，襄樊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推动全省的批邓运动，加快各级党委转弯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省委真心实意转弯子的体现。” 襄樊会议后，省委就着手安排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省委及各部、委、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 756 ==========第291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办，省革委会各厅、局。 6、7月，省委主动下文，将调往外地的造反派头头王光照、丁远芳等调回原单位。 襄樊会议前后，各级当权派普遍进行“正确对待造反派”、吸收造反派进入领导班子的工作。4月，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找陈祖坤谈话，要他 出任武钢O七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①。武汉制药厂党委向上级党委写报告， 拟任命厂造反派头头徐大胜为厂党委副书记®。7月初，一冶设备处处长吕成利对刚平反的李开键“明确表示”，要将他“‘补台’进设备处领导班子”®。7月下旬，省委决定任命张建成为水院党委副书记④。赵修亲自到武钢抓“转弯子”、“补台”，电修厂被列为重点单位，三位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处级），其中一位被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⑤。 从农村招工到铁路工作不到一年的谢保安，赵修曾考虑将他“补台”为武汉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8月初，“赵修当着我和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郭坦的面，谈起省委有意让我进入武汉铁路局领导班子。郭坦表示怕基层党委不好通过，赵修当即表态说，如果基层党委需要做工作，我随时可以去。果然，在9月某一天，赵修亲自去我所在的单位江岸车辆段，召开党委会，为我担任路局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向基层领导做工作。这件事在铁路系统反响强烈，特别是引起了那些从铁道兵八师转业下来的老干部们的愤愤不平。”⑥ 长办造反派的“帮促”活动基本失败。 3月上旬，顾建棠召集造反派骨干开会，“确定了各单位发动群众的联络人名单”，“开列了收集翻案风材料的提要”。4月中旬开始用大字报、传单“造声势”，分派专人做两级党委成员的工作，“交心谈心、批评批判，不搞批斗，更不提什么打倒，目的是促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6月初，顾建棠等给长办党委成员做工作，提出长办三级革委会恢复工作、“滚”出去的人员调回等问题。此时长办临时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在北京住院，“遥控”长办，三位副书记住进医院。新上任的第二书记黄友若给 ①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0页。 ②参见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③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7页。 ④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99页。 ⑤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一介草民的故事》第74页。 ⑥《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757 ==========第29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滚”出去的革委会主任郭志伟、副主任顾建棠安排了办公室，机要员不给他们送文件。黄友若多次提议郭、顾二人进党委，都被林一山否定。顾建棠回忆：“为此，黄书记亲赴北京找林一山商量，他回来后对我说：林 一山说如果党委都同意的话，我保留。我与他争辩，你保留总要有个理由吧，他说不要理由。我说你这是故设障碍。我离开时说还是请林主任回长办主持为好。你要不回来，那请不要再遥控了。全因林一山的作梗，不仅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原党委委员、监委书记郭志伟和我进不了党委，黄书记也因此在1976年10月后被林一山逼出长办。” 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之际，武锅造反派举行学习会，王光照作了中心发言。他“不厌其烦，按照历史顺序，把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的史实向厂里的同志做了一次回顾。通过对党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脉络的梳理，诠释了毛主席所说的发动文革的必要性”。 艳学 “湖北省暨武汉市70万军民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10周年集会游行活动速写”（载1976年5月17日湖北日报) 3月8日造反派头头会议上决定“龙梅生、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邵正茂”、“杜则进”写作组又开始在水塔下出刊。“杜则进”成员杨业龙得知王光照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有一个发言，请他整理出来，加 758 ==========第293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上“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标题，抄好贴在水塔下。丁元芳回厂传达后，武药“邵正茂”写作组立即行动，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联系实际评《水浒》的《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另一篇是《万里长征人未还》。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徐大胜还记得开篇第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会像武汉解放大道一样平直广阔。”① 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一直以未能与中央、中央文革建立固定、畅通的联系为憾事。天安门事件后，“帮促班子”与省委交涉处于胶着状态，李承弘形容是“马拉松，搞得你没脾气，夏朱胡一时也不知如何办”。李承弘记述了造反派头头为建立这种联系的一次努力： 这时林子忠提出，现在中央有很多提上去的各地造反派，特别是上海工总司上去的较多，是否与他们联系一下，搞清中央下一步的部署。文革中胡厚民经常讲，湖北武汉的造反派是没娘的孩子，在中央没有人。上海、辽宁不用说，河南有纪登奎刘建勋，四川还有“两挺”，湖北武汉造反派全凭对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领会开展运动，对上面深层次情况完全两眼 一抹黑。到了1976年才睡醒，想到要在中央找个娘。我们大家对胡的话深有同感，所以决定派一个人先去探探路，这样，首先想到朱鸿霞，朱在国内外都有名气，毛主席多次点名，在全国有知名度，况且在上海工总司老乡多，能套近乎，朱鸿霞也答应去②。 于是决定李承弘、林子忠、张有汉（原马房山中学二司成员）先去郑州打印送中央的材料，朱鸿霞再去郑州会合一起上京，后朱鸿霞因事未去郑州。李承弘说：在北京递交了材料，“按理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但我们四人不满意，特别是他们三人总想干点什么，不然就白跑一趟北京了。当时，大家就想办法出主意，我们认为找中央首长级人物难，找一个容易见的，…相对办得到。最后想到了金祖敏，听夏邦银讲，他与金有过一些交往，金原是上海工总司的组织部长，现调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通过他看能否有突破。于是，我们决定去总工会。”经夏邦银同意，李承弘以他的名义写了致金祖敏的便条。总工会接待他们的一位干部认出便条的笔迹与在传达室登记的笔迹一样，金祖敏没有见他们。 武汉造反派头头与中央建立“组织联系”的企图未能实现。文革后的“揭 ①参见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9一270页。 759 ==========第294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批查”中，这件事被当成“大案”。李承弘的专案组一成员告诉他，要不是全总那位干部实事求是地出具了证明材料，你就会“被抓进牢房”①。 在1976年的批邓运动中，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肯定，达到了1968年清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造反派头头们为实现造反派“坐江山”满怀信心，日夜奔忙，参加实际行动的造反派群众却越来越少。 王仁昌回忆他在“帮促班子”进驻后的省一招13号楼所看到的情景：“有天，杨继高约我去13号楼。我俩转了一圈，楼上楼下，房门洞开，空空如也，一片狼藉。我说，完全不见人嘛。杨继高说，开始人蛮多。旷日持久，待不住，都回去了。如有活动，一通知就来了。”② 王光照说，1976年4月他“再也不是‘反复旧’和‘攻三办、促省委’那些战役中遇事强出头、冲在最前面的角色了”。同时他感觉到“人都搞疲了”： 别的不说，就拿在十三号楼（造反派1976年3月20日至4月23日聚集在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十三号楼)看到的情况来讲，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仍然是造反初期的那些老面孔，就这些老面孔也比过去少了好多。我们这些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成了夏、朱、胡的群众，我们背后又能有多少群众呢？文革这场斗争太长了，人都搞疲了，其中太多的反复，太多的吊诡，人们思想上越来越胡涂了。一些人为文革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积极性受了挫伤。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要是早知道代价这么高，才不参加哩。这不是那几个头头本事大小的问题，而是国家当局的问题。另外，文革中 一些头头成了新贵，被结合到省、市革委会了，他们有些做法也脱离了基本的造反派群体。这些基本群体也产生了离心力，再跟你们闹得黑汗水流，你们身价抬高了，我们能落到什么呢？弄不好，省、市委派你们来收拾我们，挨你们的熊，划不来。这种思潮在十大后武汉出现反潮流的街头派时就产生了。一句话，新贵们已经不完全是造反派群众利益诉求的代言人了，反倒成了这些群众的管家婆。有人离心离德了，街头派自己上街闹，争得直接同省、市委对话的机会。他们认为干革命不一定非要跟你们一起干，从来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呀。这样的社会思潮不是那几个头头鼓舌如簧能够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1一273页。 ②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760 ==========第295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解决的。在我看来，文革经过十年的风雨坎坷走到今天，已是强弩之末了。大家玩厌了，不愿意再玩下去了。 …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这不是强弩之末又是什么呢？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全社会对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经滋生了逆反心态和厌战情绪，人们渴求休养生息，过安稳的小日子。人们从各自酸甜苦麻辣的体味出发，自主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关心和参与政治运动的人越来越少就成了一种必然，正所谓革命靠自觉哩①。 9月8日，省委常委会通过了赵辛初次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转弯子”的讲话。9月9日上午赵辛初的这个讲话将布置全省的“转弯子”工作，并宣布对湖北造反派头头的各项安排。因毛泽东9日零时十分去世取消了这次会议②。 第二节“寒城牛”、“工农兵” 1976年3月初，批邓开始两个月了，“工农兵”还没有动静，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由原百万雄师成员组成的很有影响的组织“寒城牛”®。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突然，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一‘寒城牛’，像巨大的闪电，撕开了笼罩武汉的乌云，横空出世。” 3月2日上午，三十多人聚集在陈世清家，“面对武汉那几个黑干将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沉默了。大家主张写标语用实际行动进行回击，把心里的话公诸（之）于世。”当晚，韩喜明（洪山区委机关炊事员)、刘仲余（武重职工）、陈世清“在毛泽东画像下，每人喝一碗酒宣誓：三个人不管在什么复杂环境下，战斗在一起，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又商定以三人姓氏的谐音组成“寒城牛”，用作标语署名。2000年刘仲余回忆是他提出取这样一个名称：“用我们三人的姓组织成一起，字不同音同，同时可以代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心意，以‘寒’对‘夏’（夏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59、461、462页。 ②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5一166页。 ③本节关于“寒城牛”的记述，参考了章迪杰《峰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三十一、‘寒城牛’”；湖北日报记者周端珍、王善春《访‘寒城牛’》，载1978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陈世清《怀念韩喜明同志》(1998年8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761 ==========第296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邦银)、以‘城’围‘湖’（胡厚民）、以‘牛’斗‘猪’（朱鸿霞）”①。陈世清的回忆文章重复了刘仲余的说法。2002年汪扬说“寒城牛”的这个“政治意义”，是他提出来的，是他“上升到斗争的理论上去”的®。 当天深夜，三人开始写标语，“夏、朱、胡对抗党中央，破坏大联合的指示，妄图钢化江城，罪责难逃！”“想念毛主席，怀念周恩来，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打倒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谢望春，不许蒯氏人物夏、朱、胡之流篡权！”从武昌阅马场写到中南路，直到天明。 王仁昌记得“寒城牛”刚“亮相”时写过这样一条标语：“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将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予以收监！”® 1976年原百万雄师成员第一次亮相，章迪杰给予高度评价：“‘寒城牛’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武汉人民拍手叫好，奔走相告。这一革命行动使得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坐立不安。” 文革后陈世清等对记者说：“‘寒城牛’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还有胡绪龙、胡仲华等同志，经常参加的共有三十多个单位的三十多人，公开支持他们的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寒城牛”等原百万雄师成员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开始活动，表达他们对批邓运动的观点。他们的所有观点和以前一样，与造反派针锋相对。 1976年“2月，市内就盛传《总理遗言》、《三首长讲话》和《毛主席对七同志的谈话》等各种传抄本，其主要内容是称颂周恩来的伟大功绩、赞扬和肯定邓小平的人品和他重新工作以后所取得的成绩，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罪行，渴望安定团结、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3月25日，“寒城牛”散发的油印传单写道：“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坚决反对武汉蒯大富、聂元梓式的人物继续混水摸鱼！”26日，“寒城牛”在武锅召开了二百多人的会议，陈世清主持，詹才扬（武昌区委机关干部）、梁书金（市建筑公司干部）、刘天喜（市电 ①刘仲余《记一次写大标语口号》，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②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7页。 ③参见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④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06页。 762 ==========第297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武汉大学师生悼念周恩来总理”（载《大武汉新影》） 车公司工人)、刘长安等发言。会议“愤怒声讨《文汇报》，指名道姓地批判江青、张春桥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继续排斥异己，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革命罪行，提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的口号，表示要同资产阶级野心家血战到底”①。 4月初，“寒城牛”和一些单位的职工将自己制作的悼念周恩来的花圈送到洪山施洋烈士墓、汉口解放公园、大桥武昌桥头。4月3日陈世清署上自己的名字贴出自己写的诗：“仰望天安看武汉，群魔乱舞恶浪翻，京都江城心连心，善恶人民看得清，衷心怀念周总理，痛骂蒯聂害人精。”陈世清回忆：4月2日至6日，各单位和个人“送了花圈，武昌桥头下面有200多个，还有不少诗词挽联。詹才扬同志画的周总理大幅画像挂在大桥墙上”。 王仁昌曾经目睹当时的情景：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63页。 763 ==========第298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4月3日至5日，武昌长江大桥桥头江堤上，“寒城牛”刷出署名文章和大标语：“我们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呀，邓副总理为您提倡的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罪在哪里？！” 江堤邻近汉阳门、中华路两个轮渡码头，是汉阳、汉口两处职工到武昌上下班必经之地，每天围观者达万人以上。三镇轰动了。好多人特意乘车搭船前来观看大字报和大标语。还有人签上支持的意见。名不见经传的“寒城牛”一夜间家喻户晓①。 造反派的“帮促班子”送给中央的材料里写进了“寒城牛”的这些活动。顾建棠2010年回答笔者询问时说：文革后当局指责造反派“反对、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是不顾事实和逻辑的瞎说。造反派对周恩来怀有的深厚的感情，是“工农兵”不能比拟的。早在1967年1月，周恩来就态度鲜明地支持武汉造反派，批评职工联合会。特别是他按照毛泽东的既定原则，果断地处理了七二。事件，拯救了将陷入灭顶之灾的武汉造反派。 七二O事件后他亲自领导武汉的大联合、三结合，8月召集武汉造反派头 头进京，形成了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纲领性文件“八八纪要”；10月又来到武汉，多次与造反派头头座谈，亲临武测、华工、湖大、武锅等造反派重要单位看望群众；在成立红代会谈判的关键时刻给予电话指示。196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一阵反周风潮，武汉的北决扬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尽管他们都是一些老造反派，还是遭到武汉造反派自发的坚决批判。《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1967年12月22日)》②1968年初在造反派中广泛流传，大家觉得，对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理论的理解和阐述，没有一个人比他讲得更好，包括中央文革那帮秀才。 顾建棠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周恩来去世时他的心情，写到周恩来与长办文革运动的关系： 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痛哭失声。回想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长办和长办造反派的深切关怀，不禁泪流满面。1966年到1973年，周总理先后对长办的工作和文革运动作出八次指示：1966年12月21日支持长办群众造省委的反；1967年6月25日指示我们长办民兵武器“不能动”；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与我交谈，称我是他的“小老乡”， ①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②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材料组印《学习材料（第89期）》(1968年3月)载有这个讲话。 764 ==========第299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并询问林一山的情况；1968年1月28日在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曾思玉传达总理提名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3月钱正英部长传达总理支持长办革委会兴建长江第一坝即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由我起草并署名的《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的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总理指示省委领导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我内心把总理当亲人，而今总理归天，怎不叫我痛心疾首，泪如泉涌。我常想要是周总理再活五年，包括我在内的武汉造反派决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对于“寒城牛”纪念周恩来，造反派认为他们和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帮干部子弟一样，以悼念周恩来为借口，别有用心地塑造一个反文革、与毛泽东对立的周恩来。造反派根本不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周恩来有什么怀念、崇敬之情。王光照回忆： 我也听到造反派对于武汉寒城牛（百万雄师的变种)的一些议论：他们当年满街刷写大标语，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乱哇哇”，荷枪实弹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冲击东湖客舍，揪斗周恩来亲率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公然挑战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权威。周恩来陪同谢胡访问武汉，他们又图谋“拦车告状”，蓄意制造涉外事件。今天缅怀周总理，他们应该自责和反省，反省长久以来背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一想长期与同走资派斗争的造反派对着干，究竟是把矛头指向哪里，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平反、翻案，他们却大唱“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一句话，凡是周总理在文革中关心、爱护、支持的，他们总是抵制、反对、打压。对于这些事难道不应该自责和反省吗？倘若仍然坚持过去的那些错误立场，总理九泉有知，也一定会批评他们是“诸葛亮吊孝，别有他图”。 造反派忙着“促省委”，和批林批孔时一样，不以保守派为主要对手。“帮促班子”住在省一招13号楼期间，双方发生过一次小型武斗。造反派负责保卫的人发现刘天喜带一帮人在楼外窥探，抓了几人问明情况，留下刘天喜，放了其他人。不多时一伙人手持木棒冲进13号楼要抢出刘天喜，没找到，将门窗、桌椅等一阵打砸就撤走了。当晚夏邦银等头头知道后， 765 ==========第300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为避免引起大规模武斗，就让马上放走刘天喜。事后朱鸿霞派人向刘天喜赔礼道歉，并送上补品①。 王光照当时在“各种场合反复向大家宣讲”：“今天斗争的大方向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抓住主要矛看，不能让一些打横炮的事情牵着鼻子走，迷失了批邓的大方向。”® 吴焱金回忆：批邓运动开始后，胡厚民两次去找俞文斌，说服他一起参加运动，团结起来对付当权派。胡厚民的这个愿望再次受到很多造反派头头的批评，说他是“投降派”。 中央处理了天安门事件后，“寒城牛”的公开活动减少了。 1976年5月，批邓运动开始四个月了，“工农兵”才重新打出旗号。5月初，原百万雄师头头打算再次拉起队伍，还是用“工农兵”的名称，统一行动。俞文斌要求陈世清出来组织“工农兵”的活动，不再打“寒城牛”的旗号。陈世清同意不打“寒城牛”旗号，说自己号召力不大，还是你老俞来领导。俞文斌说他不出面为好，有事可以一起商量。 此后不久俞文斌在工艺大楼召开形势报告会，詹才扬作形势报告，陈世清宣布今后“以‘工农兵’名义开展活动”，俞文斌再次提出请陈世清出面。陈世清再三推辞，说你老俞不出面，就请刘天喜、刘长安领头，1974年“工农兵”在社会上活动，这两人比较有影响。俞文斌同意了，并要陈世清讲 一讲以后怎样开展活动。陈世清提出：我们的口号是：“百氏兄弟一条心，往事纠纷少议论，团结起来，立足于斗”。对待内部各个山头的态度是：“八路军，新四军，独立大队，都是革命队伍”。大方向，名义上是“针对两赵一王”，“实际上还是针对夏、朱、胡他们这部分人”。陈世清的意见，俞文斌“认为可以”，并决定最近召集各厂、各区原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进一步商议。 一周后，所谓“船上会议”于下午两点召开，原百万雄师骨干八十多人参加。按照俞文斌的布置，陈世清首先发言。他总结了批林批孔时，“工农兵”在两清问题、贯彻中央七条问题上进行斗争的经验，介绍了省委对俞文斌、杨道安的安排，强调省委对七二。后被打死打伤人员未能落实政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6—267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64页。 766 ==========第301页========== 第二十七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策，要求各单位“必须要统一思想，统一口号，统一行动”。陈世清通报组成“工农兵”三人领导班子后说，刘天喜被抓了，刘长安负责；刘长安被抓了，陈世清负责；陈世清被抓了，“那就看我们各厂矿企业、各区的头头们了”。与会者同意陈世清的讲话，“发言激烈”。俞文斌最后讲话，说基本同意陈世清的意见，要求大家支持三人领导班子，同时要求三人立即开会商量，将班子组织起来并作出分工。 第二天，三人班子在黄诚昌家开会，参加者还有汪扬、詹才扬、熊汉卿等。陈世清回忆：会议决定的“第一个活动是在水塔与夏、朱、胡争夺宣传阵地，打了一仗，我们夺过来了，接着追查类似天安门事件问题，我们又分散活动，各自为政。直到‘四人帮’垮台，又组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 组织批判‘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夏、朱、胡大会”0。 1976年5月原百万雄师成员重新打出“工农兵”旗号后，最主要的行动就是在水塔大字报墙贴长篇大字报；以“工农兵评报”的名义进驻长江日报社，致使长江日报停刊四天。 批邓运动中，“工农兵”的声势及影响不及只有几十人的“寒城牛”。当时社会上不清楚“寒城牛”与“工农兵”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寒城牛”就是“工农兵”的新旗号。 陈世清说水塔“宣传阵地”“夺过来了”，言过其实。但百万雄师的人居然写大字报而且篇幅很长，引起不少市民关注。 “工农兵”认为，“《长江日报》己成为一张地地道道的造反派的大传单”。6月26日，汪扬、刘仲余、刘长安、王延安（长江仪表厂工人）等二十余人前往长江日报社开展“工农兵评报”。他们强使报社副总编辑邓国栋、副社长黄炳麟站到桌子上，历数该报发表“大量反动文章的罪行”，要二人检讨。邓、黄“拒不答复认错，态度极为嚣张”。此后长江日报停刊四天，“工农兵”宣传说是邓、黄“制造停刊事件，扩大事态，挑起两派斗争”。8月1日，刘长安、王延安被江汉区公安分局带走，分别被拘留15天、10天®。 6月28日，陈世清等贴出长篇大字报《向何处去？》，说长江日报己不是无产阶级党报，而成了某些野心家的喉舌，要求省市委改组长江日 ①参见陈世清《“文革”中一次船上会议》，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②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0一151页。 767 ==========第302页========== 第五编批林批孔一全面治理整顿一反击右倾翻案风(1971年10月一1976年9月) 报社。6月30日，“工农兵”贴出大字报《以革命的名义纪念党的生日》，说长江日报停刊是夏、朱、胡、张及长江日报社个别人借机扩大事端、自己导演的一幕丑剧，是向中央告黑状，向省、市委施加压力的阴谋。 7月14日，“工农兵”头头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申述去长江日报社造反的理由。8月2日，“工农兵”给省、市委写信，抗议长江日报为林彪、王力翻案。 批邓运动开始不久，省委就将朱鸿霞、张立国分别安排到省工办、省农办任副主任，赋予一定权力。襄樊会议以后，大面积安排造反派进领导班子的工作正在筹划，一些单位已开始实施。“工农兵”没有得到他们的头头被安排的消息，于是对襄樊会议展开攻击。 武汉市燃化局党委书记王瑞杰在襄樊会议上介绍经验，会后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取得运动的主动权》。陈世清等 三人以燃化医药系统职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说燃化局经验是“假典型、真骗局”，燃化系统各厂革委会是造反派“一派的革委会”，燃化系统不存 在“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这个“假经验”必须彻底批判D。 1976年10月以前，“工农兵”的活动没能够阻止省委“转弯子”的决心。1976年10月以后，“工农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对造反派大小头头痛下杀手，入室抓人，开会批斗，游街示众，办学习班，整材料上送。所抓之人被省委要过去以后，“工农兵”作为群众组织的使命结束了。再后来，上面传来令他们至今无比愤怒的一句话：“两派都错了”。 ①参见陈世清、舒志发、王声佩《假典型真骗局一评市燃化局在襄樊会议上介绍的经验》，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768 ==========第303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9月一) ==========第30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第一节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武汉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整个武汉市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部队党委当即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军民继承毛主席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做好各项工作。 11日，湖北省暨武汉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群众4万多人集会吊唁毛泽东主席，全市开始了为期7天的吊唁活动。18日，省、市委在中山公园门前广场举行“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80万工农兵群众参加大会。 板其要病地超解形大的额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 OO① 湖北、武汉党政军民悼念毛泽东大会（载《大武汉新影》） 770 ==========第305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文革已进行了十年，仍置身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执着于文革信念的造反派，视毛泽东为靠山和希望，回顾十年里毛泽东几次拯救造反派于水火之中，虽然林彪事件后就一直传说毛泽东患重病，但他们对毛泽东逝世还是切身切肤地感到悲痛。 魏绳武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撤销五一六专案，当时按市委要求在家“休息”，他的感受是：“噩耗传来，我真是如丧考妣，有天塌地陷之感。报纸、广播虽有‘按既定方针办’等毛主席临终嘱咐，但心总是像悬在半空中一样，寝食难安。”0 曾任工总组织部长、当时正忙于“批邓”的李承弘，他的感受是：“广播员一开口，‘轰’的一声，我头脑像挨了一重棍，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才缓过气来。”“第一感觉就是大事不好，毛主席这棵大树倒了”。毛泽东逝世时，杨道远正在部队监督劳动。他说：“我也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那时心里明白，更大的风雨就要来了。我在那段日子里，给党中央写了几封悼念毛主席的信，抬头是写给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信里头对江青同志表示了慰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死去的不是毛主席，换成普通老百姓，在治丧期间向死者遗属表示慰问也是人之常情啊！当然，我在信中也说了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还说如果是修正主义者掌了权，我如果在这样人的领导下还当党员，那就是对毛主席的背叛。”® 毛泽东逝世几天后，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赵修对已在省工办、省农办工作的朱鸿霞和张立国说：“现在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更加艰苦了，有的人思想又回潮，你们要注意，你们之间要团结，对省里你们要有数，我和宋侃夫是下定决心，坚决和你们一起干到底，你们完了，我们也完了，你们要坚持斗争。”④ 丁家显1968年12月分配到云南省电力局。1976年9月中旬，他应邀在省电力局水电三处团委扩大会议讲话。他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来看，当革命导师离世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出现公开的叛徒、修正主义者。领袖在世时，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十分忠于领袖的样 ①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97页。 ②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5页。 ③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17一318页。 ④“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五：朱鸿霞《关于赵修的一个补充情况》(1976年12月8日)。 771 ==========第30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子（像赫鲁晓夫、林彪)；一旦领袖去世，他们就露出公开的叛徒嘴脸，咒骂起领袖来。2.为了反革命的需要，修正主义者还可以打着拥护领袖的旗号，把领袖偶像化，修正、阉割领袖的学说、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第 二种情况是常见的，我们要特别警惕。在我们国家，如果出现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他们必然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贩卖“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一类谬论，推行阶级斗争熄灭论。1.否认修正主义的存在，甚至否定文化革命的必要性。2.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或者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或者公开从政治上、经济上强化这个阶级，从而否定革命造反派作为新兴力量的存在和它的革命性。3.他们必然搞分裂主义，当前，分裂党中央，将来分裂国家。4.他们必然要贩卖“枪指挥党”的资产阶级口号。5.他们必然要崇洋卖国，向苏修投降。6.他们必然要继续贩卖邓小平的帝国主义的“四个现代化”。7.他们甚至还会公开为邓小平翻案①。 造反派中下层中很多人也对毛泽东逝世后的形势感到悲观。当时各单位都举行了追悼会。王光照“被党委工作人员领到前排，同党委和厂革委会的成员并排肃立”。他觉得：“十年文革的风雨坎坷路算是走完了，这应该是我以正面身份上台的最后一次亮相。几度风雨几度秋，秋风秋雨几多愁。我累了，我明白，我该下场了。②武钢运输部造反派头头陈祖坤回忆：武钢的追悼会“会场设在厂前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前，甚是隆重，就像一些人父母身在不孝，死后讲排场。有人将我安排在会场最前面，我当时就像 一具木偶，随人摆布，远远不像文革中在群众会上大声呼喊、慷慨激昂”®。 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当过二司宣传部长的吴恒春当时在湖北化工厂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九月九日，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时间百感交集。毛主席的逝世意味着文革派和老将派在文革上的争斗从此落下了帷幕，意味着造反派的冤案从此就冤沉海底，意味着我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能找回我的清白的机会了。”④ ①丁家显保存着手写的这次讲话的提纲，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0一612页。 ②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46页。 ③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2页。 ④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772 ==========第307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一冶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当时做了一个梦： 9月9日毛主席去世，对于我们是晴天霹雳。悲痛之余，我有极强烈的预感：“要变天了。” 毛主席去世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满天阴霾，我独自一人行走在大街上，街上了无人迹。数百条黑狗汇集于大街的十字路口，其中领头的两条狗居然互相以人的语言问好。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思索梦中荒诞之事，突然醒悟到：二犬对言这不是“狱”字吗？当然这只是梦境，但这梦境后来居然应验了①。 继1970年“两清”中入狱七个多月，李开键1977年9月再次入狱两年零五个月。 冶工安公司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徐正全当时正在监狱服刑。他 回忆： 记得1976年9月9号下午四，点钟，厂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平日这个时段是不播音的。连忙跑出办公室去听，才知道主席逝世了。刚开始心里一惊，听完什么都没想，脑袋一片空白，很麻木的一种感觉。直到第 二天早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好像从1968年底进牛棚直到如今，我从没有哭过。据说一个人无声地流泪，比放声大哭更悲伤，一个男人更是如此。是为主席逝世悲伤吗？有这个因素，但说句良心话，更多的是为自己哭，为造反派哭。他老人家生前支持过造反派，像批资反路线，像处理七二○事件。但他也放任过一些人对造反派残酷镇压，虽说是他有难处，政治是需要平衡、需要妥协，但也不能以牺牲整个造反派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平衡吧。他老人家这一撒手西去，造反派完全没指望了，而且还将承担他留下的所有后果。一面想一面就忍不住泪往下流，一个多小时以后哭够了，心情平静下来。我不怪他老人家，有些事恐怕是他也没想到的，总之死心吧，熬到哪天是哪天，安下心来服刑②。 陈祖坤1975年秋从整治造反派的武钢开滦学习班回来后，一直在家等待分配工作。他早就感到“文革气数将尽”，“从上到下的保守势力默不作声，笑在心里，只等毛主席西去的消息传来，十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 ①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8页。 ②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188页。 773 ==========第30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愿望就会开始实现了。特别是邓小平，那一天一到，他首先会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公开决裂，再也不会说‘永不翻案’了。”他回忆： 噩耗传来，…我跑到工人村后面的长江边，在那里独自一人站了一天一夜。这时每个中国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各人的今后，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第一，虽然毛主席生前有交代，要求对造反派“高抬贵手”，就凭叶剑英、李先念这帮人，会听毛主席的话吗？他们绝不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君子琢磨事，小人琢磨人，十年来这些小人不知琢磨我们多少遍了，不让我们从地球上消失就是万幸。我还在等待分配工作，想到逃走又实在无处可逃，只得静观其变。第二，走资派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毋庸置疑的。毛主席健在，二月逆流、七二○事件照样发生，邓小平一上台照样骄横跋扈。毛主席不在了，谁能阻止？第三，他们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疾速地推向资本主义，造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的灵魂深处、骨子里头就是要坚守并且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毛主席正是看透了他们的本质，才毅然发动文革。第四，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一定会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拿什么做自己的精神支柱？靠孔孟之道①？ 夏、朱、胡等人对形势的看法比较乐观。8月底9月初，省市委的“二赵一王”按中央的要求“转弯子”转得正好，正在与夏邦银、谢望春及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头头商讨造反派“补台、提干、纳新”之事，甚至谈到进入省市核心部门的具体人选。 吴焱金回忆：1976年7月，“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② 李承弘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胡厚民对我们讲，他们正同省市委，主要是二赵一王、姜一，讨论造反派‘补提纳’的事，第一步是未批的省革委会委员补正。我初步安排到省委组织部，要我赶快争取入党，现在补台的人根本不够，原则上原来在工总总部任副部长之职的，不管任 ①陈祖坤《吹尽狂沙 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1-一172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3页。 774 ==========第309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何时期，时间长短不论，都统计上来。我们分厂萧兴懋七二O前在宣传部 工作过一段，任过几天副部长，他也登记在册。下面各级单位都要准备人员，安排名单。这是在省市委领导下的补台”①。 一些机关、高校的“补台”，已经由省委直接完成了。 1976年7月下旬，省委宣传部长焦德秀找水院造反派头头、院团委副书记张建成谈话，告诉他省委决定任命他为水院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张建成说“我不想干”。此前张建成两次拒绝了省委的安排，一次是任省体委党委书记兼主任，另一次是任武汉化工学院党委书记。焦德秀说：“几次要安排你的工作，你都不同意，以为你不想离开学校，所以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学校工作。你又推辞，到底是什么原因？”张建成说自己打算调走，焦德秀说：“省委已经讨论决定了，不要再推辞了，调动的问题暂时也不要考虑。”张建成说：“既然省委已经决定，我服从，干两年，两年中我会全力以赴把学校工作做好，两年后请组织上考虑放我走。”9月21日，在水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了省委鄂发(1976)20号文件对张建成的任命。这个文件任命了一批干部，其中新干部两位，一位是张建成，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被称为“中国赤脚医生之父”的覃祥官，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原定9月9日上午赵辛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布置全省的“转弯子”工作，并宣布对造反派头头的各项安排。这次会议因毛泽东去世而取消③。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李承弘与曾任工总宣传部长的田国汉分析形势认为：“赞同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局成员要占三分之二，绝对是多数，从人数更多的中央委员来分析，各地造反派中央委员不少，其形势更为乐观”，不会出现“宫廷政变”；军权掌握在“毛主席亲信之人”手里，不会出现“军事政变”。“形势很乐观”，“变天的可能性不大”。二人“与夏朱胡后来的交流，双方看法相当一致”④。 夏邦银去北京参加毛泽东的治丧活动回来后，对王光照说：“毛主席对身后事作了安排，他老人家跟杨成武都交待好了。大家应当相信毛主席 ①李承弘《百年寻梦 -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4页。 ②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99一301页。 ③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5一166页。 ④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5一276页。 775 ==========第31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不会撒手不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肯定会坚持下去。只能跟你们讲到这个程度，不要听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搞不好会犯错误的。知道就行了，不要到处传。”王光照说：“我对老夏不得要领的这几句话是很失望的， 对于他的乐观态度也有很大的保留。”① 汪扬当过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1974年成为“工农兵”的头头。2002年自印分发的回忆录《波澜岁月》，三十多万字，“文革旧事”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1966年职工联合会成立写到1978年中共中央为 七二O事件平反。其中“牵牛下乡和扶造上台”一节写1975年省委安排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下放挂职锻炼”，紧接着的一节“最早传递‘四人帮’倒台信息的人”，第一句话就是“一朝东风起，云散长空碧”。全书无一句涉及毛泽东逝世。 “寒城牛”是一些百万雄师成员1976年3月为悼念周恩来去世顶着压力成立的一个组织，1978年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被省市委及其宣传工具大力表彰。“寒城牛”中的“牛”就是刘仲余。刘仲余与刘松余兄弟合著的《坚苦人生》一书10万字，2009年5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从周恩来逝世到四人帮垮台后“寒城牛”的活动，没有讲“寒城牛”成员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反应及作为。 2015年12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百万雄师联络部部长章迪杰的回忆录《峥嵘岁月一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15.6万字。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本书和汪扬、刘仲余的书不同，不讲家事只讲文革。第 三十一节讲“寒城牛”一方面悼念周恩来一方面与夏、朱、胡斗争，第 三十二节一开始就详细复述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关于毛泽东逝世，书中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分别于1976年1月8日、7月6日和9月9日逝世，是为巨星陨落。” 詹学元主编《风雨历程一一记文化大革命始末》一书2017年11月出现，自印自销。据书中所载，这本书有个由百万雄师大小头头组成的编委会，主任为汤忠云之弟汤伟杰，委员有蔡俊善、谢敏华、孙德洲、张立华、陈世清、汪仕奇等。这本书仅有第六章“‘四人帮’覆灭记”中第一节“毛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44页。 776 ==========第311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泽东的追悼会”，涉及毛泽东逝世，全是以地摊文学风格写高层秘闻，如“华国锋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他们事先已经通气商量好了”“王洪文赶紧接着说”“张春桥板着面孔，不冷不热地说”。这一节完全没有提到毛泽东逝世后武汉的情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百万雄师成员的所思所为，在上列四本书和其他相关资料中遍寻无着。在编辑章迪杰书的过程中，责任编辑曾向章提出补充这一段，章含混答应。取回修改稿，一字无增。不记录所思所为也是一种所思所为。 第二节“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武汉 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中共中央名义，秘密逮捕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宣布对 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中央政治局7日至14日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中央于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赵修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间是8日晚到9日凌晨。 两赵赴京前的10月4日上午，湖北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在东湖五所召开。 有资料显示，赵辛初等人尚未返回，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己在武汉传开。2006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四人帮”垮台消息如何由官方传到民间？》一文说：“武汉是较早知道的城市”，作家周而复8日黄昏时分“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 刘仲余说他7日下午两点多钟就得到这一消息。其过程他在《坚苦人生》一书中有详细叙述： 我正在家里起草“寒城牛”文稿。武汉大学后勤热能中心主任吴金城(曾任武汉重型机床厂运输车间团支部书记)，喜气洋洋，骑着自行车直奔我家而来。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上楼进门就说：“江青昨天被 777 ==========第31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抓了！”我们当时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两人抱在床上打了几个滚，然后说，特大喜事，快买鞭来放。鞭炮一响，招来许多同事和朋友，聚集到我的家里。吴金城向大家讲：江青他们被关押起来了，消息来源可靠，崔建瑞(（原武汉大学校长，吴金城的邻居，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刘道玉①（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刚刚透露的。我们商量决定，要把大快人心的喜讯，趁早向江城人民传递。当晚，我和我们武重厂的蔡正厚、周柏金、陈炎臣，以及陈东、李建华、余开芳、谢大雄等同志，从我们武重宿舍出发，沿路在江城墙上、车上书写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深夜，公安的吉普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通宵未眠。天亮后，我照常到岗上班，武重子弟中学林六十校长对我说：跑月票的老师早上上班看到满街有打倒江青的标语，问是怎么回事？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他说，咱武重人真有胆量，写刷这个标语。十年“文革”的怨气久久积蓄在人们心中，那时的内心喜悦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我们感到扬眉吐气，精神焕发。不少亲朋好友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从三镇前来交流情况，我又把钱益民同志（钱老是老红军，曾在湖北任职，“文革”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告诉我的情况转告大家②。 刘仲余说他们7日下午得到消息并于当晚在街头写出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奇怪的是与刘仲余联系密切的“工农兵”头头汪扬却是11日下午两点才得知，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张文甲去他家告知的。他当即组织“工农兵”成员“一夜未眠”地在三镇街头写标语。2002年他在回忆录中说：11日“造反派中极反动的先生们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也上街大喊大叫，为他们的主子呐喊招魂”。这可能是二十多年后“想当然”。汪扬上街写标语的行动比刘仲余晚了四天，约一个月后他举办的“一次奇特的家宴”，让省委书记韩宁夫“开心地笑了”，韩宁夫对俞文斌说“汪扬的家宴”“很有意思”。家宴邀请了俞文斌、杨道安等二十多人，开席时汪扬致辞：“菜肴有点政治意义…三只大脚鱼（甲鱼）是王张姚，母鸡是江青。…有 三只大狗腿子，即是武汉造反派头目夏、朱、胡，他们是‘四人帮’的狗腿子，我们现在开始吃他们的肉解恨”③。 ①崔建瑞、刘道玉当时都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②刘仲余、刘松余《坚苦人生》第82一83页，华年龄出版社2009年版。 ③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2、174一175页。 778 ==========第313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如果刘仲余等确实于7日晚在武汉街头写了大标语，周而复确实没有记错是8日黄昏看到那条标语，时刻关注形势变化的造反派头头不会10日深夜才得到消息，汪扬也不会在11日前一无所知。 顾建棠回忆：我、胡厚民、潘洪斌这三位省革委会常委及市革委会常委田学群都是10日深夜才知道“出了大事”。前一天，10月9日，湖北省革委会1968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结束，历时6天。会议主题仍然是省委“转弯子”问题，在省革委会任职的群众组织代表，因支持造反派被排斥多年的老干部孙德枢（省革委会常委、原黄石市市委书记）、赵文华（省革委会常委、原恩施地委书记）和江涛（省革委会委员、武钢政治部主任)在会上发言。江涛说：“要把颠倒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错误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省委要采取措施，一句话，从口头到实际真正地转（弯子）。”会议期间，姜一对顾建棠说：潘洪斌准备安排到省冶金局当副局长；郑军吸收入党后当团省委副书记；彭勋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教育厅，或任湖大党委副书记；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胡厚民也有安排，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向大家通气的①。(9月30日，宋侃夫对夏邦银、谢望春说，省委决定把“你们两个就安排在市里当副书记，过一段时间再说，因在省里要中央批。”®)在这次全委会上，自批林批孔以来一直与两赵持不同意见的韩宁夫开始“转弯子”了。参加这次全委会的宜昌地区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委员刘德光回忆：负责省革委会工作的韩宁夫首先检讨，他说：“我们在三个正确对待上是有问题有差距的，欢迎和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监督、帮助”®。9日两赵从北京回汉，下午三时许，韩宁夫草草宣布全委会结束，他的“转弯子”也戛然而止。 当时对造反派头头的安排，并不是这些头头在自说自话、“阴谋策划”。赵辛初1976年11月9日在省直机关大会上说：“省委今年九月对省革委会部分常委作了安排决定，这个决定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现在宣布不算数。”④王克文1993年1月证实：“省、市委曾答应给省、市革委会的几个常委安排实质性的工作”⑤。 ①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8一309页。 ②“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③刘德光《回眸一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2015年自印本)第255页。 ④《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⑤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一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10页。 779 ==========第31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顾建棠回忆他10日深夜获知“出大事”的情况： 10月10日晚大约11，点多钟，有人“咚、咚、咚”连连敲打我家窗户，开门只听一个神情激愤的年轻人说：不得了了，北京出了大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抓起来了。我说：不可能！毛主席才逝世，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谁敢下此毒手？你从哪里听来的马路消息？年轻人说：武汉军区都传开了，军区大院里像炸开了锅，小卖部的酒快卖完了，他们拍手叫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确实被抓了，是华国锋下的手。说完转身而去。 我当即骑自行车到省委党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胡厚民，宿舍里只有他 一个人。胡厚民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你看我这个房间里住四个人，他们三人都是省直机关的，今天晚上同时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可能他们回去听传达。我与胡厚民商定：他先到潘洪斌家，我到市委党校找到田学群后一起去潘洪斌家再议。我到市委党校向田学群说明来意，田学群跟我一面走一面说：今晚奇怪，我这个宿舍里四个人，他们三个同时回家了，这三个人都是市直机关的老保，看来有问题。 在潘洪斌家我们四个人作了短暂的议论。我介绍了有人给我送消息的情况后说：事情不用怀疑了，这是右派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年后，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斯大林1953年逝世，赫鲁晓夫1956年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隔三年。可毛主席逝世还不到 三十天，尸骨未寒啊，华国锋就发动了政变。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就是打倒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华国锋上台的基石，你华国锋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你那个第一副主席还能站得住吗？可以断定他是短命的，螳螂捕蝉在前，还有黄雀在后等着你呢。田学群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华国锋这样搞，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胡厚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应在毛主席追悼会后立即召开三中全会，右派想搞政变也难得逞，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华国锋突然把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两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就是反党，实质是右派政变，是背叛毛主席。潘洪斌说：这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抓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今后怎么办？胡厚民说：少说话，少出门，不接触，作最坏的准备。我补充：要讲话，就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调子讲。 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反革命修正主 780 ==========第315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义集团必将彻底否定文革，对造反派必将血腥镇压，我们无力回击，只好各自善处。第二天即11日清早，我又向郭志伟、严常通报了这个消息。1976年11月后我们都先后被捕入狱。1983年我出狱时，郭志伟、田学群已不在人世了。 10月12日得到确实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违纪违宪、叛党窃国的严重事件，是阴谋家、野心家发动的右派政变①。 原二司武汉三中头头谢保安说，他是10月9日下午从李江处得知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当晚就告诉了胡厚民。这个时间点得到多位当事人证实。10日深夜胡厚民对顾建棠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顾建棠记忆有误，极有可能是胡厚民不愿透露他前一天就得到消息，而消息来源于谢保安、李江和李迎希。 谢保安回忆： 1976年10月9日下午，一些原钢二司的老朋友在我家聚会，商讨为杨道远平反一事致党中央的信。李江突然来访，他带来了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李江的父亲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没有谁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于是大家中断了原先的话题，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个消息可以说如石破天惊，实在是太震撼了。有人脱口说出这是“右派政变”，还有人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所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去打游击。我当时感觉到，这是时局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性质和文革以来的历次挫折和反复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文革已经失败了。这是自毛主席去世以来在我心中隐约担忧的最坏结局，今后的路崎岖漫长，苦日子即将到来。我当时就感觉到不宜再说下去了，于是要大家赶紧散了，并嘱附大家回去以后也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 大家走后，我急忙赶到汉口洞庭街长江日报社邓国栋家，邓时任长江日报副总编辑，是武汉造反派高层的智囊人物，与我过从甚密，交往颇深。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后，他也非常震惊，但他还是怀疑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邓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对时局的变幻是非常敏感的，或许是他从个人感情上一时还难以接受这种巨变，他对我说：从这段时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口径还看不出来发生了这种事情，也许是政治谣言。他叮嘱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9-312页。 781 ==========第31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我：不要信谣、不要传谣。邓说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联系夏邦银、胡厚民，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尽快与他们见一面。 于是我赶到夏邦银家，向他讲述了李江传来的消息。老夏听后一脸惊愕，露出苦笑，摇头说不可能。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去世才几天，他老人家生前已经对后事做了周密安排，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党心、军心、民心摆在那里，华国锋毕竟是毛主席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为了印证自己的话，他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为毛主席治丧守灵期间，与杨成武相处交谈的情景（杨对夏说了许多忠于毛主席文革路线、拥护江青的话)。现在回想起来老夏真是个厚道人，都大难临头了，还不敢去相信政治野心家一旦疯狂起来会干出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老夏对我告知的消息虽说是将信将疑，还是要我去胡厚民家通报一下这个天大新闻。 我赶到胡厚民的玉带村老屋时天已煞黑。他刚参加完省革委会全体会议回来。他原以为我是来打听会议消息的，没想到我一进门就急不可耐地把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告诉了他。老胡听得很认真，反复问我，李江是道听途说的，还是亲耳听他父亲说的？我只能如实地说，李江没有具体说消息的来源。老胡轻轻地念着四个人的名字，沉吟片刻之后，嘘了一口长气说，“终于来了”。我把去邓国栋和老夏家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对此消息真伪判断告诉了他，意在说明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权威印证。但老胡却说这恐怕不是谣言，他分析最近人民日报上不同寻常地提到“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杀气腾腾。还有这次省革委会全体会议热闹开场，草草收场，两个赵书记几天不打照面，连今天会议结束都没有出来应个景。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我那段时间和老胡接触频繁，主要是谈论落实“襄樊会议”精神，从组织上解决铁路系统对新干部（造反派）长期打击、压制、排斥的局面。几乎天天都要去向他汇报情况。但今天我们的谈话一句都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事。也许是胡厚民已经预感到天地翻覆、乾坤倒转，文革这一页即将成为历史。昨天我们还在抗争、还在争取的东西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连谈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没想到老胡突然转移话题，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27岁了。他接着问我谈了朋友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他不无感慨地说，是该谈婚论嫁、娶妻生子了。老胡还对我说，你要赶快回铁山列检所去上班，今后杜绝一切与人 782 ==========第317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的不必要来往，对人不谈前尘往事。他还要我带信给庞道铭（邮电学院二司头头)，莫做冲动事，最好是能调回广西博白老家去。（庞道明的妻子是博白县的劳动模范、县妇联主任、县革委会常委。庞调回去有可能得到 一些奥援)。老胡还要我见到黄石的柯林（黄石市造反派头头）向他问好。感谢他在“九大”时联络湖北各地的“九大”代表，仗义执言，为夏邦银、谢望春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入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了大力。眼下大局已经改变，修正主义上台后，文革必将被彻底否定，造反派必将遭受残酷的镇压。今后要善自珍摄，多多保重，不要再“仗义执言”了。胡厚民最后还意味深长地交代我：自己身体不好，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好多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了。今后如遇到专案审查，凡是涉及到和我在一起的事，不必躲躲藏藏，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只管如实交代，否则你也难得过关，所有责任都由我来负。 在后来漫长严酷的“揭批查”中，我接待了几百次外调，没有一次是胡厚民的主动交代给我带来的麻烦，包括这次我向他报告王张江姚被抓捕的经过。我这才理解了他为什么说自己记忆力不好。在这次见面中，我没有听到胡厚民慷慨激昂的话语，他对文革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而且，他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实事求是地鼓励战友们去勇敢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① 10月12日晚，胡厚民在家里对肉联厂造反派头头谭光前等人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事情很清楚，实际上这是一场右派政变”。“以后你们再不要到处乱跑了，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听，你们没有事，就坐在家里好好学习，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今后，你们在单位讲话，要表示坚决拥护，正面讲话。”“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难的风浪，己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13日，胡厚民在省委党校对省革委会常委邓金福等人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一些话高举黑旗，左派可能利用我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把他们打倒，右派政变长不了，赫鲁晓夫就没有好下场。路线斗争还有十次、 二十次，我们年轻、看得出来。”® 王光照大约是11号从谢保安处得到消息。他当时的心情是： ①《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84、88、90页。 783 ==========第31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整肃和清洗正等着我们这批投身文革、跟走资派斗了十年的造反派，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压制不同意见的白色恐怖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二月逆流”的镇压，“两清”的“五不准”，随时都会变本加厉地重演，不晓得又该有几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面对可以预料的严酷清洗、整肃，“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随大流朝那新庙顶礼膜拜。设若下作犯贱地去改换门庭，匍匐在地装孙子，新庙的方丈也不会“高抬贵手”为我剃度，到头来只会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那种“信庙不信神”的钻营投机勾当我做不来，也不愿做。我要坚守“信神不信庙”的立场，认得鼓眼的金刚，更认得坐地的如来。毛泽东尽管去世了，仍然是令人仰止的高山，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相形见绌，不说是一坏浮土，也总是等而下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信仰毛泽东而去信别的什么庙。 你们要打倒四人帮，要打倒文化革命和造反派，那是你们的立场和信念，你们“堂堂正正地”打出旗号来呀，给毛主席栽赃，编造“毛主席遗志”，这算什么本事，这种手法太过下流了吧？ 信神不信庙，哪怕你这座庙金碧辉煌，哪怕那尊神被你们抹得再黑。这是对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政治伦理起码的道德守望和精神继承①。 一冶的李开键“十分认真地向母亲、爱人、孩子说：‘我一定会二次入狱，可能被判刑。这是政变，不是反覆。’母亲听了十分伤心。”② 在长江日报副总编辑邓国栋处，邓请夏邦银念了省委传达四人帮问题的记录后说：“我还以为听完传达后，就再也见不到‘夏委员’了啊！”夏邦银说：“不会，不会，‘四人帮’就是‘四人帮’嘛！华主席讲了的。我们又不是‘四人帮’。”“当然，思想准备总是要有的。”10月底、11月初，“工农兵”的广播车开到夏邦银所在的汉阳轧钢厂，夏听说朱鸿霞的办公室被砸，拿走一些信件，于是夏销毁了一些材料®。 湖北省交通系统造反派头头、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傅廉回忆：“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51一552页。 ②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8页。 ③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4、95页。 784 ==========第319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反革命言论。”① 吴焱金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温和”态度，他回忆说：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②。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说：10月8日中央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两项决定，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还提到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特别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这 一句，明显有所指，引起敏感的人注意，觉得中央可能“出事了”。 13日，武汉市委将四人帮事件传达到全体党员。这一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这一消息。这一天前后，无数个造反派的小型聚谈在举行，都认为“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华国锋是“叛徒”，都议论过“上山打游击”。在不久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些聚谈都被说成“黑会”。所谓“上山打游击”无一不是激愤之言，每一个“揭批查”专案组都心知肚明，却郑重其事地去调查“对象”做了哪些打游击的准备，策划上哪座山。1968年3月一中十几个同学去神农架搞上山下乡调查，被说成是为以后打游击“看地形”。 1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发[1976]16号）。通知说：他们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①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傅廉）》，2009年。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3页。 785 ==========第32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等，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21日从北京开始，全国举行庆祝游行。10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29个大城市“几天来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就达五千万人”。“这几天武汉地区有二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庆祝游行。”22日这一天武汉地区集会游行的人数达130万。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 “武汉市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湖北省委党史办资料） 张建华认为：“当时全国人民虽然感到震惊，但总的说来多数人还是拥护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华国锋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而且有毛主席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人们因相信毛主席而拥护华国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确实对长时期的政治运动 己经感到厌倦，希望和平与安定了。”0 尽管当局一再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造反派都明白，他们的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只希望1966年6至7月、1967年3月至7月、1969年至1973年的痛苦经历不被重复，只希望华国锋10月8日“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的诺言能够兑现，得以逃过此劫。 ①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449页。 786 ==========第321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第三节“工农兵”先行出手抓人 夏邦银对邓国栋所说的“‘四人帮’就是‘四人帮’嘛！华主席讲了的”，应该就是省委传达的华国锋的讲话。华国锋10月8日晚是这样说的：“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的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同时他还说：“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的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出林彪，就抓小林彪。出邓小平，就抓小邓小平。浙江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层层抓小陈励耘，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来办，要历史的辩证的看问题。这一次也不能层层揪，你揪过去，他揪过来，人都揪完了。”①华国锋这个讲话10月18日后传达到群众，影响很大。夏邦银就相信，认为情况不是很坏，不少造反派也是这样想，所以基本没有出现激烈的对抗行为。也有人不相信华国锋的话，比如胡厚民，但造反派组织早已解散，也不可能重新组织起来，对即将来临的“最艰难的风浪”无法抗拒也无法躲避，只能“迎接”，经受“考验”。 得知四人帮被逮捕，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头头在被“工农兵”绑架前，无数造反派成员在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前，除了小范围议论外，基本没有对抗当局的行动。李开键回忆：“由于我早有‘二进宫’的思想准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中，我不是紧张，只是等待，等待他们自上而下地动手。”② 1968年底分配到云南省电力局水电三处的丁家显，把造反派普遍议论的“上山打游击”付诸行动，为此事还来过武汉： 丁家显在云南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断定这是一场反革命的右派政变，并且决意要奋起号召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与之抗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因为当时云南的革命造反派还处于掌权状态，于是，他就到罗平县公安局找局长，到县里找县委书记，动员他们组织武装进行对抗，必要时上山打 ①《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787 ==========第32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游击，先保住一个地方也好。星星之火，必将燎原。他还特地到曲靖军分区动员军队一起参与，但他没有找到人，只得作罢。 1976年10月，他到武汉，想在那里组织力量进行斗争，只要上海有行动，武汉就跟进。但他在武汉得知上海的革命派已经覆灭，感到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于是就回到了河南邓县老家，静观其变①。 如汪扬所说，“‘四人帮’倒台后一个多月，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造反派头头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②。 10月14日，赵辛初在对全省人民的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大些 22日，在湖北省、武汉部队、武汉市“欢呼粉碎‘四人帮’”的集会上，赵辛初发表讲话： 我们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一切行动要听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四人帮”的欺骗和影响下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尽快觉悟过来，同“四人帮”划清界线，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在揭发“四人帮”的斗争中要认真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方针，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③。 10月30日至31日，武汉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遵照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运动听从党中央指挥，整个运动一律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注意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提高警惕，坚决打击阶级 ①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2一613页。 ②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页。 ③1976年10月23日《长江日报》第4版。 788 ==========第323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①。 “工农兵”及“寒城牛”等对省市委还在作一般号召，迟迟不对造反派采取“法律行动”极为不满。 陈世清所在单位党委在一份表彰他的材料中写道：四人帮被抓不久，陈世清“整理了‘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黑干将夏、朱、胡、张…和公司系统帮派骨干刘祖富等人的大量材料，不顾家里平均只有十四元钱的生活水平，自筹路费，强扛病体，不远千里，两次上北京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送材料”。不久，“眼见反革命分子夏、朱、胡、张等人的反革命罪行没有被立即清算，‘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流毒没有得到彻底肃清，他心急火燎，他又汇集战友，上北京，到省委，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省委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新情况。”® “工农兵”、“寒城牛”一方面大量张贴要求清算造反派头头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方面自行抓人。汪扬回忆： “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武昌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办学习班。董明会由市建工局为主抓起来办学习班，交待问题。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牵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 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千部与“四人帮”的牵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不久他们纷纷落网③。 李承弘回忆：“工农兵”抓的第一个造反派头头是沈复礼，其原因是沈复礼所在的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1976年10月初在武昌主要路段写了几条大标语，矛头指向“湖北复辟总根子、老后台李先念”④。实际上攻击李先念的舆论1976年10月前就出现，参与者也不限于武锅的造反派。武汉市委1976年12月公布的一份材料中说：“(1976年)三月三日，夏邦 ①1976年11月4日长江日报第1版。 ②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委员会《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一陈世清同志》(1977年12月29日)，载湖北文革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③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页。 ④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95页。 789 ==========第32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银就布置武锅的人，写攻击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三月八日，朱鸿霞在武重搞了一个二十条的‘口号报’，恶毒诬蔑李副总理。三月十一日，沈复礼等人在武昌中南路刷出了攻击李副总理的大标语。自此以后，什么‘擒贼先擒王’、打倒湖北的‘太上皇’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充斥武汉三镇，…三月三十一日胡厚民在市建设局三公司礼堂召开的集会上进一步狂叫，大肆攻击李副总理。吴正斌、聂年生等也跟着鼓噪…他们还狂吠，要揪湖北的‘总后台’”0王光照说到：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武锅造反派在武昌傅家坡刷写了两条大标语：“李木匠是湖北问题的总根子！”“李木匠不检讨，我们就打倒！”®赵辛初1976年11月9日的大会讲话也提到：“沈（复礼）在今年四月间公开贴李先念副总理的 大字报，那时候武汉这类大字报满天飞。”® 王光照2019年回忆，沈复礼并没有参与写攻击李先念的标语，事前也不知道，是武锅写标语的人在标语落款处自行加上沈复礼的名字。受审查时沈复礼一力承当此事。后来他对王光照说：“我是武锅造反派挑头的，理应承担后果而保护同志。” 汪扬分工抓董明会并给董办学习班，他回忆： 1967（应为1976)年冬夜，…建工局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为首带领20余名同志，乘一辆中型汽车，开到市委对面的书记大院门口停下，我和张厚德、周德昌参加了这次行动。进门时被部队警卫人员阻止，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还帮助我们并介绍董明会住的这栋楼的结构，一楼是地下室车库，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为卧室。…小张爬上屋顶，董就藏在气窗檐下缩成一团。我们对他讲明情况交待政策，他顺从地从家出来上了车，到了建工局把他交到保卫处。 我们押董明会的汽车到市建工局不久，警司开来了两部小车，要求我们把董交他们。经我们说明情况，车开走了。 (董)交待问题比较实际，不转弯磨（抹）角，由于文化低写字有困难，就采取他交待问题，我作记录，我记下来的草稿交他抄写出来，成为他交 ①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第5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475—476页。 ③《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790 ==========第325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待的笔迹。他交待的问题有：1.有“四人帮”插手操纵湖北武汉的问题；2.有造反派在武汉打、砸、抢、抓、抄干坏事的真相；3.有省市个别领导支造的一些事实。 董明会在学习班交待有二本材料，后来复印装订成册，我亲手交到省委办公厅。 我们办的造反派主要头头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①。 “移交专政机关”前，“工农兵”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斗争这些黑干将的大会”®。 1976年11月19日，“工农兵”冲进一治党委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殴打这一天进学习班的曹承义，逼迫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并准备第二天把他拉出去在全市游街。曹承义半夜乘乱逃走③。 11月19日凌晨，原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汉口铁路医院职工孙德洲带人将谢保安从家中抓走，关进人防工程地下室。谢保安在这个他所称的“民办学习班”里被关了48天后，转到武汉铁路局党委开办的“官办学习班”。7个月后，转到武汉铁路公安看守所关押两年©。 省革委会常委、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王屏，省航运局革委会副主任傅廉，分别被本单位原百万雄师成员绑架、关押。王屏在关押期间遭到殴打⑤。 11月19日至12月1日，杨得志、赵辛初、张玉华、姜一、赵修、韩宁夫、王克文、宋侃夫等应召到北京，“汇报‘四人帮’插手湖北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和清查、揭批工作的安排”。湖北省多位负责人这一次赴京汇报、接受指示历时12天，其原因是“湖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湖北的揭批斗争”。“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后，要求省委加大领导力度，纠正一些地区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的现 ①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一181页。 ②参见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47页。 ③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9页。 ④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⑤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7页。 791 ==========第32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象，调整部署，立即发动大揭发、大批判。”①李先念说：“张玉华同志是湖北省委书记，前一段回去抓部队工作了，现在省委的同志希望他回省委工作，这个建议也很好。”② 12月6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湖北的重要指示，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揭发批判‘四人帮’指使的湖北那几个人的罪行；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省委一元化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新高潮，把‘四人帮’和他们指使的我省那几个人的罪行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夺取这场斗争的新胜利”。在这次会议上，赵辛初带头揭发批判了“湖北那几个人的罪行”®。 12月10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湖 X×X×Z◆ 揭批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育罪行大会 张立터 "湖北省委召开的揭批大会“（载《大武汉新影》） ①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1976年12月4日印《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 ③参见1976年12月8日长江日报。 792 ==========第327页========== 第二十八章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北的重要指示，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新高潮的意见》，提出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湖北、武汉地区的实际，对夏、朱、胡等人进行揭发批判。13日，市委召开20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24日，市委召开全市广播大会，“揭批‘四人帮’在武汉的主要骨干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反革命罪行”①。 至此，“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武汉的帮派体系”的运动展开。 ①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80页。 793 ==========第32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第一节“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10月6日逮捕四人帮后，在西山叶剑英住处连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华国锋的这一号召“已经深入人心”。 1976年底，局势大体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解决问题”的“揭批查”运动在全国展开。所谓“揭批查”，即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反革命罪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以分三次下发的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作为每一战役开始的标志和揭发、批判的内容。 这三个材料分别于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1977年9月23日下发。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记载了武汉地区“三个战役”的一些情况：1977年1月开始，全市打响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肃清其流毒。市委…采取了一系列方法措施。第一，广泛召开揭批“四人帮”群众大会，进一步扩大揭批斗争的声势和影响：到4月底，全市共召开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大会12万多场次，参加者达843万人次。武昌 794 ==========第329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区专门组织成立“千人讲师团”，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街道、工厂、学校，讲批850多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第二，开办各种培训班、学习班、研讨班，学习中央文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认识水平。市委率先开办全市党员干部学习班，组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各区、县、局及直属企业纷纷开办各式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随后，理论学习组、自学组等遍地开花。到3月初，全市有三结合理论学习小组1万多个，自学小组3.3万余个，政治夜校和工人大学政治学习班9600多个，培训了19万多名理论学习骨千。到4月底，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达到7万多个，参加学习人数达178万多人次。第三，召开经验交流会，交流揭批的措施方法。1月下旬，市委召开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交流 大会，三五O六工厂、武汉第一皮鞋厂、市公安局等单位在会上作经验交流。 第四，组织工作队到基层单位指导揭批工作。截至1977年2月底，市委从各机关中抽调1996名党员千部组成318个工作队，到各工厂、企业、街道、学校指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市郊区也抽调4264名党员干部组成322个“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农村组织开展揭批斗争。江汉区抽调218名干部，深入到45个单位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和帮助揭批斗争。第 五，各系统各战线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揭批斗争。1月25日召开整顿公共交通大会，3月11日召开工交、城建、计划、科技系统所属的工厂企业干部大会，4月19日召开全市组织工作大会等，这些会议无一例外地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5月中旬，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到第二战役，主要是联系实际，广泛开展“三大讲”活动，大讲“四人帮”横行之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根据要求，各单位积极发动职工群众，组织揭批斗争。武汉轧花厂采取一事一诉的方式，人人开口，个个发言，控诉“四人帮”及其千将破坏生产的罪行；葛店化工厂结合实际，列出五个专题，清算江青集团的罪行。为了深入推广“三大讲”经验，7月28日，市委在武汉剧院召开“三大讲”经验交流大会…。 10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底》的社论，指出揭批“四人帮”已经打过两大战役，“现在要乘胜前进打好 795 ==========第33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三个战役”，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10月7日。市委成立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负责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随后，市委重点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骨干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帮派分子进行系统清查。 10月29日，市委召开有30万人参加和组织收听的“愤怒控诉“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黑干将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的群众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高潮。 11月初，市委专门工作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各项工作的纲，各级党委对此一定要明确，要十分坚决。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结合起来，继续抓紧清查，清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清查与揭批结合起来，专门班子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揭批斗争当作全党的大事来抓。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斗争中，市委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继续开展“三大讲”活动，但内容变为“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的新“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搞资产阶级路线，大搞帮派宗派主义，大搞分裂主义”。二是加强媒体舆论宣传作用。11月9日《长江日报》发表《打好第三战役，夺取更大胜利》的社论，提出打好第三战役，必须抓住“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纲领，狠揭猛批；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狠狠揭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干将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和谬论；继续开展清查工作，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影响，把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以争取第三战役的完全胜利。从11月12日起，《长江日报》连续刊登《一面“改朝换代”的黑旗一“四人帮”及其在湖北，黑干将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谬论选批》(之一到之四)，进一步揭露“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分子的罪行。 三是逮捕和起诉“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11月下旬.省委决定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主要帮派头目实行逮捕，经市公安局侦查预审后，提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时，发表《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 796 ==========第331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帮派体系进攻》等文章，指出第三战役的中心和主题就是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政治纲领、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号召要发扬“宜将剩勇迫穷寇”的精神，乘胜前进，除恶务尽、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①。 拔祸根平民愤大快人心全市人民热烈拥护省委对夏朱胡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滔天罪行大打第三战役坚决摧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许多单位的同忘在讨论电，联系实际，对“四人 对反革台分子夏、朱、胡、张进行拇发，控诉，实汉油脂化学 点审查对象会后代 治上瓜上制底唐清其流游和影响， 于大降众和干部大于社会主义的极 过去我对白 盛中大字的民经济计刘， 酸。现 计划的法础，再 力争在今年 大、学需、 内入大式金业的行列， 力 许单的在论中认为，对四人都”在农工传了大会实，广大下中农说 我们的 级报复，他们把我两府当 子￥：人： 分正分必分的我中色 公司觉 的才 汉区类人：武汉市行书店 同过去日本央于 分石的。如果让他 如骋记，我们穷动人民就要吃二过品，受二指 ,婴这次大会的东风，进一步在宋单位抵起大无产阶级专或然全力量， 载1977年11月30日长江日报 从1976年底到1979年初两年多的时间内，“三个战役”各有中央制定的不同目标，有一个目标贯穿“三个战役”始终不变，即清查造反派，中共中央称之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早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西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此后，难以胜数的文件、社论、报刊文章号召“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21一627页。 ②1977年7月23日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 ③杨继绳《天地翻覆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2017.2版)第790页。 797 ==========第33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二节遍设“五不准”学习班 1976年11月19日至12月1日湖北省委、武汉军区负责人赴京汇报期间，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指示：“在湖北，联系实际，可以揭发批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这三个人。你们省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打人民战争，不要小手小脚。”① 湖北省委接受批评，大张旗鼓、放开手脚地发动对造反派的清算。在“两清一批”运动中曾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张玉华，回到省委工作，担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11月撤销的各级“两清”专案组迅速恢复，专案组名称变了，“骨干”、“对象”大体不变，一直保存的大量“两清”专案材料大体可用。曾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的谢杰民“两清”时任省“清查办”工作人员，“负责‘新派’的清查工作”，抓捕四人帮后又成为省“‘两案’（即林彪、江青专案)办公室”成员②。2000年他对顾建棠说：1969年“两清一批”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湖北省整造反派的专案组从来未撤销过，那些“两清一批”的材料，又成为整造反派的依据®。 12月2日，夏邦银、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在全市游斗。3日夏邦银、董明会、李想玉在汉阳区游斗。5日，省委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夏邦银、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谢望春。 12月8日，省委决定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隔离审查。实际上7日晚朱鸿霞已经被隔离。 此前，11月9日，赵辛初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检讨自己10月14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批评，我表示欢迎并决心改进”，同时宣布“省委决定办夏邦银、朱鸿霞、沈复礼三人学习班，要他们彻底交待揭发与‘四人帮’插手湖北的阴谋活动”。11月11日董明会、谢望春、胡厚民、张立国、李想玉、沈复礼关进“五不准”学习班。随后，省委第 三次决定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员，有龙铭鑫、高玉泽、谢华之、方保林、王屏、邓金福、郑军、魏绳武、徐筱芳、田学群、林子忠、潘洪斌、傅廉、赵文成、薛存元、曹承义等60名省、市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成员。 ①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1976年12月4日印《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 ②参见谢杰民《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2000年11月27日)，载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7一390页。 ③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70页。 798 ==========第333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11月29日，李想玉被隔离审查0。 12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实行清查与揭批相结合、发动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深入揭批‘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骨干，把他们所犯罪行全部揭露出来，使群众看清他们是如何上挂‘四人帮’、横联‘四人帮’死党、下靠帮中兄弟的，以便彻底铲除其帮派体系”。1977年2月8日，省委“要求全省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把深入开展揭批查作为1977年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统领各项工作的纲。”② 按照省委要求，各单位清查专班一一清查办公室、专案组陆续成立，所谓“帮中兄弟”一一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骨干分子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大量原保守派成员、“积极分子”脱离工作岗位，担任学习班“骨干”，进行外调、值班看守、“攻心”、“打态度”、分析“案情”、整理材料等工作。1977年7月调任湖北的陈丕显回忆：“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平均是三四个人对付一个人”④。 与造反派对立情绪较大的“骨干”认为大局已定，造反派永无再起之日，在学习班里整人毫无忌惮。 这些“五不准”学习班在1978年春节前夕大多改为“走读”学习班，即“对象”们晚上可以回家。“对象”如果后来被判刑，“揭批查”学习班连同“两清”学习班的“五不准”期限，可以一比一折抵刑期。如1990年9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武法[90]刑再字第37号)显示：原审被告人胡厚民“1969年10月5日至1970年5月31日办过五不准学习班”，准予折抵刑期。 造反派的罪名从两清时的“五一六分子”“北决扬分子”“帝修反的别动队”“不安定因素”改变成“四人帮死党”“四人帮余党”“四人帮的黑干将”“帮派体系”“帮派骨干”“帮中兄弟”，造反派的“总后台”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4页，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9页。 ②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77页。 ③何为“五不准”，在“两清”时期、“揭批查”时期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陈丕显《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一文，提及他1977年7月来湖北时了解到，“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 ④陈丕显《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799 ==========第33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依次从刘少奇、陈伯达、林彪最后变成四人帮。 “对象”关进学习班后，专案组立即抄家。小报、传单、小册子等文革资料，对象自己写的文字如笔记、日记、底稿等，对象作过批注的书籍、报刊，一律抄走，由专人从中细细搜寻罪证、有利用价值的线索等。 武汉制药厂的“清查对象”、28岁的女工段夙慧被抄家，专案组要她本人领着去。专案组一成员找到一本抄录诗歌的笔记本，发现第一页抄着鲁迅诗《自题小像》，问段夙慧把这首诗写在第一页是什么意思。段夙慧反问“那你说我应该把它放第几页？”专案组成员说：“我不管你放第几页，放在这里，就有问题！”专案组还抄走文章底稿等资料，“以后的清查确实问到了这些资料涉及的所有人”。当时她家板壁的夹层中，还藏着她手抄的鲁迅这首诗，和剪下的一绺头发放在一起，专案组没能抄出来。那是毛泽东去世、大清查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段夙慧在自己的纪实性小说中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没想到这个轩辕不需要我的血。”①学习班一开始，主要追查“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活动，包括“开黑会”、商量“应变措施”；追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言论。如同文革初期“五十天”里当权派热衷在群众中揪“三家村”，这一次喜好到处揪“四人帮”。一治设备处揪出李开键等“四人帮”®，武汉市公安学校造反派头头、当时在武汉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王登富，名列武汉汽车齿轮厂、武汉汽车工业公司、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汉市公检法系统的四个“四人帮”之中，“揭批查”时“就在这几个单位、系统轮换着被批斗”®。 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清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大案要案”，一再强调“除恶务尽”，造反派及其在文革中的所有行为都被说成“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十一大政治报告说清查这些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于是，文革开始以来，抢当权派拒不交出的整群众的材料、按中央“武装左派”指示获得枪弹、抵抗百万雄师的武装进攻、定期一起学马列等，被逼迫按照“抢夺公文、档案”、“抢枪乱军”、“制造武斗”、“组织反革命地下组织”等罪名交代并自我批判。学习班里的“对象”经常被带出去出席 ①参见夙愿《日记1978一1979》第308一309、20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 ②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③王登富《我和武汉新公校》第37页。 800 ==========第335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各级批判会，低头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声讨、批判四人帮和其他“帮派分子”，“对象”们也要在台上低头站着“受教育”。 关进学习班的造反派都和李开键一样明白，“这是政变，不是反覆”，造反派今生没有了翻过来那一天。像胡厚民那样不认罪、不屈服的人是少数，乱咬乱攀、出卖别人也出卖自己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希望老老实实“说清楚”后得到“宽大处理”。 与两清时的学习班一样，揭批查学习班屡屡发生自杀事件。原三司革联头头、武汉市精神病院医生徐筱芳，1977年在市卫生学校的学习班里跳楼自杀，当时她的孩子两岁，丈夫林子忠关在看守所里。原二司政参部情报组成员李莉，1978年7月受审查时自杀。支持造反派的市二医院党委书记王某，1977年10月初在东湖疗养院的学习班里用刀片割开大腿动脉血管自杀，当时他的住房里挂满大字报。武钢电修厂检修车间工人胡卜家因议论“宫廷政变”问题被追究，1977年12月9日在学习班跳楼自杀。 1977年7月10日，市委组织部在《长江日报》上发表题为《从组织上彻底摧毁“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文，文章指出，“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体系完整，能量不小，形成了“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其目的是要篡党夺权；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穷追深查，不仅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批倒批臭，而且还必须从组织上彻底摧毁。 1977年11月28日，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宣布将“‘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会上陈丕显宣布 四人“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依法逮捕”。 29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除恶不尽，绝不休战》说：“要除恶务尽，就要把大批判和大清查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我省的清查工作并没有做完，必须继续抓紧”。 12月20日，武汉市委召开五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宣布将‘四人帮’在武汉的重要骨干董明会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吴焱金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并由司法机关将他们逮捕法办。”① ①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83页。 801 ==========第33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977年11月28日，省市领导参加揭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大会”（载次日长江日报) 文革中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被驱逐的同时，一批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非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多为劳模），也被舆论说成“火箭式干部”，也被请出权力机构，或回原单位干老本行，或降职使用，例如著名全国劳模、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马学礼。 马学礼是与“钻头大王”倪志福齐名的“刀具大王”，名副其实的华中工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也不是“火箭式干部”。1957年7月赴苏联学习 一年归来，同年10月任武重工段长、技术员；1966年5月任武重工艺科党支部书记兼科长；1971年初任武重一分厂厂长，同年2月任武汉市委常委；1972年5月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长：1973年2月任武重党委副书记，同年6月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常委；1976年7月在省委宣传部主持工作。文革中他倾向保守派，从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马学礼1978年4月被降职使用，调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己经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 “揭批查”运动中被清查、清查后被施以各种处罚的人数，湖北、武 802 ==========第337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汉官方的相关出版物说法不一，且都有不尽不实之处。 例如《武汉市志》记载：1979年全市性群众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后，全市各级党委、纪委认真贯彻中央对“两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1980年到1983年，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次复议、平衡，全市拟定性结案处理822人，占运动中立案审查人数的22%”①。 按照上引《武汉市志》的记载推算，到1979年，武汉市立案审查人数为3736人。区区三千多人，与亲历者的感受相差太远。陈丕显在写于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1979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27868人，查清26217人，其中80%的人得到解脱。”®湖北省会武汉市的清查对象仅占全省的13%，这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以武汉锅炉厂为例： 1986年，武汉锅炉厂党委宣传部编了一本《武锅建厂三十周年纪念》，时任该厂党委书记何汉香撰文说：“揭批查”中，我厂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重点学习班二十多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占武锅职工总数几近十分之一®。 湖北全省给予各类处罚的清查对象，按照陈丕显上述说法推算，共有5243人。（陈丕显所言“其中80%”之“其”，不知是指“清查对象27868人”，还是指“查清26217人”。姑且取较小的数字。)这又与官方的另一说法差距甚大：《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说：“八十年代整党前，全省通过‘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基本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处理8000余起。”④ 胡耀邦在“揭批查”高潮时曾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⑤。按此做最保守的估算，湖北省被司法拘留、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约为三四十万。 2006年9月9日，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胡锦涛的信中说“湖北省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①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980一2000)·第五卷政治（上）》第75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②陈丕显《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③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36页。 ④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78页。 ⑤杨继绳《天地翻覆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2017年2月版）第1302页。 803 ==========第33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下面列举武汉地区几个“揭批查”学习班的情况。 一治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的学习班 李开键在回忆录在讲述了他从进学习班到进监狱这一段的经历：我的学习班以我为“对象”，另有16名精选的“动力”来“挽救”我，白天令我睡觉，晚上8，点开始让我交待问题。由于我不“老实”，在夜深人静的办公楼里，很远都会听到他们的吼声、骂声。令我交待的内容几乎都是子虚鸟有的，如“交出篡党夺权的人员名单”，“设备处二十几个革命群众被打，其中三人重伤，你是如何策划指挥的？”“四人帮倒台后你是如何策划上山打游击的？” 我的这个“学习班”，…每天从晚8点到次日凌晨4点，由16个人轮番上阵，我根本无法休息。他们把衣袖撸到上臂，手握拳头，在我眼前挥舞着：“李开键，你这个家伙黑心烂肝，从里黑到外，你他妈的压根就不配做人，老子们可以揍得你灵魂出窍，你信不信？”我立即答：“信。”“你个狗日的，这倒答得蛮快。”污言秽语的辱骂，人格的践踏，疲劳战术，几乎可以令人崩溃。我每天无法入睡，他们弄来安眠药，吃了方能入睡。最后只追查我两个问题，一是篡党夺权班子名单，二是上山打游击一事。所谓“班子名单”指的就是朱天榜、吕成利曾向我表示安排我进处领导班子的问题。我应该保护这两个曾经倾向过造反派的老干部，我讲再多真实的话，这帮人渣仍然会以整死我、再踏上一只脚为快。 后来我出狱后，回武钢设备处工作，吕成利调任一冶党委组织部长。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与吕成利在红钢城九街坊相遇，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并拉着我一定要到他家吃饭。我因晚上要去夜校讲课，谢绝了。吕成利诚恳地说：“开键，你是冤枉的，你很正派。”“造反派都是君子，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我笑着答道。 1977年9月24日下午1点，在设备处库区可容纳200人的空库房内， 一冶公司开大会批斗我，三个选定的发言人先后上台，历数我的罪行：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的得力干将，破坏设备处文革的首恶；幕后策划打伤革命群众17人，其中3人重伤；配合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篡夺一冶党政大权；破坏一治的革命和生产；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要上山打游击…最后结论“将五毒俱全、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开键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804 ==========第339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下午4点，我被押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姓陶的所长打开三监号门。多么熟悉的地方，7年前在这个监号的情景如在眼前。… 1977年9月25日，…我被几名身着警服的人带出看守所，押上囚车，来到厂前一治工业安装公司的工地剧院后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百万雄师头头陈百桥和一名干警将我反架双臂，推上舞台。台下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我被人强力压成九十度弯腰。不时有人用力踢我，同台被批斗的还有余金岭。只听到讨伐者们的慷慨发言，内容皆是我多年来听腻了的陈词滥调。我的脚下四周早已被汗水浸染湿透。我的腰已不是自己的了，没有丝毫感觉。台上的我急切盼望尽早收场。3个多小时过去，在“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声中，我被拖到后台，推入吉普车。车内坐定的3人挥舞拳头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我的口鼻满是鲜血，一路打，一直打到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口。陈百桥令我蹲下，我的手被反铐着，陈百桥着皮靴，以正面对准我的胸膛飞起一脚。我被踢了个后滚翻。几乎闭过气去，怎么也立不起身。此时看守所老李所长（一个正直、厚道的老公安，我第 一次入狱时遇到的就是这位所长)正好出来接犯人，见我面色苍白，口鼻流血，当即大怒道：“怎么搞的，把人搞成这样？早上我跟你们打过招呼，要照原样把犯人送回。现在我不能收监，你们治好了再送来。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我这儿是代押，谁负得起这样的责任？”陈百桥见状，急忙将老所长推进了办公室，约半小时后，李所长才愤愤地走出来，把我和余金岭送回各自的监号。晚饭时，李所长差人给我送来了一大碗面条和一小瓶红药水、一包棉签。我对这位老公安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1977年的秋天，不同于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秋天。因为伟人已经逝去。反对派对他的清算是彻底的，继中央夺权之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追随者，酷似解放初期的“镇反”与“肃反”①。 李开键2009年说：“至今我也不知所谓‘五不准’的具体内容，实际感受到的就是囚禁。”“我的这个‘学习班’，…比后来在监狱的境遇更恶劣，在‘学习班’里人的精神、人格受的摧残是监狱里受到的摧残所无法比拟的。”② ①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一272页。 ②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805 ==========第34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的学习班 吴焱金1977年1月5日进入市革委会办的“学习班”，比夏、朱、胡等人晚。此前他为逃过“工农兵”的绑架、游街，四处“避难”四十多天。 吴焱金的学习班由市委机关一位处长主持，副手及学习班骨干全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 当时，他的父亲已确诊身患癌症，妻子因大量吐血被初步诊断为肺癌(后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吴焱金四个多月后才知道)，这些都不能成为免除或推迟隔离审查的理由。 吴焱金和很多“清查对象”一样，从学习班直接进入监狱；不一样的是这期间有半年是在病房里给他办学习班。 吴焱金2009年回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 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40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连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40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40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 806 ==========第341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 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 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毫无眷念，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 807 ==========第34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 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 一看守所关押①。 吴焱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他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② 武钢运输部火车头战斗队头头陈祖坤的学习班 1977年3月9日，武钢运输部开办陈祖坤的学习班。这是文革中陈祖坤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学习班。与当时普遍开办的学习班相似，据他本人描述，也是“五不准”，也是“24小时不间断监督”，“床顶安一个 五百瓦灯泡”，“不算专案组头头和外调人员，每天围着我转的有八名脱产人员”。 和吴焱金相似，他也是自杀未遂。他的自杀方式是自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3月11、12、13日三天，他们在运输部大楼会议室审讯我，要我交待和哪些人一起、怎样策划上大别山打游击。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大有不说清这个问题休想活命之势，第一天从早上9点一直斗到晚上8点，回到住处仍不放过，要我晚上想清楚明天好交代。第二、三天搞了两天还是没有结果，看来不承认这个罪状他们绝不会放过我。14号我静下来想了一天，只有以死相抗，十年来我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汽车队下班后无人，徐新春去吃饭未回，我背着看守，偷偷拿个司机用的加油桶，放了些汽油提到我床下。当晚徐新春和看守戒备森严，我无法行动。15日深夜12，点后，徐新春睡着，看守外出，我将汽油倒在被子上，然后钻进被子，用火柴，点燃，一时房间内火光冲天。徐新春惊醒，立即用他的被子将火扑灭。我的被子没烧透，只是人被烟熏，昏迷过去。他们立即通知保健站来急救，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5一188页。 ②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4页。 808 ==========第343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不知上帝为何不肯接受我。武钢公司“运动办公室”过问此事，学习班加派看守，加强戒备，黑脸膛的徐新春一脸怒气，一步也不离开我。何功锦仍然每天来收取材料，他丧着脸说：你不想活，不要将我们这些人带进去。明话对你说，你想跑是跑不了的，想死也不行，唯有老老实实将你所做的 一切向党和人民说清楚。你现在人虽在学习班，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看守所。白班看守饶少春有天坐在离我两丈远的石头上，朝着运输部大楼大声喊：再这样下去，我干不了！ 自杀未遂一周后，我被押到运输部二楼会议室，室内坐满了人，气氛 十分紧张。今天要我当众交待策划“武钢七次停产”的问题。我无话可说，会场也长时间沉默。突然运输部党委副书记薄春阳冲到我面前，一手抓住我衣领，吼道：看来你是决心与人民对抗到底，你给我站起来！我坐下说：文革十年我对运输部秋毫无犯，难道你们今天就这样对待我？会场上观望的人多，还是无人发言。一直顶到下午1点，他们要吃饭了，只得让我回到学习班，继续静坐。 …后来停止了会议室里的围攻，改为每周至少一次大型批斗会，冶金剧院、钢铁剧院、厂前剧院，轮换着批斗，说要将我不老实的态度打下来。每次去挨批斗，看守们全部参加，全程监控。紧张极了，我落得走出禁闭室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关久了，总想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惜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包括熟人的面孔。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然而推墙的多为熟人。… 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关着，我被他们关苕了，记不得关了多久，也记不得换了几处地方。我在武钢人的心目中是个精明过人的人，血不能白流，罪不能白受，我以后一定要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一切磨难，更增添了我一定要坚强活下去的决心。我心里很清楚，武钢和运输部的当权派是想通过对我的打击，将我作为活的反面教材，杀一儆百，警告那些不听话的工人：陈祖坤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陈祖坤也认为住学习班不如蹲监狱。他说：“后来在监狱里待了十年，觉得比运输部五不准学习班好多少倍。”他还说：“所谓五不准学习班，是走资派在文革中的一大发明，是主要为镇压造反派而私设的监狱，无须任何法律依据，任何一级当权派想设就设，对造反派想关就关，它就是解放前土豪劣绅、地方民团的土牢。说它是监狱，当局实际上是承认的， 809 ==========第34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976年10月后将造反派大量判刑时，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时间可以折抵 刑期，就是证明。”① 曾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武昌造船厂工人李承弘的学习班 武船铸钢分厂造型工李承弘1976年11月初从车间工作岗位直接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生活用品是工段书记派人去他家取的。 专案组成员是一批刚进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很少派性，对两位互相争权的总厂领导的看法，与李承弘“观点一致”。李承弘说：“只要不是政治原则问题，他们在其他各方面对我很是照顾。一个一心想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专案组和一个对你同情一心想给你解脱的专案组，他们各自整出的上报材料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武汉市头批大规模捕人之时，我在厂里这种背景下逃过了一劫。” 不久两位互相争权的厂领导中的一位胜出，专案人员全部换成百万雄师的骨干。看报纸、在监视下见家属等“小自由全无”，除了“不用吃牢饭”，“其他与坐牢一样”。但李承弘没有遭到打骂。他说：“说句实话，学习班和隔离审查长达18个月，专案组换了三批，看管人员加起来有几 十人之多，侮辱人、不尊重人格、训我的人员只有三人。”他把其原因归结为“在大城市，武船又是个几十年的老厂，相对来讲，人的素质要高些，掌握政策好一点，一句话，人性多些。”多位看过李承弘回忆录的造反派不认同这一说法。李承弘认为他当时的这一看法，是他“后来最终领洗天主教、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李承弘在学习班里反复思考，“得出的中心结论是：‘目前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军事独裁的国家，毛泽东是一个与蒋介石、希特勒类似的当今秦始皇。’”李承弘说：在学习班“主动暴露以上思想，在批斗会上被批了多次”。“奇怪的是，在我的政审结论中，不但没列入罪状，连错误思想也只字没提”。 李承弘当时得知与自己情况相似的胡秀娟、朱光文、林子忠等都己入狱，担心也会被判刑。1978年4月8日宣布对他暂时解除审查时，他“真感激得哭了”。他说：“我对当局、对管我的专案人员是感恩戴德的，我觉得是从宽处理了，坐牢可能性不大了，所以真得好好感谢他们一一专案 ①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增订本)》第173一174页。 810 ==========第345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人员、领导当局。”① 长办团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的学习班 为了躲过“工农兵”的绑架，1976年10月25日，顾建棠带着省委为其赴沪治病致上海市委的介绍信，乘船离开武汉，后从上海回到老家浙江海门，打算等待局势稍平静再回武汉。 11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人去海门抓顾建棠未果，随即抄了他父母家。11月底，长办党委致函海门县委，要求协助将顾遣回，县委未作答复。12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两名专案组成员到海门县委联系，无果而返。12月下旬，湖北省委行文商请江苏省委责令海门县委交人，县委通知顾建棠的三弟、海门棉纺厂技术负责人顾敬贤：江苏省委下令要我们交人，县委己让长办派人来接，并向省委报告。你叫顾建棠主动与长办联系回汉。顾建棠与长办党委书记通了电话，表示同意回长办。 12月28日顾建棠和两名专案人员乘飞机回到武汉，直接押送至五不准学习班。顾建棠专案领导小组由长办党委副书记丁福五等四人组成，下有骨干近十人。 专案组告诉顾：“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顾建棠回忆：“我问：什么叫全面、彻底？罗光宇答话：从你们那个一月夺权到批邓都要交待。我又问：按你这个说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算什么？罗光宇回答：你们是跟着四人帮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是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 顾建棠认为自己以及武汉造反派“原本就和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与四人帮关系问题一字未写”。 专案组对顾建棠说：“你桩桩件件罪行都与四人帮有牵连，必须交代清楚”。顾建棠历数1966年至1973年长办文革的关键时刻，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他成为省革委会常委、恢复组织生活，也是周恩来亲自过问的结果。专案组成员回答：“我们要你交代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你交代问题是你不能推托的责任。” 1977年4月，专案组追问本不存在的顾建棠给江青写“劝进信”一事，对顾说：“你还硬，就是没有这个事你也得死，叶帅说了，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98一308页。 811 ==========第34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顾建棠口头的、书面的辩解归于无效。1978年1月8日，长办召开群众大会，长办政治部主任李文光宣布顾建棠的“罪行”，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省革委会常委王步青代表省委宣布撤销顾建棠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等一切职务，丁福五宣布开除顾建棠的党籍和公职，公安人员宣布立即逮捕顾建棠。会后顾建棠被戴上手铐，进入位于汉口宝丰路的湖北省第一看守所①。 12月7日，省市委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杨道远大会”。刘惠农代表省委宣布：取消杨道远预备党员资格。省公安机关宣布将其逮捕法办。 第三节改组湖北省委 1977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改组“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问题较多”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省委书记赵修、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被湖北人称为“两赵一王”。“两赵一王”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支持造反派。四人帮倒台后，10月14日，赵辛初在对全省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11月中旬前，省委未对造反派主要头头采取“隔离审查”一类措施。11月19日至12月1日省委负责人赴京汇报期间，李先念等批评湖北省委对揭批四人帮运动“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 “工农兵”在四人帮被捕后，把“两赵一王”等所谓“支造干部”称为“帮 四人”。1977年春节前汪扬贴出大字报《山头书记×××，混过今冬混不过明春》，批判赵辛初“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3月19日，汪扬、陈昌文、周德昌等人在水塔下贴出余均才起草的大字报《赵修不倒，鄂愤难平》。“当时，公安机关根据原市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以妨碍市容、阻塞交通和影响社会治安为由，出动公安干警进行了干涉和制止，并强行将汪扬、陈昌文、周德昌等三位同志带到江汉公安分局进行讯问，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指责。当天下午，又出动消防车辆将贴好的大字报全部洗掉”®。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7一323页。 ②《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关于对汪扬等同志的平反决定》(1978年12月16日)，载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8页。 812 ==========第347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夏邦银发言，言辞激烈地谈到两清整造反派问题，“矛头指向曾思玉实际上是搞张玉华”。会后夏对谢望春说，“是赵辛初叫他放炮的”①。1976年4月8日，造反派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强行“请”到武胜路街头参加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群众大会。赵辛初和赵修主动要求讲话。王光照说赵辛初的讲话“旗帜鲜明，底气十足，不像过去温吞水那样”。 1977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顾大椿为省委书记，7月调陈丕显任省委第 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2007年俞文斌对顾建棠说，陈丕显一到武汉，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还要他当省总工会副主席®。 不久，赵辛初病休，陈丕显主持省委、省革委会工作。1978年9月赵辛初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赵修支持造反派最力，在“两赵一王”中最为“工农兵”所痛恨。赵修在“批邓”运动中对朱鸿霞等人说：“我和宋书记（宋侃夫）一样是坚决站在你们一边的”。“省委内部一定要进入你们这些新生力量，才有希望。”“我反正和你们一样，复辟了先杀我的头，现在斗争很复杂，我已经上了马，向你们造反派学习，五不怕。”®夏邦银、朱鸿霞、谢望春刚进省委办的学习班，就揭发了赵修很多类似的激烈言论。 1977年4月，在“两赵一王”中赵修最先离开湖北省委，调到武钢任党委第二书记。 王克文1967年七二O事件前就同情造反派，百万雄师占据市委大楼 后，他也去新华工避难，在华工和黎智、陆天虹等筹备成立“市革干联”④。王克文1973年1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比较倾向造反派。1977年7月陈丕显调来湖北后，在一次省、市领导干部会上说：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多年后王克文的秘书高国斌告诉李洪荣，王克文当场顶陈丕显说，陈书记的说法太绝对了，比如武汉锅炉厂李洪荣的情况我就比较清楚，他是老劳模、党员，人品很不错的⑤。王克文讲这番话的时候，李洪荣正被隔离审查。 ①“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5页。。 ③“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④参见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15页。 ⑤参见田力为2006年8月采访李洪荣的记录。 813 ==========第34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王克文1993年1月对友人说：“1978年，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领导人以不调动工作为条件要我揭发赵辛初，我抵制了”①。1977年11月顾大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离任，1978年1月任山西省委书记。 宋侃夫当时在省市领导人中资格比较老（长征中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部三局局长)，学历比较高（浙江大学工学院附属高级工科学校电机系肄业)，行政级别也比较高（六级）。文革初期他是造反派在武汉市的主要冲击对象。陈再道主政湖北期间，在武汉市起用刘惠农、辛甫，让宋侃夫赋闲。对当时的形势宋侃夫没有公开表示态度，曾让他的秘书找市直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想和魏绳武“交换一下意见”®。1976年“批邓”运动中，宋侃夫和赵修采取相同的态度，在有些问题上比赵修更激进。朱鸿霞1976年12月揭发1976年“六月份我进入省工办后，我的一切重要活动，都是在赵修、宋侃夫等领导、指示下干的”®。当时原二司一些成员为杨道远翻案，赵辛初等人以杨案系周恩来所定为由予以拒绝，宋侃夫支持为杨道远翻案。朱鸿霞揭发：1976年“五、六月份，社会上有人组织为杨道远翻案，几个带头的柳英发、谢宝（保）安、董学静（精）、王军等去过宋家，得到宋的支持。”“有一次夏带我和胡（厚民）、谢（望春）等去看宋，宋问起这事，问杨道远的情况，我们说：‘这事不好办，据说总理点过名。’宋当时猖狂地说：‘那也不要紧，总理说错了的，也可以纠正嘛！’他的说话，使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朱鸿霞还揭发：“宋是支持潮流派的。”⑤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宋侃夫说：“宁夫同志我跟你两个人是有错误的，我与你一生都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跟你（带）一批人上北京，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什么支派，派支，路线出感情。”朱鸿霞发言后，宋侃夫说：“我主张开展思想交锋的，…我是不喜欢老爷会的（指没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胡厚民这样评价宋侃夫：“宋书记…路线觉悟高，有老经验，又是老书记，有工作能力，对形势看得很清楚。”对宋的这个评价，夏邦银、谢望春、胡厚民1976年“批邓” ①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一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10页，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7页。 ③“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④“批判赵修材料”附件六：朱鸿霞《宋侃夫的材料》(1976年12月8日)。柳英发说他从未去过宋侃夫家，朱鸿霞记错了。 ⑤“批判赵修材料”附件四：《朱鸿霞交待》(1976年12月7日)。 814 ==========第349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时对人民日报的两个记者谈过①。 魏绳武回忆： 1974年夏秋之交，机关中许多人到我家，谈到宋侃夫，几乎是一片赞许声。特别是王业志、袁文宗、徐近民等人讲了宋侃夫在蒲圻赵李桥市 五七干校与大家“三同”的许多故事，让我逐渐改变了对宋侃夫的印象。后来，梁家发、曾繁斌、刘先华等人几次邀我去看宋侃夫，我都借故谢绝了。最后一次是梁家发对我说：“老头子（宋侃夫)讲了，你再不去他家，他准备到火官庙来看你。”这一“军”将得我无言以对，当时六七个人一同到市内去看宋侃夫，…宋侃夫很愉快地向在座的另三位客人（都是市 七医院的医生)介绍：“他就是在文革开始要打倒我的魏绳武，被关了好几年，最近才放出来，是我特意请他来玩的。我没有被打倒，但他们造反派却帮我治好三样病：一是脱离群众的病。解放后，进了城，一切条件好了，就没有到最基本的工农群众中去，老是浮在上面；靠边站以后，我有机会到菜场去买菜，到粮店去买米买面，到煤店去买煤，到商店买副食百货，直接与普通农民、工人、营业员接触，看到了、听到了过去在会议上听汇报时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感到与群众亲近了、自然了。二是治好霸气的病。过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官僚主义、霸气严重，下级敢怒不敢言。文革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错误，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确实是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霸气也大了。三是治好了高血压。过去吃住在宾馆，劳动少，血压高，总是头昏脑胀；在千校劳动锻炼，生活正常，血压不吃药也降下来了。你们三位都是医生，过去也给我看过病，开过处方，这三样你们都没有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最高明的医术，最灵验的药方。”他这一席话，也解开了我来时的一个心结。宋侃夫变了，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个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②。 宋侃夫赋闲一年多后，1978年10月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批林批孔期间姜一与造反派头头特别是新派头头多有接触。他曾对谢望春说：“你们可以到下面去讲一讲道理嘛”。谢望春在交待中认为“党委造反起来那样快”，就是因为姜一等人让造反派头头到基层去讲演®。 ①“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②魏绳武《机关一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8一229页。 ③“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815 ==========第35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976年12月朱鸿霞在揭发材料中说：1976年“八月份后姜一书记生怕落在赵修后面，也找我们了，在一次找胡厚民时说：江青曾对他说，要他回汉支持造反派。” 1977年8月，姜一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常务副省长。 到1978年8月，省委主要领导干部除韩宁夫外都调离湖北。 汪扬1977年12月15日在“血泪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大会上说：“这些帮四人，现在已停职交待，调离武汉，这是捂盖子，压群众，反清查的人应得的下场。”0 1978年2月15日，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新班子成员接见参加省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载17日长江日报） 第四节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这一场讨论，以哲学问题、理论问题的面目出现，其实质如邓小平在 ①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47页。 ②本节的编写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0一635页。 816 ==========第351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讨论的高潮中所言：“关于真理检验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①。 从7月底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 8月7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8、9、10三个月在全市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论述，以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党罪行，采取各种方式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和学习活动。“通知”发出以后，市委又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进行部署。 8月14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的通知》。同日，长江日报开设《关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笔谈》专栏，刊登了《照搬照套还是实事求是？》《真理总是在实践中发展的》《任何真理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等3篇文章。此后，“《长江日报》发表和转载了大量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和社论，成为武汉地区真理标准讨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8月下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的是为了澄清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把理论与实践本末倒置，禁锢人们的思想，所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在市委理论研讨会的推动下，全市各区纷纷组织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活动。8月22日至23日，武昌区委召集全区理论宣传干部和部分基层理论辅导员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认为当前学习和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如何深入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更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不是照抄照搬、“句句照办”。 9月，湖北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省直属各单位、各大型厂矿、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以及专职理论工作者共一千多人参加的 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817 ==========第35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全省理论宣传工作会议，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并对发动全省干部、群众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了安排。会议期间，省委请当时风头正健的“理论家”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从北京来作报告。陈丕显回忆：“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甚至骂那几位理论工作者。个别人甚至把这次省委理论工作会议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9年还有人指责这个“千人理论工作会议”，说“‘湖北的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的人说：“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检验来，检验去，就是检验毛主席。’有的人甚至说： ‘这个讨论是反动的。’”① 10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湖北省委理论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动员广大干部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会议决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全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延长到本年底。 8月25日，武汉市委召开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经验交流会，交流了武汉第二皮鞋厂党支部、武汉饭店党支部、洪山区青菱公社长征大队党支部和市二轻局党委的经验。8月27日至9月2日，武汉市委召开区、局以上领导干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市委书记李任之主持会议并讲话，要求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深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客观依据的理解，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并对如何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推广到基层群众中去等作了部署。9月6日至29日，市委党校举办了三期真理标准讨论学习班，全市区、局以上领导干部402人参加了学习②。 1979年9月15日至23日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回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认为：“去年九月，省委召开了规模较大的理论工作会议，有领导地开展了这一讨论。今年一月，省委通过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把这个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来，党内外出现一种反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对这一讨论非难指责，省委在六月份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正确分析形势，批判错误思潮，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最近省委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把这一讨论更进一 ①陈丕显《历史的转折在湖北》第1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详见1979年9月3日、6日《湖北日报》第1版。 818 ==========第353页========== 第二十九章 “揭批查”运动 北日报动中共潮 两 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继续深入不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非补好这一课不可。同时要求努力搞好四季度的农业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为全面 3泽东 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陈丕显同志作了报告·韩宁夫同志讲了话 大 大领袖和导师，我 皮泽合有的桃有的名：费垫轩波站阳空后起蓬技大股亮酒旋法视突 不显同志在报售中还说我们应当清的对他老人家有深序的无产阶级这情：看到 我们 会义，持无产级专，多持克的 议认为 验，研究工作。会议发言面跃，生动语被，是一次进 一步好批得的会搭。布 的不不生的好中度，从有盘哭思湖布环整终畏只墨有点行禁柔鑫晶出 群众， 利用毛主席旗帆，持 这个讨论向时推进 后来，内外出现 及对参会脾铅送攀，对接，讨该非难指苏标意 奇品流通，改普商业经营管？⑥如何进一步办好大、 深入批判林的西人产的被左路线双区论站 失义批 现班中 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 棉花了。这些问，主要是思想认识同短个别人离德，网态万莞会背青志深帮 ,拆准的论，酬实是死附本班：宽壁评非整梯入不可、有的地费的过论离费假解立化碳奇设塑来贤超形的思想问 下可要酒极左 ]有林素的阶级感的开碎鞋慧同志在报告中湘述了深入开展真用标准间 ，但由于长期学习不： 承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因而在新的万时： 方针和驼的变金会 戏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照，他们思况出发，干 载1979年9月26日长江日报 步引向深入”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全省一年多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成效是很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大大推动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推动了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以及各项政策的落实，推动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前进。实践证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实是党的基本建设，是工作的开路先锋”。会议要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继续深入不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非补好这一课不可”① 武汉地区的“真理标准讨论”延续到1979年9月逐渐结束。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报刊上不见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一些不同意见作为批判的靶子被简约地提到，然后予以详尽批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最终标准，而非唯一标准；举出何种实践（事实）、如何描述所举出的实践（事实）来检验真理，受阶级立场和思维方法的制约；“实践”这 一哲学概念远远不是经验、不是有损或有益于某些个人或某一集团的政策和行动，这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论述过的问题，报刊上不见提及。 ①参见1979年9月26日《湖北日报》第1版。 819 ==========第35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五节平反“冤假错案” 大规模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冤假错案”，是从“落实干部政策”开始的。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有的老同志”在十一大期间提出这一问题，十一大报告写道：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此后“落实干部政策”大力开展起来0.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主持撰写的中央党校杨逢春等三人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认为这两篇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1月2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证明把薄一波等 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一起重大错案。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980年，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 武汉市委于1978年5月17日至23日，召开了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座谈会，提出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快解决审干遗留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已作结论的要全面复查，有错必纠；妥善安排老干部，可以分配工作的分配，安排不当的尽快调整，年老体弱的可以安排担任顾问或荣誉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离休、退休。 1978年9月11日，市委召开大会，宣布市委《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决定》说：当时的市委没有识 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一1978)第6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 820 ==========第355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1966年6月，错误地把程云、孙川四、于亚声、莎莱等同志定为“反革命黑帮”，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并动用舆论工具，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声讨”。在此影响下，还使黄毅和其他一些同志受到株连，不少同志身心受到摧残，造成了严重后果。 9月18日，经市委同意，市文化局、市文联宣布为“受迫害致死”的著名演员高百岁、吴天保等人进行平反昭雪。 10月，省委组织部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大造声势，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得更好。同月，省委及有关单位，为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一批老干部昭雪平反。 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作出决定，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和“被错误处理”的曾惇、陈一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2月6日，武汉市委在汉阳区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要求加快错划“右派”改正工作的步伐。到1981年6月，全市“改错”工作基本结束，共改正并安置错划“右派”8383人，因“中右”或“错误言论”受到各种错误处分的1928人，以及在工人、营业员、民警中错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945人。 同年2月26日，武汉市委发出通知，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摘帽工作于当年上半年全部结束。 6月22日至30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任之宣布：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强加在原武汉市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过去所有文件、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应当一律作废：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10月29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自1978年以来，武汉市一直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复查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共判处刑事案件9770件（反革命案件698件，普通刑事案件9072件)；“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以后的案件，提出申诉的还有5033件。经过复查，共平反纠正了1927件冤假错案。分别情况，给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安排工作，补发工资和生活补助，做了许多善后工作。 821 ==========第35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武汉市志（1980-2000)》详细记载了1979年7月开始的“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 全市千部中列入复查的各类案件14235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5516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予以平反的案件1068起；受各种处分的1311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609起。在已复查的案件中，审千案件11137起，经复查，或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3769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608起；受各种处分的338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226起。“三反”恶攻案件702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676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155起；受各种处分的148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129起。财贸、文教卫整队案件140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97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开除公职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47起；受各种处分的63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46起。违纪案件1069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304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109起；受各种处分的535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67起。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干部，全部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作好善后工作，包括解决家属、子女、亲友受株连的问题。全市“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千部政策中应补发工资的732人，补发金额1395712元。经复查，已补发的728人，金额1384263元；暂未补发的4人，金额11449元（已办审批手续，待上级拨款补发）①。 此外，还处理了原工商业者的遗留问题。1980年9月29日，武汉市委批转市委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要求，市委于1979年12月成立区别工作领导小组，随即开展了工作。由于各级党委重视，行动积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武汉市原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的有10270人，这次区别出来的连同历年区别出来的劳动者共6981人，占68.39%。其中，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和以前参加国营、公私合营的原工商业者8818人，从中区别出来的劳动者5844人，占66.27%；“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划资本家1398人，从中区别 ①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980一2000)》“第五卷政治（上）”第103页。 822 ==========第357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出来的劳动者1137人，占81.85%：维持原工商业者成份不变的3226人，占31.1%。（根据中央后来文件的精神，对这部分人的政策也作出相应的改变，其中关于参加工龄、安排使用、生活福利待遇等，都与工人阶级一视同仁)。此外，对“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新划为资本家，而手续不完备的2552人，作剥削历史处理、定为劳动者成份的2542人。 同年11月5日，武汉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处理“四清”遗留问题和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自1977年7月以来，武汉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处理“四清”遗留问题和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在“四清”运动中，全市作了组织处理的案件有12821起，复查了12689起，占99.04%。其中：纠正了815起，占原处理数的6.4%。在“反右倾”、“整风整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受到组织处理的案件有1893起，复查1786起，占94.34%。其中：纠正了469起，占原处理数的24.77%。市委组织部提出，对于少数单位尚未复查的案件，检查验收中发现的不合要求的案件，都要按照“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做到维持原结论有据，纠正原结论有理，全错全改，半错半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办理。 1981年8月6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作出《关于检查落实政策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全市抽调1300余名干部组成检查组，采取上下结合、自查与重点检查结合的方法，着重检查了经复查维持原结论和部分改正的案件共6800余起，对错案进行了纠正，继续帮助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 10月15日，武汉市委办公室转发市委统战部《关于全市落实党对原工商业者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工商业者被查抄3000元以上存款者，已全部发还；被扣减工资的，已全部补发；作离职处理，应补发退休费的已基本补发；被遣送下放农村的，已妥善安置；应领未领的定息已基本发完；在“神仙会”、“交心会”上的发言受到斗争、处分的均已改正平反。根据中央对原工商业者一视同仁的政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加入了工会，许多人被评为先进工作（生产)者，许多人都作了合理安排。 《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一书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湖北省的历史遗留问题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823 ==========第35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书中举出被平反的两个文革案件，一个是七二O事件，一个是武大“三家 村”，说“这两件事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全省人民奔走相告”。 “五十天”里和“两清”中错整人、逼死人，红卫兵“破四旧”、百万雄师发起武斗打死、打伤人，这些官方直接或间接制造的刑事案件、冤假错案，无一被平反。就在省委处理“总数在几十万件以上”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在无数个“揭批查”学习班里，新的冤假错案正在被成批制造出来。 1978年至1980年，湖北省委发出12个落实政策具体规定的文件，对定性戴帽、冲击遣返、开除公职、退职解职、“恶攻”案件、“四清”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安置等34个方面的问题分别制定了处理原则和办法①。省委将处理这些问题称为“调整社会关系”。因造反而遭遇这“34个方面的问题”的人员，基本不在“调整”范围之内。 第六节为七二○事件平反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己拘捕的，应予释放；己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己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武汉地区平反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刘长安等评报案”是平反得比较早的。此前有过不公开的这一类平反工作，如1977年上半年释放刑期未满的百万雄师成员朱启发。 所谓“刘长安等评报案”发生于1976年6月24日，长江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我们队里的掌舵人》，“工农兵”的刘长安、王延安、汪扬等人认为这是吹捧造反派的“反动文章”，“《长江日报》已成为一张地地道道的造反派的大传单”。于是二十余人前往该报社进行“工农兵评报”。他们在报社围攻两位副总编辑，要求收回报纸、在报上更正、检讨，遭到拒绝。后长江日报停刊四天，“工农兵”方面说停刊事件是长江日报社自己制造的，是为了“扩大事态，挑起两派斗争”。8月1日，江汉公安分局将刘长安拘留15天、王延安拘留10天，另有十余人被传讯®。 1978年8月，省市委为七二O事件平反正在酝酿之中。中旬，市委 ①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403页。 ②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0一151页。 824 ==========第359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常委会议决定对“刘长安等评报案”予以平反，并为此事下发武汉市委(1978)62号文件，陈丕显、韩宁夫和市委书记王群作了批示。8月29日，市委召开平反大会，刘长安、王延安在会上发言。9月1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说：“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揭露《长江日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停刊事件真相，坚决推倒‘四人帮’及其在湖北武汉的黑干将强加在刘长安等同志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他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7日，市委在武汉剧院召开大会，坚决支持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决定。省委书记、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武汉一些革命同志在大桥桥头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代表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对“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会议宣布“这些同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完全是革命行动”，“凡是被‘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强加在送花圈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因这件事受到牵连和打击的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①。顾大椿说到的“武汉一些革命同志”，主要是指“寒城牛”。 11月18日，湖北日报发表韩喜明、陈世清、刘仲余三人的署名文章《人民的心愿，伟大的胜利》，拥护中共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回忆“寒城牛”于1976年3月“开展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活动，与‘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22日，湖北日报刊登两位“本报记者”文章《访寒城牛》，赞扬他们“和林彪、‘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 “粉碎四人帮”后，“工农兵”为七二O事件翻案的行动公开地、大 规模地开展起来。1978年，“挂职锻炼”的俞文斌、杨道安回到武汉。9 月至11月，“工农兵”组织了一批为七二O事件翻案的材料，主要有： 陈世清等10人《“七·二O”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一一为什么要为“七·二 ○”事件平反》(1978年9月)、陈世清《向中央、省委反映湖北“七·二○”问题》(1978年9月)、吴时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一还“七·二 O”事件的真相》(1978年9月)、原百万雄师赴京申冤代表团《“七·二 O”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风暴》(1978年9月)、俞文斌《“七·二O” ①参阅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5一637页。 825 ==========第36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旅北日极 1078年11月22日是翔三第三版 器 访 寒 城 牛 由品曲 合后 当时的政 适是由陈世和人民的 “寒战华”是一 婴团结战 金 好几百人，共中有工人、 将进了 迎风浪二出，就得到武汉人民的同情和支 大 中，分析形， 干将航驻的灵魂 后， 向总理透像欧衰，表示 他行的温两心理的大会 江日报》已不是无阶级 :又 的斗争十分复泰，有只的 桥的名字 h 第列要的金和的运江比，两中线的接， “城 那时在陈世清园志家的需近，几子每天部有人在 子的功劳武大 泪滔江 生中牛” 在被雾只叔于，贸装聚器贸产水绿药盒大禁品的达安 本报记省网端少工善春 配合为七二○事件平反，湖北日报1978年11月22日刊载赞扬“寒城牛”的文章 事件是一个大冤案》(1978年10月)、陈世清等34人《为什么把“寒城牛”打成反革命组织》(1978年10月)、武汉锅炉厂原百万雄师部分成员《致 中央的信一一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的平反问题》(1978年10月)、 黄汝来等19人《坚决要求为被林彪“四人帮”惨（残）酷杀害的李强中、王天武两位同志昭雪》(1978年10月)、刘仲余等《关于武汉“七·二 O事件”的平反问题致党中央的信》(1978年11月)等。这些材料通过 各种渠道送往中共中央以及湖北省委、武汉市委①。 1978年秋，张体学妻林少南、李先念妻林佳楣、陈再道妻张双琼、 李良妻高新华等，通过副总理王震八九岁的孙女，将七二O事件的申诉材 料送给王震。此后，俞文斌赴京到王震家，王震表示已看过申诉材料，会 向中央领导汇报，请他们放心。张双琼对俞说：王震非常关心七二O事件 平反问题，“几次到我家和老陈商谈平反的问题，态度非常坚决”®。 陈丕显回忆：王震来湖北视察，对七二O事件平反“明确表示支持”。 他在省直干部大会讲话时说：“我那时候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个‘百万雄师’。”“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①参见湖北武汉纪念“七·二O”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 ②参见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一记文化大革命始末》(2017年自印本)第331一332页。 ③陈丕显《武汉“七二O”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见《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第5页。 826 ==========第361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1978年9月13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报送《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 的情况汇报》。24日，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向华国锋、 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 说：“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兵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 区党委对‘七·二O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 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 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① 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七二O”事 件平反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时，我问他们： “湖北省委那个关于为‘七二O’事件平反的报告，你们看到没有？”他 们都说看到了，并说叶剑英元帅也看到了，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会上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会议原定的框框，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陈云同志提出的六条意见中，有一条是讲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认为“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同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许多老 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有好几位老领导都谈到了武汉“七二○”事件。 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7日，在中南组会上，杨得志、李成芳同志说：“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我在发言中，除了介绍湖北省委为“七二○”事件平反向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外，并说，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①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7一638页。 827 ==========第36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1月19日晚，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主要是谈“七二○”事件的真相。 他说，湖北省委的报告，中央已作了研究，“七二O”事件是点了名的， “百万雄师”受了压。十几年没有解决，中央准备批准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他指出报告要作些修改，至于具体工作，可以找有关同志议一议，然后着手布置平反工作。于是，我连夜在北京组织修改报告，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接着，我把在湖北和武汉军区工作过的王任重、赵辛初、杨得志、王平、陈再道等老同志请来商量，研究平反工作。 11月22日，在华北组会上，邓颖超、聂荣臻等同志在发言中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在另外一个小组会上，陈再道同志也介绍了“七二○”事件的真相。 11月26日，中央发了文件，正式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七二 O”事件进行公开、彻底平反。但在当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对 这一事件的平反不登报、不广播（指无线电广播）D。 中央文件发出前，省、市委和百万雄师头头己得到消息。陈丕显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通报此事，并要求马上听到俞文斌等人的反映。23日下午， 长江日报社邀请俞文斌等8人座谈，征求他们对七二O事件平反舆论报导 的意见。25日，省、市委在洪山宾馆召开座谈会，邀请俞文斌等8人参加， 通报中央决定为“七二O”平反，研究召开“七二O”平反大会的问题。 强调平反时不登报、不广播，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俞文斌代表8个人表态同意，并要求恢复8201部队番号。 省委、省革委会28日上午在洪山礼堂举行“‘七二O事件’平反大会”， 下午在洪山宾馆召开七二O事件平反座谈会。 陈丕显、杨得志、李成芳专程从北京请假回武汉参加大会。“俞文斌、杨道安、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李树春、汪仕奇在会场右侧第五排就座”。陈丕显宣读中发(1978)71号文件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顾大椿宣读陈再道《给湖北省、武汉市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 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信》。七二O事件当事人陈再道在信中说：“十一年前， 林彪、‘四人帮’为了破坏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煽动反军乱军，挑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以便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 ①陈丕显《武汉“七二O”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 828 ==========第363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七：二0事件平反大会 席的伟大 的 罪恶目的，指使谢富治、王力等人，制造了‘七·二O事件’。” 下午，陈丕显主持七二O事件平反座谈会。省市委、武汉军区负责人 与俞文斌等人“一一亲切握手，互致祝贺”。陈丕显对俞文斌等人说：“上 午开了七二O事件平反大会，全省有一千多万人参加。下午开个座谈会， 是大军区党委、省委、省革委会联合召开的。现在把同志们邀请来，有什么意见大家讲。”俞文斌表示了拥护的态度后，讲到原百万雄师成员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现在胜利了，更要加强团结，还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还讲到一些干部继续“排斥”“打击”“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成员：“有很多群众要求而且是按政策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这样的人有的还继续当一把手，所以群众反映是‘风派’提拔‘风派’。因此要求省市委派 出工作组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查调整。”孔庆德在七二O事件中的22日， 曾经按照周恩来指示代替陈、钟主持武汉军区工作。他在座谈会上控诉1967年2月造反派将他挟持到北京，一度哽咽。他说：“当时，我们听党中央的，搞三支两军，我们是支持搞打砸抢呢，还是支持革命群众？我们能支持那些乌龟王八蛋打我们阶级兄弟吗？不能！百万雄师不止百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湖北形势是很好的，就是谢富治、王力这些王八蛋来搞乱 829 ==========第36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座谈会开始前陈丕显与俞文斌握手，俞文斌左侧依次为章迪杰、李树春、杨道安（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了。他们搞什么？他们要夺权！”陈丕显说：“‘七二O’我不是到湖北 来才知道的，他们把我关起来时，我就知道了。…我当时想，你们不要 高兴得太早了！‘七二O'事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说 七二O是叛乱，8201部队是叛军，陈再道是反革命，这个事本来就是错误的， 这是四人帮制造的。”① 省委将为七二O事件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印了 三十多万份，在全省城乡广为散发和张贴®。 省委召开大会为七二O事件平反的三天以后，12月1日，武汉市委 在省地质局礼堂召开为七二O事件平反座谈会。12月2日，武汉市委召开 十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的镇压与迫害”的百万雄师、“公检法”头头平反。大会上市委副书记孟筱澎宣读武汉市委12月1日发出的文件（武发[1978]99号）《关于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 ①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54一171页。 ②参见陈丕显《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830 ==========第365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昭雪的决定》。“决定”说：俞文斌等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起斗争”。“俞文斌、李树春等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及王力等人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现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罪名统统推倒，所有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政治上恢复名誉。”会上，省委书记、代理市委第一书记顾大椿，市委第二书记刘惠农讲话。俞文斌、李树春代表“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及其亲属”讲话。市公安局负责人高珣讲话。 3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分别以“武汉市委召开十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为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平反昭雪”，“市委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平反昭雪大会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为题，报道这次大会。长江日报同日刊载了俞文斌等8人的署名文章。 市委予以平反的十人，李树春、汪仕奇是武汉“公检法”头头，其余 八人是百万雄师总站常委。除汤忠云1967年8月20日拒捕被枪杀，另九人都坐过牢。纪登清1969年下半年出狱回家养病，1970年3月去世。出席平反活动、在报上发表文章就只有俞文斌等八人。这八人在这一时期经常出头露面，引起百万雄师一些人的不满。俞文斌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讲“现在胜利了，更要加强团结”，言出有因。 汪扬接到了出席省委座谈会的通知，因出差未能参加。他回忆： 我从北京回来后，听说会议开得不成功，因事先未组织好，无中心发言，如同自由市场。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推销自己的“功劳”，升（伸）出头来讲话，如同荷叶包钉子，都是头。谁想讲什么毫无原则，有的人在场大哭大闹，有的争功摆好。特别是风派人物，在与“四人帮”生死搏斗之时，未曾光临战场的人，也伸出头来自封他是“百万雄师”的发起人。那种小丑的面目表演得无余了。一个好端端的拨乱反正，突出正义的大会，却搞得乌烟瘴气。真正有水平的准备发言的人，也无法开口。 汪扬认为“省委的平反座谈会失败”，其原因是“俞文斌的组织能力不高，斗争艺术不成熟”，其后果是“领导们也可能认为‘百万雄师’也是争权夺利之徒”。这个座谈会是省委而不是俞文斌召开的，座谈会真的“失败”了，那应该是陈丕显的“组织能力”问题。从上引汪扬的一段回忆来看，刚得到平反的百万雄师一些人不把省委放在眼里。 831 ==========第36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汪扬参加了12月1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他认为“这次平反会，比省委平反会还要糟，再一次证明俞文斌的水平能力”。他回忆：在俞文斌指使下，刘敬胜发言指责“受造反派迫害的”市机械工业局书记魏震，说他“对我们歧视，不安排重用我们”，质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魏震回答：“我是干革命的。”3506厂原百万雄师成员李子义将魏震的帽子“抓下甩在地上”，“这一举动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会场一阵骚动”。汪扬“立即跑去把帽子捡起来，戴在魏书记的头上”。汪仕奇发言，“揭发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支造镇压我们”，“要他站起来认罪”。汪扬说：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爱憎不分明的行为”，把参加座谈会的“全市领导干部得罪了”，“导致平反不彻底的后遗症”①。 12月1日，武汉市委为学习、 编号000109 贯彻中央71号文件发出《通知》（武 中共武议市委文件 发[1978]98号)。《通知》说：“各单位可在本单位开庆祝会，也可 武发〔1978)99号 根据自己的情况，召集因‘七·二O 事件’受迫害的同志参加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作好思想工 关于为喻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 作。”“做好因‘七·二O事件’ 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 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 各区，县委，武汉警备区党委，各ㄗ、委、办和各局党委： 昭雪工作，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 朴彪、“四人邦”出于纂党夺权的需要，一九六七年 各单位要把平反、昭雪工作落实 七月在武汉地区疯狂反党乱军，分裂革命队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的战略 到事和人，在本单位开好平反、 部署。喻文斌、李树春、杨刘安、纪登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同“百万 昭雪大会。凡因‘七·二O事件’ 右师”、“公检法”的革命群众和武汉地区广大革命于 被强加的‘反革命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内一小 撮走资派’、‘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公检法一小撮’，‘叛军’、‘百匪’以及‘叛徒’、‘特务’、坏分子’等等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名誉，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并按照党的政策，认真地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 市委98号文件下达后，武汉地区层层召开为七二○事件和百万雄师 ①汪扬的回忆，参见其《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84一187页。 832 ==========第367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平反的群众大会、座谈会。 市机械工业局的平反大会于12月8日召开。鉴于“省、市委的平反大会（按：应为座谈会）不尽人意”，会前该局书记魏震召集俞文斌、张立华、汪扬开预备会，决定安排四人作“中心发言”，“把会场基本垄断了，其他发言微不足道，无关大局，也乱不起来”。会议在东湖宾馆举行。汪扬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对领导干部要‘爱、保、恨’？”他批判了“在高压下”“转弯子”的省市领导人后说：“省委唯有韩宁夫省长是硬骨头，他顶着不转弯子。他说：‘有弯就转，无弯就不转，越转越糊涂’”。汪扬说“会议开得非常成功”①。 市机械工业局的平反大会后，该局下属的武汉复印机总厂也召开了平反大会。汪扬在该厂百万雄师成员中是头面人物，他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武汉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按：指百万雄师的头 头们)是新社会武汉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七二O’是武汉工人阶级敢 于反潮流，反林彪、‘四人帮’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壮举，它将载入我国历史和武汉工人运动的史册。”② 很多单位效仿省市委，开过群众大会接着开座谈会。 12月6日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机关的大会叫作“庆祝大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陈世清等同志也在庆祝大会上发了言”。该公司所属湖北玻璃仪器厂、湖北药用玻璃厂“也先后召开了庆祝大会”。12 月6日、9日，该公司党委“分别召开了公司机关和公司系统在七·二O 事件中，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惨遭迫害的部分同志座谈会”®。 12月29日，该公司党委召开公司机关职工大会，为在七二O事件中受迫 害的陈世清等24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大会后，该公司党委又召开陈 世清等24人参加的座谈会，并“对在‘七二O’事件中遭到残酷迫害，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陈世清等十二名同志，发给了医药费补助”© 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是1979年1月16日市公安局下文平反的。蔡俊善的长子蔡竹云2003年著文说，市公安局的平反通知是“根 ①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87一192页。 ②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27页。 ③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情况简报》第八期(1978年12月19日)。 ④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情况简报》第九期(1978年12月30日)。 833 ==========第36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据父亲的申请”才得到的①。 七二O事件后，俞文斌等几名常委忙着请新华工出面“斡旋”，总站 的人员、物资转移，去外地重建据点，都是由蔡俊善主持。蔡俊善1967年8月14日在沔阳长埫口被公安机关逮捕。章迪杰说蔡被捕入狱一两个月后被他所在单位要回去了®。蔡竹云在上述文章中也讲到其父被捕入狱约半年后，被本单位造反派“从监狱里提出来，关进厂里的子弟小学”。百万雄师中有人说，没有上面同意，蔡俊善所在单位怎么可能把他要回去？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百万雄师常委说：“蔡俊善可能是反戈一击有功。 有一次我们八人被押出去批斗，批斗会上看见蔡俊善坐在台下，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本。1972年3月我们出狱后，他要求参加原百万雄师成员的些活动，老俞叫他不要参加。” 蔡俊善的姓名没有出现在市委99号文件里，为他平反的官方机构级别较低，这件事在百万雄师骨干的不同圈子中引起不同议论。汪扬说：有人指蔡俊善出卖汤忠云，汤忠云的家属在蔡俊善单位及住处张贴大字报指责蔡是叛徒，都是冤枉了蔡俊善；汤忠云之弟汤伟杰见我与蔡交往，随之与我绝交，属“是非不分”之举③。 省市委在平反问题上对蔡俊善的态度，是否与俞文斌等人商量过；是否考虑到百万雄师部分人员的议论；是否考虑到蔡俊善仅被关押约半年或 一两个月，而俞文斌等八人被关押四年八个月；是否掌握了蔡俊善“反戈 一击”的证据，不得而知。 为百万雄师一“工农兵”成员平反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彻底。俞文斌等关押四年零八个月，由市委予以平反；汪扬等三人1976年3月19日在水塔下贴大字报被江汉公安分局传讯约两小时，1978年12月16日由市公安局下文平反。《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关于对汪扬等同志的平反决定》说：“1.汪扬、陈昌文、周德昌三同志在水塔墙上张贴大字报的行动是正确的，为此公安机关对他们采取压制和强行传讯的作法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2.对汪扬、陈昌文、周德昌三同志的讯问笔录应全部销毁， ①参见蔡竹云《回忆我的父亲蔡俊善》，见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一记文化大革命始末》(2017年自印本)第289页。 ②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96页。 ③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342一343页。 834 ==========第369页========== 第二十九章“揭批查”运动 所写的材料应全部退还本人。同时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宣布平反决定。”①官方资料记载：“1979年3月9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全党动手，进一步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会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制造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给受到各种打击迫害的24500余人恢复名誉，并认真进行善后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② ①详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6一178页。 ②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79)》第394页。 835 ==========第37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三十章 “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第一节审判“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 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经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出最终判决。此后，全国各地法院陆续对“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理、判刑。 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于1976年12月被省委实施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正式逮捕，1981年1月至1982年3月公安机关对四人的“主要罪行进行侦察预审”，1982年4月武汉市公安局将四案移送市检察院。市检察院以“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三条主要罪状起诉四人。市中级法院于7月9日至21日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1982年7月28日，市中院公开宣判：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13年，剥夺政治权利各3年； 1982年7月28日，武汉中院公审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载《大武汉新影》） 836 ==========第371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审判时有多位“帮派骨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承弘当证人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所在的武船分厂党委书记要他出庭证实夏、胡的两项“罪行”，李承弘极力推脱，书记说：“审完夏朱胡后，就该处理你们了，…现在就看你态度了。”李承弘同意后，专案人员出题目，李承弘写出稿子，稿 夏轮设的一个应越 郴以民法院 9、45武)东的的소 影动就位)主汤女事装料多百找象碳向高楚 学计45件这相重生胡等人决定的用或1格个麦 数知抹子总泛得处注根就山汉静书委玉拓 出庭通知书 我院受理拭卡缓轻州送超盘认有 这并楼，减输-汽这轧军孔1单使弘象生广播车 一一米，现 冲提3萄扭立饰时向是下生帝项富李入个负最人麦 以清佳全气准备促组淡的®爱层见载的临娘高 决定子一九八：年七月二日上午七时计分 配是友的在武在的-插时接李上本泉)大家忌又悦 笑生白价成最设泰效后议，你伯动报铅5 开窿步理，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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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霞、张立国上诉被驳回，夏邦银不上诉，胡厚民说：“判我二十年，我六年前（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隔离之时）就知道；把我和姚文元判 一样重，从何说起呢？判我二十年是上面定的，有何上诉的必要？” 张立国在宣判后说：“从今天的判决看，态度是重要的，夏邦银态度好，胡厚民态度坏，判的轻重就不一样。” 张立国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将判决书撕掉®。 6月底，胡厚民不接受市中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并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5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湖北日报记者在该社《内部参考》上写道：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海！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 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22一323页。 ②参见杜先荣等2016年11月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838 ==========第373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俞）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胡厚民在最后陈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错了，我的陈述是对人民法院的口头起诉。”他利用合法机会，再次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接着，他背了两首诗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现抄录如下： 法庭吟 (一)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二)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7月22日至24日进行法庭辩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对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24日胡厚民作最后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这是不以人们承认与否（为转移)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 839 ==========第37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么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不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 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真正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代（贷）的。因此，我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慎重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的工农兵群众、千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名，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负，就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一九六七年年三月十七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的名义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这些人作 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 840 ==========第375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反动组织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要像天津市委那样，没有就敢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个电台来，并声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有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千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批、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应该给上述人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841 ==========第37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①。 《店及》本-方 肉雅刀月断，议花雅天乎布异子观新蘑:益 行2地惭入风象近4鱼烧天入发并软尽身老瘢危砂新 刀哨义学新，手枝明赋妮笔茨人源活歌整1明汉气 胡厚民手迹 1986年9月胡厚民对来探监的四弟说：“那次在法庭上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公众演讲的机会了，所以我特意打扮了一番，青裤子、青鞋子、白衬衣，表示我一清二白。”② 张立国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他认为作为新派之首的新华工一向注意政策、讲策略，他的刑期应该比激进的钢派头头少。他没能意识到，在当局眼里，“溫和的 ①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上午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没有文字稿，7月底本人在看守所追记陈述内容，标题为《法庭陈述（追录）》，交同狱的沈复礼保存，1983年沈出狱时带出。此稿现存胡厚民家属处，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一书收有此手稿图片，这里引用的是这个稿子。1986年9月，胡厚民将一份抄于1983年1月的《法庭陈述（追录）》交前来探监的四弟暗中带出，《烈火·永生一怀念胡厚民》一书收有此稿的图片。经比较，两份《法庭陈述（追录）》基本一致，仅少数字词、标点有异。两份追录稿都在末尾注明“事后追录，很难真实，仅供杜干部研究时参考。”“杜干部”是武汉市中级法院负责胡厚民案的法官。 ②周世明《从监号带出〈法庭陈述〉》，载《烈火·永生一怀念胡厚民》（自印本，2013年清明)。 842 ==========第377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造反派也是造反派”（陈云语）① 胡厚民在造反派头头中的位置，排在夏、朱之后，这次审判量刑最重。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报道《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受审判刑》对此作了解释：“胡厚民是湖北、武汉地区十年动乱的策划者、组织指挥者，是一九七六年以夏邦银为首阴谋最终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重要参与者，是夏、朱、胡、张一伙拼凑的夺权参谋班子的头目，罪行严重。从送达《起诉书》副本直至最后对其宣判，他横生枝节破坏法庭秩序，受到了从严惩处。有的被告罪行也相当严重，但能够认罪，并表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对能够认罪又态度较好的被告，合议庭在量刑幅度内作了从轻判处的考虑。” 参加公审会的武警战士执勤时对杨道远说，佩服胡厚民在法庭上的表现②。 夏、朱、胡、张被宣判后，省长韩宁夫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说：“人民法院对在湖北武汉地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进行宣判，是这伙反革命分子应得的下场，也是全省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按照中共中央有关规定，湖北省的“帮派分子”受刑事处罚的仅为夏、朱、胡、张四人，四人以下的“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实际上，武汉地区受刑事处罚的“帮派分子”远远不止这四人。李承弘说据他了解有近百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胡耀邦为组长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负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和各省、市、自治区“帮派骨干分子”的审理事宜。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理于1981年1月结束，“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于当年11月6日至2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内容之一就是“平衡”“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 2003年10月，顾建棠为向省高法再次申诉自己的被错判问题委托了 ①阎准《进出中组部一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204页，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 ②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1一332页。 ③以上关于审判夏邦银等四人的记述，参考并引用了记者良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一文，载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1982年8月24日)。 843 ==========第37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律师。律师在省档案馆查阅“两案”审理档案发现：“经省委同意判刑、上报中央审理的人数，第一次上报的是二百六十八名（于1979年9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之前上报)，中央给打回来了，因为拟判刑的太多；第二次上报将第一次上报人数打了10%的折扣，又被中央打回；第三次上报七十四名，经中央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① 这“第一次上报的二百六十八名”拟判刑造反派成员，与两清时省两清办公室制定的“268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人数完全相同，不知是不是巧合。但估计“268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中的造反派各级头头基本出现在拟判刑名单中，出入不会很大。 1981年11月中央认定湖北省仅夏、朱、胡、张四人受刑事处罚后，1982年3月17日湖北省委书记黄知真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到目前为止，…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见鄂发[1982]26号文件）。顾建棠认为“实际不止此数”。黄知真这次讲话近一年后，湖北省还有“帮派骨干”被判刑，如对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的宣判是在1983年1月。 湖北省作刑事处罚的人数远远超过中央审理认定的4人，省委给这些人安上的罪名“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1978年12月在公捕杨道远大会上，省委宣布的罪行是“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这些罪名在1983年1月的判决书中改成“打砸抢性质”一一“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夺公文罪”。工总早期头头、武汉工艺美术雕刻厂工人胡国基被判刑15年，罪名也是打砸抢。 顾建棠认为：湖北省委此举“显然大大违反了中央‘两案’定性处理政策，其中奥秘就在‘属于打砸抢性质’七个字上面”： 在清查运动中，省委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干将、追随者、“三种人”，并把数以百计的造反派定罪判刑，但又把明明是以“四人帮追随者”罪名被判刑的人员（就是1982年1月中央9号文件所说“政治斗争”参与者)，异化为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当时的湖北省委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一、可摆脱违背中央9号文件明示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465页。 844 ==========第379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的“两案”审理方针政策、继续搞扩大化的责任；二、可对上应付，万一中央问起，就以不属文革“两案”人员来搪塞应对；三、既将被判刑人员作为“两案”人员判了，又可无视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生活出路”，因为你“属于打砸抢性质”，置你于死地，你却无话可说①。 1982年前后武汉地区对造反派头头的集中审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判决书中都没有了“恶毒攻击”的罪名。此前在学习班审查、拘留审查中，追查“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重中之重，1978年及稍后的判决书中还能够看到“恶攻”的罪名。武汉钢锯厂工人、原工造成员程贻兴的刑事判决书（岸法[78]刑字第3号)写道：“‘四人帮’粉碎后，仍散布反动言论，为‘四人帮'鸣冤叫屈。” 湖北省“两案”办公室成员谢杰民参加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他在2000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中说：“我省‘两案’办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过清查，提出对 夏、朱、胡、张、顾等人应追究刑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事责任的处理意见，报省委同意后， 美利孩超事的有关传发 带到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进行讨论平衡。经中央审理后，直到 颜跑喜原徒养暖城槐树中室衫支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 化以￥称牛芳沁舰地花送辰丝华"到版 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 れー・んと中被あ到 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 为特统通的法色.花草“中抱商鞋 张立国四人。而顾建棠等人由省下 俏膜.克时州育“中“么夏.并吻国防独 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 是快尘长素葬鱼或“到修修生外认流网锐剂*堂之兄点说出茅继私背〔 理。顾建棠则由武汉市‘两案’办 筷和商筋怎)历风之学加传在，九七回明明脑林 (负责人是市纪委的杨世英同志) 地和出桃兵嘉头使随字子人传吃忄伊版 和长办’处理。全国‘两案’审 千弟，阳颁绝球花沙臂联天把備送 理的五次工作会议我都陪许道琦、 林他记清九并饰华国孤松碎丘，克状 林木森、张思卿等同志参加，会前 0:51 事和会后精神都向省委作了汇报， ①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466页。 845 ==========第38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文件材料都存省纪委。” 1983年1月23日，武汉市中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顾建棠有期徒刑七年。 1月17日看守所副指导员对顾建棠说：上面要求春节前给你结案，“你己被关押6年，这就你的刑期。宣判之时，就是你刑满释放之日。”18日，起诉书送达，顾建棠说：“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领导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蒋匪帮。我在文革中是犯有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错误，请问我贪污盗窃了吗？杀人放火了吗？出卖国家情报了吗？投敌叛变了吗？因为我举手高喊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就要起诉我，请问你们喊过没有？”一位检察官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命而来，按规定办事。”19日，开庭通知书送达，顾建棠提出：“出庭时不带铐子，囚车不鸣笛，要有医生相随，我无罪所以不脱帽，我陈述时不得阻拦。”法官“全都答应了”。1月20日，顾建棠会见两位律师，要求他们辩护两点，“一是我无罪，不是反革命；二是具体事件的申辩”。律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自己辩，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承担。”“我们是奉命而为，否则我们还当得成律师吗？你的事天知地知人人皆知，说句实在话，文革中是毛主席保护了你们，毛主席上天了，谁来保护你们呀？”21日上午，在市中院开庭。“检察官起诉，法庭调查，律师辩护，过场走完后”，顾建棠说：“这是政治需要，再有理也没用，但在宣判前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与林彪、江青毫无关系，因而是无罪的，是你们把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休庭后开庭，宣布判处顾建棠有期徒刑七年。顾质问：说好的判六年，怎么变成了七年？法官解释：“原定是六年，后来发现你实际羁押六年零二十七天，如果按原定六年判，那等于法院欠了你二十七天，这不行沙，因此改判七年。但还是按刑满释放，明天你就可以回去。”顾建棠后来对友人说：这倒成了我欠法院三百三十八天，或者说法院“优惠”我三百三十八天；提前三百三十八天释放，你给个法律手续啊，没有。这不是儿戏吗？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湖北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夏、朱、胡、张四人，“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 846 ==========第381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组织处理”。所谓“组织处理”，谢杰民说就是“不判刑”，“回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湖北省“两案”办公室按照这个精神，将夏邦银等四人判刑，将顾建棠“下放”，由武汉市“两案”办和长办处理。17年后的2000年顾建棠才从谢杰民处得知这一情况。 顾建棠为什么还是受到刑事处罚，谢杰民和市“两案”办负责人杨世英都不知道。2003年，长办一位被林一山重用的领导干部对顾建棠说：“你被判刑的内情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是林老板给市委领导打了招呼：你给我把姓顾的办了他。市里就把你办了。但我不能为你作证，事情是真的，但我手上没有证据，林是口头打的招呼，没有文字报告，市委领导也没有给林批复。你还要保密，你一旦说出去，我可以不认账，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估计你翻不过来，心中有数就行了。”顾建棠“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其理由是：“如说谎不可能如此坦率，另一方面，从林一山对待郭志伟、黄友若、麦汝祥的作为，以及对严常和蔡发奋等的疯狂劲头来看，他如此对我，合乎其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的一贯思想逻辑”。 2000年11月，审判顾建棠的法官吴仲华对顾建棠说：“判夏、朱、胡、张，省委下了文件，但判你的刑没有听说有省委的文件，当时都是市委决定的，没有市委文件是不敢判你的。要是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的刑，而武汉市委决定判了你的刑，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市委一定有文件，否则我们不敢判你的。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央对你认定的文件，很可能是长办的某个领导与市里某个领导说了话，所以就下文判你的刑。” 2003年2月顾建棠到省档案馆查找武汉市委决定对其审判的批文，没能查到。他查到了省委决定审判夏、朱、胡、张的批文，也查到了省委对武汉市委关于追究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刑事责任的报告的批 复D。 顾建棠说，林一山一句话就可以推翻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决定审判我的市委文件竟然在档案馆查不到，这又是一次儿戏。 从谢杰民处得知自己不应被判刑后，2000年3月顾建棠向市中院申诉，同年10月被驳回，承办法官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搞错了，但我无能为力。”11月顾建棠取得谢杰民的书面证明，2001年3月向省高院提出申诉，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7—390、329-333、400一403页。 847 ==========第38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立案庭说：“最好你能找到省委哪个领导，在你的申诉状上批示交办，那就一定受理。”顾建棠找到原长办同事、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张荣国转请省委副书记杨永良批给了省高院。省高院12月23日驳回顾的申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你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顾建棠拒绝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上签字，他说：通知驳回的所谓“申诉理由”，我根本没有向高法提出，我的申诉状核心是原判决不符合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而通知书对此有意回避。12月26日，张荣国对顾建棠说：“我问（省高法）吴院长，不是中央审理中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在其内，是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吗？吴 院长解释说：是有这回事。但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有权审判。”0 顾建棠历时近两年的申诉失败。 从2002年12月到2007年6月，顾建棠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负责人、人大、政法委、法院、纪委写了204封申诉信。省纪委书记黄远志的秘书告诉他，这些信都转到省高法。顾建棠数十次到省高法上访，陆续得到这样的答复：“你的案子不是市人民法院要判决你，而是省、市委决定要判决的。你要省、市委发话，我们马上给你平反。”“像你这样的案子武汉市有很多，如果帮你解决了会产生连锁反应。”“中央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文革的案件可以重审、平反。”“湖北省平反文革的案件没有先例。你可以找出先例来。“不管你有多大的理由，多充足的证据，我们就是不立案。②1983年1月，吴焱金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审判前，吴焱金一再要求“在什么范围抓我，就在什么范围公审我。我要求召开百万人公审大会”，当局不予理会。他问法院指定的两位免费律师：“你们能为我作无罪辩护吗？”律师回答：“当然是作有罪辩护。”吴说：“你们连情况问都没问就推定我有罪，我要你们来辩护什么？你们昨天在哪里发财，今天还是去哪里发财。”吴焱金委托妻子做辩护人，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吴焱金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自己1983年1月24一25日在法庭上发言、插话、陈述的要点： ①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6一399页。 ②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网文，2007年）。 848 ==========第383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一)1967年的一·二六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直接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指示。《起诉书》说我是反革命夺权，矛头究竞指向谁？ (二)“反复旧”问题当时已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有错无罪。 (三)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代表的补台符合毛主席要“吐故纳新”的指示精神，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当时也认可并积极实施，怎能称为我颠覆政府的罪行？“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不是我总结出来的（其实是朱鸿霞总结的，只是我在法庭上没说而已)，但我并不反对这五字方针。至于“你今天放出来，明天就入党，后天就叫你当书记”这样的话是你们编造和强加的，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朱鸿霞、李想玉和我自己文革十年都不能入党，这不是乱扣帽子，胡说八道吗？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个口号不仅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一直到1977年宣布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不是仍然在“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无罪。 (五)我们拥护中央1976年4月7日处理天安门事件，是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我一直对紧跟毛主席的周总理充满崇敬，更没有说过武汉人民给周总理献花圈是反革命，这是你们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 (六)当时逮捕我时在全市大会上宣布我的三条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充当四人帮、夏、朱、胡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在为什么变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我在看守所大反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什么不公诉我？（这时，公诉人在台上发言，对我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胡言乱语不予计较。好高的姿态呀！) 1983年1月25日，市中院当庭宣判：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吴焱金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1977年3月14日（吴焱金关进学习班之日)至1985年3月13日止。法官将判决书递给吴焱金，吴不看，当场撕碎。审判长成厚胜对吴焱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的，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判决当日即以保外就医（吴并未申请)的名义让吴焱金离开看守所。1984年夏，吴焱金为医药费、生 849 ==========第38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活费一事求见副市长谢滋群遭拒，吴“写了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信”給谢。“就因为这封信”，1984年9月吴焱金被投进武汉第二监狱，服完刑期0。曹承义被判刑比夏、朱、胡、张早八个月，他1981年11月3日被市中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是二审判决，也是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还要早，是青山区法院于1980年9月24日作出的，曹承义在判决书上写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于是向市中院提出上诉。市中院二审距 一审一年多，对此有关方面没有对曹承义作出任何解释。曹承义在市中院的判决书上签道：“不服，冤案。”他知道，在终审判决书上签“不服”，其作用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态度。 二审判决虽然和一审一样判处曹承义五年徒刑，但两份判决书有数处不同。 第一处，二审判决将曹承义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近十个月折抵了刑期，曹承义将少服刑十个月。一审判决的刑期从1977年9月28日起计，那一天曹承义在办学习班十个月后被正式逮捕。那一天，一冶党委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建设作出贡献”大会，两万五千人参加，冶金部、省委、省军区、市委多位要员出席。对曹承义进行控诉后，一冶党委书记徐扬宣布：经请示省委批准，撤销曹承义一切职务，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实行逮捕。会后即被押往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二审判决的刑期从1976年11月19日起计，那一天曹承义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就在那一天，“工农兵”成员冲进学习班驻地殴打曹承义，并要将他第二天拉出去游街，曹承义当夜跳楼逃走。曹承义在外躲避三个月后，“张玉华公开放风：‘只要曹承义在三日内自动回到一治学习班，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曹承义相信了，回到学习班。曹承义在学习班实际只待了七个月，二审判决还是以十个月折抵刑期，没有扣除曹承义逃出在外的 三个月。 第二处，二审判决书将一审判决书所言“打砸抢罪”改成“扰乱社会秩序罪”。 第三处，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多条罪状：1968年6月给武汉警司贴大字报并“策划企图砸武汉警司”；1976年1月起草传单并散发，请夏、朱、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9、198一199、201一204页。 850 ==========第385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胡来一治作报告，6月“与同伙策划进一治领导班子的‘五十人名单’”；1976年春节期间参与张贴、散发“大乱湖北、武汉的‘三封信’及口号报”；“粉碎‘四人帮’后，曹多次诽谤说是‘右派政变’”，这些罪状二审判决书中都没有了①。 傅廉1976年10月27日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一年后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的省交通系统群众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三年后，判刑四年，宣判后当即释放。傅廉回忆：“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们运出的）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省军区副司令员），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傅廉出狱时，距刑满还有一个多月②。 杨道远1970年8月分配到江西安义的部队农场，1971年2月押回湖北，辗转多地隔离审查，直到1978年11月从襄北部队农场押回武汉。当时他觉得：“从1971年被他们隔离之后，后头的那些运动都牵涉不到我，他们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说是主要清查四届人大以后的事，这样就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回武汉的时候，心里还存有一份希冀，认为这次真的可能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还我清白和自由了。万万没有想到监狱的大门已经为我敞开了。” 1978年12月7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批判大会，会上宣布开除“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杨道远的党籍，逮捕法办。 ①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49一253、197一198、168一172页。 ②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傅廉）》，2009年。 851 ==========第38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982年下半年，省公安 北会椒欧程款中股 批判反革命分子杨道远。中心会场设在 厅政治部三人持两清时的材 省委洪山礼堂，武汉市设八个分会场。参加火会的机关干部、工表兵碟众共 省委市委召开万人批 万多 料，来看守所向杨道远“落 省委书记顾大桥、测书记王群，武 和影响， 汉部队副司令员林维先，武汉市委第二 实”。他们首先提出五一六 书记刘忠农、书记李俊、盆饺远，以及省市其他负贵同忠参加了大会。省、市工、农、背、妇的负贵同志也参加了大 问题，杨道远进行了驳斥。 大会彻底清算反革命分子杨道远的罪行 市委第二书记刘惠农主持大会 大会号召全省人民将揭批顾大局， 大会由刘惠农同志主持。 当宜布把反革命分于杨道远押上会 场时，群情激愤，高呼苹命口号。会场 1983年1月，杨道远收到起 瓷调的不电力华诉书副本，起诉杨道远“抢 向前看， 院、长江日报让、骄口区房地产公司、 水运工程学院等单位的代表，怀产阶级革命义愤，在火会上作了揭发、夺枪支弹药、抢夺公文”两批判。 他们列举大量铁的实说明， 在文化大革命初，反菲命分予杨 加强团结， 远，出于他对我们伟大的党、社会主义条罪状。 林 别度的刻情仇根，伙同反水命分子度玉 朱、湖、张，上窜下跳，积极同 杨道远回忆：1月18日 彪「四人帮的 挂了的， 一引北非8水形。 的怀抱成了林 “四人帮” 热爪牙、黑打手、黑干将，狂干扰秘 开庭，“庭审过程中念的证 省委副鼓足干劲，坏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犯下了一系列 严宜罪行。 杨道远忠实追随和推行林彪、 明材料都是1971年及以前抓 人帮”的反命修正主义路线， 斗争 “怀疑一切，打倒二切” 五一六时的逼供材料”。“法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严 书记王群讲了进行为实现 阶级革命京，达：斗或命领导干都， 冲击党政军机关，安图搞均省委和各级 庭辩护阶段我的律师几次发 党委，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生义 到 制度。一九六七年七月，林彪、“四人帮”出于纂党行权的需要，指使王 言，内容就是一个：‘杨道 人解来武汉制造反革命政治件，杨道远伙同夏、朱、胡、张紧密配合，并 远应该负他应负的那部分责 肃清其流毒代化而奋斗 “抵军内一小操”为突破口，起了反窄乱军的黑风恶浪。杨道远还亲自主持 召开反革命会议，策刻、组织一些人到 任。’…杨道远究竟应该 我省各专县和全国二十四个省市搞什么 “金国支左”。他们派出的小分队帘到全国各地，肆意冲出军事机关，围攻部 负什么责任呢？公诉人所指 队首长，破坏军事设地，抢夺武器装 的责任有哪些是不应由杨道 载1978年12月9日长江日报第1版 远负的呢？哪些应该减轻的 呢？我的辩护律师一句也没说。”针对两条罪状，杨道远在为自己辩护时主要讲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 在作被告陈述时，杨道远说： 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我为什么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党的文件告诉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党要变修，国要变色，人民要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是穷人的孩子，生在旧社会，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家和千千万万穷苦人家 一样，从此翻了身，我这个穷孩子也有了上学的机会。我深深懂得今天来之不易，我的内心充满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受教育十几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干社会主义成了我的准则。旧社会的苦我是记得 852 ==========第387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的，有人要我们回到旧社会去受罪，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我在学校里一贯是党的积极分子，只要是党的号召我没有不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当然要积极参加。我们的目的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反修防修，让工人阶级牢牢掌握政权，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质，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具体的就是用毛主席的指示去对照一切人和事，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拥护，就支持；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反对，就批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听命于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法官打断杨道远的陈述，问他有什么要求，杨道远回答：“我的要求就是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当庭对杨道远的判决是：“抢夺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抢夺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1971年2月8日至1983年2月6日。 三天后杨道远决定不上诉，1月24日杨道远被释放。看守所交待他“回家过几天再到公安局办手续，因为还差几天到期”①。 第二节“帮派骨干”在狱中 1977年底开始，武汉地区的看守所、监狱关进了大量造反派。他们被其他犯人视为一个群体，称之为“运动犯”。这些“运动犯”在狱中有着与其他犯人不一样的表现。 曹承义说：“运动犯”进来了，不仅不会吃亏，还会受到犯人的尊敬®。段夙慧在襄北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其他劳教人员经常对她说：“运动案子”“说出去不丢人”，“很多人都说不好意思面对你。”③吴焱金说：“初进看守所，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派了四个刑事犯照顾我，这四个人居然不嫌脏臭，照顾我一年多。人人都知道牢房里有牢头号霸，但我关押六年多，换过几次监号，我在所有坐过的几个监号里没有发现号霸欺凌弱小的行为。”④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20一341页。 ②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82页。 ③夙愿《日记1978一1979》第21、314页。 ④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9页。 853 ==========第38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1976年10月底，云南电力局派人将丁家显从河南邓县老家带走，一上火车就将他捆绑起来。当年底召开大会宣布对丁家显正式逮捕，然后批斗、游街。这样的公捕进行过多次。丁家显先被关押在罗平县看守所，几个月后转到曲靖陆东煤矿，和劳改犯一起挖煤，没有经过判决的丁家显成了不在编的劳改犯。丁家显患低血压病，一下井就发病，多次昏厥。“同牢们见此情形，无比同情，向狱方要求不让丁家显下井，可狱方说丁家显属重刑犯人，不能特殊，必须下井。在多次申求无果的情况下，同牢们见狱方不讲人道，一百多人举行罢工游行，向狱方提出要丁家显不下井，如强行要丁下井，他们就都不下井。”“最后，（狱方）作出了妥协，同意丁家显不下井。”丁家显为狱方虐待犯人组织抗议活动被关进禁闭室，于是绝食。犯人再次游行抗议，狱方在丁家显绝食五天后将他放出禁闭室①。 监狱管教和武警战士中的很多人对“运动犯”另眼相看。杨道远说： 在看守所值勤的战士对我们是很好的。有一次值勤战士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背着枪站在这里内心感到惭愧，我们是没有办法呀！我说：革命战士执行任务，我们理解，这不是个人的事，我很感谢你们。战士还说：指导员不准我们和你们说话，说有个战士同你们说话，结果眼睛被犯人用铁丝捅瞎了。我们不相信。战士们经常送吃的，连队大食堂有什么就送什么，油条、馒头、烧鸡，甚至还有买点心送给我的。我要他们不要送，送去了我不肯收。他们就谎称“干部来了！”要我赶快收下，别让千部看见了他们下不了台，他们是真心帮助的。晚上值勤战士总是同我聊天，给我讲故事，为我解闷®。 吴焱金说： 在牢房里，政治犯（在牢里又称“运动案子”)是受到刑事犯人尊重的，连管教干部在态度上也将我们政治犯和刑事犯区别对待。刑事犯如果有大声喧哗或其他违犯监规的行为，轻则训诫，重则镣铐加身，严重者还会被丢进隔音室。而对政治犯们则要客气得多®。曹承义说： 我在第一看守所关押长达4年左右，…这期间受到这些素不相识的 ①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3一621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3页。 ③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9页。 854 ==========第389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看守人员的多方照顾，从未受打骂和加铐之类的虐待。冷天，安排我到办公室去生火炉；夏天，早晨7点多钟就赶早开门给我放风。在专政机关的最底层的看守所，在举国对造反派头头妖魔化、必欲斩尽杀绝的形势下，他们对落难的造反派头头做到了尽可能的照顾。 有一次，我被从看守所押送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批斗，押送人员将我转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代管一夜。那天天气非常寒冷，看守所一负责人以谈心为名，让我得到力所能及的照顾，和我一起烤了一夜火炉，没将我送进监号。在批斗会召开前，一治工业安装公司一位炊事员冒险送来了丰盛的饭菜给我吃，在场的看守人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我真像回到了自己单位的革命群众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对造反派都是血腥镇压的。造反派怨深似海，有些正直的公安干警是同情造反派的，他们并不认为造反派头头是坏人①。 吴焱金经常不守监规，他“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他写的打油诗，还写在开水桶上。吴焱金说：“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到所有干部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尽管我在看守所里为所欲为，闹得 一塌糊涂，他们从没有对我大声训斥，更没有用刑具惩罚，而他们对刑事犯的惩戒我是亲眼目睹的，犯人‘背宝剑’的刑罚是很痛苦的。”“就连人称‘周阎王’的周所长对我也是很客气的”。 一天吴焱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天深夜，他“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管理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把他关进隔音室监禁。“隔音室约1.5平方米左右，既无床铺也无被褥。地上有一小洞，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洞旁边有固定的脚镣、手铐刑具，隔音室密不透风，只有拇指大的一个小洞透气，既无水又严重缺氧，两道厚厚的门完全隔音，里面闹翻天外面什么也听不见，一副比棺材还要厉害的活棺材！” 吴焱金在隔音室关了半个月，人称“孔铁嘴”的市公安局孔副局长找他去谈话。吴焱金回忆：“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 ①曹承义《悲欣交集話文革》第176一177页。 855 ==========第39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我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我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 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① “运动犯”们造反旧性不改，以各种方式要求改进监狱管理。 顾建棠是“建言”。他回忆：一天看守所孟所长找我谈心，“谈得来”时，“我乘此机会向孟所长反映：煮饭的米要洗；我们都吃不饱饿得很，能否想些办法多搞些瓜菜代；希望把一周放一次风改为每天放一次风。其他人也反映饿肚子的事，后来这些问题都先后得到改善，特别是解决了大家饿肚子问题。孟所长和余指导员在做火柴盒的羁押人员中开展超指标有奖活动，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个，超额有奖。一个月下来，我能得两斤饼干，武重厂的戴行江可得到4斤，有时还分得苹果。在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况下， 确实是一项善举。”® 曹承义是“闹事”加“走私”。他说：有一年冬天，整个监号几百人有十几天天天吃腌菜，他就带头叫喊起来：“你们喂猪也不能这样喂呀！”全体犯人都闹了起来，中午送来的菜里才增加了一点豆腐。他还说：他在关押期间注意处理与看守的关系，所以时常受到看守的小小关照，比如允许他花钱去买一些饼子、油条、面窝和红糖、白糖。不仅自己享受，还利用外出放风、洗晒衣物、取水取饭等机会，向吴焱金、沈复礼、董明会、罗世栋、傅廉、林子忠等人分送食品，竞然没出过一次事③。有条件的“运动犯”们不约而同地在狱中学英语。 曹承义和水运工程学院教师李苏明约有一年时间关在同一个监号内，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91一195页。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24一325页。 ③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77、185页。 856 ==========第391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每天跟着李苏明学《英语九百句》。李苏明“非常耐心地教”，曹承义“大约在一年时间内就大体能够默写出《英语九百句》了”①。 顾建棠向同监号的天主教原汉口教区辅理主教刘和德学英语，用管教送来的《英汉小词典》当教材。九个月后顾建棠能够阅读英语短文®。 1990年2月16日，胡厚民在致姐姐胡秀娟的信中，开了一张书单，让她转求经商的方斌出资购买送来。这些书是：全套二胡曲集，鲁迅全集，简明马克思主义词典，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资治通鉴（包括续资治通鉴)，佩文韵府，中国通史（范文澜著），廿四史，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中国人名大辞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当代国际人物辞典，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周恩来传，金元明词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外国人名辞典，古文观止新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精装），周恩来书信选集（精装），世界名言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名联鉴赏辞典，世界史手册，陈再道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叶剑英回忆录，张体学传，世界历史辞典，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红楼梦鉴赏辞典，辞通（上下集），辞源，资本论，书法艺术，中国名胜诗文鉴赏辞典。胡厚民在信中说：这些书“仅是我在这有限条件下所知的，虽是我久想而望而兴叹的”®。 胡厚民要这些书的时候，距离他刑满只有两年（刑期1992年3月9日止)，这是他知道的：距离他1990年10月31日突然病故，只有八个多月，这是他不可能知道的。 在狱中爱好写引旧体诗的“运动犯”为数不少，他们基本不通格律，他们的诗只能称为“打油诗”。 吴焱金在监号墙上、水桶上、“毛选”空白处、材料纸上写下一千多首打油诗。写回忆录时他记得的有： 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究竞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①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86一187页。 ②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26页。 ③参见《烈火·永生一怀念胡厚民》(2013年清明自印本)第162一166页。 857 ==========第39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 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 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 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 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 舍得一身刷，什么都不怕。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 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要杀要刷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面一块肉。 孤身谁惯过佳节，年年难过年年过。观罢月圆观月缺，看了日出看日落。背亲离朋千朝少，别妇抛雏三载多。何以略知人间事，唯有报纸和广播。 铁门铁窗加铁锁，哨兵日夜守卫我。开水热饭送门口，早晨晚上听广播。 858 ==========第393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身居闹市未闻闹，人在椁中不知椁。寂寞冷清谁作伴，睁眼便做火柴盒①。 有一段时间杨道远、胡厚民两人的监号紧挨着。“这样除了放风说话以外，…还可以扒在风门口谈话，还经常敲墙致意（早上好、晚安…），相互赠诗。” 杨道远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75年，取名“冬梅”，当时他被省委关押在襄北农场。1981年杨道远在看守所看到女儿的照片，写了一首诗： 咏梅 风刀霜剑生存难，钢筋铁骨斗严寒。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拔冰雪送春还。 杨道远把这首诗和照片送给胡厚民看，胡厚民说写得好，和了一首：为冬冬赠父之玉影题照1981.12.1 惊问冬姑娘，蓓蕾何芬芳。苦雨催先发，母晖促早香。慕尊爹厚福，嗟愚伯久怆。人当重兴国，无情非干将。 胡厚民得知杨道远姐姐去世，写了一首诗请哨兵送给杨道远： 哭杨姐 1981除夕至1982年元旦 除夕悲闻晴天雷，鸡报元旦人未寐。滚滚泪湿西房枕，短短诗吊东屋姐。往来一墙虽难隔，伤病七尺何禁宣。强将巨痛藏心底，好让尊弟安过年。原以弟不知今闻已知，悲勿过甚，请保重。杨道远出狱时写了一首诗： 出狱1983.2.4 为党为民遭禁囚，历尽劫磨方自由； 九死不泯革命志，再踏共产崎岖途②。 ①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91、192、197页。 ②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30一331、342页。 859 ==========第39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奥杨姐 伤t气 劝くく好父教好些 8踢2车 1981,12,1 登巨靠我廉 悚鸣姑娘 涂阔睛天雪鲜醇常年 荐睡何芬芳 喝极人本操 苦偶雀先发 耀光字玉 液醒西房样 套线拳不轮 短浇程 输知裴 人当重兴国 作末 送请 无情非干将 胡厚民手迹 胡厚民在狱中写了大量诗歌。1983年当局在襄北劳改农场梁坡砖瓦厂盖了一排平房，周围建起高墙，屋项有哨兵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同住，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此处为“胡家大院”。胡厚民在这里可以读书写字。他把练习本拆开，请院内的装订作坊重新装订成几个厚厚的笔记本，将自己的诗文都抄在上面。在第一本的扉页上他写道：“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 胡厚民去世后，这几个笔记本由胡秀娟保存，《烈火·永生一一怀念胡厚民》一书的编者从中抄出胡厚民的部分诗作。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接连写下三十多首诗，其中有：遗臭不由今日定，流芳更待未来评。是非颠倒史不乏，古今反正例如云。今日难管未来事，未来不怕今日刑。他日你我虽成古，稀有子孙报输赢。 自古英雄功无数，却因失节恨难收。小子不才难成器，惟报党育三十秋。 早知今日事，不悔当年志。比起伟先烈，不过小意思。 860 ==========第395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开庭吟 雪衫黛裤上下摆，青鞋白袜穿内外。尽管污水泼数秋，但见青白依然在。 判归吟 狱中老汉不知悯，一身新穿上法庭。判罢双十重刑归，依旧轻歌曼舞频。 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 三月预审搞六冬，精益求精下苦功。奇迹不负有心人，独创法坛马拉松。 拒接所谓起诉书等得雪染颠，方下邀请柬。拿去回编导，届时台上见。 答被指派来两位律师宁搞真独唱，不演假双簧。留得三十元，孝我苦命娘。 非我眼具特异功，确知编导隔墙控。不信请到后台看，电视机前话西东。 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 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861 ==========第39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胡厚民抄在笔记本上的自己写的诗歌有上千首，一部分写于文革中。在他的狱中诗歌开始流传前，熟悉胡厚民的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一爱好。胡厚民在狱中的诗歌涉及的题材很广泛，选录几首如下： 铁窗戏占 隐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 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 初会慈母感录 一九八三年二月日于梁坡(一) 风吹本末丽旬分，监会却不泪纵横。不是高堂心不痛，坚信狱子主义真。 四会四弟、六会幺弟感录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于机床厂(一) 举凡卫党兴国家，必遵师训五不怕。 四不今已成事实，一项尚须待令达。早知家口破今时，不悔身许济天下。纵然死神来拜会，昂首不辜导师话。 闲吟诗 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1985年 862 ==========第397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第三节处理未判刑的“帮派骨干” 从1976年底开始陆续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帮派骨干”“帮派分子”，经公安部门和各级专案组审理，没有被判刑的，释放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批人在监狱里度过数年，有的得到“免予起诉决定书”；有的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组织结论”予以说明，个人档案里也没有记载。董明会（关押六年)、潘洪斌（关押五年）、沈复礼（关押六年）、谢邦柱（关押四年)、林子忠（关押三年）、谢保安（关押两年）、聂年生（关押四年）、庞道铭（关押六年）、梅子惠（关押两年半）等一大批人都属于关押数年免予起诉这种类型。 从1976年底开始一直被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帮派骨干”“帮派分子”，1978年春节前后开始陆续被“解脱”。一部分人仍被办学习班，但改为“走读”；一部分人得以上班，但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无论大小，一律撤销。 这些“帮派骨干”“帮派分子”从看守所释放出来，从学习班解脱出来，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他们被告知必须老老实实劳动，等待“结案”。约在1982年下半年，武汉地区开始“清理‘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对这批人作出“清查结论”，记入档案。“结论”多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并附加“组织处理”。“罪行”较轻的人其“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政治错误”，如武钢电修厂彭绍鹏。 “组织处理”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年；开除厂籍（公职），留厂（单位)察看×年，行政记过、记大过或免予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背负“结论”的“帮派分子”，本人在调薪、调动、求学、评职称、分房等方面，其子女在升学、参军、入党入团、就业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沈复礼关押六年后“免予起诉”，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回原单位安排工作，武锅厂党委书记何汉香、副书记李岩坚决不接受。市长吴官正多次来厂交涉也不行，便将他安排到长江锅炉厂。沈复礼在该厂任“没有名分的总工”。后组建武汉锅炉集团，长江锅炉厂并入，沈复礼又成为武锅职工。 八十年代初，浙江大学来函商调沈复礼夫妻，百万雄师成员闻讯群集市委上访，说沈复礼没有像夏、朱、胡一样被判刑，群众本来就不服，现在不能便宜了他，不能让他调走，要把他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沈复礼调动一 863 ==========第39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事就此作罢。1994年，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的沈复礼56岁， 经自己要求办理了提前退休，享受工厂最低标准的退休工资D。 一冶设备处的李开键，1977年9月24日从学习班押到批斗会现场，会上宣布将其“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后，直接押往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1980年1月初，青山分局预审员将李开键从监号提出，一治专案人员递给他“李开键的见面材料”，让他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出去。材料有六条“一、邓小平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二、毛主席百密一疏，选错接班人，华国锋领袖无能：三、汪东兴背叛了毛主席，成全了叶剑英、邓小平；四、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遭无情清算，令全国人民心寒；五、他们沿用了中国封建王朝皇帝驾崩后以“清君侧”之名行政变夺权之实；六、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后，想上山去打游击。”李开键拒绝签字，他说：“三年前在半年多的学习班中，我无数次地否认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三位专案人员“败兴而去”。那位预审员对李开键说：“关了几年还蛮清醒。”“今天如果你签了字，就麻烦了。”1980年2月14日，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没有在“见面材料”上签字的李开键还是出狱了，宣读免予起诉决定书的还是那位预审员，在场的有那三位专案人员中的两位，还有一位一冶公安处的干警。预审员将李开键送出监狱大门，分别时对他说：“开键，出去以后想心思多赚钱，再莫介入政治。”李开键2009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听了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自己好似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的政治犯。时至今日，这种感觉被现实彰显得愈发真实。”李开键被释放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89年3月53岁时经自己申请，得以提前退休②。 李承弘回忆：1978年4月8日从学习班“解脱时给我宣布了6条纪律： 1.问题是严重的，怎么处理都不为过，但态度是好的，回分厂监督劳动听候处理。2.随叫随到。3.随时写材料。4.不准说学习班审查时情况。 5.不准在社会、厂内进行串联活动。6.一周口头禀报一次。”1982年，给予李承弘的“清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行政处理”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留厂察看期间只拿生活费，没有奖金。一年后李承弘恢复厂籍。1984年全国工资普调，武船百分之九十五的职工上调一级，尽管李承弘努力工作，患肝病不休息，还是未能如愿。厂党委书记林甫说： ①2019年4月笔者访谈王光照的记录。 ②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70、279一281、283页。 864 ==========第399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这些人升了级，那前几年批四人帮运动不白搞了？”直到1993年退休，工作了35年的李承弘还是三级工①。 1977年1月省委下文，决定对王光照实行隔离审查。王光照当年2月关进厂党委举办的学习班，地点在东湖疗养院。这所疗养院里还办着其他单位的“重点人头”学习班。其间张玉华一次到武锅，专门问到王光照，得知还在学习班隔离审查，“就批评厂党委右倾”，说“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进去”。专案组成员说王光照“态度是好的”，张玉华才作罢。1978年8月，厂专案组让王光照在专案材料上签字，他拒绝了。王光照说：“第一，搞了这么长的时间，省、市委把我当成‘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在‘揭、批、查’中我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了六十多场批斗，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口咬定我是‘帮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批斗会是党委组织、主持的，也就是说，从省、市委到厂党委早已经对我下了结论，那还要我签名做什么呢？你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还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调查研究，事先下结论，然后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第二，文革中，我奉行的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文件和指示，总体上没有大方向的错误，有理解不深、有片面的地方也只是总结提高的问题。何况全厂从党委书记到普通工人谁又理解得深刻全面呢？是不是都要来个隔离审查、签字画押呢？第三，你们兴师动众、挖地三尺，查到半点我参加‘四人帮’帮派的确凿证据没有？文革中我只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这个组织被毛主席亲自定性为革命左派，怎么同‘帮派’等量齐观呢？据此三点理由，我拒绝签字画押。”王光照认为：“签与不签，强权可以照办不误，可是不签却可以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而且这个东西是要存档的，长远来说不签字有其必要性。”事后武锅支持造反派的老书记赵秀岳告诉王光照“你攻三办、揭批张玉华，得罪了他，他来厂里专门问到你，批评厂里右倾，怎么不把你送进去”。“算你们几个走运，厂里整了你们四个人的材料，你、李洪荣、王庆庭、杨逢春， ①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09、323、325页。 865 ==========第40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向上打了报告，要抓进去呢。这个报告被市里压下来了，中央有新的精神， 人己经抓得够多了，刹车了，你们逃过一劫。” 1978年初夏从学习班解脱后，王光照被安排在铸铁车间型砂班劳动，每月生活费30元。在宣布这个决定的第二天，厂党委一位副书记让他谈谈想法，王光照说：“十年文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犯了‘方向性’的大错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造反派内。这不，我厂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批造反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副书记说“不要这样看问题”，王光照说：“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你也是文革过来的人，当然知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句话，我混’进了什么当权的机关了呢？十年文革，我奉行的是五一六通知的方针、方向，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造反，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没有依据中央文件和最高指示。请你认真读读‘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炮打司令部”，用它来检验我的文革言行，总体上我在哪里违背了这些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一些人以党的化身自居、同这些文献反其道而行之，声称是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你可以相信，我却不信哩。党的九大、十大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对文革有全面的论述，今天却被弄得面目全非。这些都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这样的党我怎么会听它的呢？它把当时党的‘通知”、‘决定’弄得不算数，把我们这些人往死里整，几时高抬过贵手？我再要听它的，保不准再被整，那不是犯贱、找死？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对这些东西要离得远远的。俗话说：不吃他的食，他就割不了我的卵子。” 厂动力科技术员王光照在铸铁车间当配砂工人，决心“以一身汗水洗刷扣在头上的污物秽语，我们就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直起腰杆，用行动来讨回公道，争口气，证明自己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他努力工作，以自己的特长成功地进行技术革新。1982年初夏，王光照的“清查结论”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王光照拒绝签字。对他的“组织处理”是开除厂籍，开除干部队伍，留厂察看两年，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还是每月给予30元生活费。1984年工资普调，王光照最终榜上无名。从1978年夏交铸铁车间监督劳动到1994年退休，16年来王光照一直领取30元生 866 ==========第401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活费①。 武汉仪表机床厂铸造车间工人、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学生、造反派一般成员余德亨，1977年5月关进厂五不准学习班，一年后解脱。1982年以同等学力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人事档案随之由该厂转入武大，9月1日入学。9月10日，该厂对余作出“清查结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9月25日该厂上级武汉仪表工业公司党委审批同意。该厂与余德亨同时从学习班“解脱”的另两人，原工造总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工人陈海波，原公安联司头头、车间支部书记夏祥杰的“清查结论”，是数月后作出的。10月25日，公司纪检委数人和该厂副书记来武大，向余出示结论及“错误事实”材料，让余签字。余德亨拒绝签字，并写下拒绝理由，要求重新审查。来人表示会考虑余的意见，对有关问题重新审查。实际上他们当即将材料留在武大，武大接受了。武大为此事派专人去教育部请示，研究生司负责人对此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只说让武大按有关文件办。当时武大由刘道玉主政，他被一些人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本人也一直标榜自己“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的办学理想。11月16日武大校长办公室发出《关于取消余德亨学籍的决定》（武汉大学文件，校行[1982]189号），24日向余德亨宣布，并说取消学籍是因为不符合研究生标准中“德”的方面。当晚余德亨质问分管研究生的副校长童懋林：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是不是中国公民？童懋林乱以他语。当年12月初余德亨去教育部研究生司上访，该司负责人告诉余事前武大来人请示的情况，接受了余的申诉，并向武大发函，要求武大重新调查处理，将结果报教育部。后武大方面仍坚持原决定。 武汉一中六七届高中生肖某、六六届高中生潘某，因被所在工厂办“五不准”学习班而错过1977年高考。1978年从学习班“解脱”参加高考，肖某考了380多分，潘某考了360多分，当年的分数线是280分。因所谓“文化革命问题”而“政审不过关”，工人家庭出身的潘某不予录取，肖某经历多种曲折才被一所大专录取。 ①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24一627、634一637页。 ②刘道玉《我心中的理想大学》，载《财经》杂志2012年第15期。 867 ==========第40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四节“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揭、批、查”运动。1979年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说：“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了。” 到1983年初，武汉地区对“帮派分子”进行审判、作“清查结论”的工作基本完成。 在陈云从1982年7月以来的一再倡导下，针对“帮派残余势力”的清理“三种人”工作，1982年底在全国展开。 按照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发[1982]55号）的提法，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所谓“清理”，是指“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是为了防止这些“不安定的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如有适宜的机会“出来兴风作浪”。 实际上，武汉地区清理“三种人”（当时称“帮派分子”)从1976年底就开始了，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革委会、党组织）的造反派，基本被隔离在五不准学习班、羁押在看守所。开始清理“三种人”时，这些人都已判刑或给予“清查结论”。 市机关红司头头曾繁斌2010年说：1983年开始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各级领导班子里基本没有造反派了。要说有，也是一些造反派一般成员或同情造反派的人，再就是从外地调入、毕业分配来的造反派。把造反派清理干净，这就是他们一再强调的“除恶务尽”，就是要斩草除根。很多单位，清理“三种人”成为内斗的工具，给你戴上一顶“造反派”的帽子，你就完了。 早在1978年1月28日，代理市委第一书记顾大椿在武汉市科学技术大会上说：要加大力度，全面彻底地揭批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不能让帮派人物仍留在各级领导班子内。到1978年底，区、局、大单位领导班子中清查出帮派骨干分子和犯严重错误的41人，县团级领导班子中90人，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 868 ==========第403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反革命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依法惩处，判刑21人，逮捕93人，拘留52人，戴帽18人，送劳动教养69人①。 武汉市委1981年5月8日向湖北省委呈送的专题报告说：林彪、“四人帮”在武汉的帮派残余势力虽然在组织上被摧毁了，但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瓦解。他们中的少数人，有的不肯认错服罪；有的向党的组织公开反扑：有的对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反攻倒算，打击报复；有的经常暗地串连：有的与敌特机关联系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有的与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秘密勾搭。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可低估，是危害安定团结的一股潜在势力。 14日，湖北省委批转市委的报告，要求“对于帮派残余势力的活动，绝不可掉以轻心”，“对于拒不悔改并进行破坏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1982年8月13日，武汉市委印发《关于市建工局党委清理基层领导班子中“三种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市委批评某些单位对中央关于不能重用“三种人”的指示，认识不够，贯彻执行不力，对群众提出的批评置若罔闻。9月1日，市委印发市经委党组《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清理“三种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清理“三种人”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1983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整党的决定》。这个文件说：“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就整党问题发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蔽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文革’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② 10月12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通知》，通知对整党试点单位的总结验收工作作了部署。12月7日至9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一1978)》第二卷第626一627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 一册)》，1986年8月。 869 ==========第40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日，市级领导干部脱产学习整党文件。 1984年1月13日，湖北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使党更加纯洁。决定从1984年1月开始，用三年时间分两期进行（后调整为分三期）。参加第一期整党的是省委和省级机关中的党组织，当年年底基本结束。参加第二期整党的是地、县两级中的党组织，从1985年初开始，年底基本结束。省委对此作出专门部署，要求整党各单位特别注意解决好抓紧抓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等问题。第三期整党主要在农村区、乡、村中进行。 10月8日，武汉市委发出《全面整党的实施方案》。10日，市委召开全市县级以上单位负责干部大会，宣布武汉市全面整党开始。确定全面整党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市委还成立了整党办公室，各单位也成立了抓整党和抓经济工作的两套班子，提出了坚定慎重地清理“三种人”等要求。次年10月7日至16日，湖北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对武汉市委的整党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认为武汉市第一批整党的积极成果主要表现之一是：“通过核查‘三种人’和组织处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① 至1987年3月，历经三年零三个月的整党结束。根据湖北省委1987年5月22日向中央的报告中的统计，全省参加整党的党员2122188名，占应参加整党党员数的99.96%；经过整党已登记2017501名，占参加整党的正式党员数的98.98%。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计有104687人。全省清理了“三种人”和其他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其中开除出党的2214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的16337人，其他不予登记的3354人，缓期登记的11963人，共计33868人®。 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正在进行，1983年5月胡耀邦在 六届人大座谈会上提出“下决心搞第三梯队”。6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第三梯队”的提法，他说：“只要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 ①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一1987)》第439、446-447页。 ②梅雪、熊廷华《湖北党组织历史上的五次集中教育活动》，2005年12月16日，载“湖北党史网”。 870 ==========第405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2号”载陈云批示：“这些红卫兵（按：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号头头孔丹等人)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0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但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信任。”这一段话表达的意思与陈云的意见相同，所指的是同一批人。陈云的意见是在内部讲的，无须修饰，他也不认为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 于是，在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初期把自己的同学、老师、同事打成“右派”、“反革命”，逼疯逼死；破四旧搞“打砸抢抄抓”，视人命如草芥；1967年春夏专搞武斗杀人；在五不准学习班当“动力”“骨干”整人，这些行为不被追究，一些人被誉为“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英雄。 为“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拔进领导班子或安排到要害岗位”，1983年4月23日，中组部发出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中央最近指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对错误严重的人要进行处理。这是党中央为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领导班子的建设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己经提出“记录在案”问题，其文字与上引一段基本相同。 中组部文件还说：“本文件下达后，各院校力争在半年内，将经过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如现在所在单位系基层单位，应将记录材料通知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县、市委组织部。如应该记录在案的学生去向不明，由院校转请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查找，查明下落后再转递材料。” 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说：我们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把本范围内高等院校提供的记录在案材料摘要造册，报送中组部、中宣部备案。 随着这个文件发布，全国“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 ①参见阎淮准《进出中组部一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211、203页。 871 ==========第40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严重问题的人”，在经历了“揭批查”、“清理三种人”、“整党”后，又一次遭逢厄运。由于文件要求“记录在案”工作“不公开动员，不搞运动”，“少说多做”，如时在中组部青干局任职的阎淮所说，“‘清理（三种人）’是面对面”，“‘记录（在案）’是背靠背”①，所以当事人在升职、评职称、调动工作、出国学习或工作、考研究生等受阻时，往往莫名其妙。 新华工红反团头头李定初、新华工头头王富山都接触过自己被“记录在案”的材料。 李定初得到了“中共华中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李定初“文化大革命”中在校期间的主要表现》(1983年8月16日)全文。这份材料记录：“李定初在‘文化革命’中，系‘新华工红反团’和‘新华工’（聂派)的主要头目，曾带领‘红反团’成员抢劫人事档案；参与刑讯无辜群众；煽动搞‘全国支左’揪‘军内一小撮’；策划并参与‘批林批孔’运动，企图篡夺党委的领导权。”这一段概述以下，罗列“具体情况”：1.1967年5月初，与聂年生等组织和领导“特别行动办公室”（简称‘特办’），“主要任务是搞打、砸、抢和刑讯毒打无辜群众”。2.1966年11月8日，与聂年生带红反团支援湖北医学院少数派抢走“该院的人事档案材料”。 3.1967年7月31日在院内召开形势分析会，决定到“全国去支左”，揪“军内一小撮”。8月5日派出十余人去北京办联络站，李定初在武汉“遥控”。这批人到北京“一些单位去作乱军报告，受到王、关、戚的赞赏。反革命分子王力亲自批准他们在京印刷出版了《新武汉报》。随后他们分头去沈阳、南京、天津等地‘支左’，…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在此期间，李定初布置调查李先念、王任重、张体学的材料，“这些‘材料’均交李定初掌管。”4.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李定初就从湖北沉湖农场窜回我院”（按：李定初当时在房县九道区高中任教），“策划”“成立批林批孔领导班子”，“并被定为‘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定初针对华工临时党委的“记录在案”材料，写下驳斥文字。他说这份材料是“把69年一73年整北决扬时大搞逼供信的材料作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特别行动办公室’这件事”；湖医抢黑材料时他在北京；他连院革委会委员都不是，决定到“全国去支左”这样的事轮不到他，他从来没有布置整李先念等的材料；所谓策划成立批林 ①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199页。 872 ==========第407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批孔领导小组，他当时人在房县。 1983年下半年，华工临时党委给新疆区委组织部发去《王富山“文化大革命”在校期间的主要表现》，王富山当年4月己调到位于河南南阳的中原机械工业学校，这份材料又经河南省委转到南阳地委。“新华工四号头头”王富山于是成为南阳地区清理“三种人”运动中的“大鱼”、“重点对象”，南阳地委、校党委文件将王富山称为“‘记录在案’人员”。看到学校“核查办”要求他交待20个问题的调查提纲，王富山知道了华工“记录在案”材料的大致内容。这20个问题是：1.1967年红司红代会的“政治报告”，是怎么研究的？哪些人参加了会议？谁起草的？谁主持会议？为什么让你作报告？2.1967年5月，对武汉各军事单位造反派所作的指示，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这些指示是谁让搞的？事先是否研究过？后果如何？3.参与指挥围攻武汉军区，绑架钟汉华，谁派你去的？怎么研究的？谁主持会？你在联络站负责什么？4.参与策划“全国支左”、“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时间？谁主持会议？哪些人参加？怎么做出的决定？谁负责派全国各地“支左”人员？派往哪些地方？5.你当上四号勤务员的原因？6.进驻红旗大楼，你们是怎么研究的？谁主持的会议？哪些人参加？为什么让你带领一部分人去直接参与这一事件？7.省公安厅夺权和省政府1·26夺权，当时是如何研究的？哪些人参加了会议？谁主持的会议？为什么分工让你参与这一事件？8.1967年4月底去北京的任务是什么？什么时间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期间谁接见过等一些情况。9.1968年4月1日凌晨华工的清队事件，事前是如何研究的？就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研究的具体内容？谁主持会议？10.对华工的章崇义，于1967年6月11日、8月15日、8月16日、8月27日、8月28日的批斗，你是否在场？为什么要批章崇义？开会研究了没有？谁主持了会议？如何做的决定？11.对华工的叶龙，在1967年8月24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4日的批斗折磨，批斗前是怎么研究的？最后如何作出的决定？谁主持的会议？哪些人参加的？12.私设刑堂和地下水牢是如何研究的？刑讯和关押过哪些人？什么原因？你在其中负何责？13.你校设电台情况，目的是什么？是谁叫搞的？谁负责抓这件事？武斗时用过几次？14.你校参加过几次武斗？动用过什么武器？是如何研究的？准指挥的？“7·15”和“7·20”的大武斗是谁的指挥？15.你们勤务员都有枪是怎么来的？你用枪支干过 873 ==========第40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什么？后来枪的下落？16.1967年4月“三新”成立“卫三红指挥部”目的是什么？是谁的总指挥？你具体负何责？都搞过哪些活动？17.谈谈1968年“5·27”抢枪的情况。18.1968年3月下旬开会对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抓抄，是谁主持的会议？你在其中负何责？19.“三办”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三办”主要是秋军内一小撮？你负责的联络部下设的一办、二办、三办是干什么的？张立国给“三办”传达戚本禹的指示，你听了否？内容是什么？后来有何行动？后果如何？20.“卫三红”和你说的“联络站”是不是一个组织？如果不是，它们是什么关系？ 王富山回忆：“中原机械工业学校党委为了查清我的问题，先后派出了数起外调人员，分赴湖北武汉、湖南、河南、新疆等地，仅外调出差费据说就花去了两三万元。”1986年6月，南阳地委整党工作办公室向学校党委发出《核查通知》，说“‘记录在案’人员王富山”“‘文革’中的问题，属于一般错误，不作结论”①。 新华工革委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张建华，1970年9月分配到云南铁路建设总公司汽车机械修配厂当工人。1980年9月“揭榜应招”，成为厂务委员会负责人，实行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春城晚报、云南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都作过报道。1981年1月张建华被任命为该厂厂长，同年11月公司以“不要党的领导”“家长作风”等理由免去其厂长一职。 1983年7月，华中工学院党委派人来昆明找张建华调查他的文革问题，两年后张建华才知道，这就是在落实自己的“记录在案”材料。张建华问来人：“学校动不动就发‘外调函’或直接派人‘外调’，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给被调查的人很大的精神压力，难道这是华工党委希望的吗？”来人回答：“学校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才来调查的。”也是两年后张建华才知道，来人说的“中央有关文件”就是中组部那份关于“记录在案”的文件。 1983年张建华两次联系调动，都因为调阅档案时看到“记录在案”材料而告吹。1984年昆明日报社主动要求调张建华，也因为同样问题未能实现。 1985年，省委组织部将张建华作为“有特殊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 ①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874 ==========第409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责成省科干局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科干局将他推荐给省科委，省科委组织处负责人在铁路建设公司调查时得知他被“记录在案”，谢绝了省科干局的推荐。科干局又推荐给省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局开始对他很满意，还是因为“记录在案”问题，调乡镇企业局没有调成。 1985年7月底，云南省委组织部决定任命张建华为铁路建设公司经理，8月2日省建设厅另行任命了一位经理，回复省委组织部说“张建华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11月，公司新任党委书记提议张建华任公司三处处长， 一位与会者拿出中组部那份文件，说“‘记录在案’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党委书记的提议只得作罢。 张建华说：1983年以前他“自己的档案是清白的”。1970年华工学习班给他做的结论“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1978年铁路建设公司予以推翻，建设厅组织处一位干部对张建华说“档案没有问题”，“原学校的结论已用纸条封掉并加盖了公章”。1983年7月以后张建华五次调动、两次升职不成，都是拜“记录在案”所赐。 张建华回忆： 为了弄清我的“记录在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从1983年开始我就不断地跑公司，跑建设厅，跑省委组织部，跑省“核查办”，要求落实我的“记录在案”问题。但三年过去了却没有结果。 直到1986年3月底我的“记录在案”问题才有了结果。三处党委经过审核，给我作了“文革中犯有一般错误，免予处分”的结论。但当处理报告报到公司时，公司却迟迟不批，更不将审查结果报省委核查办。我多次去找公司核查办的负责人刘成福，他总是以“公司党委还没有讨论”来搪塞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于1986年4月3日说出了有关情况。 他说：“对于你的‘记录在案’，三处是有了一个处理报告，听说你已原则上同意了。不过，对三处的意见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因为公司对 三处的意见不一定能通得过。你的问题华中工学院看得是很重的。不严重也不会给你搞‘记录在案’，由中央转到我们这里来。” 我问他我的“记录在案”中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他说： “‘记录在案’的内容主要是那篇总结文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而要害又是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以‘革’‘保’来划分阶级。材料中说华中工学院在文革中是一大派之首，宣传舆论对湖北、武汉的影 875 ==========第41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响很大，你又是革委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又管《新华工》报，错误是严重的。材料还说你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说你还积极参与了‘反复旧运动’。”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的“记录在案”的大致内容。 显然，“记录在案”所记录的“材料”大多数是造谣、诬蔑不实之词。其中说我是院革委会常委，是负责《新华工》报的，还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更是无中生有。 至于说我要“以‘革’‘保’划分阶级”也完全是无中生有，荒唐可笑的。因为“以‘革’‘保’划分阶级”的观，点正是我们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中所批判的内容之一，把它作为我的错误，那不是颠倒黑白吗？ 张建华彻底死了心：“当权者搞‘记录在案’不就是为了不让我们这些人进领导班子么？我现在已不屑进你们的领导班子了，请我也不干了，你还能怎么着？铁路公司拖着不批审查报告，就让他们拖吧，我不在乎了。”“三年来的事实告诉我：期望依靠共产党的官僚组织解决问题就像要依靠泡沫浮出水面一样不可靠。要开始新生活还必须得靠自己。” 1986年10月，张建华向厂长提出给两个月时间自谋出路，两个月内不能调离，则按自动离职处理，厂长同意了。张建华“相信凭自己的人格和能力，到哪里也能养活自己”。他跑了十几家工厂，去了招聘会，又打算自己办汽修厂，一个月过去没有着落。后来一个朋友带他去见云南毛巾床单厂厂长，两个小时就谈妥调动和调动后的安排。张建华调进该厂，在锅炉工段当工段长①。 张建华的回忆录记述了“记录在案”给他带来的影响，他保存着这一时间段的日记、手稿及其他资料，所以他的记述详尽而可靠，同时具有代表性。 新华工革委会常委、宣传部长刘玉民1970年分配到甘肃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1974年该厂党委按照中央指示，经过外调，销毁了1971年华工工宣队寄来的刘玉民的大批两清材料。1983年9月华工党委制作的“记录在案”材料“转递”该厂，工厂党委已报上级的提拔他为该厂副厂长的 ①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章。 876 ==========第411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决定随之作罢，从厂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厂子弟中学当教师①。 新华工三办成员、六二级学生帅争鸣，1968年8月分配到一冶电装公司，1986年前一直担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在武钢一米七轧机、龟山电视塔、全国第一条五十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平武线）武昌至汉阳段等国家重点工程中，都是该公司的实际技术负责人，但对外只能以助手身份出现。凡与外国专家交流，都要派专人在场监督。帅争鸣一直向上申诉，同时所有工程任务都高质量地完成。1984年电装公司党委决定帅争鸣参加伊拉克40万伏线路投标，行前在冶金部翻译、整理技术资料，历时一个多月。临行前两天一治来电话不同意帅争鸣出国。其他人带着帅争鸣编好的资料出国。帅争鸣按照公司总工的安排，留在北京负责联络，直到出国人员回国。一位公司负责人对他说：帅工你真了不起，没有出国还拼命干，要是我是坚决不干的②。 “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该“记录在案”，对高等院校学生中保守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则“给予信任”，成为“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崔建瑞，1975年至1984年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5年1月调任湖北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86年3月至1993年9月任湖北省委科教部部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政委、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司令、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漆林，1971年至1981年任湖北省蕲春县横车区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1981年至1985年历任湖北省黄冈地区司法局局长、党组书记、地区法律顾问处主任，其间，1983年至1985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1985年至1988年历任湖北省黄冈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8年至1993年历任湖北省计委第一副主任、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至1996年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4年9月至11月在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1996年至2002年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移民开发局局长、党组书记。 湖北大学红卫兵师政委、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副主任钱运录，1976 ①《刘玉民的回忆》(2019年)，刘玉民提供。 ②《帅争鸣的回忆》(2019年)，刘玉民提供。 877 ==========第41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年至1979年任湖北省汉川县委副书记，1979年至1982年任湖北省大悟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县长，1982年至1983年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至1991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91年至1995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95年至1998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市委书记。1998年至1999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9年至2000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2000年至2003年任贵州省委书记。2003年至2005年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年至2006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2006年至2008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在武汉地区大有名气的华工保守组织“乌兰牧骑”的头头，一直参与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活动的周德武，1979年3月任武汉市团委书记，1983年任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1988年任该局局长，1998年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 中组部关于“记录在案”的文件说：“有严重问题的人，主要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干了坏事，情节严重者；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情节恶劣者；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责任者；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者；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者；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煽动派性，在较大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者；制造其他重大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者。只要有上述问题，不论是哪一个组织的，都应记录在案。” 漆林等人都身负文件所指出的多项“严重问题”，如“拉帮结派，造反夺权”一一组织红卫兵，成立文革委员会夺了校党委的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一一“五十天”里、“两清”中参与把大批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砸机关”、“破坏公私财物”一一“破四旧”时毁坏文物、砸寺庙教堂、砸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抄没私人财物。 按照陈云的指示，这些人“不属于‘三种人’”，而且成为了“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文件所言“只要有上述问题，不论是哪一个组织的，都应记录在案”，成为空话。 阎准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高校“记录在案座谈会”，有人提出谭力夫、贺鹏飞“是否记录”，阎准私下交底说：“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 878 ==========第413页========== 第三十章“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阎准回中组部向青干局长李锐汇报，被誉为“两头真”的李锐，此时因是“陈云的人”而被重用，可能正处在“假”或“伪”的中间阶段，他说：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①！ 1986年武锅党委宣传部编了一本《武锅建厂三十周年纪念》，时任厂党委书记何汉香撰文说：“‘揭批查’中，我厂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重点学习班二十多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何书记的这一段文字，王光照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论：“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武锅文革从整群众开始，十年里虽经武锅造反派奋起抗争，要整一整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资产阶级，但仍以群众被整告终。‘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占武锅职工总数几近十分之一，难怪何书记慨叹‘工作量之大’，且似有表功之意。” 武汉地区对“帮派分子”进行大规模审判，大规模给予组织、行政处分，大规模搞“清理‘三种人’”、“记录在案”，都发生在八十年代：何书记上述文章也写于八十年代。王光照这样看八十年代：“那可是既得利益丰厚的精英们无限怀念的年代啊，‘青春不忧伤’，‘阳光很温暖’，“那时的中国最为理想’。我不知道精英们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类似一个中型工厂就有四百多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现象，八十年代遍于国中。”② ①参见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199一200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一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36一637页。 879 ==========第41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第一节打击“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 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刊登报道《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受审判刑》，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历史的判决，人民的胜利》。评论说：“‘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虽然被我们摧毁了，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有的利用种种机会发泄不满，反攻倒算；有的至今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伺机进行捣乱；有的公开提出‘我们政治上被搞垮了，要在经济上捞一把’”，企图通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来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对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捣乱，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必须坚决斗争和打击。” 笔者询问了杨道远、顾建棠、吴焱金、张立国、曹承义等百余位做过生意的造反派大小头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经“公开提出”这样的话“我们政治上被搞垮了，要在经济上捞一把”。有人说：我们被逼无奈做点小生意，只是为养家糊口，哪里谈得上“捞一把”？能够从国家那里“捞 一把”的，只有当权派和他们的子弟。他们可以承包、租赁企业，可以利用双轨制拿到批条批文发大财。我们这些人即使想这样干也是白想。 八十年代，武汉地区发生多起以“经济犯罪”的罪名，将造反派诬陷入狱的案件。 1983年2月，杨道远刑满出狱，同时被开除公职。当时杨道远有两个女儿，一个7岁多，一个5岁多，一家四口靠妻子孙卫旗几十元工资生活。杨道远贩苹果、摆摊卖啤酒，做各种小生意维持生计。1985年初，杨道远为一笔一百多万的购销业务牵线，从工行武昌县支行知青贸易信托经理部走账，得到两万九千元业务提成。后来购方卖出这批货时发生纠纷，当地法院来武汉调查，要求武汉市法院协助。于是武汉市委得知杨道远与此案相关，有关人员告诉杨道远，市委已指示对杨道远进行调查。此前有人拿市里的一个情况通报给杨道远看，通报上说杨道远出狱后“表现不好”， 880 ==========第415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对不断来找他的外调人员不配合。 1985年6月28日，杨道远被逮捕。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杨道远犯投机倒把罪，律师指出国家有关部门有文件规定，此案标的物涤纶长丝不属国家统制物资，不存在投机倒把问题，起诉书随即加上贪污罪。杨道远辩称：我不是知青贸易信托经理部工作人员，不拿经理部的工资，与经理部仅仅是一笔业务的合同关系。这一笔业务差价32500元，经理部扣除税费500元、管理费3000元，其余29000元是我的提成，这都是事前说好的，是正常的经营行为，怎么也够不上贪污。 1985年8月27日开庭公审，杨道远回忆： 我在法庭上对他们说，你们说你们现在是在提倡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法律一碰到姓杨的就变形了呢？在审判我之前，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网罗难兄难弟，在政治上失败之后想要在经济上捞一把，他们就是这样信口开河来执法的。我的案子还没有审，还没有定案就见了报，这是故意制造舆论，形成假相，有意影响司法公正。我在法庭上指出了这个问題。法官说，那是记者写的，与他们无关。我反问他们，记者写文章是什么人提供的素材？谁批准见报的？银行也没有承认聘请我，没人说我是他们贸易货栈成员，怎么能够说我的行为是贪污呢？贪污的前提和事实都不存在，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吗？ 负责管理经理部的武昌县支行信贷股长金宏泰1985年6月22日的证词说：杨道远不是经理部工作人员，“搞成一笔业务，按利润的三分报酬，但不付工资”，他以经理部名义谈业务，我们都派人“跟着一起活动”。这个证词收录在市中院的“阅卷笔记”里。 9月7日市中院下达判决书：“被告人杨道远曾因抢夺枪支、弹药罪和抢夺公文罪受到刑事处罚，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又在受聘从事公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犯罪活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系累犯，应予从重处罚。”“判处被告人杨道远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杨道远在回忆录中说： 一个正常的贸易过程被他们无中生有地定为贪污罪。而且量刑之重是骇人听闻的，区区三万元提成，居然判了我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还追加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时间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说什么杨道远 881 ==========第41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为代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是破坏改革开放的罪魁祸首，他们在政治上失败了，千方百计要从经济上捞一把。当权派不但整我，并借机株连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这个泼天冤案不是发生在他们所说的“十年浩劫”中，而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后九年的1985年。而且我这一次锒铛入狱，一坐就是 八年。直到1992年底才把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出来。我的第二次刑期直到2000年才满。至今他们对我所蒙受的冤屈没有任何改正的表示。我也想通了，我作为湖北地区有影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承受否定文革的打击接受他们的秋后算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就像他们强加在造反派身上的其他罪名一样，最终会被历史证明全是阴谋和谎言。 张关于“经济犯罪”的判决书，两次提及与本案无关的被告文革中的“罪行”，杨道远觉得可笑。杨道远服刑期间的种种遭遇，使得他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到底是经济犯还是政治思想犯？” 判决后，襄北劳改农场的中队指导员、武警战士带吉普车来看守所，将“贪污犯”杨道远一人接去服刑。 杨道远没有编入劳改队，让他一人管理一个特意新建的花园，劳动时间如何安排、种什么花，无人过问。农场开始还派一名“表现好的犯人”给他打水端饭，问杨道远生活上适应不适应。杨道远说：“我是来坐牢的，不是来疗养的。” 第二年农场方面说杨道远花种得好，给他报了一年减刑，襄樊市中院批准了。后来省里干预，就不再减刑了。 省委要求“贪污犯”杨道远每个季度给省里写一次思想汇报。六四前夕，省政法委指示“对杨道远要严加管理，有人接见要由省委批准”，农场干部告诉杨道远，这个指示“就装在你的档案袋里”。“天安门事件”、苏联解体发生后，省委都派人找杨道远，让他谈看法。 1992年杨道远申请保外就医获得批准，12月13日回家。2000年9月7日刑期届满，杨道远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0。 市法院系统造反组织“政法尖兵”一号头头罗世栋在看守所关押3年释放后，和李家华（原钢九一三头头）、李苏民（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师，判刑7年)、傅廉（交通联司头头、判刑4年）等办了一个钢结构加工厂。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一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五、斩尽杀绝—第二次冤狱”。 882 ==========第417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1984年在一项业务中，收到预付款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发货。省委为这一件普通的合同纠纷派出工作组，认定罗世栋等人涉嫌“皮包公司诈骗”。罗世栋、李家华分别被判刑5年、4年，傅廉被关押一年后释放①。 1984年6月，在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胡德平的策划下，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大专院校联合组建的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成立，湖北省长黄知真兼公司董事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叶念国任不脱产的总经理，胡德平推荐原清华四一四成员周泉缨任常务副总经理。经胡德平的北大同学、东湖公司翻译出版部负责人贺绍甲介绍，周泉缨同意，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原工造总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孙建春和他的两个朋友组建了东湖公司下属的“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山友”即“三友（三个朋友）”的谐音。公司成立后，陆续接受了一些生活无着或在原单位处境不好的造反派：刘永熹（长办联司成员，开除公职）、严常（长办联司头头、判刑7年)、陈德胜（武汉一中造反派头头）、林子忠（武船联司头头、关押3年)、吴焱金等。 东湖公司众多的下属公司中有造反派，周泉缨本人也是造反派，这一情况引起省委书记关广富的注意。东湖公司成立半年多后，胡德平离开湖北。1985年9月，一百多名省市机关干部组成的省政府检查组进入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问题被当作重点。1986年2月19日，关广富在省直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东湖公司定性为“大案要案单位”。1986年省纪委主办的《湖北党风》杂志第四期发表武汉市纪委文章《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文章说：周泉缨作为清华文革四一四派的头头，与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一起，正在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集结，“山友”二字的意思就是“梁山的朋友”。1987年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以犯“经济诈骗罪”，分别判处严常、孙建春、林子忠、陈德胜四人7年、6年、5年、4年徒刑。1992年省高院认为此案“属经济合同纠纷”，“原判以诈骗定罪处刑不当”，撤销原判决，对四人“宣告无罪”。 当时吴焱金也被调查，检查组多次找他。吴焱金只在山友公司投资的 一个小煤矿当过半个月的会计，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吴焱金说：“从此以后，我什么也不敢干了。”不久原工总头头郭洪斌邀请他去韶山共同办旅游纪念品商店，吴焱金“考虑到杨道远的前车之鉴和山友公司‘梁山朋友’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245一246页。 883 ==========第41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们的教训”，拒绝了。此后，他“在自己家门口摆台球桌糊口”。 1985年，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在杨道远第二次入狱后，就此发表长篇文章《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再次指出“造反派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正在经商的原工总粮食系统兵团头头黄礼寿生意正有起色，看了这篇文章，不敢再做下去了①。 第二节争取“生活费”® 198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9号)。这个“纪要”说：“‘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 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在政治斗争失败的“若干阴谋野心家”施以刑罚，这就不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了。李立三、王明、张国焘还有刘少奇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他们及其下属的处理，正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而且9号文件所言“若干”、“阴谋野心家”，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当时中国人口十亿，几十万、几百万都可以说是“若干”；政治斗争中失败一方的任何政治主张、举措很容易被另一方阐释为“野心”和“阴谋”。 武汉地区大量被判刑，被给予组织、行政处分的造反派，都应属于当局所称“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更应该“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但是没有。 这些问题不是生活无着、处境艰难的造反派可以争辩的，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是这个“纪要”提出的“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 “从宽政策”中有：“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对受审查人员 ①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246一249页，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第173一176页，银河出版社2006年版。 ②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三章，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 884 ==========第419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 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 有人这样看待9号文件：“这个文件对被清查和处罚的人来说，好比打断了你的大腿，又送你一根拐棍。”顾建棠说：湖北一些当权派“却连这样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的‘拐棍’都舍不得送，百般阻挠”。 在武汉地区，1982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发出时，判刑的造反派大多即将或已经刑满，面临安置问题，受审查而未判刑的造反派即将被给予“清查结论”。上述前两条“从宽政策”，在这两种人身上基本没有得到落实，第三条在很多人身上没有得到落实。他们得知有这么一个9号文件，已经是在18年以后。 在看守所、五不准学习班受审查而未判刑的造反派，在作“清查结论”时，结论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犯政治错误”。沈复礼、李洪荣、林子忠、谢华之、王屏、郭保安、龙铭鑫、谢邦柱、谢望春、郑峰（武汉市档案局干部、市机关红司二号头头)、王志良（省燃料总公司干部、省直红司二号头头)、阎志斌（武汉胶管厂职工、工造总司保卫部长）、谢保安、平毅（武汉液压件厂职工，省总工会副主任）、庞道铭、李想玉、曹佩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九一三头头）的“清查结论”都是“犯严重政治错误”。这类“不予起诉人员”在原单位监督劳动，很多人只发给每月约三十元的生活费，如武昌造船厂的李承弘，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何华清、张桂申，王光照。王光照的三十元生活费拿了十六年，直到他退休。 安置“两案”刑释人员的“从宽政策”，在武汉地区只落实到经“中央审批”判刑的夏、朱、张三位身上（本应享受“从宽政策”的胡厚民出狱前身故)。湖北省劳动厅于1990年2月23日发出鄂劳函字第041号文件说：“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夏邦银回到汉阳轧钢厂看大门（后调到花房），朱、张二人不接受安置，自谋职业。其他“两案”刑释人员都被所在单位开除。 1981年11月3日，市中院判处曹承义有期徒刑五年。同年11月7日， 885 ==========第420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下文，“将曹承义从判刑之日起开除厂籍”。武汉地区像曹承义这种情况的人有多少，无法统计，顾建棠、吴焱金、祝孝先、彭祖龙、胡国基、谢妙福、郭洪斌等都是判刑后即被开除公职。2004年武汉地区部分造反派向省委要求落实中央1982年9号文件，这批人中有45人是判刑后被开除公职的。 在武汉地区“两案”刑释人员中，顾建棠最早得到1982年发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全文。1998年6月他偶遇夏邦银，得知有一个应该安排“两案”刑释人员生活出路的中央文件。于是他多方查找，并向中央、省、市各机关发出124件挂号信，要求获知文件内容，没有一处回应。2000年3月他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这个文件，“如获至宝”。 2002年底，顾建棠以这个文件为依据，向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要求安排生活出路，长江委人事劳动局专文请示省政法委，2003年1月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姓处长口头拒绝。 2003年3月，顾建棠到省人大上访，遇见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工造总司成员，判刑后开除厂籍)、李家骥（武汉铝制品总厂工人、工总成员，判刑后开除厂籍)，这二人是代表要求改判、平反的数十人来上访的。顾建棠说：“这次邂逅，竞成了由个人诉求走向集体诉求的起点。” 4月8日，程贻兴邀请顾建棠参加了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处预审员、公安联司成员，判刑4年)主持的三十多人的聚会。顾建棠说：平反不可能，我搞了将近四年，毫无结果。但要求省委落实中央9号文件，改正违背文件精神的错误，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只要大家统一行动，坚持争取，是可以办到的。顾建棠的意见获得一致同意。 4月9日，三十多人到省委上访。消息传开，有类似经历的造反派纷纷前来联系，要求参加。为了统一诉求口径、一致行动，推选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国棉三厂工造头头，判刑6年）、刘永熹、李家骥为代表。 从2003年4月开始集体上访，到2005年11月第一批42人领到“生活费”，顾建棠说，两年多里“不记得看了多少冷脸白眼，经历多少拒绝和推诿，遭受多少刁难和戏弄”。2004年12月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作出批示：这些人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 886 ==========第421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2003年3月至2012年10月，为解决“生活费”问题，顾建棠向各级机关发出诉求信282件 俞正声批示后，2005年1月5日省政法委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说要按照中央1982年9号文件精神，落实“两案”人员上访申诉的“生活费”问题。 省劳社厅传达这个纪要后回答上访者询问说：“‘生活费’不等于退休养老金”，“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可随着退休养老金一样上调”，没有医保、丧葬费。 领到“生活费”的徐正全将它称为“俘虏优待费”。他说：“现在就靠着这一份俘虏优待费聊以度日，不至于吊起锅儿当鼓敲，稀饭钱勉强够了。”0 “不等于退休养老金”、没有医保和丧葬费的生活费发放到2006年，出问题了。按照省政法委(2005)001号专题会议纪要所言“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2006年的生活费应该按照 ①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307页。 887 ==========第422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武汉市退休职工2005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而2006年1至9月的生活费，却是按照武汉市退休职工2004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的。发放生活费的单位说，这是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姓处长的意见：“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20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不能变。” 2006年10月，顾建棠等人无数次对多个机关的上访、写信、打电话又开始了，各个机关又经过无数次的推诿、会商、函件电话往来，2007年5月17日，魏姓处长所在的湖北省政法委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说：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 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转了一圈，历时七个月，又回到原点。为什么会这样，有关部门关于此事的所有书面文件、口头讲话都不解释。顾建棠说：什么叫无事生非，这就是。吃饱了撑不过，你去干点什么不好。 2009年10月中旬，这些“生活费”领取者又发现一个问题：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定，“生活费”按照武汉市中心城区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数额发放，而2005年至2009年，他们领到的生活费是按全市平均数额发放的。五年中每人少发4776元。 10月23日到12月7日，“生活费”领取者十七次群访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和省、市政法委。12月13日，顾建棠等从市劳社局得知：省市厅局取得共识，同意你们的诉求。市劳社局的报告已于12月10日送交市政法委，报省政法委批准就可以定夺了。此后一个月内，顾建棠等人二十次上访，问询报告是否送达省政法委，省、市劳社厅（局）和省、市政法委“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这件事一直拖到2013年才得以解决。 湖北省给“两案”刑释人员按月发放“生活费”的消息在全国传开。2007年到2008年，江西、湖南、四川、河南、云南等地的一些“两案”刑释人员辗转与顾建棠联系上，顾建棠向他们详细介绍情况，传去相关资料。这些地方的“两案”刑释人员以武汉为例，不断争取，也领到了多少不一的“生活费”。 888 ==========第423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第三节文革结束后的百万雄师成员①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为七二○事件平反后，俞文斌1983年任武汉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杨道安1978年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谢敏华任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局副局长，沈邦安（原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任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刘敬胜任武汉市江汉区工业局副局长；李树春任市公安局消防处处长；杨以才（省直联司 一号头头)先后任省治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 百万雄师头头对文化大革命及七二○事件的看法不尽一致。 俞文斌2007年说：“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O’ 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账要记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四年零八个月的牢。”同年他对彭祖龙说：“毛泽东是个疯子。”彭祖龙与俞文斌多有往来，认为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文化不高，没有城府”，听得这话“吓一跳”，因为百万雄师的人一直标榜自己“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谢敏华2015年说：“什么叫文革？最终目的是什么？根本不理解。两派的动机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方法上有分歧，头脑都发热，发烧。毛主席的意思是放出牛鬼蛇神，后来想收，收不回来了，失控了。文革是内部矛盾，很容易解决，不是阶级斗争。你们（指造反派）要打倒走资派，谁是走资派？我们要保护老干部，保护了哪一个？最后是群众斗群众，都受到伤害。你们吃亏比我们吃得大一点。” 王××（武汉列电基地保卫干事）2007年说：“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43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钟逸《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老田《七二○事件 四十周年前夕前“百万雄师”头头的聚会遭警察成功劝阻》（网文，2007年）、章迪杰《峥嵘岁月一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余德亨2015年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顾建棠《生逢其时一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八章第44节，彭祖龙《让历史告诉你真相一四十年后刘敬胜谈七二○事件亲历》（网文，2013年）。 889 ==========第424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 章迪杰2015年说：“40年后看‘七·二O’,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 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从国家的建设遭到破坏，我是同意‘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提法的。但是从现在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现实来看，我认为文化革命是正确的。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劳动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劳动人民现在是转了一个圈，从零点又回到了零点。现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毛泽东尽管晚年有错误，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使全中国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刘、邓路线在党内就可以解决，组织决定很容易做到。” 章迪杰认为看法分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各人经济地位不同，他说： “造就‘七·二O’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极个别人因提拔到党 政部门领导岗位，跻身主流社会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坠入下岗，买断工龄，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城市贫民。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们‘百万雄师’高层的几个人意见就不能统一。这不奇怪，毛主席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当了大官，当了老板，有了钱，说法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 刘敬胜2013年对彭祖龙说：“文革是党号召搞的，最后要老百姓承担责任。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你看党的干部，省长，地委书记，市长、书记，哪个坐牢判刑？我作为胜利者，我就觉得不合理，所以我同情你们。你们不要总认为我们要整你们。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是朋友”。“文革就是 一场神经病。什么反修防修，其实就是党中央内部和干部们内部争权分配不均所需。我们两派都是受害者”。“你们是受骗，我们是上当”。 章迪杰的看法在百万雄师骨干分子中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坚决不同意邓小平“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百万雄师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拥护解放军，坚持生产，就是与四人帮斗争，他们不但没有错误而 且有功。所以文革结束后，他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举行纪念“七二O事件” 的活动。 1996年7月20日，陈世清、汪扬、张立华等人组织了“湖北武汉纪 念‘七·二O’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詹才扬任会长。这个委员会计划 890 ==========第425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成立帮助生活困难同道的“互助资金会”，慰问死者家属，办“难友图片展览”和“书画展览”。后来编成了三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编者署名第一辑为“湖北武汉纪念‘七·二○’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后两辑为“湖北省文革史研究会（筹）”。 “七二O事件”三十周年前夕，陈世清等通知市有关领导，将于7月 20日召开纪念会，“并将会议议程和所制定的会议纪律等一并上呈”。19日下午，市政府陈处长、省医药工业局闵局长等5人找陈世清谈话，说中央7月17日让市政府转告，此会议不能开。陈世清力争，陈处长同意开会，并提出会议不要在餐馆开，市政府派人以陈世清朋友身份参会。陈世清答应，并说就在医药工业局内开会。20日上午，省医药工业局内外出现大批警察，并在开会时频繁出入会场，找人谈话，打断发言，将会议主持人之 一熊汉卿软禁七小时。会议结束时，警察收走会议的录像带。会后陈世清致信市人大主任李梅芳说：“毛泽东同志说，哪有共产党人怕人民群众”，“我们这一代人”“是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人民政府的国家干部，这样不相信老同志是极不正常。”① 2001年7月19日，一直在社会上活动的原百万雄师骨干家里，都有公安人员“上门做工作”，制止他们第二天出门参加活动®。 “七二O事件”四十周年前夕，百万雄师一些骨干商定2007年7月 19日在汉口中山公园茶座集会，有人提议会后游行。当局事前得知消息，组织者之一章迪杰估计内部出了“叛徒”。18日章迪杰等组织者被强行带到黄陂木兰山“避暑”。19日仍有不少人来到中山公园茶座，看到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占满了。他们转到一片草坪上活动，“茶客”们也来到草坪，有意无意地与百万雄师的人发生冲突后立即报警。大批警察来到现场，几个警察“伺候”一个，将他们分割开来。继而各单位来人将他们领走，没有单位的由所在居委会领人。 百万雄师这个庞大的组织以工人为主体，企业改制后他们说，我们经受的哪里是什么“阵痛”，是整个后半生的痛，是要我们的命。 ①参见陈世清《给市人大李梅芳主任的信》(1997年7月30日)、熊汉卿等《给市委、市人大的信》(1997年8月1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2000年7月20日)。 ②李务金《给各级领导的一封公开信》(2002年2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第243页。 891 ==========第426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章迪杰2007年说：百万雄师成员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的，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厂周万清患病需600元检查身体，找厂里借，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邻居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一工人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一工程师吊死在本厂职工医院。 从2002年开始，百万雄师中的一些工人在章迪杰、孙德洲带领下进行经济维权。他们的诉求，除了住房补贴、医疗费、养老金等普遍问题，最迫切的就是百万雄师伤残人员的就医问题。因为2000年各单位实行医改，原来实报实销，改为全部由个人承担。而1978年湖北省委139号文件有规定：“凡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迫害或冤、假、错案致死、致伤、致残的，政治上应予平反昭雪，经济上可按因工伤残处理。凡因坚持生产、工作岗位，保护党和国家机密，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而被打死、致伤、致残的，政治上应予记功，经济上按因公死亡、伤残处理。” 百万雄师成员为此事去省市委及相关部门上访十年，2009年4月，2011年4至5月，章迪杰两次去北京上访，都没有结果。章迪杰说：“后来温家宝有个指示，老工伤没有办手续的都纳入医保统筹。2012年3月，根据温家宝这一指示，市社保局给我们四五十人发了工伤证。”这四五十人都是在文革中搞武斗、七二○后遭报复而致伤致残的百万雄师成员。 俞文斌认为“提出要解决文革中伤残者的医药费问题已经过时”，是“瞎胡闹”。百万雄师中很多人指责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报”，“是既得利益者”。 上访初期，百万雄师成员的气势比造反派的上访人员壮得多。他们经常对省市负责人大声斥责，拍桌子：“文革中没有老子们保你们，你们哪有今天？”负责人不计较他们的态度，事情还是不办。 章迪杰1979年至1987年当过第六、七届市人大代表。2004年章迪杰等向副市长袁善腊反映职工生活困难，袁善腊说增加工资、退休费要经过中央批准。章迪杰拍着桌子说：“你们（指公务员)一次加几百元不要中央批，我们加几十元还要中央批准！”章迪杰曾经到市公安局申请要求提高工人待遇的游行， 老田在《七二○事件四十周年前夕前“百万雄师”头头的聚会遭警察成功劝阻》一文中说： 在许多百万雄师的高层头头看来，在文革期间保护干部的权力和地位， 892 ==========第427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他们是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的，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是抹杀了他们的“功劳”。一九九八年，在湖北省委展开的“纪念百万雄师平反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曾经有人提出应该给多少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要求。看起来，百万雄师内部始终有些人要把文革期间的“功劳”作为向官方提要求的“资本”，甚至还错误地以为可以借此与“当权派”共享“天下”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解决自身下半生的出路和前途。事实证明，当权派从未做过这个打算，邓小平公开否定了百万雄师“资本”的有效性，实际上是说出了当权派的一贯立场一一他们在文革期间对百万雄师的亲近和支持，不过是当权派遭遇到了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临时性”地需要一个百万雄师这样的“群众组织”来镇压造反派而已，时过境迁，当权派原来的需要不存在了，也就不再承认百万雄师的“资本”，所以，在百万雄师的十三个常委中间也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官方给的好处。经过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一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确实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未能“教育好”的工人阶级，最终在邓小平的“事实教育”下有了巨大的进步。 百万雄师中的一些人有着与老田的说法相似的感受。 一位“伤残成废人”的百万雄师成员早在1980年前写了这样一首诗：“不为名利只为真，战友牺牲吾幸存。牺牲不能追英烈，幸存亦不识功臣。”0 百万雄师骨干、江岸起重站职工李务金2002年给武汉市委等机关写信说：“我党的历次战斗中，哪一次战斗不造就一批英雄人物？而在文革这场特殊战斗中，‘百万雄师’的英雄树在哪里了？”“我们这些没有解决问题的伤残者，只要求过问我们一下，给一个讲话、活动的地方，生活上的困难给予补助，医疗治病免费，和你们的差距适当缩短一点，大家余愿足矣。…就这一应该得到的不过分的要求已等20多年了”②。 章迪杰2007年对采访者荣根说：“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2007年7月底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部分头头相聚时，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汪仕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①转引自汪扬《不能忘却的纪念一纪念“七二○”大冤案昭雪十三年》(1980年7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②李务金《给各级领导一封公开信》(2002年2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893 ==========第428页========== 第六编文革被彻底否定（1976年10月一) 百万雄师一些成员在漫长的上访诉求过程中体会到，相对于其他上访群体，当权派对他们并没有另眼相看；用群众运动、“四大”的方式与当权派对话，甚至以“主人翁”的身份监督他们，用俞文斌的话说，“己经 过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引以自豪的“七二O壮举”，在当权 派眼里那也是群众运动，一文不值，因为邓小平说过“两派都错了”。 谢敏华1972年出狱时就有体会，在当权派眼里，他们并不是什么“英雄”，和造反派一样，都是“闹派”。从那以后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他基本不参加，被百万雄师中人称为“投机分子”、“滑头”。 章迪杰说他们在文革中拼死保护过的当权派把他当作“不安定因素”、“维稳对象”：“从2003年开始，市、区公安局、稳定办开始对我的住宅进行监控录像，对我的出行进行跟踪盯梢，社区干部也频频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非法集会，破坏稳定”。 2007年7月6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和“公检法”头头汪仕奇接受邀请，与造反派头头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及朱鸿霞夫人朱爱华、胡厚民姐姐胡秀娟在餐厅相聚。原百万雄师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刘天喜闻讯“不请自来”，交谈时他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双方谈到对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评价，章迪杰当场表示了与俞文斌不同的看法。俞文斌对造反派的境遇表示同情，他说：“要是早几年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还有条件帮个忙。” 同年7月29日，俞文斌等回请。百万雄师方面出席的是俞文斌、汪仕奇、章迪杰、沈邦安、叶长鸣（文革中任武汉工学院文革委员会主任，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造反派方面是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柳英发、彭勋、彭祖龙、林子忠、朱爱华、胡秀娟。双方同意合作写一本“实事求是的武汉文革史”。谈到七二○前的武斗，俞文斌重复他们一贯的说法“总站勤务组确实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但事情发生了。” 顾建棠说：“会见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都是坦诚相待，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临别前合影留念，并交换了各人的电话号码，以便今后随时联系。” 近二十多年，武汉地区的老工人“维权”行动持续不断，出现了一些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多为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 894 ==========第429页========== 第三十一章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7月29日聚餐后合影。前排左起：胡秀娟、汪仕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左起：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武汉锅炉厂原百万雄师头头熊汉卿，以领头人身份出现在武汉地区多个大规模维权行动中。2009年7月，年近八十的熊汉卿等带领数千工人堵路，抗议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低价收购武锅。公安机关传讯熊汉卿，他说“你们今天把我这个维护工人权利、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人代表抓进局子，是谁 专了谁的政啊？！”⊙ 百万雄师成员、长江动力公司职工丁振云，顾建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他为“武汉地区维权群众的旗手”。 ①参见丑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网文，2019年）。 895 ==========第430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参考资料 1966年6月15日一10月4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书记处会议部分记录 1966年7月3日，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 1966年8月29日，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串连部《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 1966年8月31日，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员工2153人《紧急呼吁》1966年9月4日，《王树成同志九月四日晚广播讲话稿》 1966年9月6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 1966年9月25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关于继续彻底横扫“四旧”的通令》 1966年10月，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撕毁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一“重在表现”》 1966年10月18日，王任重《我的检讨》 1966年10月21日，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6年11月2日，张体学《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 1966年11月6日，武汉市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6年11月9日，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会刽子手》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1966年11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公告》 1966年11月15日，张维荣《愤怒控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武 896 ==========第431页========== 参考资料 装镇压湖北大学“六·二O”革命事件的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 1966年11月18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1966年11月，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湖北大学、武汉邮电学院、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农学院红 十月红卫兵《事情的由来一一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 1966年12月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新华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 1966年12月30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7年1月4日，宋要武《揭发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某些人的罪恶勾当》1967年1月29日，宋要武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三）》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2月8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组织《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时称“二八声明”） 1967年2月13日，湖北日报社论《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一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1967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时称“二一八声明”) 1967年2月20日，联合调查小组《联合会与黑省、市委》 1967年2月22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四十二个组织署名文章《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时称“二二二文章”) 1967年3月2日、5日、11日，王任重致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1967年3月4日，湖北日报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1967年3月7日，北京化工学院东方红驻汉联络站等十七个组织编《撕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画皮》 1967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时称“三二一通告”) 1967年3月29日，武汉部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集） 1967年3月4日一21日，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一一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一一之四） 897 ==========第432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1967年4月14日，孔庆德《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 1967年4月17日，二司《关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调查报告》 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公告》1967年5月20日，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与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张维荣《关于新公校“五·十”事件的七项严正声明的协议》 1967年5月21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 1967年5月23日，《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 一封公开信》 1967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时称“六四公告”）1967年6月8日，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反逆流紧急动员令》1967年6月11日，湖北日报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的电报指示（时称“中央六二六来电”） 1967年6月，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武大“三家村”案一一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 1967年7月上旬，专揪陈再道造反团《陈再道与百万雄师》 1967年7月，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 1967年7月17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7月18日，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1967年7月20日，二司《武汉告急！告急！告急一一告全国人民书》1967年7月23日，三司革联《夺权公告》 1967年7月25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主席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给 898 ==========第433页========== 参考资料 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1967年7月26日，中央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 复电 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1967年7月29日，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1967年7月30日，《武汉军区公告》 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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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湖北省革委会并转三钢、 三新的电报 1968年5月29日，《新华工》报编辑部《评武汉日前局势》 1968年5月，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武汉公安一一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 1968年6月15日，新华工报编辑部《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1968年8月22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部分专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上曾思玉的讲话 1968年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冶金工业会议部分代表时的重要指示》(关于武钢部分) 1968年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 1968年11月，驻华中工学院工人宣传队《对华中工学院的初步调查》1969年1月18日，《省革委会十一个月工作情况（鄂革[69]第5号文件） 900 ==========第435页========== 参考资料 1969年4月10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 1969年5月11日，武汉工代会《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委员扩大会议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议》 1969年5月22日《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扩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纪要》 1969年5月，中央首长数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人员的讲话 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五二七指示”)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69)67号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九二七指示”) 1969年10月，70人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1970年1月11日，解放军某部乔左、郑宣《党必须领导一切一一驳“造反派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载长江日报） 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武汉军区党委关于抓点情况的报告（中发[1970]32号文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批判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的多人发言 1970年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的曾思玉等九人的讲话 1971年2月25日，驻武汉市农业学校工宣队评论组、武医一院革委会革命大批判组《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一一再批“造反派受压论”》(载湖北日报) 1971年3月1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中共湖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建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的通知》 1971年12月29日，张昭剑《我的检讨》 1972年9月11日，武汉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1972年11月4日，中共中央(72)42号文件 1973年2月17日，武汉市委《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1974年2月20日，赵辛初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901 ==========第43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1974年2月一6月，“杜则进”写作组系列文章1974年3月一6月，“武汉地区工农兵”系列公告 1974年3月1日，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在湖北省工会常委会上的发言 1974年3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时称“七条”） 1974年3月16日，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时称“六条”） 1974年3月，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1974年3月22日，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74)16号文件（传达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三点电话指示) 1974年3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1974年4月2日，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 1974年4月4日，武汉冷冻机厂批林批孔批判组整理《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 1974年4月4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的《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 1974年4月6日，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74]24号） 1974年4月6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 1974年4月10日，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74]28号） 1974年4月21日，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 1974年5月10日，谢妙福《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一一向江城人民汇报若干问题》 1974年5月21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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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1976年12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印《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 197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附1978年9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 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的请示报告》 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良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 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历史的判决，人民的胜利》1982年前后，数十名造反派成员的刑事判决书 2005年1月5日，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 2007年5月17日，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 2007年，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一10.8)》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2-6)》 钢二司新武大“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编《武汉军区支保压左大事记》(1967年8月) 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 904 ==========第439页========== 参考资料 年3月)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一一七月)》(1967年8月) 《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1967年10月)武汉钢二司《武汉武斗及反革命暴乱记实(4月29日一7月20日)》(196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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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周恩来指出的武汉文革的这一特点之外，在全国的文革运动中，武汉造反派与反文革派的系列政治博弈，也更具有代表性。在北京和上海的文革运动中，反文革力量特别是保守派1967年初之后就隐而不现了。这两地文革运动，虽然在过去的文革史研究中更受重视，但与全国文革的 一般状况有很大不同。 武汉的文革运动，不仅群众运动规模浩大，且文革反对派的力量强大，文革十年间始终在场，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与全国的一般状况更接近。因此，观察武汉的文革运动，对理解全国文革的帮助更大一些。 就全国的文革状况而言，反文革派的力量一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与保守派的结合一远大于造反派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文革运动起落和结局的 一般背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及其后的际遇，就是奠基于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政治策略。 909 ==========第444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二 1974年3月胡厚民关押审查四年获释后，曾经对人说过：文革将来肯定会被人遗忘。因为了解情况的人不再有机会说话，有机会说话的人都选择说假话。 进入新世纪之后，后文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巨变接近完成，文革提示过的“变修走资”趋势均已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提文革史反而变得更为困难了，胡厚民曾经预言的“健忘症”，真的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了，有关文革的真实历史事实，再也难以获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的历史不重要了。 在亲历文革并为此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些造反派看来，无论是为了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文革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 四十多年来，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封杀关于文革的不同声音，鼓动人们“不纠缠历史旧账”“向前看”；同时投入了巨量的努力，为全社会塑造了一个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文革场景，诸如“道德沦丧”“文化浩劫”“经济崩溃”之类。实际上真实的文革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遗忘，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所失去的利益，他们刻骨铭心。所以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冲动把自己的对手称为“文革余孽”，这样就能够建立起“降魔卫道”的道义地位，就获得了俯视对手的高度差。例如某主流经济学名家说自己的辩论对手“是想要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政府某高官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某作家的一部小说，被一些人称为“地主伤痕文学”，她和她的支持者回击说批评者“要搞文革复辟”。这么看来，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那里，文革依然是活着的，经过他们重塑的文革是他们捍卫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最便捷的工具。 在文革史问题上，一方面是高层精英不断在构建一个更加符合自身需要的框架，另外一个方面的去伪存真的努力也日渐鲜明。越是接近暮年，越是有相当多的亲历者被激发起高度的历史自觉，要把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史料留给后人。 时间流逝不休，当年深度参加文革的少年和青年，都一步步进入暮年。相当一部分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没有来得及“回顾当年”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就已经作古，很多事情的具体经过就这样湮灭无闻了。因此， 910 ==========第445页========== 后记 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就越来越迫切了。 从2006年开始，顾建棠、杨道远、彭勋、柳英发等先后组织过三个写作组。他们搜集文革资料，访谈亲历者，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的武汉文革史实，帮助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前两个写作组都未能实现目标，一些写作组成员还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这个愿望只能够由生者承继下来。目前这本书，是第三个写作组的努力成果。 三 2014年12月，杨道远邀约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为前两个写作组中年纪稍轻的成员。杨道远建议重新成立写作组，打算在2016年文革 五十周年之际出书。随后写作组数次开会，确定各成员负责的部分，议定各成员拟出的详细提纲，然后分头去写。 2006年前，写作组成员已经在收集文革资料，访谈文革亲历者；至第 三个写作组成立前夕，已收集到的文革原始资料做成电子文件数百G,在 此基础上编成1964年至1984年的大事记和若干专题的资料长编，整理、编辑并出版了二十多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个人回忆录，为这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基础。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造反派方面的，而文革是造反派、保守派、当权派三方的政治博弈。 写作组在构建本书框架时，就感到保守派和当权派的材料很难搜集到，因而对这两个重要的文革参与群体无法进行比较全面的呈现。在保守派方面，文革中他们的小报、传单本来就比造反派少得多；文革后许多年的接触中间，他们往往心存种种顾忌，拒绝全面讲述自己的经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就对采访者说过“因为涉及到很多干部，所以很多事情不能讲”；1967年六一七武斗死者众多，目击者数千人，作为百万雄师现场总指挥的谢敏华说“没有死一个人”。在当权派方面，虽然出了不少回忆录、文集、传记之类的著作，但讲述文革的真实情况是一大共同忌讳，可资参考的真实材料极少。 再者，文革期间的很多官方文件，不对公众开放；明知武汉图书馆藏有大量文革小报，多方努力不得一见。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搜集保守派、当权派资料和官方文件的努力，没有放弃获得这类资料的任何一次机会。 911 ==========第446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我们所搜集到的造反派方面的资料很多，多到写作组每一个人都不敢说看过了其中应该看的所有资料，更谈不上对每一份资料都作过仔细研究。即使这样，这些资料仍有很多方面的缺失。究其原因，除继续搜集为时间、精力所限外，一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或已作古或丧失思维能力，二是造反派骨干和头头迭经抄家，日记、笔记和相关资料片纸无存。 好在写作组成员除田力为外，都是文革亲历者，还有多位始终关注本书写作的亲历者参与讨论、审读书稿。有鉴于此，在这本书里，武汉文革的脉络应该是清晰、连贯的，重要事件不会有大的遗漏；面对海量的原始资料、互相矛盾的记载，写作组成员自会谨慎地作出判断。 第三个写作组成立的最初阶段就明确： 1.本书采取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视角，遣词行文力求不带褒贬色彩，力求真实地反映武汉文革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的初衷和努力方向。由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资料缺乏，也由于写作组成员造反派的历史身份和现实立场，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很难。如果有读者认为这本书是造反派视角的文革叙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只能自责努力不够。 2.这本书不是“文革史”。所谓“史”，就是史学著作，除“史实”外，还须有“史论”和“史评”。后两者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好的。更重要的是，就史实而言，材料的选取、叙事的详略，写作组内尚且存在争论；如果写史，对文革事件和文革人物进行评论并作出结论，意见就更难统一。因此这本书名为“文革纪实”。如果这本书能够起到相对集中地保留史料和史实、给后人了解和研究武汉文革提供方便的作用，写作组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3.“文革纪实”中的“文革”一词，如果理解为“文革时期”，那么严格地说，所“纪”之“实”除了文革运动之外，还应该包括文革时期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也不是我们的能力、精力所能及的。幸而人们看到书名中的“文革”二字，一般都会理解为“文革运动”，同时为了不使书名累赘，故定下现在的书名。 种种原因使得书稿历经五年才初具规模。一个重要原因是写作组不断地听到各种意见，不断地获得新的资料，从而对已完稿的章节不断地进行修改，正式排版时还在改。 这一本《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未能达到全景式的武汉文革史的高度，是一个遗憾。但这本书还是相对完整地呈现出作为文革基本特点之一的造 912 ==========第447页========== 后记 反派组织的状况，及其在各个时期的诉求与行动策略，所始终面对的内部政治整合困境和外部强大反对力量。武汉造反派在文革十年间的不利处境，是反文革优势力量的策略体现，也更符合全国的一般状况。希望这部“纪实”，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回顾那一段政治和历史。 写作组恳切希望读者对本书进行各方面的批评，为本书的完善提供资料。写作组将在合适的时候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本书的修订版。 因全书九十余万字（包括插图二百二十余幅），篇幅过大，故不附录文献。武汉地区文革重要文献编成目录附在书后，读者可以此目录为线索自行查阅。 写作组成员分工情况如下：引子：徐海亮， 第一章至第七章：杨道远，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田力为，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徐海亮，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余德亨，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三章：杜良怀，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杜先荣，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一章：彭维俊，参考资料：杜先荣，后记：田力为，统稿：余德亨，插图：彭维俊。 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写作组衷心感谢以下人士： 感谢李晓航、许东杰、吴正祥、刘德光无私地提供大量资料；感谢谢敏华、章迪杰等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柳英发、王光照数度阅读全稿并提出极为详尽的意见； 感谢丁家显（原二司头头）、张立国（原新华工头头）、谢邦柱（原新湖大头头)、彭勋（原新湖大头头）、刘玉民（原新华工头头）、曹承义（原新一冶头头）、陈定方（原新华工成员）、张建华（原新华工成员）、杜向东（原红工兵头头）、彭祖龙（原工造总司头头）、谢保安（原武汉 三中二司头头)、徐大胜（原武汉制药厂造反派头头）、向旺明（原武汉 913 ==========第448页==========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三中二司成员)、李江（原武汉三中二司成员）、晏胜利（原武测二司成员)、李家沛（原水院二司成员）、胡卫平（原武汉四中二司成员）、岑颖义（原水院二司成员）、刘汉武（原水运工程学院二司头头）、陈昌雄(原工总成员)、李锋（原新一中革司成员）、孟强伟（福建师大教师）、高伐林（独立撰稿人）等以各种方式提供的帮助； 特别感谢已经逝去的武汉文革系列回忆录中的几位作者：魏绳武、李承弘、吴恒春、方德纾、徐正全、蒋兆庆、顾建棠、吴焱金、彭祖龙。本书引用了他们的鲜活的回忆。希望本书得以流传，他们就将永远活在这本书里。 2020年3月 914 ==========第449页========== ==========第450页========== ==========第451页==========